蒲公英纪事（四）：去远方

有一次，郑洪在开学典礼上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教育’这个词在英语里怎么说吗？”她告诉大家，在拉丁语词源里，前缀“è”有“出”的意思。这个“出”的意思，给教育这个词赋予了明显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让潜质自内而外地焕发出来。“教育不是从外面给一个人加上什么、贴上什么，而是把原来就存在的潜在素质引导出来。”

第二个含义，就是“内在的潜质人人都有”。怎么找到这个潜质呢？郑洪对孩子们说：“在咱们学校，释放自己的潜质不难，途径就是，全面参与到各方面的过程中去……你的内在潜质会在丰富多彩的过程中被自己发现，被别人发现，得到释放，得到唤醒……一定要全面参与，高高兴兴地、兴致勃勃地参与。”

除了夏令营的各种小组、定期及不定期的活动，每个学期，蒲公英中学的日常课后还有30～40个兴趣小组。做兴趣小组，学校是认真的。带兴趣小组的老师有津贴，算下来，一次小组活动的津贴可能比上一堂课还要多。兴趣小组也得签到，受教务考察，做学生满意度调查，也得参评。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小组要张贴广告，告诉全校师生，哪一天会进行成果展示，欢迎大家来观摩。

校长还有一个特殊要求：老师带兴趣小组不能“就便”，数学老师搞个数学提高班，那是不允许的。她对老师们说：“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有什么人生未完成的理想，你就去干那个。”她要把老师新的热情激发出来。于是，出现了计算机老师做再生纸制造，数学老师搞编织，语文老师教乒乓球。

郑洪也犹豫过，学生基础这么差，老师又这么缺，学校还开展这些活动，顾得上吗？真的需要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她也是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每学期，学校规定一个孩子只能参加一个兴趣小组，有的学生为此给郑洪写“条子”：校长，我想报三个组，你能不能和老师说一下，通融通融？“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就知道，这是孩子们兴致勃勃想要做的事。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岁数，他们十几岁，他们需要这个，享受这个。”

享受的价值在哪儿？“每个兴趣小组都是机会。很多孩子可能学习不好，但他们只要在一件事情上做好了，成了老师的小助手，一下子就有了自信，这就是一个转变的机会。你不做这些，怎么给学生机会？教育公平不是空的，公平意味着你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

“机会”这个词解释了我在蒲公英的许多观察。

“机会”并不只存在于让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里。有时候，它就是接纳。2020年底，藏族女孩桑措从阿坝师范大学毕业，成为蒲公英的教师。和段孟宇一样，桑措也完成了她的转身。1997年，她出生在阿坝州的一个村庄，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弟弟。7岁的时候父母离世，年长大哥承担起了抚养弟弟妹妹的重任。不料桑措念到三年级时，大哥在劳动中意外受了重伤，卧病在床。桑措不得不休学在家，承担家务。

2010年初，同族叔叔查卓保来到桑措家做客，他是青海桑坚珠姆女子学校的校长，长期义务招收藏区的孤女来校就读，桑措因此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在桑坚珠姆女子学校，桑措和北京志愿者王聪聪成了好朋友。聪聪带桑措到北京学汉语，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知道了蒲公英中学。桑措想留在北京上学，聪聪的妈妈找到了校长郑洪的联系方式，郑洪听了情况后，就说了一句话：“送过来吧。”

那时候，桑措的汉语尚不流利，学业非常吃力。第一次英语考试，她只考了9分。有一次，桑措又考了年级倒数，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流泪。校长从后门进来，亲吻了桑措的额头，说：“你要继续努力。”桑措说，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吻。

