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二职：技能大赛与普惠教育

决定一个人受关注度的因素，也许是其身上展现出的反差，这种反差突破刻板印象，在人群中极具辨识度。从这意义上讲，17岁的古慧晶可能是近年最具反差形象的女孩之一。9月中旬在深圳，我遇见她时，她正在一个汽修基地里忙着维修训练。她一米六的个头，穿一件汽修工作装，深浅不一的工装罩在她瘦小的身上不太协调。她在一辆国产车附近来回走动，手中拨动着轮胎、机油和大小不一的扳手。为了防止打滑，她脚下还穿着一双带铁的黑色工鞋，每只鞋底装着两斤铁。

古慧晶是今年暑期在网络上大热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有一张瓜子脸，眉宇清秀，眼角上翘，五官秀气。她正值花季，初中毕业后主动报考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下称深二职）汽修专业，16岁在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中力压众多男生，在机电维修赛项目中获一等奖。后来，有深圳媒体要在各校中寻找一些少年录节目，导演从众多名校少年中相中了她。那之后她像坐上火箭般，连上央视、热搜与深圳市官方MV宣传片。几个月来采访的媒体从没停过，还有人找她做直播带货，“几乎每天都有一波”。

“过去有很多刻板印象，比如女孩不能学汽修，职校生都是混日子这些。”古慧晶对我说，她拿奖后，妈妈发了朋友圈：“她用事实证明读职校也是有出息的。”她成名后，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给她发私信倾诉。让她印象最深的有两条：一位同学中考失利后上了中职学校，本来心灰意冷，看到她的故事觉得很受鼓舞，决定不放弃自己；还有一位普通高中的同龄人，说他们全班都集体观看了她的故事，还写了作文。“我当时看了就好感动，觉得自己受到了认可，我代表的这个群体得到了认可。”

古慧晶选择去职校读汽修，一是因热爱，二是因现实。她从小喜欢汽车，沉迷汽油的味道，看到《速度与激情》里汽车的改装和轰鸣会异常兴奋。初中时她偏科严重，觉得上普通高中最多只能考二本，于是不顾家人反对走进职校。亲戚知道后很诧异：一个女孩儿，读职校就算了，还去学汽修？“他们还是会有点偏见甚至有点歧视。”古慧晶说。

类似的偏见似乎是常态。深二职地处光明区，这里是深圳最北端，毗邻东莞，周边还是一片工业园模样，土地处在成片的开发中。即使是在深圳这样产业快速升级换代的城市，学校依然保留着人们对于职校的传统印象，开设着一些相对基础的专业，如汽修、会计和烹饪等。而愈是基础，就愈要较大的发展空间。古慧晶训练的汽修实训基地，占地面积极大，像个汽车工厂车间，摆放着从哈弗、雪佛兰到宝马、奔驰等各类车型；校园另一端则是烹饪基地，有学生在热火朝天地炒菜，也有学生在用各类刀具将食材精雕细琢，把胡萝卜刻成了一只开屏的孔雀。

深二职是深圳最大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当深圳市内因用地紧张、学位不足而频发焦虑时，这所学校却因偏居一隅得到了充足的空间。深二职成立于1984年，前身是深圳市业余中专学校。“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工人来到深圳，需要给他们一个地方学习进修，就办了这么一所学校。”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欧阳文伟说，学校最早在罗湖区，功能类似夜校，后在1992年更名为深圳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直到2008年，学校在市教育局指导下更名为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才正式变更为全日制全寄宿制中等职业学校。

正好在那前后，学校在罗湖用地受限，光明区有一个私人老板投资民办教育失败，空出了几栋楼，还有一大片地，深二职就搬了过来，开始大规模投资办学。但在学校改制和搬迁后，怎么办全日制中职学校、开设哪些专业，这都成了当时学校领导团队要考虑的难题。那时候，深圳产业已在转型升级，制造业工厂外迁，高新企业崛起，市区内一些中职学校已开设了高精尖专业。二职的校领导班子为了避开和当时最好的几所学校竞争，就找了专家团队作调研，最后决定开设汽修和烹饪这些基础服务性专业，“之前还有美容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后来停办了”。

