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职业教育

讲到职业教育，很多人想到的是从职业中专或者高职毕业，进入远离市区的工厂，在流水线上做一份简单又重复的工作，生活枯燥乏味、收入微薄、技能得不到提升，更谈不上职场中的成长而蹉跎了青春。郑磊的职场生涯却不是这个样子。他在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外资企业，工作氛围宽松。郑磊说：“我们上班是不打卡的，工作强度跟创业公司相比也不大。它对人也有挑战，不是布置你去完成什么任务，而是让员工主动想办法做出一些成绩。公司也会给我们很多支持，比如我想做某方面的探索，有一定权限使用经费去买相应的设备。”一旦郑磊提出的项目被公司批准，他可以买相应的材料和设备，并指定公司里的哪些同事加入他的团队，一起来把这个项目实施出来。

郑磊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工作对他来讲也不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差事，而是要能得到成长，公司也给他机会去参加技能大赛。郑磊说：“苏州工业园区对高技能人才很重视，会举办一些比赛。我们领导就推荐我报名。这种比赛需要一些时间参加培训和练习。我们的工作时间很自由，都由自己来分配。我那段时间项目不多，就去参加了一下。比赛需要的东西公司会给准备一些。园区里一些知名公司对这种高技能比赛很积极，比如比赛用的设备要花十几二十万，三星半导体公司就买几台回去给参赛员工练习，它的员工在这些比赛中的名次一直都很好。”

郑磊拿了那次苏州园区高技能竞赛的第一名，还参加了全国智能制造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他在公司的工作也颇有成就，入职以来主导完成了十多套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的开发，这些成果每年可以为公司节省700万元以上的研发成本。他还曾经为公司开发了基于工业机器人的电锤寿命测试系统，这不仅加快了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还能减少辅材的使用，降低成本，并且让测试操作员从传统的高噪声、高灰尘、高振动的恶劣环境中解脱出来。

郑磊是2021年江苏省劳动模范，获得过江苏省技术能手、苏州五一劳动奖章、苏州劳动模范等荣誉。他已经在苏州买了房，生了二胎，无论是生活状态、收入、职业成就感，还是个人成长空间上，都超过了一般的白领。如果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白领比考试，郑磊在应试教育方面不是成绩好的学生，理科好文科差，英语也不好，考不上重点高中。“我家里有亲戚是做职业教育这块儿工作的，建议我去读中职再升学。我从小就对电子设备感兴趣，非常好奇它是怎么运转的，家里的电器全被我拆开过。所以，我就读了跟电器电子相关的专业。”郑磊说。

中职毕业后，郑磊进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读高职，他说：“苏州工业园区的电子产业当时是全国领先的，我也找学长了解了一下就业前景。那是十多年前吧，有几个学长的月薪已经过万了。”因为喜欢这个专业，也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郑磊没有一般大学生的迷茫期，一入学就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所学校的教学风格也跟他对学习的期望契合。“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在企业里做得比较好的，还有一些甚至参加过国家级的攻关项目。他们不但能讲理论上的东西，还能拿出一些实际工程上的例子。这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郑磊说。

郑磊这种职业教育的培养结果，跟通过高考考入普通本科类似专业的毕业生不太一样。他应聘百得公司时，这个岗位招聘了一年多都没有合适人选。郑磊说：“他们有面试和笔试两个环节，我是那一年多里唯一把试卷全答出来的人。因为这个岗位是偏应用的，但也需要一些理论知识。很多来应聘的人是有工作经验的，可理论基本忘光了。还有一些是普通高校出来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我是从高中阶段就开始学这个专业了，学的时间比较长，理论基础很扎实，高职阶段和工作以后又有操作经验。他们的很多考题，我从前接触过甚至在学校就做过。”