有时候，机会意味着认可。在蒲公英，我常常发现，老师们很擅长从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并且由衷地欣赏。物理老师秦颖是这学期研究型学习项目的总负责人，她告诉我，其实学校很多年前就在做项目式学习，尽可能提供不同的学习方式。多年前，有一个孩子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当时，她组织做“水火箭”比赛，以水为动力，发射矿泉水瓶。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已经午夜了，她发现教室里还亮着灯，一个男孩在埋头研究改进自己的装置。这个男孩在班里成绩排在倒数，可他的动手能力以及他的这股劲头让秦颖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一次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因为要布置考场，老师张忠源组织学生把多余的课桌搬出教室。刚搬了几个，一个平日寡言少语的男生走到他身边悄声说：“老师，我看到学校宣传板上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有雨夹雪，如果把桌子搬出来，遭雨淋而受潮，会影响使用寿命。”张忠源看着这个孩子笑了，没想到他这么细心。男孩看出了老师的惊讶，腼腆地说：“老师，我每天都关心天气，因为我爸爸在建筑工地干活，整天都在室外，天气不好我要提醒爸爸多穿点衣服，免得受凉。”张忠源把这件事写在了他的教师笔记里。他很感慨，这个孩子关心自己的爸爸，同样关心自己的班级，把班级当成了自己的家。他这个班主任都没有想到的事，却让一个孩子想到了。

袁小燕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一个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的小提琴队，过了一段时间，袁小燕才发现他的左手有残疾。原来选学生的时候，这个孩子给手指缠上了胶布，教小提琴的老师没发现。练完一个学期，孩子来找袁小燕，他的手指因为拉琴总是很疼，已经红肿了起来。

其实，老师们私底下早就讨论过，这个孩子的情况很难适应拉琴，但他们害怕打击孩子的积极性，没有和孩子提起过这件事。袁小燕问他：“你还能坚持吗？还想学吗？”孩子说：“我还想学，可是手指总是痛，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袁小燕试探着说服他：“要是实在太痛，可以考虑不学了。你回去好好想想。”

第二天上完课的中午，袁小燕又看见这个孩子背着琴，愉快地从琴房里走出来。他说，他和小提琴老师商量过了，决定继续拉，拉琴的时候就给手指绑上胶布。这种坚持，让袁小燕觉得很震撼。

这一切的机会，背后所有的用心，指向的是哪儿呢？

在学校里和老师们交流，似乎没有人向我提中考，这和学校的对外宣传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拿出成绩来让大家看看，只是因为成绩是一个定量指标，这是一件大家容易认同的事，但是获得这样的升学率，前头的功夫是什么？不是那么容易能说出来的。”郑洪对我说，“分数只是孩子状态变化的表现，是你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在蒲公英，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不叫“差生”，有一个称呼叫“盘旋路”。关于中考，让郑洪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考前的最后一天，一个孩子突然跑回学校，说他要考试。他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学校，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个孩子，在校三年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中考成为他学业最好的那一个点，三年走下来，他终于及格了。

去年，李时来也加入了初三学生的帮扶小组。一个男孩初中三年都在混日子，本来不打算中考了，“反正也考不好”，李时来劝他打起精神：“人生里其实就是几个关键点，中考就是一个。并不是说一定要考出什么样的成绩，但你是否认真对待过它，你获得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一旦你负责任地对待了这件事，未来你就可能找到那种对自己负责的状态，你可以积累很多信心。”

这个孩子很认真地准备了考试。和预料中一样，考试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戏剧性变化，他去读了职校。这样的努力和坚持值得吗？今年开夏令营的时候，男孩回到学校来做志愿者，工作起来特别尽心尽力。他每次看到李时来都是一副高兴得不得了的样子，他说很怀念初中三年的生活。他在职校学了一年烹饪，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未来的出路，想开一家小饭馆。他还对李时来说，如果学校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随时待命。