“底子很薄”，欧阳文伟这样形容当时的学校，学校初创百废待兴时，各项软硬件条件都尚不健全，规章制度亟待完善，老师是从天南海北招聘的，学生却一度招不满。于是，学校最初还招收了一部分当地居民的子弟，剩余大部分是来深务工人员的孩子。这让那时的学校管理频遇难题。“打架很常见，外地的跟本地的打，光明的跟罗湖的打。”一位校领导回忆道。

深圳是一座外来人口建设起来的城市。产业高速发展中，这座城市的教育、医疗等配套公共设施，却一度被遗落了下来。直至2019年，深圳中考的公办高中录取率只有44%，当年共有8.5万学生参与中考，高中名额加起来总共3.5万，多数孩子只有进入社会或中职学校这条路可走。在欧阳文伟看来，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如何唤醒这些被筛选下的孩子们的目标和热情，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

十几年来，他们逐步摸索出了一些道路，深二职近年来在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中多次获奖。在深圳，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走高考“独木桥”，选择进入职校。2020年深二职招生情况显示，当年录取近1000名学生中，有30%超过深圳公办高中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学校升学率超96%，考取专科的学生占95％，本科占5%。

古慧晶是升学的学生之一。因在技能大赛中拿到一等奖，她被保送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大专院校）的汽车工程专业。她仍每天奔波在教室、寝室与训练基地中，三点一线，为进入高等职业教育提前做准备，等待她学习的有新能源汽车等最新行业知识。“汽修女孩”并不满足于只干汽修。古慧晶说，只要有机会她会尽量深造，“想做一名汽车工程师”。

“古慧晶的意义就在于，她让人们看到了高考之外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欧阳文伟说，“中职教育不是兜底教育，最起码他们经过3年培养，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都有一定的基础，能去更好的高职院校深造，为深圳和国家产业升级换代作贡献。比如学烹饪，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就只能做厨师了，你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做到行政总厨；再比如汽修，你完全能一路做到汽车工程师。”

50多岁的欧阳文伟是上海人，一头银发，金边眼镜，看上去斯文儒雅。他198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到深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前身为深圳电子技术学校），一干就是28年，从老师做到校领导，此后到深二职任职。他毕业那年，有同学被分配去了深圳中学——如今深圳最好的中学。“主要是我学电子的，要是学物理的也会被分过去，但那时候自己心中没有任何落差。”

因为上世纪90年代正值职业教育的黄金年代。那时的中职毕业生能直接进深圳国有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单位就业。“除了顶尖高中，很多学生连第二三梯队的公办高中都不上了，就到职校来，因为出路好。”欧阳文伟说，招生生源好，老师上课也容易，他教电子技术基础课，学生一点就通。相关数据也显示，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在当时达到顶峰。1998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分别为194.14万人和177万人。

变化出现在2000年后，全国高等教育扩招，普通高中成为选择主流。80年代以来普高、职高各占半壁的状况被改变，职校开始面临招生尴尬。2002年，欧阳文伟带了一批学生去上海地铁实习，回来后很多学生进入深圳地铁。但很快，深圳地铁将最低学历提高至大专，他开始也感到教学困难：能听懂的学生越来越少，调皮捣蛋甚至打架斗殴的多了。有一段时间，欧阳文伟要“整天跟学生斗智斗勇”，抓抽烟和恋爱，去派出所处理打架，“那两三年有种恶性循环的感觉”。

这种困境是全国性的，只是在深圳表现得明显。上一代外来移民将深圳建设了成了大城市和新家园，但下一代的教育似乎也在这过程中被轻视。目前深圳职校的学生，多数来自非深圳户口家庭，这一比例稳定而持续。在深二职，30%学生是深户，70%为非深户。从家庭结构来讲，30%的学生是中产阶级家庭，70%的学生来自进城务工人员或城市低收入家庭。

外来的家庭、中考分流的落差，很多时候会加剧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中职学校之难，首先体现在德育管理上。分管副校长王刚曾在深圳市教育局主抓安全管理。“开学第一天是最忙的。”王刚和老师要去挨个查寝，看看学生有无带违禁物品，烟、酒、打火机是常态，还曾搜出过管制刀具。

