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职校的故事（上）

大方家胡同在北京二环里，南北分别由金宝街和朝阳门内大街夹在腹中，不远处有著名的史家小学和北京二中，这个地儿在北京，是十足的“城里”。2005年，北京百年职校最早就办在这个胡同。办学那个小楼属于《北京日报》，报社不久前搬去新址，旧楼正打算出租，百年职校是公益办学，报社就以很低的价格将楼租给它。小楼3层，6个大房间，分别给3个班作常用教室，另外再设电脑室、图书室和会议室各一间，另有几个小房间就用作实验室，这几乎就是学校的全部。

学校创办人姚莉很喜欢这个地址，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地段，她希望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能有机会到城里上学。

百年职校1期学生王林第一次去察看这所免费学校是真是假时，撞见的还是学校装修时的大工地，连块牌子都没有。当时王林19岁，初中毕业，已经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流转打工两年，那段时间，他正好流转到大方家胡同附近。没有逗留，他立刻就在心里给学校判了“假”，回去路上给他妈妈打电话，埋怨她听来的这个“全免费学校”根本不像个学校，而是北京常见的胡同小院儿。

王林妈妈是从电台节目《人生热线》听说的百年职校，最吸引她的是“免费”两个字。但同时，也是因为“免费”，很多人听说后都不信。第一年招生，除了在几个报纸上登广告，还有不少志愿者，去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和废品收购站宣传学校，散发招生通知，卖菜的、收废品的一听说“免费”，都挺狐疑。“不收学费？那孩子进去还有自由吗？”

2005年算第一年，百年职校最终招生84人，这大概也是学校这几间教室能够承载的最多人数。学生们分到3个专业——电工、空调维修和管家服务，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紧缺岗位。姚莉关注到这些，与她从事的行业有关。1996年，她从中国包装纸张进出口公司离职后，创办“银达物业”，算得上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先行者。从事该行业10年，她最大的感触是，物业需要专业培训，需要高级技工，她创办百年职校的初衷之一，也正是培养合格的技能型毕业生。

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去判断，百年职校的第一届学生中，能够达到初中毕业生水平的只有27人，那些在家乡上学的孩子成绩还好一些，跟着父母在北京到处打工、转学的学生，基础尤其差，最直观的判断依据是，这类孩子的英语成绩基本是0分。

20年前，北京的确有不少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半可以学到初中毕业，但再往上，因为没有中考资格，他们往往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学习基础差体现在多方面，有的数学只能得零分，有的拼音都要从头学起，有的学生跟着四处打工的父母，不断更换学校，称不上受过正规教育，连课后布置的作业要完成这样基本的意识都没有。姚莉说，最初学校里准备一顿免费的午餐，也有“留住学生”的意图在。百年职校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学生群体。

姚莉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让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接受非常好的教育。所以她找来志愿授课的老师，大都是领域内的专家，来做公益讲座的，多半也是成功人士。比如，证券公司董事长、摩托罗拉总裁，还有大学教授与社会名人，他们出现在学生面前，不自觉地，总在鼓励学生去发现世界的精彩。第1期学生，着实见了一些世面。姚莉能感觉到，学生们的眼睛都亮了，很明显地变自信了，也愿意谈谈自己的理想。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想当演员、主持人。

孩子们的主持人梦，其中一个灵感来源是赵颖。赵颖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百年职校讲语言沟通课。他爱好中式打扮，光行头就有20多套，播音腔，声音洪亮悦耳，很有一股主持人范儿，这么一个形象往讲台上一站，对学生来说是种刺激——电台主持人站到了眼跟前儿。有一个湖南来的学生叫胡音歌，大眼睛，圆头圆脸，快人快语，第一节课下课就问赵颖“我能不能当主持人”，这位初次当老师的主持人回答说：“我争取一定把你们培养成主持人。”赵颖说，他没想到自己的自然流露，在孩子心中播下种子，真有不少人在心里做起主持人梦。

