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律师枪击案：下坠的人生

编辑·陈晓

直到现在，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半个月，李希和许多人一样，依然无法理解雷俊开枪时的决绝：9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从走进写有“法律维权服务中心”的律所，到对律师薛伟幸开枪，然后转头出门，雷俊的整个行凶过程不超过两分钟。更何况，他的目标还是律师薛伟幸——一个文静、脾气温和的年轻人。

李希是武汉市洪山区人，两年前，她曾经委托薛伟幸处理过一起民事纠纷，对于这个身高一米八左右，瘦弱斯文、戴眼镜的律师，她的评价很高，“他态度很好，愿意从委托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说话也很让人信服”。案子结束后，李希与薛伟幸依然保持着联系，时不时会咨询一些法律问题，只要有时间，薛伟幸就会回复她，从来也没提过收费的事情。

被害律师薛伟幸30岁，来自甘肃，施害者雷俊47岁，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目前能看到的公开信息里，两人的交集是在一起诉讼纠纷上。裁判文书网上的内容显示，有四名委托人曾经在多年前跟着雷俊干工程，可是一直到2020年5月，雷俊都没有给他们结款。为了要回工程款，他们诉诸法律，薛伟幸是他们委托的律师之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起诉前他们向洪山区人民法院提出了诉求财产保全的要求，请求法院查封、冻结雷俊的相关财产，用于后续偿还欠款。这一请求获得了法院支持。

官司涉及的金额有120多万元。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笔数额不小的财富，但对于做建筑生意、每年公司流水上百万的雷俊来讲，数目并不算大。所以当武汉洪山区花山镇的一些村民看到行凶者的名字时，他们并没有将行凶者跟他们曾经认识的雷俊联系起来。张平从小就认识雷俊，流传出来视频里的身影太熟悉了：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身形消瘦，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走路步子很大，尤其是持枪的姿势。“花山上有很多野生动物，雷俊年轻时经常偷偷跟人一起上山打猎，用的就是自制的土枪。后来跟人争抢工程时，他也动过枪，对枪并不陌生。”张平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雷俊的经济情况并不好。

就在今年春节前，张平还见过雷俊，在一个小饭馆里，雷俊正张罗着请人吃饭。这个场景让张平生出许多感慨——2016年以前，雷俊在花山镇曾经很风光。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请吃饭，不管在饭馆遇到谁，只要是认识的，他都会冲对方喊一句：“今天的账记在我头上。”可这一次，雷俊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最后还是朋友付了钱。张平回忆说，雷俊当时脸色苍白，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眼睛都凹了进去，“这可能是吸毒的原因”，张平判断。雷俊看到张平后，过来跟他打招呼，下一句即是借钱，这不是雷俊第一次跟他借钱，还有不少欠款没还。张平推说自己没带钱。

在张平的眼里，相比于生活在武汉洪山区花山镇的大多数农村青年，以前的雷俊算是颇让人羡慕的一个。他们所在的村子叫大雷村，在严西湖的边上，非常偏僻，去花山镇上骑自行车需要半小时。村子不大，只有两三百人，村里人的主业是种田。张平说，2006年以前，种田的收成在抵扣农业税之后，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需要。所以，很多人选择去武汉市区打零工。

而这样艰苦拮据的生活，雷俊只在童年时经历过。他出生于1975年，因为父亲在学校做校办企业，十多岁时，家里在当地就算是“富人”。张平说，雷俊是村里第一个开上摩托车的年轻人，“那时对大部分人来讲，骑上自行车就已经很不错。”他还是村里第一个将刘海染成黄色的人，“不是整个头发染黄，就染额前一小撮，我们当时都觉得怪异。”一位村里的年轻人向本刊记者回忆。因为穿衣时尚，爱新鲜，雷俊很快得了一个外号“小老外”。

2000年企业改制，雷俊的父亲停薪留职，在距离花山镇只有一公里路程的红光村买了一块两三亩的土地，开了一家机械厂。他家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父亲带着全家人搬到了花山镇上，成为镇上有名的工厂主。相比于大雷村，花山镇在村里人的眼中已经足够繁华：镇上有中学、医院、电影院，还有四层楼高的旅社和物品繁多的供销社。对于当时大多数处于物质匮乏阶段的村里人来讲，镇上生活的吸引力不比现在的武汉市中心弱。

对于25岁左右的雷俊而言，父亲的眼光和做生意的能力，给了他的人生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可惜的是，这个起点带来的反而是坠落和诱惑。张平记得，雷俊初中没有读完就退学了。他有钱，花钱也大方，很快就跟社会上的小混混打成一片，镇上娱乐多，交往更加便捷。“他父亲对他溺爱，总觉得男孩调皮一点好，所以也不太去管他，还觉得儿子与混混关系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他们来厂子要钱闹事。”但雷俊变得越来越任性，行事乖张，充满戾气，经常为了争地盘跟人打群架，进过不少次公安局，有一次还开车撞了警车，都是父亲花钱将他捞出来的。“他那时还染上了毒品，被送进戒毒所。”张平对本刊记者说。花山镇的顶峰