王刚说，跟以前比，现在学生打架斗殴少了，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更严重。3年前，学校引入第三机构做新生入校的心理测试。每年新生入学1000人左右，初筛下来发现有抑郁症状的学生达100余人。“可能有家庭‘欠账’，可能有中考失利的原因。”王刚说，这加大了管理难度，老师要给孩子“补欠账”，学会去关爱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斥责和规训。

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一样，横向按年级和班级管理，班主任带班。烹饪专业2022级班主任许瑞明2016年加入学校，一直担任班主任，他曾两次抢救过自杀的学生。因带班出色，他在2021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班主任。据他观察，职校里的问题学生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偏内敛，有些自卑；一种乖张调皮，难以管理。

在职校老师中，许瑞明的人生经历有点传奇。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深圳开着一家知名的蒙古菜餐厅，会经常接待社会名人，交往圈子大。他经一位朋友介绍，来到深二职烹饪专业任教。

那时候，校内知名的“风云人物”就在许瑞明班上。那是一个师生都听说过的男孩，“所有人都称他为二职的钉子户”。男孩长相帅气，进校时染着一头黄发，很快变为红发、紫发，还戴着金手镯与项链，抽烟、喝酒、打架，“坏事做遍了”。他女朋友换得频繁，考试时则用硬币决定答案。两年来，他多门科目成绩相加总分从未超60分。

男孩带着一帮兄弟，把班级搞得乌烟瘴气，班级在全校评分中经常倒数。老师上课时，他会冷不丁给老师扔香蕉皮等恶作剧，“之前的班主任一个星期最少哭三次”。学校见许瑞明管理企业有方，就让他做了男孩的班主任。许瑞明了解到男孩的状况：他是家中独子，出生在北方，父母早年来深圳经商后将他留给家中老人。老人溺爱，父母则只用物质去弥补，久而久之，男孩乖张自弃，花钱如流水，“苹果手机有5部，全都被我没收了。头一天收了，他能马上在网上买一部第二天就送到学校来。鞋子也要最新款的，最贵的一款是2.8万元在香港定制的”。

许瑞明知道，要管好男孩，“来硬的”必不可少。上任第一天，他和男孩约法三章，“我是你的班主任，你就必须听我的”，男孩毫不在意，放出话来要整蛊班主任。许瑞明说到做到，学校要求6：50起床，7：15集合跑操，男孩从来不去。许瑞明上任第二天，直接拿了一桶水在寝室等着，6：50时间一到，他叫男孩起床，男孩不听，佯装继续睡觉。等待5分钟后，许瑞明见男孩仍无动静，直接一桶水泼了过去。男孩大叫了一声，从床上惊醒——那之后，他再也不敢无故缺席跑操了。

许瑞明也知道，一味强硬惩罚并不可取，“很多孩子还是需要爱的，有情感上的需要”。男孩被水泼了之后，虽不敢无故缺席，但他善于表演，会找借口说自己生病。许瑞明知道男孩是装的，他会顺着男孩表演。有一次，男孩借口自己发烧了，窝在床上不去上课。

许瑞明用上了自己的一身本事。大厨出身的他自己掏钱，去菜市场买来好肉好菜，连着几顿给男孩做大碗骨汤面、鲍鱼饭、金丝虾球，送到宿舍给他吃。男孩很震惊，他吃着那碗老师做的面，突然间非常感动地说：“原来骨汤面真的比方便面好吃多了。”——他从小吃惯了方便面，“我爸妈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我”。

久而久之，男孩变得听话起来。高三最后阶段，他突然醒悟，天天在教室自习到很晚。最后他高考152分（总分500分），去了惠州一所民办大专。虽然分数低，“这是我自己考出来的，不是扔硬币扔出来的。”男孩对许瑞明说。

