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图时代”到“听觉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2010年开始关注“听觉文化”研究，这10年间媒介的更迭速度非常迅速，根据你的观察，这期间中国的听觉文化呈现出了哪些变化？

王敦：这10年正好是智能手机得到普及的时期，在大家将手机作为自己娱乐和生存主导平台的情况之下，声音也有一个伴随视觉装置同步开发的过程。手机、耳机这些设备变成了个人听觉生态自给自足的一个系统，它可以随时自我绝缘，把自带的听觉系统带入到日常的通勤、工作和休闲的空间里。戴上降噪耳机，无论是听播客还是听音乐，虽然你走在不同的风景当中，但所感受到的声音风景是能自我切换和保持的。人貌似获得一种幻觉，我听啥我自己掌握，我不听啥我可以把它阻断。这种自我掌握的技术支持，比Walkman和mp3播放器时代要强烈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对声音的掌控感？

王敦：媒介技术的发展，是由于人某个方面的欲望需要被满足，而一旦某种媒介技术已经成型进入业内，它又会塑造人的习性。个人的微观生态环境也就因此改变了。我说的微观生态环境指的是一种感性、个体化的生态环境。因为你的环境不仅由空气、阳光、水分构成，还包括你的心情以及你听到的声音。

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声音构成的。比如中午工作休息时，四周吵吵闹闹，戴上耳机，通过声音就可以强行和眼前的世界产生距离。虽然你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但声音是可以改变的。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回到家里都是单身一个人，这时他通过声音，听点播客或者其他音频节目，就类似一种陪伴，人好像就不孤独了。所以这种微观生态环境指的是个人身边一些感性因素的转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声音。

三联生活周刊：听觉空间通常被分为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关于私人听觉空间的变化。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新媒介的出现，导致了公共听觉空间向私人听觉空间的转变？

王敦：可以这样说。刚才我们谈到私人听觉空间的兴起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主性。那么再说公共听觉空间。二三十年以前，音响等播放设备都比较贵，到了数码时代，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廉价。因为听觉的公共装置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获得，就会带来滥用。声音泛滥，在这几十年来变成公共空间的一个巨大问题，所以人们会用玻璃、降噪耳机来抵御它。我家附近一家星巴克，音乐声放得很大，咖啡馆里很多人都戴着降噪耳机，因为这个声音太吵了。有时候人们戴着耳机，好像在听什么，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听，可能只是觉得受不了。所以公共空间声音环境的日益恶化，导致人们使用更多的声音装置来保卫自己的私人空间，这既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也导致了一种割裂。

对像我一样的人来说，对于公共听觉空间仍然有所期盼，更愿意听到一种自然的声音。这种自然声音并不是指风雷雨雪的声音，而是说我不戴耳机，能用肉耳直接在空气中无障碍接收到的公共声音。

现代人觉得公共听觉空间不再必要，恰好说明私人听觉空间需要借助现代听觉手段实现的观念，已经在短短几十年里根深蒂固了。这就好比观看3D电影时要佩戴3D眼镜。如果听觉技术发展到可以每个人发副耳机，估计很多人也会接受。想象一下，播放厅里每个人戴着耳机和3D眼镜，电影院里的公共听觉空间消失了。事实上，开展思考的前提，是对既有的头脑设定进行思考，然而我们的头脑本身早已被现代听觉技术所塑造、设定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一些文化研究者提到了“听觉转向”这个概念，它指的是由视觉文化向听觉文化的转向吗？

王敦：这实际指的是思考和关注上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现象上的转向。文化现象本身不停变来变去，思考和关注则跟在后面。互联网时代，数码摄影和编辑技术变得寻常可见，进入文化生产和消费生活后，出现了“读图时代”“视觉转向”。这标志着人们对图像泛滥、读图逼走了阅读、视觉修辞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但与此同时，音频一直伴随着视频存在，互联网在传递图像时，也在传递声音。人们早晚会对声音产品的现代大规模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思考，成为“听觉转向”。