这些年上课，李时来总在琢磨，给孩子们什么东西，他们未来能够用得上。这些东西是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播种的人可能并不会看到结果。两年前，李时来在志愿者的牵头帮助下组织过一个“人生七十年”的生涯体验活动，183名学生变身成24岁的自己。在活动里，他们创业开公司、做公务员，在大学、医院、建筑院、银行等机构工作……他们还穿上礼服和婚纱，体验结婚生子、为人父母。在这个过程里，有人重新回到学校提升了学历，有人用赚到的钱改善了生活条件，也有人遭遇了战争、伤痛和死亡。最后，大家在烛光里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孩子们后来在感悟里写道：“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听从内心的想法，时间可贵，人不可贪心，对人生要有一些新的目标。”“人生的舞台，没有排练。”“开心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那么就好好开心地过下去吧。”李时来并不知道，这4个小时的模拟人生能给这些初二孩子的心里埋下什么样的种子，但她觉得，只要能让孩子对人生的马拉松有一点感悟，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一点准备，功夫就没白费。

办了16年学校，郑洪现在会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说：“我们要成为国家的栋梁。”总有人觉得她这个说法不实事求是：“这样的学生和栋梁有什么关系，和精英有什么关系？”她反问：“有钱有权才叫国家栋梁吗？我觉得正人君子就是国家栋梁。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孩子能成为正人君子。”

一次，有个美国志愿者告诉郑洪，有一个学生的话震动了他。这个孩子说，“我来蒲公英的时候，想的是怎么做一个好学生，今年我毕业了，想的是怎么做一个好人”。

这是让郑洪最骄傲的事——孩子们心里有善意。有个男孩厌学回家，全班同学自发地每个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回来上学。班长带着这些信上男孩家里，男孩不开门，班长就站在窗户边儿，一封封地念，最后是男孩的爸爸忍不住打开了门。

北京一家民办高中与蒲公英合作，让蒲公英的孩子去念高中，给他们单独开一个班。民办高中的一位老师告诉郑洪，有一天上晚自习，他走到这个班的外面，听到里面有人上课，发现班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正在给自己的同学补习。这位老师说，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郑洪还记得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天天给食堂的师傅帮忙，后来孩子因为家庭变故，出现了心理状态不稳定，只能暂时休学回家。老师们打电话问他的情况，没想到孩子却说：“食堂的师傅现在有人帮忙吗？他们忙不过来怎么办？老师，您和我们班同学说说，让他们去帮帮忙吧。”

在学校感恩室的展示板，我注意到了欧安乐。在一堆大企业、志愿者的环绕下，她显得有些特殊。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她没有考高中，直接进入了职校。她辗转干了好几份工作，现在是一名糕点师，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几年前，她给学校捐了两台烤箱，做了一个食育教室，还来给学生上过烘焙课。

欧安乐告诉我，毕业11年了，她还是经常梦见蒲公英。欧安乐的老家在内蒙古赤峰市，来蒲公英的时候已经14岁了。母亲在她8岁时去了北京，她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不务正业，打架斗殴。欧安乐吃了4年的百家饭。12岁时两个姐姐已经长大离家，妈妈不放心欧安乐在老家，把她接到了北京。

没到北京之前，欧安乐想，北京一定是个特别干净的地方，只有天上飞的东西，不会有老鼠，也不会有蟑螂。妈妈住在大兴鹿圈三村的一个大杂院里，狭长的院子住了很多户人家，妈妈的房子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欧安乐是2007年入学的。那还是学校硬件条件特别艰苦的时期，但这些艰苦的事，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特别暖心”。去上学的时候，她终于感到自己不被另眼相待了。刚来北京，欧安乐去公立学校考过试。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站在一堆阿迪、耐克中间，别人投来的眼光，让她浑身不自在。即使在老家的时候，爸爸品行的问题和她比较差的成绩，也让她一直是个不被待见的孩子。

到蒲公英报到没多久，欧安乐就参加了夏令营。她记得有好多志愿者，外国的，清华、北大的。平时能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很不容易啦，没想到这些人都对她那么好，她觉得开心。她还记得，在学校吃饭的时候，老师教导他们：“你们每个人每天吃的鸡蛋，每个周五吃到的鸡腿，都是别人捐赠的。”安乐想，那可是不能浪费呀。

