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KUS冲击：核潜艇搅动美法关系

整整三个月之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以及整个法国政府终于意识到：在康沃尔海滩那场温情脉脉的会面背后，一桩将法国排除在外的秘密协定已经进入拍板阶段。而它搅动的将是整个西太平洋海域的安全态势。

时间倒回到2021年6月第二周。在被新冠肺炎“大流行”打断一年之后，第47届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在英格兰康沃尔的海滨度假胜地卡比斯湾举行。对许多与会者来说，这都是一次承上启下的会面：今年秋天，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将先后迎来大选，领导欧盟近16年之久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正式退休。而G7峰会在时隔23年之后，再度移师已经“脱欧”的英国，同样标志着英欧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备受关注的还有78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月20日正式就职之后，拜登政府马不停蹄地抛出了一系列涉及经济刺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防务问题的新政策。观察家们热切盼望从峰会中瞥见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即将出现的变化。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历时三天的峰会进行得波澜不惊。延宕多时的英美旅行“解禁”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关于碳排放“净零”的时间表也依然设定在了遥远的2050年。反而是不在“选举年”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为会场上的活跃人物：在晚风习习的卡斯比湾海滩上，他先是和头发凌乱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碰臂致意，接着激烈地争辩起了英国“脱欧”之后对于北爱尔兰贸易问题的安排。英国外交部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批评马克龙在言谈中将北爱视为独立国家，对英国主权构成了“冒犯”。法国总统还反客为主地邀请特邀参会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年内访问巴黎。摄影记者则拍摄到了另一个似乎颇有深意的画面：当拜登和马克龙以及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四人在沙滩上漫步攀谈时，比拜登小整整35岁的马克龙将右臂搭在了美国总统的背上，显得异常亲密。“后特朗普时代的美欧关系正在修复”——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结论。

9月15日，风云突变。英美澳三国政府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宣布：彼此已经就“印太洋”安全问题达成一项三边安全协议，简称AUKUS。协议绕过了既有的美英澳加新五国情报共享联盟（俗称“五眼联盟”），侧重于军事装备领域，范围涵盖了网络战、人工智能、海空远程打击以及量子技术。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大的内容，则是澳大利亚取消此前与法国达成的、耗资650亿美元合作建造12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军火采购项目，改为在英美两国的帮助下，新建至少8艘配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倘若这一计划得以成行，澳大利亚将成为继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以及印度、巴西之后，第八个装备核潜艇的主要海军国家。同期公布的还有美澳合作开发高超音速导弹以及美军增加在澳部署的意向，堪称澳大利亚现代史上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

对此前毫无察觉的马克龙当局来说，常规潜艇项目流产，意味着法国政府控股的南欧头号造船企业海军集团（DCNS）将蒙受超过200亿欧元的损失：尽管此前的12艘常规潜艇确认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但海军集团作为项目总承包商和技术转让方，仍可以分得总预算的40%。更令法国人愤怒的是，随着AUKUS谈判的详情被媒体披露出来，巴黎方面发现自己至少被美英澳三国联手欺瞒了半年之久——根据莫里森在9月16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辩述，早在2020年春天，澳大利亚政府就已经开始筹划取消预算一再上涨、性能指标不尽如人意的法国潜艇项目。作为备选方案，2021年3月，澳大利亚海军参谋长迈克尔·努南（Michael Noonan）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相当于海军参谋长）拉达金（Tony Radakin）上将，咨询澳方是否可以效仿《1958年美英共同防御协定》的先例，从英美两国获得核潜艇技术，并获得了肯定的答复。而美英澳三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接触，恰恰就是在6月初那次看似一派和气的G7首脑峰会上完成的。当马克龙与拜登挽着手臂在康沃尔海滩上谈笑风生时，显然不曾料到对方已经暗度陈仓，绕过法国和英澳达成了合作意向。