认为听觉转向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不过很难真正转向。没有人能否认听觉很重要，但为什么转来转去，总是将转未转，甚至可能10年或者20年后仍然在说这个词，难点在于我们的认识论、思想史和认知科学等领域都没法形成真正的听觉转向，因为我们思考听觉、表述听觉的资源太少，就像声音本身一样无形，很难找到思维上的框架来真正描述声音的特质。转向之后，我们如何建构所谓的听觉性思维？比如说听觉本体这个概念，其实就很难建构。所以，人们想进行思考上的听觉转向，但却很难对听觉进行有效的思考。

什么叫声音？这个词条的解释很有意思，声音是你能够听到的声波振动。那么也就是说，声音不等于声波振动，如果你没有听到，它就不是声音。所以声音变成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就有它的非客观性了。

什么叫能听到？这又是个问题。比如在我这个年龄，耳朵的听觉开始有所退化，一些高频的声音和低频的声音开始听不到，在噪声环境中辨识高频声音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能听到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提到过一个案例，写的是19世纪法国医生对野人男孩维克多观察记录的故事。维克多不会讲话，对开门、开枪等人类环境声音麻木，一度导致医生怀疑他是聋子，而这种听觉愚钝，实际与人们的听觉感知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驱动有关。

王敦：对。我们听不听得到，实际上也可以换一个词，就是注没注意到。维克多和其他人在耳朵的生理功能上没有区别，只是注没注意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索尼公司的Walkman上市时，在伦敦地铁里试用，同车厢的人居然说从他们的耳机里传出了很大的噪音，让人无法忍受，把索尼告上了法庭，而且还胜诉了。我不认为索尼Walkman的耳机制作粗糙到了公放的程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Walkman出现前，对大众来说，虽然听音乐已经进入机械时代，但仍然是用公放设备放出来给大家听的。所以当地铁里有人戴上耳机听音乐，不让其他人听时，大家通过脑补把实际的噪音放大了。那么到现在，当所有人都接受戴着耳机这种私人收听方式后，幻听就消失了。

我文章里还谈到地铁是一种火车，英国是发明火车的国家，19世纪火车刚出现的时候，声音巨大无比。一开始大家在里面根本受不了，甚至有人发疯从火车上跳下去摔死。那是19世纪，也就过了100多年，在伦敦地铁里，人们早已对火车的声音习惯了，结果出来一个分贝小得多的耳机的声音，他却受不了。在现象学里，这其实是注意力到底集中在哪里的问题，无论听觉还是视觉都是这样。但“注意力”本身又不是纯粹生理学、心理学的问题。注意力的塑造，文化史也有份。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开始关注听觉转向这个问题呢？现在对聆听的强调，好像主要是由于视觉文化的主导地位太强。而在原始社会，我们不会去讨论孰强孰弱的关系，因为我们那时是调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世界。

王敦：所以这个话题可以无限延伸。在印刷时代出现之前，我们所谓的文学生产和消费主要就是口传。即使到了印刷时代，比如奥斯汀的时代，也是吃完晚饭以后读小说，大家一起听。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后来才变成视觉主导的一种沉默的生活状态，在观看的过程中，去还原文字背后的所有叙事。所以声音的存在曾经确实很重要。现在为什么大家讨论听觉转向？可能真的是因为视觉的重要性无以复加，大家便会考虑是不是听觉也很重要。

不过，当人们说我们要注重听的时候，并不等于一直就没有注重听。举个例子，过去电脑叫多媒体电脑，如果把电脑里的声卡拔掉，你干不干？肯定不干。声音一直存在，只不过过去大家没有关注太多。关于视觉和听觉的讨论，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非常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视觉跟听觉这两种感官的注意力会不会存在区别呢？

王敦：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但被广泛认可的是，视觉更理性。因为在视域之下，看到了什么就可以直接在大脑里产生判断，不想看的时候，闭上眼睛就行。视觉似乎特别可控，感受物体产生的速度、质量、空间等信息，都非常理性。

而听觉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它360度环绕于“我”，除非戴上降噪耳机，不然即使是睡觉时，都不可能关闭，而且它的信息是模糊、暧昧、氛围性的，好像是次要的。比如当我们去飞机场或者火车站，如何获得有效信息？首先是看电子标牌，而不会一条一条地听广播播报。听觉提供的主要是嘈杂的背景音，好像往来的人挺多，一段音乐带来了乡愁的思绪，这一别离又要多少年……这都是听觉所提供的一种比较感性的背景。然而不得不说，我们对感官的思考仍然十分初级。被规训的听觉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模糊性，导致不管是播客还是电台节目，更容易成为一种陪伴型的收听行为？就我自身经验，我很怀疑受众到底能从中吸收多少有效信息。