许瑞明有一张国字脸，身材敦实，待人热情洋溢，说起话来感情充沛。他对自己要求严厉，在教师食堂吃完饭时，他习惯把餐盘中的残羹剩菜统一倒在一个碗里，最后再倒进垃圾筒。他在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张一人小床，开学第一个月里通常不回家，就睡在这里，以随时处理突发状况。

作为班主任的许瑞明是威严的，要求特别细。班里卫生必须整洁如新，非上课时间课桌上不能放书，上课时书本统一放右上角，一支笔、一本书、一个文具盒，都要有统一摆法。“教室一定要像展览馆一样。”许瑞明希望靠这种严苛，纠正学生过去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连续3年，他的班都在全校考核中名列第一。

许瑞明作为企业家的成功，正是源于这种高标准。他来自内蒙古，初中毕业后只上了中职，他一路苦学钻研，读了烹饪的大专，进而是本科，考了很多证书，成了一名中西贯通的大厨。厨艺精进之际，他在2000年前后到香港某高端餐厅做行政总厨。在那家香港餐厅，他说自己被“深深震撼了”。这家餐厅里的一个厨师，当时仅靠推鲍鱼汁就月薪8万元，“每天穿得跟首长似的”。每日上午例行检查，厨房地板要求一尘不染，“拿纸巾去擦地板和死角”；下水道要洗得像镜子，“必须用手去擦，因为下水道是不锈钢，拿抹布或者钢丝球根本擦不干净”。这种严苛是一套精细化管理的考核体系，许瑞明最初适应起来很吃力，“那种精细化程度，让我觉得差距太大了，但做不到脸上就很没面子，因为我还是去管人家的”。

在香港餐厅数年的经历，他学会了用这套精细化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也用这套标准创业。他在自家400平方米的店配备了75个服务员，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和财务体系，这让他能放心地在职校兼职。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儿子，鞋子书包摆不整齐，“不出3次一定是扔垃圾桶了”。从小学到初中，儿子成绩优异，一直是班干部。但是随着与孩子们打交道增多，他再回顾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有时会有点恍惚，“我的孩子也许是被我的严厉标准‘绑架’了，好像失去了童年，说起来还是有点心酸”。但他又觉得这套方法对职校学生适用，“以后他们真的走上社会了，就会比别人出色的”。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这种标准似乎难以承受。“抵触很大，很多孩子接受不了，他们从小养成了懒散和丢三落四的习惯。”许瑞明说，高一刚开始时他上烹饪课，让学生去擦下水道，没一个人愿意去，他就自己亲自示范。

在他的班上，有一个女孩让许瑞明最为放心。她是来自江西的赖金玲，今年17岁，绑着一个马尾辫，性格内敛，说起话来声音温和。她文化课成绩全校第一，总能见她拿着小本子在记背单词。赖金玲为了练习胡萝卜雕花，雕刻过上千根萝卜，把手划出血也不休息，是校内另一个“宝藏女孩”。

赖金玲对我说，她之所以这么刻苦，是因为上了职校后她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她是非深圳户口，父母早年来深圳做厨师。她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两人彼此竞争。初中时，姐妹俩来深上学，赖金玲成绩原本更好，中考发挥失利，没能上高中，妹妹却上了。妹妹有时会借此嘲讽她，说“我现在是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了”。

许瑞明欣赏赖金玲，也深知她受家庭影响，“表情经常写在脸上，一看就是跟家里或妹妹闹了”。从高一开始，许瑞明就慢慢培养赖金玲，让她从学习委员做起，进而是副班长再到班长，“我一定要让她走上金字塔尖。”许瑞明说。

对于许瑞明的这套高标准，赖金玲多数时刻都能完成，学习成绩一直在全校前列，还报名参加了技能大赛。同学在玩的时候，她在长条椅上背单词，同学在休息，她在教室和实训室待到晚上12点，最终拿下了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二等奖。但许瑞明还不满意，觉得赖金玲各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班级管理方面。比如，当一些学生在班上调皮违纪时，许瑞明会批评赖金玲管理不到位，“不断地给她加码”。