郑磊应聘的岗位本来是有学历要求的，并且需要英语流利。这两项，他都不符合要求，可公司的核心诉求是找一个能胜任工作的人，于是当场决定破格录用他。这种职教生出人头地的故事也不是凤毛麟角，在制造业里确实需要中高级技术人才。郑磊说：“研究院或者大学里要做的一些理论研究，如果想把它们实现出来或者批量生产，是必须通过工程专家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里深度学习的研究，本来是在大学里做的，我们在工业生产中也想用上这个研究成果，但直接搬来是没法用的。我正在做的项目，就是把深度学习技术用在我们公司的一些检测上面。”

除了制造业有类似于白领一样的工作，服务业也有。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它的影像技术专业在一个独立的校区，教学楼虽然不大，却是专门请人设计的，风格很像一家从事创意产业的公司。一楼的中庭里摆着学生们的实习纪念品，跟知名导演或者明星在一起的工作照或参加项目的工作牌。这些相当于普通高中高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参加了如HBO剧集《猎梦特工》的摄影助理和DM（数据管理）工作，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悬崖之上》的后期工作，乌尔善导演的《封神三部曲》DIT（数字影像工程师）指导工作等。

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跟电影调色师曲思义共建了“曲思义大师工作室”。曲思义1987年进入电影调色行业，代表作有《金陵十三钗》《影》《鬼吹灯之寻龙诀》等电影。他跟学校共建的工作室就在这栋楼里，不久之前成龙为了新电影还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在这里学习的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学生，有机会参与真正的电影工业生产。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老师吕品说：“电影调色不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在这个行业里工作时间越久积淀越深厚。比如说曲思义，80年代入行一直到现在还在工作。职业教育里培养的孩子，他们不是做设计师，但是电影工业里的岗位是需要具体操作的。他们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爱钻研，当然有可能通过自学和积累经验成为这方面的大师。”

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高端服务业也逐渐繁荣起来，职业教育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些工作环境差、收入低、随时可能被时代所淘汰的岗位。如果是感兴趣的专业，并且愿意努力学习，职教生也并不一定在学业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此就是一直垫底的人生轨迹。他们可能逆风翻盘，最起码也能学会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现在是时候客观了解一下职业教育了。

像郑磊这样扎根一线认真工作、钻研，成为江苏省技术能手，获得全国智能制造技能大赛二等奖的职场故事，现在听上去似乎很稀奇，大概只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才会觉得似曾相识。职业教育或者说职业技能培训是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它跟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代，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采用师徒制来培养技术工人，并且建立了“八级工资制度”以考核认定工人技术等级。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出口加工企业蓬勃发展，它们大多采用的是流水线技术，工序被细分，使得工人几乎不需要技能就可以完成操作，企业不再有需求和动力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

于是，农民工在过去40年里逐渐成为工厂工人的主要来源，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德国耶拿大学博士候选人许辉长期关注和研究产业工人和职业教育情况，10年前，为了做研究他曾经到富士康工厂里当工人，见证了产业工人拐点的到来。“从前农民工的用工方式是，早上8点工厂门口立一个牌子，自动就有大量的农民工来排队，工厂不缺工人也不用去外面招工人。这种情况到2004年就开始有变化了，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早期是季节性的，比如春节返乡之后短期内没有回来。到我去富士康工作的2010年，眼看着人口红利就要消失了。这表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在增长，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成规模地搬去中西部，如郑州、重庆和成都。”

许辉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进入富士康工厂，发现补充进去的新工人是职校学生。“老一代农民工老去了，新一代农民工不愿意进工厂。工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招不到人，转而去二级劳动力市场。它可以依靠中介公司，也可以依靠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对工厂来讲是一个好渠道，因为学校本身有实习需求，企业付出的成本低。这些实习活动，老师们也会参与进来，学生就比社会上招来的工人好管理。”许辉说。学生工现象里，有不遵守《劳动法》的问题，许辉当时曾经写文章呼吁社会关注。可这种现象背后更大的变化是，农民工和职校学生的此消彼长，其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来临。