如果要找一个词汇来概述花城家园的特点，那就是“大”。这里是武汉市最大的拆迁小区，当地人称为“还建小区”，几乎聚集着整个花山镇的所有人口，包括19个行政村，下面有166个自然村、接近9000多户人，总人口3.5万人左右。根据还建时间的不同，小区又分成多个园区，每个区域用一个花卉植物的名字命名，比如说梅园。因为人多房子多，除了常见的“桃、李、杏、梅、兰、竹”，“樱、橘、棠”也都用上了。

9月份的武汉，焦灼的太阳悬在头顶，还在彰显着夏季最后的实力。花城家园兰园跟其他园区一样，以18层高的楼房为主。楼房外观是棕色和白色为主的色调，墙面上能看到风吹雨打多年留下的痕迹。小区的树木长势旺盛，茂密树冠遮住阳光，在路上洒下大片的凉荫。这一切都在提醒着，这个小区已经有一定的年纪。在出事前的最后日子里，雷俊就住在这里。他偶尔出门，每次看到认识的人，都会借钱，五十一百地借。

雷俊的发家正是得益于花山镇的拆迁。如果看地图，可以发现花山镇处于长江、北湖、严西湖、严东湖的交汇处。一直以来，一江三湖的架构，将花山镇与武汉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即使是到2000年武汉进入大发展模式，车程15公里之外的光谷迅速从一个小镇变成了武汉市中心，城镇化的脚步依然没有到花山镇。一位花山镇的村民告诉本刊，一直到2008年，花山镇还只有一辆18路公交车通往市区，“那时候坐车都要到镇上，早早在公交站等着，车来了，也不一定能挤上去”。

2008年，花山镇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总结其他区域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湖北省政府提出要将花山打造成生态新城，重点发展设计与研发、商务会奖与旅游、港口与保税物流、养生与居住等产业。生态新城的范围，南以武九铁路线为界，北至青化路，西以严西湖中心线为界，东至左岭葛化西路，总用地面积约67平方公里，比上海杨浦区的总面积还大。当时的新闻报道，整个政府为此要投资500亿元，用在拆迁农民安置社区、新城基础设施、花山码头、花山生态馆、酒店会议中心、武汉软件城等六大工程建设上面。

在张平的印象里，一向没有生气的花山变得热闹起来。除了依赖于湖北省政府现设的湖北联投集团之外，国内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都来了。先是碧桂园、万科、亿达，后来者还有绿城、建发、武汉城开等。整个镇子上扯起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横幅。张平说，在早期参与投资的房企里，最有名的要数碧桂园，他们的项目是在花山建设洋房和别墅区。这些让人振奋的关于花山的消息，让许多头脑灵活的人看到了获得财富的机会。雷俊就是其中一个。

2008年，雷俊就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建筑材料、土石方工程、装饰装潢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等。如果将花山生态城的建设和开发比作一个大蛋糕，对于房地产和大型建设企业来讲，设计、建筑主体施工、建造是蛋糕最为主体的一块。最基本的绿化和土方工程在大的企业看来费力气，收益小，他们往往会选择外包出去。但对于那些花山当地的小公司来讲，相对于过往的封闭生活，这已经是不小的赚钱机会。“雷俊他们很有眼光，是最早成立建筑公司的一批人。”张平说。

对于雷俊来讲，以往被外界看来不务正业的交际和吃喝玩乐的一面，现在反而成了优势。“他有一套自己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大家都送礼、送红包，但往往是他拿到项目。”张平说，在争取项目时，有不少规模跟雷俊差不多的小公司，有的甚至比他们实力还强，但雷俊能从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张平还对雷俊当时拿到碧桂园一期、二期、三期的土方工程表现出了佩服。张平没有提到的是，雷俊曾经为了争夺项目，跟人在工地火并，手下有一个兄弟还因此被捅伤，有时打架，双方会用上土枪。那时候的雷俊，出行总是前呼后拥着一大群人。

无论如何，雷俊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在花山镇，他从一个被外人瞧不上的“败家子”，一跃成为一个与他父亲一样知名的企业家。张平记得，2012年左右，碧桂园刚一开盘，雷俊就在那里全款买了一栋两层的别墅，200多平方米，别墅里有游泳池、大草坪，还可以看湖景风光。“那时市内房价也就一平方米4000多元，碧桂园生态城的房价已经一平方米一万元。”张平说，雷俊曾在人前炫耀，“公司一年的净利润有1000万元，少的时候也有几百万。”下坠

