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同时代人的生活

牛顿出生于1643年（在中国，1644年清兵入关），活了80多年，历经查理一世、查理二世、玛丽二世、詹姆士二世、安妮女王等君主的统治期，经历过革命、战争、瘟疫、大火而安然度过一生。他从一个穷人的孩子变成教授、皇家学会会长，留下一些财富，也算是时代进步的缩影。当时的英国正从迷信走向科学，从落后走向富足。

牛顿6岁时，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60年，复辟的查理二世进入伦敦，国库里的现金只余11镑2先令10便士。国会下令把克伦威尔等人的尸首由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掘出，并处以绞刑。1661年，查理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庄严、铺张的加冕仪式。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查理二世的家族和教育中法国式的成分极重。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智商虽然不高，可也并无荒谬不智之处。他对科学有热烈的兴趣，做实验，颁赐特许状和礼物给皇家学会，而且数次出席皇家学会集会。”

牛顿还没出生，他父亲就去世了，只留下几只绵羊、一些大麦和几件简陋的家具。牛顿10岁时前往格兰瑟姆上小学，镇上有两家旅馆、一座教堂、一所药房、两间磨坊。

牛顿的青年时期战火纷飞，他出生那年英国爆发了长达10年的叛乱，议会派和保皇派争斗不断。鱼龙混杂的雇佣兵在整个中部地区冲突不断，手持长枪和滑膛枪的士兵会经过牛顿家乡的田地，有些人会成群结队地抢掠农场的物资。

当时的英格兰像个大农村，流动劳动力和流浪汉占了人口的一大部分。爱德华·多尼克在《机械宇宙》中说，在17世纪的英国，小偷和强盗横行街头，警察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敢冒险外出的胆子大的人要自己提着灯笼，或是聘请一个火炬手手持用油脂浸泡过的绳子绕成的火把，照亮路面。当时的谋杀率为今日的5倍。即使是大白天，城市也摆脱不了阴暗和肮脏，煤烟所到之处一片乌漆墨黑。当时的伦敦是一个恶臭、泥泞、满地肮脏的大都市。

1664年伦敦有一人死于瘟疫，到1665年6月每周死亡数百人，到7月每周千人死亡，再到8月底每周有60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猫狗被扑杀，结果导致老鼠的数量飙升。富人、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和商人争先恐后地逃离伦敦。马车相互追撞，马匹刨着泥地，拉着沉重的车厢争道。街头禁止设摊贩物，因此报童、捕鼠人、卖鱼郎都不再出现并兜售他们的产品。疫情慢慢结束了，到1665年11月底，人们开始蜂拥回到伦敦。这场瘟疫夺走城市五分之一的人口，总计10万人的生命。

医生对人们的健康毫无帮助，最单纯的割伤也可能造成致命的感染。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是贵族，预期寿命也只有30岁左右。

拥挤、狭窄的城市，满是木造建筑，又以烛火照明，煤块从炉子上落下，或是蜡烛翻倒在窗帘或稻草上就会引发火灾。1666年9月2日，伦敦布丁巷一间烘焙铺子起火，东倒西歪、草率马虎建成的房屋一间接着一间，商店、廉价公寓以及小酒馆纠缠在一起，人们伸手就可以碰触对街阁楼里的人。城里布满仓库和商店，成堆易燃的煤炭、成桶的油、大批的木材和布料都助长了火势。大火持续了4天，10万人无家可归。

美国作家詹姆斯·格雷克在《牛顿传》中说：“牛顿的生命轨迹在地球表面最多长150英里：从家乡林肯郡的小村庄至剑桥大学城，再到伦敦。”牛顿曾经说他不过像是一个在海滩上自得其乐的男孩，其实无论是童年还是成年后，他从未在海滩上玩耍过，有可能从未眺望过大海。

英国1657年开始出现定期的邮政驿车服务。最有钱人家以“六马车”旅行，这么多马才足以拖过泥泞的路面。1661年，牛顿前往剑桥，赶了三天两夜的路。剑桥每年会举行一次英格兰最盛大的集市——史托尔桥集市，集市上的货品琳琅满目，有羊毛、啤酒花、金属制品、丝绸、文具、书籍、乐器、玩具等。牛顿用不多的零钱买了书，还买过一个做工粗糙的棱镜。一位剑桥教授劝牛顿要穿着整洁、得体，因为在剑桥，人们只看重外表。即使再努力，再才华出众，如果衣领略有磨损，也会被看得一文不值。有一场研讨会争论学生该戴哪种形状的便帽，大主教说圆形的是清教徒的头饰，从今往后，方形便帽将成为王权和圣公会重返大学的标志。

牛顿入学时，剑桥大学开学典礼恰逢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仪式，整整三天，烟花璀璨，枪炮齐鸣，一场场音乐会和演说接连上演。学生们都身穿黑色长袍，头戴崭新却价格昂贵的方形便帽。