“简直就是背后捅刀子。”9月16日，素来出言谨慎的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告诉一家本国媒体，“如此野蛮、单边和不可预测的决策使我回想起了特朗普过去的许多所作所为。”为表达愤怒和不满，巴黎在9月17日紧急召回了驻美澳两国的大使，并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拒绝与美方高级官员做直接接触。直到9月22日，马克龙才和拜登通了潜艇风波以来第一个电话，确认两国外交关系将在9月底恢复正常，但包括法国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坎邦、政府欧洲事务部副部长波恩在内的多位政要依然在持续发出批评之声。实际上，美法关系的波动已经上升为不折不扣的欧洲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日公开表示，法国在潜艇事件中所遭受的对待“不可接受”，原定在9月底举行的美欧高级贸易谈判因此被推迟。

从单方面决定自阿富汗撤军，到“背刺”法国潜艇订单，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美国与其欧洲传统盟国连续出现重大战略分歧，恰恰印证了勒德里昂的负面判断：由于华盛顿当局“缺少实际行动”，过去几年间已经面临严峻考验的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未得到修复，而是“依然处在危机中”。鉴于马克龙有大概率将在明年的法国大选中获得连任并接替默克尔成为欧盟的实际掌舵者，AUKUS风波给“北约”体制造成的冲击，还有进一步延伸的可能。但受到最大影响的仍是西太平洋海域的安全态势——澳大利亚“押宝”核潜艇，将导致已经方兴未艾的“印太洋”水下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将因此面临更大、更微妙的变数。

直到“暗箱操作”的AUKUS协议公之于众，许多澳大利亚公众才第一次知晓：在本国政府和法国之间，存在一项构想超过10年、至今尚未付诸落实的柴电潜艇采购计划。而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的新核潜艇建造项目，同样需要等待大约10年才会正式交付。这本身已经包含了足够丰富的信息量——对海上力量规模并不大的澳大利亚来说，保有一支巨大的水下舰队更像是负担而非资产。若无外力援助，单凭自身资源几乎难以维持。

事实上，类似的情节在澳大利亚第一型国产柴电潜艇“柯林斯级”身上已经预演过一遍了。1987年，澳国军方宣布将引进瑞典“西约特兰级”潜艇的设计方案，在本国建造6艘同型艇，作为21世纪初澳大利亚水下舰队的基干。但由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整合复杂系统的能力不足，加之其海军对初始设计提出了大量不切实际的修改意见，全部6艘潜艇竟花费了整整13年才告完工，单价达到了惊人的8.5亿澳元。更有甚者，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前的1999年，澳大利亚国防部就起草了一份基调悲观的调查报告，直截了当地宣布：由于设计几经变更，工程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柯林斯级”从动力可靠性、水下噪音指标到武器系统的有效性都无法满足澳国海军的实际需要，需要完全更换软件系统并进行工艺复核。而1996年完工的首艇“柯林斯号”在正式服役还不满5年时，就被认定存在多处焊接工艺缺陷。这使得昂贵的“柯林斯级”从刚服役时起就处在了淘汰的边缘。

尽管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澳大利亚国防部自2000年起便反复强调：经过检修和升级的“柯林斯级”至少会服役到2025年甚至更晚，但为这种不合格的水下载具寻求替代者的论证从2007年就正式启动了。2015年，整个项目正式进入招标阶段，参与竞争的共有日本的“苍龙级”、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的214型以及法国海军造舰局集团（海军集团前身）的“梭鱼级”改进型三个方案。考虑到日本受战后宪法影响，在复杂武器系统出口方面缺乏经验，而德国方案吨位和主尺度过小、难以满足澳方的续航力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最终在2016年4月宣布法国方案中标。这个被称为“攻击级”的新一代潜艇项目将以法国提供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澳大利亚本国造船厂承建的方案进行，从2023年起正式开工，在不超过25年的时间里完成全部12艘的建造工程。