王敦：有一种说法叫作相互陪伴之下的孤独，就是说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里都是一个孤独个体，其实在广播时代就是这样，打开广播他就不孤独了，因为他听到人们在说话。播客时代也是如此，这种陪伴感是由声音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谈论的声音，其实背后有着资本的因素。听觉文化研究里，有关于对听觉的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的讨论。什么叫听觉的现代化转型？举例来说，在巴赫、贝多芬时代，听音乐是现场有人在演奏，观众在现场听。但经过听觉现代化转型之后，声音可以机械化复制，能够流通、买卖和消费。不同的声音被贴上不同的商品标签来贩卖。对资本市场来说，提供100件商品比只有5件商品要好，不同商品之间必然会有差异性，而且是可辨识的差异性，这种辨识能力也是资本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听觉是被调教出来的。

孤独陪伴也是货架上的商品。不是说有某种统一的商品叫孤独陪伴，有的人需要文学陪伴，有的人需要时尚陪伴，有的人需要艺术陪伴，他需要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时候就需要选取某种特定的商品来陪伴自己。当然视频也可以提供某种陪伴，其中的区别是，视频我得进入它的世界里去，但声音可以进入我的世界里来，这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机械化复制，除了令我们聆听变得更为便捷、快速以外，对社会文化或者人类行为有什么改变？

王敦：它使得全世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趋同，所有人都在听同样的东西，同时一些非常本地化的声音也得以在国际上知名普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爵士乐。爵士乐原来是美国南方的一种民间音乐，正是因为进入广播时代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大都市和其他国家，成为一种国际性音乐，从而流行起来。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能会遏制一些声音的兴起。

自从声音有了机械化复制之后，很多所谓新的声音趋势，实际上是对一些旧有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在音轨和效果器上做拼贴、剪辑，并不是说像爵士乐一样，从曲式、和声、节奏到乐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可辨识的东西，而是把已有的声音资源进行符号化的再创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声音的机械化复制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文化生态，变成了所有人听所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但现在还有一类音频特别火，里面可能只有像水声、鸟叫声和雨滴声这类声音。

王敦：这类声音火的话有自己的道理。除了这些自然音，还有人睡前喜欢听电视的雪花音，这都叫作没有文化信息的纯声音。虽然它不是符号性的声音，但一出现就可以把我们带入到那个环境里。比如听到海浪声时，即使闭上眼睛，眼前似乎也能浮现出海浪，甚至闻到海风的气息，视觉的、嗅觉的、触觉的感官都来了。一旦有了音轨之后，人们就能把所有全息的感官都补充上。

其实不同的感官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对视觉关注太多，而忽略了其他感官，但声音这方面特别有效果。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有个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当“我”再次品尝到这个味道时，小时候家庭里所有人的音容笑貌，都通过味觉勾连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文化信息的纯声音，和所谓有文化信息的声音，给人的感官体验会有不同吗？

王敦：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真的有非文化体验，它已经不存在了。现代人是被文化规训的产物。很多白领晚上如果不吃褪黑素，不听海浪声，可能都睡不着觉。但渔民根本不想听这种声音，他觉得难听，或者根本没反应。对有都市焦虑的白领而言，海浪的声音是一种自然状态，因为他已经对自然状态有了命名；他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听海浪声才可能会对肉体产生催眠的效果。我们的身体其实一直生活在文化当中，它的一些真实反应，除了医学上的因素外，也有文化的机制在起作用。

听觉文化研究的先驱雷蒙德·默里·谢弗，他对都市生活中喧嚣的“听觉污染”深恶痛绝，于是去录制欧洲乡村的声音，去录制各种各样前现代的自然声音。但讽刺的是，他们用当时最高级的录音设备去做这件事情，恰恰是最有听觉现代性的产物。

（实习记者赵怡宁对录音整理亦有贡献） 听力视觉文化耳机三联生活周刊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