百年职校最初是两年制，到2006年，第1期学生就得去实习了，出人意料，头一个礼拜，就跑掉7个学生。其中一个实习单位是个餐厅，去了3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还带头罢工，理由是“餐厅剥削我们”，这是他们从法律课上学到的词儿。他们刚实习，首先要传菜，这是餐饮服务行业入行必经的一条路，因为传菜过程能快速学习餐厅菜品，也最辛苦，一天下来脚就肿了。学生们在学校，感受到的是爱与关怀，谈梦想与未来，身心都没有吃苦的准备。

没跑掉的学生返校后，也抱怨太辛苦。有一个学生去的是物业公司，回来说啥也没干，“光挖沟了”。去餐厅的学生则抱怨，啥也没干，“光打苍蝇了”。还有学生回来后指点江山，说他实习那个餐厅“经营有问题”。

姚莉自己最初也曾希望毕业生能有很大出息。包括志愿来讲课的老师，都下意识地抱有这样的期待：要激发学生的远大理想。“毕业出去至少是要当领班的”，并且可以“很快晋升为主管”，姚莉还对当时国贸饭店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说过这样的话：“您看我们这些学生，实习一年期满就可以从领班做起了吧？您估计他们三年内能当上主管吗？”

那是理想主义者碰到的第一个困境。这些办学者付出精力与情感，的确很像家长，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同时，当然也对孩子们抱有极大的期待，几乎忘记这群孩子的学习基础与家庭基础。逃跑的孩子们让他们意识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未必是真理，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未必立刻就能懂得所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实习生逃跑事件后，学校立刻调转船头，开始在课程里增加劳动课。比如每周安排几个小时去“打扫车库”。打扫卫生这件小事，在百年职校逐渐成为一件大事。

自打北京百年职校办出名气，找姚莉希望她把学校复制到当地的省市有不少，由于它的公益性质，各地学校大都采用合作办学模式。例如郑州，就是与河南省团校合作，校长、全职老师以及校舍都是来自该团校。

第一天去郑州学校，我看到教学楼走廊里几位学生在擦地，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擦，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在擦地的年轻人身边堂皇走过去，“这太不好意思了”。再看学生，轻松愉悦，还抬头跟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往这边走就是。”仿佛对外来者的大惊小怪习以为常。宿舍上下铺，被子叠成豆腐块，在我印象里，年轻人的宿舍，只有军训期间才会短暂地保持这种面貌。打开衣柜门，一应物件也收纳得当，整齐得像是书架上的书——他们做的可不只是表面功夫。

整洁有序是具备视觉冲击力的，它能第一时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百年职校参观者对此有共同感受，这往往也是毕业生们到了用人单位后获得的第一个好评。2017年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的马巫打，毕业后去了北京的“水立方”当救生员，很快，他所在的员工宿舍就收到一条令人喜忧参半的消息：表扬该宿舍的卫生新气象——以后所有员工宿舍的内务水准向小马看齐！

成都百年职校办起来的契机是救助地震灾区的孩子，它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复制品，随后郑州、武汉、丽江等地先后办起百年职校。“复制”学校，首先就要培训专职老师，而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蹲下来擦马桶”。余忠茂，大家都叫他老余，曾到湖北省武汉、广东省梅州和贵州省雷山以及非洲的安哥拉协助办学。其中一回培训专职团队，那位校长诚恳地告诉老余说：“我这辈子就没擦过马桶。”但不做不行，因为百年职校最讲究老师“以身作则”，跪在地上擦地，只有老师熟练为之并视之为日常，学生才能从心底里接受这个俯下身子做事的观念，换言之，“不会擦马桶的不是好校长”。老余说，通常，如果学校办得不太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教师团队难带，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是体制内员工，“又没多拿一分钱”。现在让习惯于某种模式的老师突然去做体力活，从心理层面就是巨大的挑战。