农民工开始紧缺的2004～2005年，也是职业教育比较低落的阶段。中职招生人数下滑，高职发展也不尽如人意。最近几年成为升学家长焦虑之源的“职普比大体相当”，本来是一项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政策，也是在2005年前后被强调要严格执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教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到职普比大体相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因为那时读中专、上技校都是很好的事情。后来中职招生逐年下滑，到了2005年前后，国家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执行力度比较大，职普比就被关注了。”

职业教育在高中招生里的占比不断下降，被打上低质量的标签，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职业教育内部因素造成的。和震撰写的《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里分析，这其实跟我国新的教育政策有关。最直接的原因是，职业教育优待政策取消了。过去，中专和技校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减免学费、享受助学金、获得干部身份、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等政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家逐步取消了这些优惠政策，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减少。另外，高职的招生逐渐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倾斜。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学的路径被限制，阻碍了他们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高校扩招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它刺激了普通高中规模的扩大，相对削弱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职业教育领域里，为了扩大高职教育规模，部分办学质量较高的中专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同时将部分办学质量差的普通高中转为中等职业学校，这些做法让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迅速下滑。

高等教育改革也将教育政策向普通教育倾斜，普通高等教育实现了质量和数量同步提升，毕业生市场认可度提高。但在职业教育领域，因为社会对学历的偏好、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人文素养方面的不足，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迅速下降。主流舆论对职业教育仿佛关上了大门，只有高考才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弦。

农民工的缺口越来越大，让从前不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把目光投向职业教育。制造业只是一扇窗，城市里的服务业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职业教育培养的新生力量。北京百年职校是一所全免费公益职业学校，为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中等职业培训。北京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说：“2005年左右北京新建了大量的楼宇，就需要物业管理人员。我们的创始人姚莉女士是办企业出身的，她发现这个行业在兴起，却没有那么多一线的技术和服务人员。北京有大量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升学，也没有谋生的技能。基于当时的状况，她创办了百年职校，既给孩子们提供学习机会，也给新兴行业输送人才。”

跟传统物业不一样，新建的摩天大楼不但外观具有设计感，内部器材和线路也是现代化的，维修和保养有技术含量，需要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文博说：“一栋写字楼或者五星级酒店的中央空调、暖通系统、消防设施等都是那种巨大又复杂的设备，需要有技术背景的人员才能胜任管理。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数字地产，就是大量数据中心所在地，它的机房不能断电，对环境有非常精密的要求，对物业维护和管理技术要求更高。我们很多学生都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从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劳动力队伍构成去看职业教育，它并不是中考、高考两次筛选怎么划比例的问题。和震说：“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会觉得孩子读完中等职业教育就工作，学历低了一些。但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来看，高中阶段分流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是大体相当的。我们不看单独的国家，因为国情不一样比较意义不大。比如有些国家偏重制造业，职业教育比例高一些；有些国家偏重别的方面，职业教育比例就低一些。但是，用这些成员国的综合水平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产业体系比较健全。”

职业教育并不是普通教育的托底，而是跟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匡瑛说：“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时教育也有一个中长期规划，可以看到技术技能类也属于人才的一类。从前这个类别是叫作工人的，现在则是一种人才类型。当社会的人才观发生变化的时候，必然需要某类教育与它相匹配。”

就业市场上人才观已经发生变化。匡瑛今年暑假调研了江浙沪将近40家企业，因为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的工作组织方式和工作任务都在变化，对中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匡瑛说：“那些普通本科生，他们进到企业里没法从事研发工作，在一线操作的话胜任力又不足。既没有一线操作经验，又无法从事管理工作。因为缺乏高级技术人才，企业现在虽然开出的薪资非常高，但依旧招不到人。”

郑磊取得的成就，也因为他接受的是质量很好的职业教育。他高职就读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跟企业有比较深入的合作，把产业里的技术、设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直接搬到学校里。郑磊说：“因为我高中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所以认识很多同专业的学生。那些读大学的同学，我们互相去对方学校玩。他们的教学模式是灌输理论，我们是前面几节课巩固一下基础，然后主要是项目制教学，在操作中学习。学校的投入也不一样，比如说其他学校买的是几十块上百块钱的电烙铁，我上学时用的是8000块钱的。因为真实的电子产业里，做产品对温度控制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用的那种电烙铁，一般也只有大企业才会用到。”