欧安乐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已经离开学校的周学敏老师，她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老师。开学不久，周老师到欧安乐家做家访，欧安乐给她带路，还一起去过好几个同学家里。细心女孩注意到，这个周老师特别喜欢穿白裙子，可是在学生家，家长请她落座，她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分犹豫和嫌弃。

欧安乐发现，老师也喜欢她。班干部最早是老师指定的，周学敏选了安乐当班长。安乐说自己的优点是铁面无私，纪律管得严，不打小报告，乐观开朗，有眼力见儿。不仅如此，老师还说安乐的妈妈开明。安乐的成绩不好，妈妈到学校开家长会，也不埋怨，只关心学校环境如何，她吃得怎么样，和老师、同学相处得好不好。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评选优秀家长，一个班只有两三个名额，安乐的妈妈被评上了。回家以后，安乐姐姐笑话妈妈：“人家都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好才评上的，你凭什么呀？”妈妈不管，她开心得很。

在学校，安乐觉得自己很能干。有一回，班里有个孩子的父母突然离异了，情绪低落，老师建议那个同学有时间和欧安乐聊聊天：“你看她的父母也离婚了，可她多乐观。”

班里还有个男孩是学校的老大难问题，他和校外的“混混”玩，还曾经拿着铁棍子在校门口斗殴。周学敏对安乐说：“有机会的话，也请你开导开导他。你这样爱笑，或许能感染他。”老师还说，他很聪明，只是聪明没有用在点子上；他也不是个坏孩子，其实特别善良。

欧安乐发现，周老师说得都对。男孩在校外打架是把人往死里揍，可是每次和同学起冲突，绝不下狠手。安乐找这个男孩聊天，他从来不曾摆出过“你有什么资格来教导我”的姿态。老师告诉过安乐，男孩很孝顺母亲。安乐就总是学着老师的办法说：“你要是变成了杀人犯，你妈妈以后怎么办呐？”欧安乐说话的时候，他不应声，也不反驳，只默默地听着。安乐想，不管他听不听得进去，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好心。

好像是半个学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男孩不打架了。欧安乐职高毕业后才又和这个同学有了联系，他在和妈妈一起摆摊卖铁板烧，收入还不错。班里的同学经常去他摊位上买吃的，玩一玩。欧安乐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4年前，他已经结婚生子，二孩都一岁半了。当时欧安乐提醒他：你和我一样没有正式工作，有没有上个保险什么的？他说自己没有，但给孩子们都上了。

从蒲公英毕业以后，安乐进了一家职校。在这家职校里，她才觉察出了自己的变化。在新学校，让她最意外的是同学满口脏话，她特别接受不了，这在蒲公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安乐发现，进蒲公英之前，她挺自卑的。到了职高，尽管班里的同学家庭条件都很好，别人一天的零花钱一两百，自己一周可能也就二十块，但她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喝不起可乐，少喝一点就是了。我问她这种自尊从何而来？安乐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吧。”

后来安乐自学做西点，开始创业。那时候她还在北京，经常带着点心骑半个小时的电动车回学校看老师。有一回，安乐的二姐生了孩子，和她讲到现在养孩子要报舞蹈班、美术班，甚至还有烘焙班。安乐灵机一动：我上学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去教课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学校开个烘焙班呢？那时安乐刚开始创业，赚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她盘算了一下，买烤箱加材料，1000块差不多够了，还是出得起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欧安乐对我讲述的故事在这里出现了转折。她说，其实以前学校有媒体采访过，也有人想采访她，但是她都拒绝了。这一次老师又来问，她不好意思再回绝。她告诉我，原因是，后来回学校的几次志愿活动，她的感受并不好。上烘焙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她的课程被安排在下午，结束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她还需要骑电动车回家。为安全起见，点心放入烤箱以后，她会叮嘱学校老师，等烤好后让孩子们尝尝，然后就先离开了学校。可是，她再来学校时，有几次问孩子们有没有吃到自己做的点心，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点心烤好以后，可能被分给了当天来学校的志愿者。