成为卢卡斯数学教授后，牛顿要去贝德福德郡附近对已故的亨利·卢卡斯的城堡做一次礼节性拜会。乘坐马车的第一天，牛顿只管睡觉，额头靠在车里猩红色的软垫上，直到中午抵达客栈时才醒来。他大快朵颐一番，还喝了三杯啤酒。到了之后，有两排仆人夹道欢迎。牛顿在那里度过了如梦似幻的十多天，大家都夸他是伟大的几何学家。为了讨好他们，他给这家的孩子出一些简单的谜语，跟他们玩各种棋牌游戏。人家邀请他去猎狐，牛顿疯狂地用马刺刺马，很想赢得奖品。

担任铸币厂厂长后，牛顿21岁的外甥女凯瑟琳在杰明街找了一处房子，购入了以绯红色为主的奢华家具。凯瑟琳因美貌和魅力在伦敦的上流社会声名鹊起。作家斯威夫特是常去拜访她的仰慕者。她后来成了哈里法克斯伯爵的情人。在凯瑟琳的带领下，牛顿第一次去剧院看歌剧《狄多与埃涅阿斯》，他发觉歌剧第一幕听着挺好，第二幕就饱了，第三幕让他消化不良，要逃走了。在他汗牛充栋的藏书室里，没有任何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的作品。

在17世纪的英国，由工匠和商人构成的新阶层正在形成，包括商人、店铺主、药剂师、玻璃匠、木匠和测量员等。人们已经能够制造铜壶、铁钉、镜片、纸张、墨水，有了精确到无限小数位的计数体系和覆盖数百英里的邮政服务。

英国在17世纪开始致富，其大部分财富来自贸易。船舶从世界各地将茶、咖啡、丝绸、瓷器、香烟和糖带往英国熙熙攘攘的港口。“浪费蔚然成风。生活再度讲究仪式，需要精心装饰。三餐浩繁，且让我们看看1660年1月26日，佩皮斯的餐点：我内人已准备好一大顿美味——一盘髓骨，一盘羊腿肉，一盘小牛腰肉，一盘鸡肉，三只小母鸡，一盘两打装的云雀，一大块糕点，一条牛舌，一盘鳀鱼，一盘对虾与干酪。”

复辟时代的英国，“男人在花花绿绿的穿着上胜过女人，从涂粉的假发到丝袜、扣鞋应有尽有。假发是从法国传来的输入品之一。短头发的骑士党人及其他人士，憎恶自己被误认为是把头发剪短的清教徒圆颅党人，于是便用假发以示区分。头发转灰或变白的男人觉得假发可用以掩饰年龄”。

杜兰特说，17世纪所有的欧洲人，除去极少数以外，都认为自然是神力的产物，或者是善神与恶神的战场。顽固的英国人始终相信有鬼，他们寻求预兆，花钱占星，把梦当作预言，计算幸运日与不吉日。在一个英国家庭里，如果漏出一点盐，或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里，或有13个人在一间屋子里一起聚会，就要引起躁动不安。1661年，苏格兰有14个审讯女巫的法庭。

今天，“该死的”（damn）、“下地狱”（hell）只是脏话，但对16、17世纪的欧洲人而言，被罚入地狱的景象是生动可怕的。“人们深受沸腾的硫黄和烈焰的烧身之苦，不因身形毁耗而停止，这样的折磨无穷无尽。”1662年，19岁的牛顿为他此生迄今所犯下的罪恶列出了一份清单，包括“在星期天制作老鼠夹”“捶了我妹妹一拳”。

从1648年起，欧洲的气氛逐渐从超自然主义变成现世主义，从神学变成科学。通过报刊、书籍、学会、大学，知识正慢慢散播着。创刊于1665年的《学者学报》是国际上学者、科学家和文学家获取资讯的媒介。通过《哲学汇编》《学人学报》《学者学报》《博学学志》这些书刊，欧洲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有能力突破自然的疆界了。他们也能互相保持联络，为发展一项伟大的事业组成一支联军。他们几乎都躲在书房、实验室和探险队中，对政治上的喧嚣、军队的行动、教条的鼓噪、迷信的雾团和政府或教会特务的刺探不闻不问，有的还能在里面幸存下来。1662年，英国国王颁发一张特许状给“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1663年至1686年，约300人入会，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公爵和普通人在此谈笑风生，穷的会员免费入会。

伦敦在瘟疫和大火之后的25年中繁荣起来，盖了很多砖墙住宅，街道变得宽敞笔直，伦敦成了巴黎那样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之都。报纸出现在舰队街的咖啡馆和印刷厂里。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16世纪西方仍耽溺在神学里，17世纪才开始有近代气象。“牛顿沿着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开拓的成功道路，到达了最后的完满成功。哥白尼学说本来有伤人类自尊心，但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疫疠、洪水、地震、土耳其人、鞑靼人和彗星，把若干个阴郁的世纪闹得狼狈不堪，人们感觉只有谦卑再谦卑才会避开这些现实的或将临的灾祸。但人类发现了自然律，保持谦卑不可能了。自满还有许多别的理由。鞑靼人已被拘束在亚洲地界，土耳其人也渐渐不成威胁；彗星让哈雷杀掉了尊严；至于地震，虽然仍旧令人恐骇，可是科学家对它简直谈不上遗憾。西欧人急速地富足起来。” 牛顿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