老余自己也曾是“体制内”，他2009年到北京百年职校时，刚从湖北省一个领导岗位上退休，跑到北京这样一所新学校当志愿者。起初也花了他3个月时间适应这种得坐公交车上下班、中午没有午睡的作息。但学生们都才十六七岁，方法得当，他们过去的陋习就可以得到改变。

随后，老余在学校里重点优化了“积分制”，用来整肃学生的行为规范。老余说，有不少学生刚来学校时，往地上一坐，往墙上一靠，就是不会坐在椅子上，不会冲马桶，不肯洗澡，东西乱丢。改掉这些习惯对这些孩子们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孩子们融入城市生活。

学生们入学，前半个月是入学教育，其中重头就是清洁卫生培训。开学后，每位学生都有清洁岗位，分任务，贴岗位职责标签，每天3次（后来改为2次），每次都有专门学生检查，是扣分还是加分，每晚又有学生统计。每隔3个月，积分清零，之前要表彰一次。而这些积分，还有实际用处。百年职校免学费，学习用品、校服乃至个人电脑，学校都会想办法发给学生，唯独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只在开学初发一次。学校就成立一个小卖部，出售这些，学生可以用积分兑换。

最早，为了训练学生，学校还教过一阵“拖地舞”。那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拖地不是弓着背，而是挺直腰杆，有韵律有节奏地推进，到了拐角要走一个漂亮的弧线。这种形式主义的好处是，学生意识到清洁是种艺术，生活的艺术。日本人所谓的收纳力，怎么叠卷衣服、怎么做卫生、怎么收拾一个房间，呈现出来的干净与美好，最终也是提升生活品质。

北京有个创新高中叫“探月学院”，它力求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百年职校的校训则是“教育照亮人生，技能立足社会”，两所学校乍看没有共同点，甚至无论从生源还是培养目标，都是一条坐标轴的两端。探月学院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艺术修养，去向也多半是一流大学，而百年职校的目标，首先是学生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活下来——套用探月学院的口号，培养的是“独立有用的个体，幸福普通的市民”。有意思的是，探月学院招宿舍管理员，最后男女宿管都是百年职校毕业生。二人把在百年职校学到的扫除与收纳规范，应用到了探月的学生身上。

这两位毕业生，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都比较熟悉。他密切关注这两位学生，二人的成长轨迹促使他思考，或许到最后，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劳动的态度，就是人生的态度”。

去当探月学院男生宿舍管理员的同学叫朱景林，文博叫他老朱，“老朱婉拒你们的采访，理由是，他这段时间需要闭关思考”。文博说，包括婉拒记者采访，都说明，朱景林不是典型的百年职校的学生。

所谓“典型的百年职校学生”，是王林（2005年入学，北京），或者胡波和丁聪霜（2006年入学，北京），或焦建致（2014年入学，北京）或者马巫打（2017年入学，成都），他们的共同点是，抓住一个机会勤勤恳恳，先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支持家庭，做出贡献，这是一种踏实而向上的人生。而朱景林，他本来是电工班的学生，职校二年级时，因为接触烹饪选修，被它吸引，转而想当厨师，没想到还挺有天分。第二年，他在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的米其林餐厅应聘成功，按照这条路去走，他也是“典型学生”，在有明确发展方向的道路上获得一席之地。

可没想到，朱景林还会第二次改变主意：他打算放弃米其林餐厅的岗位，去探月学院当宿舍管理员，这个消息一传到学校负责就业的老师耳中，第一反应是明确反对。米其林餐厅厨师和宿舍管理员，显然前者更有发展空间。但是朱景林非常坚定，他说，他不会永远当一个宿管员，但他想通过这个方式了解现在中国最创新的高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上什么样的课程。他试图寻找一些他自己心里也暂未明确的东西。

像朱景林这样的学生，实际也有不少。郑州百年职校幼儿教育专业比较出名，“典型”学生是赵艺敏，也是因为做卫生极出色，得以留在河南省数一数二的幼儿园工作。但同样是这个专业的另一位同学，实习所在的一家国际幼儿园对她评价非常高，可没多久，她自己跑去一个专业摄影机构当学徒。

