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的社会性去哪儿了？

从外滩沿着黄浦江而下，到达老上海的十六铺码头。站在这里隔着江望去是最繁华的陆家嘴，往浦西，一条马路之隔是另一个金融地标——外滩金融中心，复星艺术中心就坐落其间。夜幕降临，艺术中心的观景平台上会亮起300个数字，由300个LED灯管和数字计数器制作而成，这是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的标志性符号。2016年，复星艺术中心建成，馆方邀请宫岛为中心做一件有公共艺术性质的作品，于是，这件被称为《数字空中花园》的作品诞生，并一直在夜晚闪耀在这个天台上。

将其定义为公共艺术，复星艺术中心主席王津元告诉本刊，一方面是因为天台是个半开放的公共空间，所有人都能在此驻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作品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某种程度上说，呈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公共艺术，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公共艺术是跟人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发生的，是容易接触到的艺术。”王津元说，她所指的与公众的互动关系，是在这些LED数字灯设计之初，已由300位上海市民“认领”，将他们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给每一个数字灯赋予独特的个人叙事。

《数字空中花园》是艺术中心最早示人的公共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永久的展示，在天台上待了5年，还将延续更久。今年是复星艺术中心成立5周年，王津元将其定义为“公共艺术年”。在她看来，公共艺术之所以成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公众之间的连接。她对公共的理解是跳出艺术圈的，她认为如今的艺术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呈现，而不只是局限在小圈层中。

艺术家宫岛达男很看中“适合环境的作品”和“适合作品的环境”，他最广为人知的公共艺术项目就是此前东京六本木之丘的《计数器空间》。六本木是日本精英文化的核心地带，各类人群交汇的中心，这种区位与外滩一带非常相似，在这两座高速运转的城市，数字计数在向行色匆匆的人们询问着时间与生命的去向。

今年6月，“安藤忠雄：挑战”展览结束，这是今年复星艺术中心的一次有话题性的展览。展览呈现了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建筑模型、手稿、影像、雕塑等作品和文献，从专业角度值得细看，同时这也是一场成功的商业性展览。3个月的展期中，参观人次达到20万，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为什么安藤忠雄展能如此受欢迎？王津元认为，抛开运营层面来看，是因为安藤忠雄作为一位知名建筑师所展现出的人生：“每个人人生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即便不懂建筑，但他看得懂人生，看得懂安藤在建筑作品之外的魅力。”这是艺术吸引大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可以跳出艺术这个小圈子走向公众的关键，因此，这个展览尝试打破了专业与公众之间的壁垒，将建筑艺术拓展到公众层面。

然而，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似乎就把公共艺术和艺术的公共性混为一谈了。该如何界定公共艺术，或者说，在艺术越来越走向大众的今天，探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是否还有意义？如果将公共艺术理解为私有艺术的反面，那么如今可见的一切展览都可称为“公共艺术”，从前只有宫廷才可观赏的卢浮宫珍宝，在面向大众开放之后，是不是也能看作“公共艺术”？活跃在11月上海艺术季的各大美术馆、画廊所展出的，是否也能看作“公共艺术”？如此看来，“公共艺术”这个概念像是个伪命题。

复旦大学研究员、艺术批评学者鲁明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在西方的当代艺术语境里，虽然有public art的说法，但很少有人去探讨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走在学术前沿的议题。如果要探讨艺术的公共性或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类问题，在当代艺术里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参与艺术，而不是作为“景观”的公共空间里的作品。“所谓公共艺术，它不应该只是将作品放置在非美术馆空间的公共场合这么简单，与公众的连接也不只是打卡拍照，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创作反映社会性的问题。”

社会参与艺术在西方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最早的社会参与艺术是抗议式的。2010年前后，英国艺术学者克莱尔·毕莎普（Claire Bishop）写了一本书叫《人造地狱》，从副标题“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可以看出，毕莎普所说的社会参与，与政治事件、社会议题密切相关，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用艺术的形式进行社会运动，这是当代艺术领域更关切的“公共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成为社会参与艺术走向艺术史显学的一个标志。

毕莎普将社会参与艺术追溯到百年前的“十月革命”前后，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历史转折时期为准线，将这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参与艺术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节点分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1968年西方左翼运动的高潮阶段、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三个阶段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催生出的艺术创作也都依附于政治性的社会活动。比如上世纪20年代巴黎达达的社会参与艺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提倡艺术要上街。1921年2月5日，在巴黎街头发生了一场“达达事件”，它实际上也是安东尼·布洛东的作品。布洛东在暴雨中读达达宣言，他的搭档扮演了一位向导，手拿字典站在特定的雕塑和纪念碑前，大声地朗读他在字典中找到的任何意义，很像达达成立之初为自己的组织命名时的一些举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参与艺术延续至今，成为西方现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反抗的、批判的、探讨社会议题的，而不只是与城市环境相融的一个景观。这种认知的分野，代表着仍坚持前卫的一小撮当代艺术群体和大众普遍接受的对公共艺术的定义之间的对抗。在这一点上，专业领域很难与公众达成和解。

虽然认知有差异，但每个群体依然在做着它所认为的正确的、好的公共艺术项目。王津元说她现在更看重艺术的在地性，就是这件作品放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就成立，放在别处就有所欠缺，不那么合适。今年，复星通过网络海选，选择了8位青年影像艺术家，其中多数是非上海的，邀请他们来到上海，在外滩进行一系列影像创作，可以看作一个艺术家驻留项目。

依赖“在地”的，还有近年热门的社区艺术改造项目。策展人王南溟多年来从事当代艺术活动，这几年他把目光转向了社区。身为一个上海人，他很熟悉上海每一个区域的特点，他把自己的改造项目选在了浦东，而非老旧街区更多的浦西。东昌新村在陆家嘴的背面，这里是最靠近陆家嘴金融圈的老旧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仅一墙之隔，那边是上海最繁华的一面，这边则是一个“死角”，一个繁华楼宇阴影中的“灰色地带”。改造从自行车棚开始，蔓延到周边的墙绘，通过艺术展览将这片区域进行“翻新”。

在小区出门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外，有一座东昌大楼。30多年前，这栋15层的苏式建筑是陆家嘴一带最高的建筑，王南溟利用这栋楼的7楼，在这里做了一个“瞭望塔上下”的小型摄影文献展。所谓“瞭望塔”，原本是东昌大楼对面消防站的瞭望塔，正好7层楼高，也是当年陆家嘴的地标建筑，随着1994年的城市改建，瞭望塔被拆除了。王南溟将东昌路的这一片地方，称为“5分钟艺术街区”。

这个社区项目虽然也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但不好界定它是否属于所谓的“公共艺术”，或是“社会参与艺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城市更新进程中服务公众的一个艺术项目，至于如何解读可能不那么重要了。社会性、批判性本就只属于一小部分人，不属于大众，一旦需要被大众接受，就必须舍弃。“公共”与“艺术”原本就是相悖的，它们在城市中各司其职，便是两者最好的归宿。 王津元复星公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