“我是自学做烘焙的。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教程，我也没有钱去参加昂贵的课程。每次从早到晚地尝试，最后终于成功了，你肯定要尝尝点心的味道。吃到嘴里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特别伟大。”安乐说，“我到学校去开一门课，不是单纯想表现自己回馈了学校，我是真的希望有那么几个孩子会为此喜欢上烘焙，觉得初中毕业后，哪怕上不了高中，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如果这个过程不能有始有终，事情是不是变味了呢？”

安乐还提到，最后一次回学校是参加夏令营。她也开了一个烘焙课堂，因为参加课程的人数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提前和学校申请，给她几名志愿者打下手。可是真的到了上课的时候，一连几天，志愿者神龙不见首尾，几乎是两个来上课的孩子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安乐那几天累得直不起腰，但她更心疼孩子。她告诉我，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她有些愤怒，也很伤心。她感到学校没有管理好志愿者，真正愿意投身志愿服务的人，被辜负了。

“我还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些志愿者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我们班有个小女孩，性格比较中性，不喜欢穿裙子，不喜欢留长头发，我们班同学都笑话她，可志愿者会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应该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受到嘲笑。穿裙子并不是女孩的标准。还有一次，一个美国来的华裔男孩和大家聊天，我们都觉得人家光鲜亮丽，很羡慕，可是他对我们掏心窝地说，他并不是一直都过得很好，小时候他也吃过很多苦，所以走到今天才会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欧安乐说，“这是我理解的志愿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像一些人，给每个学生买一杯奶茶，就好像做了贡献。”

欧安乐的“吐槽”，让我很感动。

给初一年级第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蔺熠给孩子讲了《论语·子罕》里的一句话：“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句话的背后，他心里想的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蔺熠告诉我，在蒲公英，老师们之间也经常会讨论：怎么理解“教育改变命运”，教育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蔺熠读历史。他想，古人考功名，学圣贤知识，并不只为了“阶层跃升”，而是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大时代的进程之中，潮起潮落，个人何其渺小。苏轼进士及第的时候，未曾想过会被贬黄州，又被贬惠州、儋州，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不可被取代的，”蔺熠和我分享了他的想法，“‘知者不惑’，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给人智慧——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中如何自处的智慧。”

志愿者赵莎在蒲公英中学服务了多年，很关心学校就读的藏族孩子，一直追随他们的成长。她有一种感受，人生命运里有很多际遇是教育无法左右的，而受到教育的价值有时可能又无法体现在当下。

有一个藏族女孩从蒲公英毕业的时候非常想去读幼师。但是她户口本上登记的年龄是错误的，根据这个年龄，她已经超过了幼师招生的年龄。后来她去成都当了一个演员，表演藏戏。赵莎经常和她联系。让赵莎觉得欣慰的是，尽管没有如愿，她还是很积极地在生活，并没有一蹶不振，没有过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

另一个藏族女孩顺利地在北京读了幼师。她功课不错，又努力，在班里从最后几名追到了前三名。幼师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在北京青少年宫幼儿园找到了实习，而且还有机会可能留下来工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女孩决定回老家结婚。赵莎一开始很不理解，但她还是选择了尊重。赵莎告诉我，藏族家庭有一个传统，家里的长子在父母老去以后有照顾整个家族的使命，是不可以离开老家的。这个女孩的恋人就是家里的长子。女孩对赵莎说：“我嫁给一个长子，那么我一辈子都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我是不可能到北京工作的。”