“从造舰工程的角度来说，法国方案并不是最优解。”亚洲海事问题专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R. Holmes）告诉本刊，“法国自身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再建造常规动力潜艇。澳方最终选定的竞标方案，实际上是以法国‘梭鱼级’核潜艇的初始设计更换动力系统而成，势必面临和‘柯林斯级’类似的整合问题。”从出口经验上看，德国的214型及其前身209型乃是全球军火市场上最为畅销的常规潜艇，而“梭鱼”级在法国本国也只是刚刚上马的新项目，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其说法国方案胜在性能，倒不如说优点主要来自军事以外的因素——德国和日本方案的预估报价都没有超过180亿美元，而法国方案的初始预算就在350亿美元以上。不过法方承诺，其中只有80亿美元会直接支付给海军集团，其余款项除去用于潜艇在澳大利亚国内的施工外，还会带动澳大利亚造船工业的升级，澳方所要求的潜艇作战系统升级也包含在预付款项内。换言之，法国厂商承担的主要是技术支持，项目本身带来的就业和产业升级红利则归诸澳方。

“作为一个远离东亚海岸线但与西太平洋海域安全具有密切关联的国家，澳大利亚在潜艇的设计上有着特殊要求。”霍尔姆斯告诉本刊。南太平洋的常年高温和远距离对潜艇的续航能力以及内部空间提出了很高要求，而以柴油机作为动力的常规潜艇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霍尔姆斯告诉本刊：“倘若要前往类似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重要战略水道执行巡航任务，以澳大利亚目前的‘柯林斯级’的能力，至多停留11天。即使‘梭鱼级’改进型的续航力要超过‘柯林斯级’，考虑到常规潜艇需要频繁检修，一次性采购12艘，往往也只能保证有1/3处在随时可用的状态。而核潜艇持续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时长是柴电潜艇的7倍。”有鉴于此，澳大利亚也的确考虑过在法国潜艇项目上直接引入核动力。但这一设想在论证中出现了问题——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在9月17日向英国《卫报》透露，法国设计、制造的船用核反应堆采用低浓缩铀（LEU）作为燃料，每隔10年需要更换一次燃料棒。而澳大利亚虽然是铀矿石的长期出口国，但历届政府一贯奉行“去核能化”政策，反对在本国境内进行核燃料的生产、加工。这意味着即使新潜艇改为使用核动力，日后的检修、更换燃料也依旧需要仰赖法国，有悖于军事工业本土化的初衷，因此在初步论证之后即遭到否决。

然而，“看上去很美”的“法国制造”，迅速重蹈了“柯林斯级”的覆辙。澳大利亚海军希望在新潜艇上安装美国出口的AN/BYG-1型作战系统、美制“鱼叉”系列反舰导弹以及全新的重型鱼雷，为此需要大范围调整“梭鱼级”的软件设计。而为了避免过长的建造周期造成新潜艇甫一完工即告落后，澳方还要求每造出3～4艘新艇便进行一次技术复盘，为随后的新艇添加新设备和新特征。这样一来，法方最初承诺的成本控制优势很快变得无法兑现：2021年2月，海军集团提交了新潜艇的第一个完整设计方案，预估项目预算从最初的350亿美元上涨到了650亿美元，并且法方直接索取的金额达到了总价的40%。这将成为澳大利亚海军史上最昂贵的一单军火交易。更有甚者，在新潜艇尚未造出一块钢板的情况下，海军集团已经收取了24亿美元的咨询费。

“实际上，整个项目正在显露出脱轨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制订相应的候补计划。”在2021年6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格雷格·莫里亚蒂（Greg Moriarty）发出了警告。法国海军集团做出的承诺是，在9月提交一份新的设计案。不过他们等不到兑现承诺的那一天了：9月15日，AUKUS协议正式公布。