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的培养方式也不一样。普通教育采用偏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刷题来提高升学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则必须跟企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相匹配。“工学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培养模式。从全球经验来讲，“校企合作”也是学生获得与未来工作相关学习经验的重要渠道。郑磊就读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不但承担着为苏州工业园输送技术人才的作用，也是按照南洋理工学院的模式搭建的框架。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教授说：“复制新加坡的模式，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董事会里有政府人员、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人员，再加上企业人员。能够进入学校董事会的企业是有选择的，必须是跟学校发展方向一致的领域，必须是领军企业，它们绝大多数是世界500强。当时这个团队可以说全国独一无二。”

董事会要参与学校的规划设计，讨论学校发展，这些龙头企业能够给老师和学生们带来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和资源。职业教育并不是象牙塔，王寿斌说：“我们为了拉近学生和工作岗位的距离，把工厂里真实的生产环境引到学校中来。比如三星公司捐赠给我们一条价值3000万元的流水线，是直接从工厂里拆下来装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生。企业里的工程师也经常到学校来给学生们上课。”

为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做准备，渗透到教学和管理的很多方面。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从1997年建校以来就施行24人的班级建制。王寿斌说：“每个班级24人，从培养成本来讲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新加坡经验传给我们的。职业教育里经常会有分组教学，24这个数字最好分组，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分成2组、3组、6组、8组、12组。另外，企业的流水线上一般都是1名小组长加11名员工作为一班，外企当时是两班倒，正好是24个人。”

职业教育也要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相契合。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跟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需求高度相关，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办学方向和专业的依据则是北京的情况，校长赵爱芹说：“北京教委专门做了一个契合度的课题，我们学校是核心成员之一。它研究的就是职业学校跟区域经济发展如何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办学情况用三张图就可以讲清楚：一张是区域经济发展图，一张是产业动态人才需求图，一张是我们学校专业人才培养图。我们培养的孩子是丰台区、北京市、京津冀需要的人才，才能对得起学生和家长，对得起产业和国家。这是职业教育最终的目的。”

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是持续调整的，赵爱芹说：“会计专业停招了几年，但现在根据丽泽商务区要建为北京市第二金融街的规划，我们把会计专业恢复了。这次准确讲不叫会计专业，根据教育部对专业数字化改造和升级的要求，我们定位为智能财务专业，这其实也对应了丽泽金融商务区数字金融产业的内容。”

赵爱芹在32岁时就成了全区最年轻的高级教师，现在是丰台区政协委员，曾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对政策的理解很深刻。由于身在北京，她可以对接的资源很多，这些都用在了办学上。她说：“12年前我们就开了物联网专业，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智能化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是留意了奥巴马讲到这个趋势，又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家探讨和论证后，在中职里第一个推出了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再比如，餐饮专业是我们学校经久不衰的专业，因为主要向北京的高端餐饮业输送人才。我们正在跟北京宴合作，他们提出的‘中国服务’概念影响很大。我们一起把中国服务的企业标准转化为职业教育里相关专业的标准，向教育部申请证书，同时转化成教材。”

因为职业教育跟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相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反映在职业教育的质量上。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成为被世界500强包围的学校，得益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产业和经济实力。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生在十几岁时就有机会到张艺谋的剧组里实习，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以此类推，在上海、深圳、杭州、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都有代表性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学校。而传统上认为的读职业教育学校学不到东西，学生之间互相有不好的影响，自卑压抑的气氛弥漫等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省份。许辉说：“工厂流水线上大量使用的职校学生工，主要来自中西部省份。”

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职业教育对不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和震曾经去过海西州的一所高职调研，感触颇深。他说：“那所学校是青海湖西边唯一一所高等学校，学生是从非常偏远的农村走出来的，也许是几代人里的第一个。对他们来讲，读这所学校一方面是接受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是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这些孩子因为读了高职，到内地实习一下，开阔眼界，所受的启发非常大。”