尽管多数学生受益于学校非常具体且落到实处的就业指导，仍有学生，需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老师们也慢慢放手，也逐渐避免反复谈及这些毕业生里所谓的“成功典型”。

不是所有学生都是一个样式，就像百年职校并不适合所有学生。有个学生叫郑志育，父亲因工伤去世，由母亲一人带大。在学校时这孩子就特别散漫，想学好，但自制力差，没少因为违反纪律受批评，但也坚持了一年多，坚持到实习，终于跑了，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可就是这个孩子，过后又一边打工一边找了个职业学校上学，后来还打电话给老师，说自己在班里还当上班干部了，当的是——纪律委员，电话里，他说，“就是从百年职校学来的”。

有朱景林、郑志育这样“旁逸斜出”的毕业生，或许说明一件事：学校教不了全部，教授学生一项技能，远不如种下一颗种子。学生学到人生态度，比学到一项技能更重要。

“假如这一年的新生里没有数学零分的孩子，倒是桩新鲜事。”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描述了百年职校学生另一个共同点：顽皮且学习基础差。其原因很容易总结。他们要么总跟着打工的父母辗转，有的一学年要换上两三所学校；有的来自大山深处，那儿的学校教学质量本就很差。有的初中没毕业就混迹在街上，未必认可“上学的必要性”；有的是留守儿童，学习基础相对好一些的同时，对父母有较大的怨言，这种情绪会反映到学习态度上。

2014年入学的焦建致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既在北京上过几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又回乡留守过，离家出走后，还在街上混过。

小焦是河北涿州人，在北京读完初一，被父母以升学为由扭送回老家后，留了几级，硬让他从小学五年级重新读起。回到涿州，小焦跟他大伯一家住。每天早上，他大娘给他5块钱，吃顿包子。中午回家，几乎顿顿是汤圆。因为大爷大娘开了家小卖部，汤圆在冰柜里囤积，卖不掉就自己吃，如果不是汤圆，就是白面条——倒不是大爷大娘虐待他，而是他们自己成天也吃这个，除非他们的儿子回家，能改善一顿。这样吃了约有半年，“日子太难熬了”。

出走前一天，也确实有导火索。那天他大伯正要揍他，“原因真想不起来了”，但“待会儿就给你捆上打你一顿”这句话记得清楚。当时小焦的舅舅正去看望，人还没走，给孩子求情说：“我还在这呢。”他大伯说：“你在咋了，他爸在我都打。”

第二天，小焦从小卖部抽屉里偷偷拿了20块钱，跑了。

先坐公交车到隔壁桃园镇，镇上有趟公交车，能直接开到北京。这趟公交车，可以刷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那张卡还是他当时被扭送回河北时带回去的，卡里存有100多块钱。到了北京房山，小焦转念一想，不能回家去，一旦回家，下场将与半年前一样，抗议，无果，然后扭送回河北，重新过上每天中午吃汤圆的日子。他就没走，找了个网吧待了下来。不是普普通通的网吧，是旁边就有肯德基的网吧，因为他身上没钱，在肯德基可以拣别人吃剩的东西，甚至晚上还能在那儿过夜，店员不会有任何意见。

一周后，撞见个熟人，那个人跟他爸妈租住在同一个院子。第二天，警察就找过来，给他带回了家。回家后，爸妈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有妈妈指责过一句“你闯了大祸”。失踪一个礼拜后，小焦得以重新留在北京，新的初中叫京廖学校，位于房山区良乡镇。在这里，小焦遇到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张老师。

张老师教数学，其他什么科目也都教一点，在小焦心中，张老师就是那个助他“改变命运”的人。他给班上13位同学买了车票，带大家去参观百年职校。张老师游说同学们时说，百年职校一是免费，二是它不看学习成绩，只看学习态度。他告诉同学们，大家毕业后出去，也没别的办法，顶多跟着他们的爸爸干苦力活，不如跟他去看看这所学校。