以美国作为获取核动力技术的来源国，澳大利亚政府参考的是1958年《美英共同防御协定》的先例。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出于在欧洲遂行冷战的考虑，向英国转让了一座完整的舰用核反应堆、全套核潜艇推进技术以及“三叉戟”系列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弹头设计资料。英国海基战略核打击能力的基础，可以说都建立在这项协定的基础之上。相比之下，AUKUS协议包含的条款要保守一些：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英美两国承诺将在未来18个月内和澳大利亚方面共同商讨核潜艇的初步技术指标。莫里森政府承诺，不会在新潜艇上部署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远程武器，只会搭载“常规弹头的对舰和对地装备”；澳方同时还宣称，“不会寻求获得核武器或是打造民用核能力”。换言之，核潜艇只是一项单独交易，其所用的推进系统以及燃料将单独从英美购买。

不过，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军控问题专家、核物理学家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Acton）看来，英美澳三国政府此举已经是一种危险的越界。他告诉本刊：“作为一个无核国家，澳大利亚的铀矿石出口情况长期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备，但其余活动并不受IAEA监管。英美向澳大利亚出口舰用核反应堆及其所用的燃料，因为属于高度军事机密，详情很难被IAEA有效掌握。这意味着全球核监管体制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个无核国家，却掌握着尖端核技术以及可以加工为核武器原材料的高浓缩铀，同时处在IAEA监控范围之外。”实际上，这也是英美方案与法国方案最大的差异——法国海军集团为澳大利亚论证的新潜艇核动力化方案，包括此前巴西自主研发的舰用核反应堆，使用的燃料都是丰度仅为6%的低浓缩铀（LEU），远低于20%的武器级水平。而英美两国现有的潜用核反应堆使用的是丰度超过93%的高浓缩铀（HEU）燃料，完全具备进一步加工为核武器原材料的能力。即使澳方做出了不寻求“拥核”的承诺，核废料的安全性也会成为相当巨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考虑到整个潜艇项目推倒重来需要耗费的时间，预计在2030年之前，澳大利亚的第一艘核潜艇都不可能投入现役。这意味着在整个AUKUS协议中，最先付诸落实的反而是美国海空军力量尤其是水下兵力在澳大利亚的部署。对此，霍尔姆斯告诉本刊：“澳大利亚媒体已经披露：为了检验从南太平洋出发、介入远东安全事务的可能性，在澳大利亚自己的核潜艇完工之前，美国海军会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部署到珀斯基地。澳大利亚可以完美地取代曾经的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功能；实际上，它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相接处的位置恰恰符合美国海军新近倡导的‘分布式海上作战’的理念。”鉴于美英澳的下一代核潜艇将采用类似的动力设计和作战系统，他们在后勤保障以及进行编队活动时面临的压力也会显著小于从前。

在整个协议的谈判过程中，英国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脱欧”之前，倘若伦敦要涉足类似AUKUS的尖端军事技术转让，必须提前知会给包括法德在内的欧盟成员国；而脱欧恰恰卸除了这道“紧箍咒”，使英国可以在大西洋两岸灵活游走。实际上，根据《每日电讯报》9月21日的报道，在美澳两国政府之间穿针引线的正是刚刚升任英国副首相的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在英美新贸易协议尚未达成、北爱尔兰设卡问题等“脱欧”尾巴尚未了结的背景下，约翰逊通过打出“澳洲牌”，显示了英国继续投射全球影响力的可能性。就连法国老牌大报《世界报》也在社论中承认，AUKUS协议是英国在“脱欧”之后的第一场外交胜利，手腕刁钻。

而马克龙以及他领导下的法国，则成为美英两国一系列政治手腕的受害者。从阿富汗的单方面提前撤军到“暗箱操作”缔结AUKUS协议，过去两个多月里发生的一切明明白白地显示：特朗普虽已离开，但“美国优先”的原则犹在。在聚焦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似乎无暇顾及其欧洲盟友的感受。这种被忽视甚至损害的感觉，已经在影响法国的国内政治——四年前曾与马克龙竞逐总统之位的极右翼政客玛丽娜·勒庞最近就表示，AUKUS事件是对法国的“公开羞辱”，这在明年的选战中势必会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而马克龙本人也曾经不止一次宣称，诞生于冷战时代的北约军事联盟体制在21世纪初正在经历“脑死亡”：除去为美国提供“搭便车”效应外，它能反映的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诉求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在遥远的1966年，正是类似的心理推动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退出“北约”联合军事指挥部；而在今天，导致变化的因素也正在累积。