每个地区都要发展经济和产业，办职业教育可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王寿斌曾经被派去帮助浙江一所职业学校发展，跟苏州园区里巨头们争相参与职校事务不同，当地主要是中小微企业，产业低端，对技术人才需求不大。王寿斌说：“校企合作不能总是学校伸手去跟企业要钱。我们学校的老师把课开到企业里去，给工人们做技术培训，还带着学生帮助企业攻克一些技术难题。时间久了，好多企业都有压箱底的技术人才，他们能来给学生们上课，对学生们是有帮助的。”

既然是跟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职业教育也应该像普通教育一样让学生可以继续学习深造。过去，这是一条“断头路”，最高学历只到专科。匡瑛说：“这跟我们的考试制度有关，从前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是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准备的，每一次分流之后，都被职业教育承接了，这个领域并不需要特别高端的学生。如果想走升学，有精英教育的轨道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职业教育阶段多读书也是非常有利于未来发展的。

朱伟标是苏州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创办了5家公司，也曾就读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高职毕业之后，他先是在公司里做洗车工，但很快就冒了头，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岗位走上管理岗位。“公司里有数据分析、市场推广等工作，其他同事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主动把事情揽下来，我连年会主持人这种活儿都能干。领导就说，你不要洗车了，来做业务吧。我觉得大学里除了教授技能，其实也培养了一个人的软技能，比如逻辑思维能力，如何跟人沟通，如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待工作而不仅仅是盯着个人利益，如何具有团队精神等等。我用半年时间就从洗车工当上了总经理助理，又过了半年我去另外一家店当总经理，再后来我就出来创业开公司了。”

贯通“断头路”其实已经探索了很多年。西南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林克松博士说：“大概从2010年开始，山东、上海等省市开始探索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模式。这些探索不仅为了突破职业教育的学历瓶颈，也为了探索应用型本科教育。从2013年起，全国600所本科学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中本贯通，实际上也是应用型本科探索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对于外行来讲，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是，职业教育并不简单，有些需要长学制培养。林克松说：“部分社会需求量大且需求比较稳定的技能，其实培训练习的周期很长，对熟练程度要求很高，这样的专业适合进行贯通培养。”

上海的中本贯通已经被面临升学的家长看作是“普娃的最好选择”，但这绝对不能理解为一个为“普娃”发本科文凭的捷径。匡瑛参加了上海中本贯通的顶层设计，她说：“筛选中本贯通的专业要有非常完备的材料，审完之后要答辩，方案不满意要整改，一个个过堂，非常严格。因为上海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已经提升了，看人不单看技术技能，还有心理成熟程度的问题。上海的整个产业结构，需要的是心理成熟、情绪稳定，能够应付职场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的人才。中职生毕业时只有18岁，是不太符合的。他们需要继续成长为技术技能更精湛、心理更成熟的高层次劳动力。”

在北京，中本贯通也不是所有中职学校都可以开设的。赵爱芹说：“贯通模式是北京市教委给北京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特殊政策，如果是普通学校，可能没有能力承接。因为这不单纯是学历教育的另一渠道，必须能培养出技术好、综合素质高的学生，把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起来。”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有7个专业是中本贯通的。赵爱芹说：“这7个专业是我们学校定好再向教委申请的，它们是社会需求最迫切的，比如学前教育、非遗传承与设计、物联网、影视影像技术、融媒体等，还有发展得比较好的专业，比如餐饮和汽车技术应用，这两个专业在我们学校都存在了超过20年，我们有教学实力、经验和企业资源。”