在那之前，小焦同桌，一位女同学，有一天突然告诉他说不准备念了，要回家结婚。同桌把手机里的短信展示给他看，说：“你看，我男朋友对我多好，我要回安徽跟他结婚。”小焦当时非常吃惊，他隐隐觉得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很奇妙”。同桌很快就辍学了，事实上，即便才16岁，他也观察总结，他们这所初中的学生人数，总是越来越少。他们班上最后共13名同学，初二有20多人，一年级则是两个班，加起来有70人。而他们班去参观后，最后真正听进去张老师的话去参加入学考试的只有3人。

其中两人被录取，没录取的那位同学，语文考卷的作文部分一个字都没写。小焦分析，这或许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表现。小焦从来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他在“百年”入学考试中，数学只考了16分。但他把张老师说的“学习态度好”这几个字听了进去，面试中，老老实实地按要求“拧了几个螺丝”。入学前，聪明的焦建致已经领会到，这是所需要他踏踏实实的学校。

数学16分，还不是最差的。有些学生读一个学生手册都读不下来，对英语一窍不通的更是大有人在。抽烟、奇装异服、不受管教，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小焦头脑灵光，也能静下心来学。有的学生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甚至从来没做过作业。1期学生刘辉来最初是妈妈带着去报名，看上去“很想上学”，但开学第一天，就在姚莉眼皮底下“抓耳挠腮，不停乱动”。姚莉让他站起来读学生手册，发现他很多字根本不认识。这个孩子，入学考试，数学4分，英语0分，语文20分。

刘辉来也是典型的农民工子弟，从小跟父母在城里打工，四处辗转上学，从城里到老家，在同一个学校待不到两年，受的教育零散且随意。比如老师问他为何不交作业，他就说：“我从来没做过作业。”学校只好加大力度，专门帮刘辉来补习，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王林，就当过刘辉来的补习老师。

王林显然是另一种情形，他或许就是姚莉办学伊始想象中那种学生，因贫辍学，一旦重新获得学习机会，就如饥似渴。按照王林的中考成绩，他能考上他家乡的重点高中，只是他妈妈罹患乳腺癌并、举债治病后，王林主动提出辍学，跟着爸爸到北京的工地上打工，最开始到北京，身上还背着课本。后来他到朝阳门内小街那一带上工，经常能看到北京二中的学生，上学下学的时候看到他们，“觉得能在北京上学真特别好”。所以王林到了百年职校，自己就会主动去学。但他的许多同学，在学习动力和学习习惯上，需要依赖外界的帮助。

从学生人数来看，每届不到100人，百年职校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小的学校。一些课程设计往往可以做到严丝合缝地适配学生需求，比如，数学课，工程维修班学起来以函数为主；而对管家服务班的学生，重点放在应用计算上。

语文课干脆不按传统来，而是拆分为国学、语言沟通和应用文写作三门。应用文写作，就讲如何写“请假条”、数字大小写，如何写“停水通知”。同时也讲“通知”张贴在哪儿最合适。而这样教学来自一场“血的教训”。有一回有个大楼停水，就是“百年”学生写的通知，但是贴的位置不醒目，结果当晚有人在家里杀鸡，发现停水无法收拾血淋淋的现场后，怒气冲冲地跑到物业投诉。

百年职校是“全员教学”，老余也上过应用文写作课。他比较得意的一次教学是“策划书”。临近新年，老余布置做元旦晚会策划书，并宣称以小组为单位，哪个小组的作业好，就让他们主办这个晚会。几个策划书交上来，老余一看，心中有数，但还是让每个组上台演示并投票，票选胜出者与他心中的最佳是一致的。

语言沟通课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用意是提升学生自信心。北京的学校，一直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赵颖在讲这门课。国学课则给学生讲人生大道理——人生大道理，学生能听得进去吗？直到2期学生丁聪霜谈起，我才意识到，几乎每位毕业生都提到说“国学课收获最大”，他们会动情地说“想念刘老师”，“刘老师几年前去世了，要不你就可以采访他，并且肯定会喜欢他”。