今年年初的一天，许瑞明在办公室又一次批评了赖金玲，说她没有起到带头作用，“你不光要自己优秀，还要带领别人也优秀”。这一次，赖金玲终于绷不住了，她在办公室里大声哭了起来，“我也不想当这个班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做班长已经很委屈了，你还想怎么要求我？”她哭得非常伤心，许瑞明怎么安慰都没用。大哭之后，赖金玲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

原来，那段时间班里出了点事，温和的她“夹在老师和同学之间”处处为难。当时她还刚报名了技能大赛集训队，要多花时间训练技能，这是跟文化课完全不同的竞争，她压力很大，但父母和老师却很少给她鼓励。“小时候爷爷奶奶就没怎么管过我，来到这儿后发现很多事情都要做得非常细，做不好就会受打击，变得不自信。”赖金玲说。

赖金玲情绪爆发后，许瑞明也哭了。他给赖金玲父亲打了3个小时电话，意识到自己过于苛刻，有些悔恨。那之后有一个月时间，赖金玲没跟许瑞明说一句话。许瑞明每次见她，她都是不理或躲开。时间越久，许瑞明愈是伤心失落，不忍看到“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凋谢了”。此时他才意识到，学生也是有极限的，需要鼓励。“孩子如果这时候沮丧了，从此对老师和专业失去信心，那我可能就把孩子给毁了。”回忆到这里，许瑞明忍不住红了眼眶。

最终在一天晚上，这个硬气的北方汉子，花了一个多小时，编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正式给赖金玲道歉。他后悔自己过于严厉，把她逼到极限，“不能以我的标准来要求你”。采访时许瑞明告诉我说：“我把她当女儿看的，我对我儿子都从来没道过歉。作为老师我可以退一步，就是怕她从此丧失信心，消极地放弃自己了。”

由于占地面积大，深二职有一个深圳学校难得的优势：一座足够大的图书馆。图书馆与学生食堂同等规模，位于食堂三楼。有趣的是，这座图书馆内竟然没有一个成年人管理，是学生们自己在负责登记图书、把图书归还原位。

旁边有一间学生自营咖啡馆，每天16：30～18：30营业。前来消费的是学生，负责结账、做咖啡的也是学生——这是一个社团的模拟实践。指导老师施松涛是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毕业于华中师大，在学校教会计。他说，咖啡馆采用股份制形式，一股2元钱，学生可自行入股，平日定期分红，毕业时再把股份转手给学弟学妹。学生可根据喜好和特长学习咖啡馆经营的各个业务。“这样能模拟一个企业的经营，也让学生有自己做主人的感觉。”

让学生做主人，在二职校内并不罕见。图书馆里是学生，入校时防疫检查量体温的也是学生会干部，学生们还自己投票决定了手机的使用权限：非上课与休息时间可自行使用，一旦上课或熄灯休息要统一保管。与一味严苛的单向管理相比，学校选择相信学生的自主性。欧阳文伟解释，他着重强调一种“目标感”。“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职校的学生混日子？因为学生们没有想法和目标，如果有了，他们自己就会动起来。”欧阳文伟说。

然而，普通高中有高考，职校学生最大的目标在哪儿？那可能当属技能大赛了，这是当前各职校比拼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发起的一项职校学生综合技能竞赛活动，每年一届，分中职和高职展开，比赛项目很丰富，涵盖汽修、烹饪等传统项目，也有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新业态。

中职教育的全国技能大赛起源于2007年前后，正值职业教育举步维艰之际。欧阳文伟记得当时教育部领导说了一句话，“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技能大赛一句口号。那之后，深圳很多学校聘请了一批有企业实操经验的老师带队参赛，欧阳文伟也顿时感到，做职业教育有方向了，很多学生和老师有了奔头。他来到深二职后，开始狠抓技能大赛。

参加技能大赛的学生，要先通过市赛、省赛层层选拔，最后参加全国大赛。省赛、国赛中获优异成绩者可直接保送高职院校，这对很多中职学生来说很具有吸引力。古慧晶说，当时她之所以报名参赛，就是因为在入学时看到基地里有师哥们拿着扳手训练技能，后来听说还可以保送。“这不就是给我指了一条路？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参加。”