北京跟上海一样是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前头的城市，对人力资源的要求高。比如餐饮专业，传统上都是男孩子学，女孩子没有力气拿不住锅。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餐饮专业却有女生，因为培养目标是除了懂技术，学生还要懂营养学和餐饮业管理，未来可以在厨艺上越钻越深，也可以从事餐饮领域的管理岗位。除了中本贯通，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绝大部分专业是中高职贯通的，唯有咖啡专业是三年制。赵爱芹觉察到咖啡即将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并且缺乏专业人才，她向教委申请，在2020年4月跟北京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打造北京市首个咖啡专业。这个专业采用的是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学生就是学徒，入校就是入企业，跟星巴克一起对学生进行双重培养和管理。因为是第一个咖啡专业，再往上升学，还没有学校能够承接。

一旦贯通了“断头路”，就能为职业教育吸引来好生源。匡瑛说：“如果学生非要分成金娃娃、银娃娃、铜娃娃的话，贯通模式希望可以吸引来银娃娃。那些考到区重点学校，甚至能达到市重点学校分数线的孩子，能够比较早地有一个职业定向。我们希望3+4＞7，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学制又比较长，毕业之后从事这个行业的能力可以超过3年普通高中加4年本科专业的模式。所以，这个模式的课程不是两所学校简单相加，中职学校和本科学校是坐在一起，把专业课和文化课重新排列组合，师资队伍一体化，两边的产教融合也要能够在一块儿。”

如果家长看待文凭比较理智，就能理解这种模式。因为如果读的是二本或者三本，以现在就业的激烈竞争程度，未必有理想中的锦绣前程或者阶层跃升，不如脚踏实地学一门技术。匡瑛说：“我身边就有孩子去了一家职校的玉雕专业。那个孩子读的初中学校不错，高中也不是考不上，就是只能达到中等生的水平，并且学得很累。这个孩子从小就彩泥捏得好，动手能力强。他到了这所学校后，专业课成绩很好，当上了学生干部，未来还有机会出国跟随大师深造，孩子的整个状态和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但是，中本贯通是各省市对职业教育贯通模式的一种探索，未来政策也许会发生变动。林克松说：“未来3到5年内，国家可能逐渐取消中本贯通，适当扩大中高职贯通。比如，重庆已经连续几年在压缩中本贯通的规模。现在许多学校的大多数专业基本上都能做到中高职贯通。”职业教育的贯通模式还在探索当中，匡瑛说：“未来可能会在职业教育内部建立一个升学通道，现在学术界在研究职业高考，它跟普通教育的高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选拔上来。现在这种文化课考试的高考形式肯定是不行的。从上海的角度来讲，未来贯通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中本贯通扩张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上海正在筹办职业本科，现在已经有一所，未来还会有两所到三所。”

即使贯通升学的“断头路”，很多家长对职业教育依旧心存疑惑，认为职校聚集的都是中考、高考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生源，学习能力是不是不高，学习习惯是不是不好？和震说：“在深圳、宁波、杭州等地一些好的职业学校，招生分数是超过普通高中的，但是职业学校的发展水平确实有差异。按照我国国情，普通教育里学校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基础教育均衡化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差异，需要地方政府的保障，去提高它的质量。第一，要有经费上的保证，对办学条件进行投入；第二，要有提高师资水平的投入。我们说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地位相当，具有同等价值，但是过去有些地方在财政投入上，两种教育是有差距的。”

职业教育如果要提高教学质量，跟普通教育的培养方式是不一样的。朱伟标读的是重点高中，一个宿舍8个人就他没考上本科。刚到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时，他觉得这所学校的规模还不如他的高中母校，情绪低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创业，再回头看职业教育，他说：“我们不能用考试分数来定义一个孩子的人生，有些孩子可能考试能力真的不强，但他可能有他的优势。另外，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跟普通教育不一样。比如我现在从事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普通教育可能就是老师在黑板前讲理论知识，我们职业教育的做法是，拿一辆卡丁车，提供原材料，让学生们改装成新能源车。改装好之后，去操场上跑一圈，然后再拆掉。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查书查论文，书本知识掌握得更扎实了。”