值得一提的是，在21世纪初的西太平洋周边国家中，耗费巨资购买潜艇已经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场方兴未艾的水下军备竞赛的缩影。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尼等12个亚太国家的海军新建或者外购了作战潜艇，其中大约1/3是首次采购这类装备；其余国家和地区中，菲律宾的潜艇采购计划也已经纳入日程。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因此变得极为微妙。

作为霍尔姆斯的长期研究合作者，华盛顿“智库战略和预算研究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吉原恒淑曾主编论文集《亚洲望向海洋》。他告诉本刊：“海上防御的一般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典的马汉主义，也就是建设一支兼有大中型水面舰艇、水下力量以及航空兵的大海军，与假想敌争夺制海权。另一种称为海上拒止（Sea Denial），它仅仅寻求阻挠对手在某一海区自由行动或者使用某一航路的便利。”对大部分中小国家来说，建设制海型舰队所需的高昂财政支出是他们完全无法承担的。海上拒止则不然：由于目标相对单一，它并不追求海洋能力的均衡发展，而是希望对假想敌最薄弱的环节实施克制。换言之，这是一种非对称作战。

潜艇恰恰是一种极适合执行非对称作战任务的平台。它不仅能充当“刺客”，对假想敌的大中型水面舰艇实施突袭，更能够广泛地威胁防御力低下的商船。一旦某条战略性海上通道被潜艇扰乱甚至阻断，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心理压力势必相当惊人。而要锁定并歼灭潜艇，或者建立系统的护航制度，则须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吉原恒淑认为：“通过采购潜艇这一决策，许多身处战略焦虑中的亚太国家暂时获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问题在于，尽管潜艇在遂行破交任务和实施战略封锁时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平台，但它几乎无法用于和平时期的海上活动。这意味着各国在考察其他国家采购潜艇的动机并部署本国的水下舰队时，带有极强的对抗性倾向。在出现冲突风险时，为了避免对手先发制人、动用潜艇攻击本方水面舰艇或者封锁主要港口，相关国家极有可能展开“预防性攻击”，瘫痪对手的反制能力。这意味着爆发海上“热战”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告诉本刊：“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代表，最近两三年，这两个国家采购军事装备尤其是海军装备的水平，已经在向事实上的备战发展。毫无疑问，谁也不愿意真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但各国已经认为爆发局部战争是可以想象的，并且认为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而水下军备竞赛及其引发的对抗升级，不仅抬高了整体安全成本，还使大量财政资源被消耗在非生产性领域，对相关国家造成了沉重负担。实际上，到2016年为止，澳大利亚海军的预算水平和人员规模甚至无法保证6艘“柯林斯级”常规潜艇处于随时可用状态。而当它们被替换为核潜艇后，运行成本势必会进一步上涨。

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采购的潜艇密集地部署在“印太洋”战略性航道周边，任何两个国家爆发小规模冲突都有可能造成国际能源和商品贸易通道中断，从而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造成恶性冲击。吉原恒淑指出：“如果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在自己的近海建立起层层叠叠的反介入防御圈，部署潜艇和岸基反舰导弹，最终只能造成潜在的‘无人之地’（No man’s land）。由于各国设置的反介入圈覆盖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任何船只在亚洲海域尤其是靠近大陆架的海域航行都将变成极其危险的事，这对和平时期的经济活动将构成重大负面影响。”

不过，显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足够的责任感意识到这一事实。在9月16日的访谈中，勒德里昂恰当地指出：“AUKUS协议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这项战略以对抗性作为首要特征，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对法国来说，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冲突损害的将是所有当事方的利益。 海军脱欧核动力潜艇核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