要参加技能大赛，首先要进入集训队。每年9月新生入校后，各专业会统一宣讲招募队员。学校共分5个专业学部，每部新生200多人，约有40～50人报名。一个关键诱惑是，深圳当地有一所知名高职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职院），它靠着得天独厚的产业与资金优势发展起来，被誉为专科中的清华。但直到几年前，学校在高考中都只招深圳户口的学生，非深户想要升学就读，只剩竞赛保送这一座独木桥。

然而在每个专业中，每年最终能走上竞赛舞台的学生只有1～2人，学校应如何筛选出合适的学生？普通教育中的奥赛考验的更多是智力，这是否对职业教育适用？答案是未必。职教技能竞争中最重要的，很可能是智力之外的东西。

计算机专业老师古君彬负责集训队训练。他说，新生入校后本有一个参考标准，即中考分数，但他选人时不会看分数，选拔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强调集训队辛苦，没有周末，过年也只有2～3天假，这样会淘汰掉一些学生；第二步是下发学习资料，让学生自学做笔记，他不讲解，只看笔记，“主要看他们的自学能力”，这又是一轮淘汰；最后一轮是面试，古君彬不跟学生聊天，只是发一份英文资料，让学生照着打下来，学生一边打，他一边就着笔记提问。“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学生突然间连字都不会打了。”古君彬说，多数学生会很紧张，在他面前一根手指一个字母敲击，像是小心爬行的蜗牛。

“这一关考的就是心理素质。”他说，很多职校生缺乏自信，心理素质不沉稳，这在竞赛中是大忌。以他所带领的网络搭建项目为例，两位学生被要求在4小时之内搭建出一个复杂的模拟网络，“跟企业内网一样，给你路由器、交换器这些设备，让你搭建一个企业的网络，要有总公司和各个分公司网络之分，里面还进行各种网络安全设置，哪些人有哪些权限，能看什么服务器里的文件和内容等”。比赛时题目内容量大，要快速读题审题，同时来自全国的好手相邻竞技，选手能不受干扰地完赛就变得尤为重要。

三轮淘汰下来，集训队只剩下4～5人。2020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刘显扬是其中一员。他来自辽宁，身材高大，拥有东北男孩的开朗与健谈。古君彬看中他的特质之一，就是他在面试时极快的打字速度，“他一分钟可能得打200～300字”。这种沉稳迅捷，让古君彬眼前一亮。

在进入职校前后，刘显扬经历过一段迷茫。他小时候也在老家长大，父母在深圳经商。中考时他在辽宁考了一个中下分数，按父母的想法搬到深圳后才发现，辽宁的中考分数深圳不认，最普通的高中他都上不了。父母心急如焚，天天在家打电话，终于发现深二职计算机专业有补录的自招名额，刘显扬这才有学上。虽能继续上学，但他内心并不平衡，进职校后非常焦虑，多次问老师：“我该怎么做才能继续升学？”在老师的建议下，他报考了集训队。

那极快的打字速度，反而是源于他小时候爱打游戏。长辈们多数时间不怎么管，只是在小学时给他报了一个演讲与口才班。在班里，刘显扬从一开始紧张得无所适从，慢慢学会了在很多人面前开口演讲，有了一定抗压力，“至少现在当着很多人的面，我不会发怵”。最后在全国大赛中，他和队友拿到一等奖，得分比第二名多140多分。

不过在集训中，只有心理素质是不够的，更要吃苦耐劳。比赛时那争分夺秒的竞争，源于千万次训练后的熟能生巧。集训队训练枯燥，从高一开始，队员集中在一个宿舍同住，便于早起晚归统一管理。比赛冲刺阶段一般准备期有4个月，期间他们每早8～9点到实训基地，晚上9～10点回，赛事的模拟训练每天至少会做两次，只有中午休息1～2小时，强度极高。

作为女生，古慧晶在集训时的挑战更多。当其他同学都参加各种社团，去图书馆咖啡馆自习时，她几乎都在基地拿着沉重的机械流汗，一年来只有春节放了3天假。从集训队选拔起，她就是唯一的女生，没有队友共享宿舍。有时候训练完回宿舍已经是凌晨，她满身大汗淋漓，却怕洗澡的水流声吵到室友。于是，她学着拿个盆子接满水，自己蹲着洗，“这样水声会小很多”。