赵莎后来想，从人性的角度讲，这个女孩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她选择为家庭牺牲自我，你不能不说，这个女性是很伟大的。在一个传统的牧民家庭里，她如果真的能够用一己之力把弟弟妹妹抚养起来，你未尝不能说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赵莎说，“我们在蒲公英给她的教育是白费了吗？有一种说法：一个女孩子受到教育，就等于教育了三代人。所以，我相信她接受的教育一定不是白费的，她也一定会让这个家里的孩子都去接受教育。”

在蒲公英采访的时候，我得知学校刚刚有一名叫热沙卓玛的毕业生考进了UWC常熟分校。热沙卓玛让我觉得很特殊。她在初中时候的成绩并不好。蒲公英毕业后，她去上海，在嘉和基金的帮助下接受了两年的西点师职业培训，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成为一名在大厦顶层工作的糕点师。

赵莎知道有一些藏族孩子其实很想考UWC，但他们的基础比一般的蒲公英学生更弱，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但是赵莎还是会鼓励他们有机会试一试。8月底的时候，赵莎看到UWC常熟校区的招生还没有结束，就随手发到了藏族学生的群里面：“你们谁想考，可以考虑考虑。”没想到，马上有一条信息蹦出来：我想去。

赵莎也没有想到，说话的人会是热沙卓玛。热沙卓玛在蒲公英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孩子。她只记得，这个学生英语成绩好，喜欢唱英语歌。

赵莎告诉我，热沙卓玛在酒店的工作其实挺不错的：酒店是五星级，她在工作中的人缘很好，也被看重。同一批进酒店的人，很多人只能在后厨，但热沙卓玛因为英语好可以到前厅和客人打交道。

当时，UWC申请、考核实际已经截止了，但因为一些原因，又延长了一个月。热沙卓玛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从宿舍坐一个半小时的班车到酒店。工作结束以后，晚上6：30坐班车返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8点左右了。这个时候，她才开始学习备考，准备申请材料。热沙卓玛告诉我，这一个月来，赵莎总是在给她发各种各样的参考资料。有时候，凌晨过后她睡下来，早上起来，发现手机上还传来了新的材料。

热沙卓玛经过二轮电话面试，一轮校园面试。录取前，学校担心她不能够适应课业节奏，让她去常熟参观试听了一次课程。最终发正式录取通知前，UWC还打电话与热沙卓玛确认。学校告诉她，上UWC并不能够确保她考上大学，问她是否要再考虑一下。

热沙卓玛考UWC，家里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在很多人看来，五星级酒店的一份工作，意味着她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已经有了立足之地，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热沙卓玛告诉我，其实她并不知道念完两年书之后，自己会有什么具体的收获。她所清楚的是，在酒店的工作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愿意为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冒一下险。“就算从UWC毕业以后，考不上大学，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这两年经历也会很珍贵。”热沙卓玛说，“我和妈妈说了，赚钱的事情，只要你努力就一定可以赚到，还是做热爱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电话联系热沙卓玛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在UWC的生活。她告诉我，刚开学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学业的难度太大，她曾经一度很怀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后来她找学校的顾问谈了自己的困难，老师们正在帮助她补课，她已经从情绪的低谷里走出来了一些。后来，赵莎告诉我，其实热沙卓玛心里还有点负担，担心自己辜负了赵莎的期望。赵莎和她讲：大胆往前走，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想法。大不了，再回来当糕点师。

热沙卓玛的勇气特别让我触动。后来我想，这种热情和勇气，在热爱做西点的欧安乐身上也有。在从哈佛回到蒲公英的段孟宇身上一样存在。

2011年，从蒲公英毕业时，小孟宇曾经在求学路上有过短暂的迷茫。2018年，她从路德学院毕业时也遭遇了一次抉择。她的内心里很想继续求学，但是担心经济上的负担，非常犹豫。毕业以后她一度到波士顿一家教育创意公司工作。但是她发现这家公司的技术并没有创新，在宣传的时候又一味吹嘘。她还是决定把工作辞去，一面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一面申请研究生。虽然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孟宇的心里是很矛盾的，她需要养活自己，也想要回馈父母，对未来研究生的方向也还没有十分笃定。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就是正确的。