刘老师叫刘方成，他曾将一所中学的语文高考成绩带到全区第一，后来又做成人教育，教学方法多样。原来他给姚莉物业公司的保安讲语文课，很受欢迎。他到百年职校后，除了上课，也经常参加教学会，会上听到哪位同学犯个什么错，他就从知识里搜罗一个应景的道理，用讲故事的方法输出给同学。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是，毕业生们有的离校多年，到今天张口还能背“仁、义、礼、智、信、温、良”……今天还在实践国学课学到的几项人生哲学。刘老师曾让学生们回家去给父母洗脚，就是因为察觉到很多学生与父母缺乏沟通，不理解父母的辛苦，特别是留守儿童，多少有种被遗弃的感受。

同时，一些课程也具有实验色彩。比如，学校从一开始就非常看重学生的艺术修养，不希望孩子们毕业了除了走上工作岗位，其他什么兴趣都没，比如只懂修空调，生活过得很枯燥。但艺术课同样要适配学生。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答应义务授课，最早他的教学计划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大纲洋洋洒洒、充满激情。他后来看学生们入学时写的《我的故事》，再看他们的档案，就意识到，古典音乐恰恰不适合，不如改教民歌，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也有少数民族，民歌最能让他们产生共鸣。

光是欣赏不够，学校很快成立合唱团，这是受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之启发。姚莉说，这是全校师生必看电影，她的本意是希望老师去了解，好老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用不同的方法去激发孩子”。但她发现，很多学生也是流着泪看完电影，深感音乐的力量。她不知道的是，有些学生毕业多年，最怀念的就是合唱团。

丁聪霜就是其中之一。她是2期学生，2008年毕业，那一年正赶上金融危机，工作普遍难找。她去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面试，听老板说，公司并不太需要人，学校唐老师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于是给了“百年”学生一个工作机会。那位老师叫唐欣欣，当过班主任，也负责毕业生的实习工作安排。这家事务所是百年职校的志愿合作单位，过去几年都在义务为它做审计。唐老师听我提起这事，对自己给学生的帮助不以为意，说“那或许就是老板的智慧”。不管是老板的智慧，还是学校的教育使然，丁聪霜在这家公司兢兢业业十多年，现在已经晋升为事务所合伙人。

丁聪霜在合唱团担任女高音，跟着合唱团表演过不少次，参加慈善晚会，或音乐比赛，因此去过一些高级酒店，“我们农民工的孩子，哪来这种机会”。但印象更深的是站在舞台上表演，“站在台上，看到这么多美好，看到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光，会觉得，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我以后要自信一点”。

她告诉我说，她到事务所那年刚满18岁，这个工作机会对她来说有难度，因为这是个跟数字打交道的公司，虽说是从前台做起，可报表上全是数据，她内心忐忑。认为自己本来数学就差，但心里反而因此有股劲，不能掉链子，不能给学校丢脸。

工作到第二年，她犯了她自认为的第一个错，与业务与关。一位级别比较高的项目经理，做的审计报告被客户退回来好几次，她在办公室里调侃了对方一句，“你行不行啊！”那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丁聪霜说，她当时并没有察觉有误，因为自觉跟他已经比较熟悉。直到第二天，她听到另一位同事也在用这句话调侃对方，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逾矩了。事实上，那位经理并没有在意，但她却把这件事记到现在，认为自己应该“谨言慎行”，“说什么话，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尤其是公共场合，是要考虑会给对方带去什么影响”。

她回想起，有一回刘老师讲什么是“好学”，讲的是《论语》里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讲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这句“不贰过”，在丁聪霜理解中就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孔子又说“每日三省吾身”，那天之后，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当天发生的大小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直到第五年，她犯了第二次错，仍是与同事交谈中的无心之失。这两件事她记到了现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丁聪霜在学校所学甚至与技能无关，她念念不忘的是艺术体验和人生哲理中的“生活教育”。（未完待续） 姚莉百年职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