最难的还是体力不足。汽修要拆减震器时，男队友们一下就拔出了，古慧晶根本拔不动。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拆下来了，结果又塞不回去，内心极度崩溃。汽修也比她想象得要复杂，要把电路图烂熟于心，她卡壳了整整一年才逐步开窍，“每天都在想放弃”。后来在教练的帮助下，古慧晶学会了运用技巧。减震器沉重，她不再用蛮力，学会了拿一个长扳手用巧力去撬。

十多年来，她是学校唯一参加该项目集训的女生。教练李世川对我说，那年他招募集训队时，看到有女生来报名，这个有30年经验的汽修老兵很吃惊，“之前只在德国见过”。因担心体力跟不上，他曾劝过古慧晶放弃，转型做汽车营销，但古慧晶执着坚持，李世川也逐渐发现了女生的优势：耐心与细致。

比如，项目要求要在2.5小时内完成车轮定位、发动机拆装、汽车定期维护和汽车故障诊断4项任务，每个任务比谁扣分少，最后算总分。最后的省赛角逐中，古慧晶不仅发现全部故障，还完成得更完美。当其他选手都在争分夺秒地拆装、顾不上装卸顺序时，她却一板一眼地按照顺序拆装，这让她在细节上没被扣分；拆装发动机后，选手需要读取测量读数，“很多男选手只能读到1/100，但她读出的是1/1000的精度”。

近几年来，靠着在技能大赛中的突出表现，深二职的奖牌数量在深圳同类学校中名列第一，在圈内累积下一定口碑，录取分数线也逐年上涨，稳居全市同类学校前列。古慧晶火了，学校一些老师反而很意外：这样的女生并不少见，为何大众会觉得如此新鲜？他们还有像赖金玲这样从事烹饪、物流专业的女生，赖金玲此前也在烹饪技能大赛中拿到了广东省二等奖，被誉为“神雕女孩”。

这种以技能大赛为核心驱动的方式，非常有效。校园里，一进门就能看见教学楼上挂满了横幅，红底黄字讲述着竞赛成绩和保送资格。“以前学校QQ群里，最多就是报修个水电什么的，现在都是各个获奖信息，大家挨着点赞。”欧阳文伟说，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老师，“不排除以前个别老师也想混，现在看着别人出成绩了，自己也会想要进步。”

不过对这种竞赛驱动的发展，学校内部也有人在思考——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带有一定普惠性质的，是没上高中的孩子的一道保障，而竞赛集训队这种精英化的教学模式，是否有违其初衷？副校长詹敏玲分管教学，她对我袒露过这种担忧。“竞赛集训的成本投入很大，为了那几个孩子，我们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但问题在于，怎么让其他孩子也受益？”詹敏玲说。

詹敏玲说，总体上看学校仍是从竞赛获益的，通过一种反哺的方式。技能大赛每年都在变，题目涵盖着行业前沿知识和趋势，进而引领职校教学改革。“老师不钻研肯定拿不到奖，指导竞赛过程对他的教学也有促进。”詹敏玲以智能家居举例，该赛项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搭建好一个智能家居网络，在数年前只是单一比赛，但很快智能家居成了市场趋势，需要相关人才，学校就在智能家居集训队师资基础上，开设了物联网专业。“物联网专业是今年刚进入教育部专业目录，它的建立是源于竞赛的，包括新能源汽车也是。”

不过，竞赛的这种引领作用，也会让参与的学生们有自己的苦恼。因为集训队单独管理，学习内容也比其他同学更艰深前沿。当古慧晶开始琢磨着新能源汽车、脑子里记着新能源电路图时，其他同学还在默念着传统汽车和语数外高考。其他同学似乎不喜欢这种差距，使她一度感觉被孤立。“真正愿意参加集训队的还是少数。”古慧晶说。