朱伟标也理解学习能动性不强的心理。他说：“班主任说第一学历不代表什么，持续性学习的能力才重要。我一路走下来确实如此，所以，遇到自卑的学生，他们觉得被社会抛弃了，我都要讲自己的经历。如果定位合适，每个人都能出彩。”朱伟标因为对职业教育有情结，现在从事的新能源汽车领域也缺乏技术人才，他投资1000万元跟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一个二级学院，培养新能源汽车人才。他说：“孩子们没有学习动力，除了自卑，也因为不知道未来能干什么。人一旦迷茫，思想就跟不上，就会有其他想法。我的理念是，跟母校打好配合，教材是我们行业里的前沿技术资料，任课老师是我公司的业务骨干。学生们非常清楚自己学的是什么，未来要干什么。这样的好处还在于，从学校到岗位能做到无缝对接。他们一旦正式工作就是个相对成熟的员工，不再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个行业很多新人实际工资很低的，扛不下来。”

克服心理落差，好好学习，跟是否从事基层工作还不全是一回事。学一门技术，然后在一个基层岗位上工作，一步步成长，这种传统在如今的社会风气里，对年轻人似乎缺乏吸引力。郑磊的专业如果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大概需要5年时间，他现在也参与公司的招聘，无论是职校生还是本科生，越来越招不到合适的人。“理论和业务能力都达到要求的学生本来就少，现在年轻人也不愿意到制造业中来。我们还是很看重他能不能待下来，因为外企招聘很严谨，招进来新人做几个月辞职了，浪费名额。”郑磊说。

进行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学生们“懂事”就成了有经验的职业学校重要的培养内容。朱伟标月底马上要去连云港的一所中职学校给学生做职业规划分享，他以自己和同学们为例：“我们这个专业，有的同学从事汽车行业，有的同学转行了。除了我自己开公司，其他从事汽车行业的同学，一个毕业后就做底盘测试工作，现在已经是工程师，年薪三四十万元吧；另一个毕业后做刹车系统工作，现在也蛮好的。学技术的人，在行业里沉淀下来，认真往下走其实都不错。也有人跳来跳去，什么流行去做什么。10年下来，总在基础岗位上，什么也没学到。”

赵爱芹把职业教育的这个特点总结为“会思考的手”，她说：“我还是副校长的时候，去新加坡学习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我就思考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想学生们不但要掌握技术，还要有头脑，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创新思维，也知道如何面对社会和时代变化。”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本地人，成长环境信息通达，很多家长、亲戚在职业和人生规划上能给予指导。比如，“非遗”专业的学生里，就有家人从事古玩行当的，送来学这个专业主要是为了先了解相关知识。相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职校学生，百年职校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家庭，需要老师和学校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文博说：“企业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来自贫困家庭，优点是踏实、不怕吃苦，弱点是沟通能力差、学习能力不足等。考虑到孩子们的长远发展，我们不断地调整教学内容。”

百年职校的素养课程分为认知、职业、数字三个模块。文博说：“认知类里，我们开设了一些人文社科、艺术类课程。职业素养，我们要讲在职场上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数字类，则是未来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要能很快地使用各种数字化、智能化设备。”除了上课，百年职校把素养提升融入日常中。文博说：“比如沟通能力，请演讲老师来上课还属于传授知识，不如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做一些工作，要想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跟人打交道。我们老师的办公室是向学生开放的，他们可以来空着的座位坐坐，能看到老师是怎么待人接物的，怎么处理职场上的事情。我们有个理念叫全员德育，老师跟学生都要遵守学生手册，同时老师也是学生的身教。比如有一位电工老师是国家技能专家，他在板书上写的是仁义礼智信，第一节课不讲技术，而是讲在企业里要如何做人。”

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着学生们。文博说：“很多毕业生回忆起职校的经历，感激之情来自于学校对人的关注和培养。我们学校15年庆典时，第一届毕业生讲到对他影响最深刻的事情，他没有谈电工技术，而是谈国学老师教他的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我们一直认为孩子们本性纯良，不要贴标签，职业教育的核心还是育人，成为一个内心充盈、幸福的普通人。” 职业教育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高职高考郑磊德国职业教育教育公司社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