孟宇说，2019年的一天，她在波士顿图书馆学习，收到了校长郑洪发来的一条长长的信息。郑洪说，理解她在现实中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在思想和感情中面临冲突与困惑。“凡事总是有得有失的，生活总是喜怒哀乐的，成长总是要选择和决策的。”郑洪鼓励她继续求学，拥抱未知，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孟宇说，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她在图书馆泪流满面。

今年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孟宇没有再次遭遇迷茫。在哈佛教育学院，她慢慢明确了自己要做的事。她学习的方向是教育政策。她意识到，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决定研究生毕业后，先亲身体验理解一线教师的工作，再申请博士学位。孟宇的一位好朋友在国内一所国际学校就职，那边很欢迎孟宇去当老师。国际学校的优势很明显：收入高，做实习老师期间有专人指导。但是孟宇还是谢绝了邀请。因为她意识到，她最终想做的是弱势群体的教育帮扶。国际学校服务的政策，沟通的人群，使得制订教育计划的方式会完全不同。

我曾经试图为这种热情和勇气的来源寻找到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后来，我发现，内心的火苗何时因何燃起，当事者也并不明了。但后来，结束在蒲公英的采访的时候，我又觉得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还记得在美术教室里，裴广蕊老师和我说起，她因为图书馆、美术教师和叶蕾蕾老师留在蒲公英。裴广蕊在西安美院学习的时候，她发现，每年寒假回家，她都会迸发巨大的创作热情，她觉得和自己的生命与经历息息相关的东西才最能够调动情感，激发艺术表达。

于是，裴广蕊带学生画父母的手，让他们从老家带回不同颜色质地的泥土，一起制作作品。学校所在的寿保庄村、老三余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她带学生进村子里去写意。学生的画纸上什么都有，冬储的白菜、电动自行车、木质的门框、水果摊、破扫帚……等到老校区附近很多房子被拆除了，她又带他们去描绘拆迁现场。疫情上网课，裴广蕊就让孩子们画自己家里的厨房。

“城中村是多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破破烂烂的地方会有岁月的痕迹。”裴广蕊和我感慨地说，“疫情的时候，看学生画的厨房，我就假想，我要有一个翅膀，我能飞到他们家里边去给每个人指点，他们绝对能画出非常棒的作品。”

在学校十多年，裴广蕊带着学生跑过无数展览。怀胎八月的时候，裴广蕊带着学生挤公交车去看展。她说她的老家河北，高中的时候，她和父亲说想去北京看展览。父亲说：“我还想去呢！”在西安美院上学的时候，有同学坐火车去上海看展，让她羡慕极了。“我其实觉得，我对艺术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追求。我就是喜欢。只要是和美术相关，我觉得这个资源好，我怎么也要把它抓住。”

2016年，李时来到蒲公英来面试。那时候，她是北京一家国家级期刊编辑部的责任编辑。蒲公英旧校园的环境，和她的办公室相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收入自然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李时来心里说，就是这里了。她从小就想当老师。上师范大学的时候，她参加了学校公益社团，2008年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过支教。那次支教让她深深感受到了帮助他人所能获得的自我价值感。

但最打动李时来的是，当时接待她的王瀚宇老师带着她——一个初面试者——参观了校园，仔仔细细给她讲学校的故事。她觉得一位普通的老师竟对这个学校的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感情和自豪，这是多么有爱的一个地方。李时来说，她永远忘不掉那一幕——那是一个北京春天阳光灿烂的午后，听着王老师的介绍，她望向操场，一队学生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打着太极拳。李时来觉得，她好像突然进入了理想国，她想：“啊，这就是我要去奋斗的地方。”

（应采访对象要求，赵莎为化名） 蒲公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