刘显扬则对我说，他有时候会觉得在集训队学得“太精了”，“只会这么一点知识”，丧失了更多可能性。“竞赛里有些要学的东西，甚至我在上大学时都是学不到的。”教练古君彬说。在网络搭建比赛中，队友负责设备搭建，刘显扬负责技术，两人相互配合。“我们俩分得特别开。”刘显扬说，两人获奖后都保送到深职院计算机专业，他选择了云计算方向，队友选择了计算机网络。面试时，有老师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计算机网络方向呢？”

“那个我确实一点都不会。”刘显扬说。

“你队友为什么不来云计算方向呢？”老师继续问。

“那个他也一点不会。”刘显扬如实回答。在集训队时，他率先接触到了有关云计算的知识，就报了对口的方向。如果选择了计算机网络，他要完全从零学起。

在刘显扬对自己的规划中，他要在大学里考取华为云计算的相关资质证书，在深职院进行专升本或专插本，进而读研究生。“只要有机会我肯定还是会深造的，现在学历还是很重要的，薪水和发展都跟学历挂钩。”刘显扬说。

这是当下中职学生的主流想法，也折射出了深圳中职教育的新使命。包括深二职在内，深圳诸多中职学校的升学率均超90%，一些学生还能直上本科。据欧阳文伟观察，内地很多职校的升学率也只有50%～70%。深圳或许代表着某种未来趋势，赖金玲、刘显扬、古慧晶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上大学的强烈渴求，很多学生即使不参加竞赛，也愿意在职教高考中搏一把。这也是深二职绝大多数学生的共同选项。这与国家近年出台的职业教育改革举措有关。职教高考如今在高三第一学期结束时举行，学生在高三第二学期还要到企业参加实习，业内人士称之为“2.5+0.5”，此前是“2+1”模式。

“中职生毕业的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的心智水平和知识能力不够成熟。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推向社会和就业市场，不合适。”欧阳文伟认为，职教高考制度的形成，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中职生通过自身努力，考进高职院校、甚至是本科院校深造，以适应就业市场对高学历、高技能的技术人才的需求。

“大家都想要拼命升学，那中职学校的角色不会很尴尬？我们不就成了普通高中了吗？”詹敏玲有时会这样思考。升学率为王的情况下，教学考验随之而来。首先是师资配备，升学要考的多门学科需配备相关老师，公办学校中编制本就吃紧，但没编制则难以吸引到优秀老师。与产业行业变迁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是动态发展的，这就导致稳定长久的公办编制与之相悖——学校早年间有一个美容美发专业，招募着有编制的老师，在深圳急剧的产业升级下，该专业后来被取消，老师们则转岗去了行政。

其次是课程调整，文化课权重在逐步增大，专业课与选修课的比例降低。当前，学校里专业课与文化课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而其他中职学校大概是六四开。“这是比较大胆的。”詹敏玲说，这经过了很长摸索：高一跟初中有衔接，会多开一些语数英与专业基础课；高二上以专业课为重，到下学期转为文化课为主，高三基本是以文化课为主。同时专业课上注重技能实训，着重推行小班化的实训教学，“20～30人/班，这样学生才能最大化把技能学到手。原来可能是一个老师带40个人，现在是2个老师带”。

詹敏玲说，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为学生进入高职学院进行更深的技能学习打下基础，着重初级技能培养。在她看来，这是保住职教特色的关键，“毕竟技多不压身”。詹敏玲说，在技能大赛和升学率起来之前，“学校的素质教育抓得很好”，选修课很多，下课后总能看见学生在跳舞和打球。

“以前学校的美术、音乐老师很多，但2010年后这些老师无法直接考教师资格证，就转为了社工专业，专业课变成了选修课，琴房变成了教室。”詹敏玲说，学校教学楼的走廊里，至今摆着钢琴，都是那些年职校专业变化时留下的——校领导觉得，这些设备不能转卖。“很多职校的孩子，可能之前连钢琴都没有摸过，我们就放到公共空间里让他们看到。只要想学，他们就可以去摸一摸、弹一弹。”詹敏玲说，“这可能就是中职教育的意义所在，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既能学习下里巴人般的技能，但也看得到阳春白雪。” 职业教育大学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