在薛伟幸代理的四个人起诉雷俊的案件里，有一起是跟挖掘机的工钱结算相关的。其中一位叫张虎的当事人，也是花山镇下面的村民，5年前他多方借钱，花100万元买了辆挖掘机，随后就跟着雷俊干工程，雷俊欠他50多万元的工钱一直未还。张虎去要，雷俊不仅不给，还威胁对方“一起去死”。为了还买机器的钱，张虎只得将挖掘机卖掉了。

这不是雷俊第一次被人以结算挖掘机工钱的理由起诉。公开信息显示，他2008年成立的公司，曾经涉及接近20起诉讼，大部分是相似的理由。其中一起的起诉时间也发生在去年5月。根据法律文书网显示，一名姓袁的男性自称，几年前他曾提供了一大一小两台挖掘机在雷俊所在公司承接的碧桂园花山工程中负责工地的挖土工程。他与雷俊商定的费用是小型挖机每小时使用费为150元，大型挖掘机为280元，按月结算。但袁某一直没有等来结算。2018年年初，雷俊给他相继开了两张欠条，说明欠他小型挖掘机使用费29万元，大型挖掘机使用费21.111万元，计50.111万元。可到2020年起诉前，雷俊也没有支付欠款。

为什么雷俊牵涉的起诉多是挖掘机欠款？张平向本刊记者做了解释：“那时候花山整个建设很火，很多公司没有足够的挖掘机使用，也不可能去购买那么多的机器，就会采取加盟的方式，向有挖掘机的人租用。工程量多的时候，一个工地能有七八台挖掘机在同时施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台。”某种程度上讲，挖掘机在当时即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张平说，以一台大挖掘机为例，每天能满负荷工作10个小时，一年下来，一台挖掘机的成本就能回来。

也因此，在2010年左右，花山镇有不少人借钱买了挖掘机。他们多是在花山的城市化进程中寻求生机的一批人。一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花山拆迁的征地补偿是2.6万元一亩，自家只有两亩地，补偿只有5万多元。家里的房子按照楼上和楼下面积分别计算，累计补偿27万元。根据拆迁办法，有户口的居民每人可以得到50平方米的分房，他的家里有四口人，累计获得200平方米。“不过，这200平方米并不是免费给的，每平方米需要付1200元钱购买，200平方米就是24万元。”他说，这样折算下来，其实每家拆迁之后，手中几乎就只有几万块钱，“房产证到现在没有下来，也不可能进行买卖。”

换句话说，花山镇的很多村民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因为拆迁致富。拆迁之后，寻求新的赚钱机会就变得急迫起来。而对于他们来讲，各个工地运转不停的、巨大的挖掘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依赖这个外形庞大的机器，在花山的城市化建设中寻找一个获得财富的机会。即使分包任务给他们的公司基本是给予口头承诺或者是欠条，也并不影响他们参与基建工程的热情。他们相信这种熟人社会的允诺，认为这是难得可以分享城市化红利的机会，款项结算得慢一些是建筑业层层转包后的行规，可以接受，也必须接受。

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与雷俊的合作，除了当时整个行业面临的常规问题，还有其他的风险。

2016年以后，随着招投标市场的更加规范，雷俊原来拿项目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他“混江湖”式的很多操作都不规范，公司里的账目也一塌糊涂。“他的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混在一起，经常用个人账户给别人结算。”一位曾经与他打过交道的律师告诉本刊记者。但他很难改变，依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喜好行事，这使得公司里的人对他颇有怨言。

而另一方面，花山的建设既给雷俊带来了财富和机会，也给他带来更多的陷阱。谁也讲不清他是什么时候迷上赌博的，只知道他最早是在地下赌场赌，后来开始网上赌博，这些都还不能满足，他就去澳门赌。“那时候公司的人说整天不见他，是去赌博了。”

2016年之后，雷俊已经很难在建筑工地上接到活。他又成立了一个装修公司。“其实那时候机遇很好，整个花山的房子在不断交房，装修行业发展迅速。”张平说，但雷俊的心思已经不在公司经营上。他们曾经劝过雷俊不要再赌了，但很无力。“他习惯了那种轻易赢钱的感受，很难安心回来做公司的业务，建筑业本身就是苦活。而且，输了更想赢回来，越赌越输。”

像一轮快速的涨潮和退潮，财富迅速到来，又决然而去，被赌桌、交际饭局还有毒品吸干。张平说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开始，雷俊又开始吸毒了。春节前那次见面，雷俊找张平借钱。“他想借三五千块，强调要现金，应该是买毒品用的。”张平说，为了还债，两三年前，雷俊曾经找到村干部，将他在碧桂园的别墅抵押给了村委会，因为没有能力还钱，别墅在去年办理了过户手续。“他那时说自己混得不好，没脸住在别墅里面。”倒下的律师

2020年底的数据显示，整个武汉市共有律师8241人，其中，男律师5010人，女律师3231人。在这些人里，30岁的薛伟幸属于不起眼的一个：律师讲究圈子和毕业院校，一般来讲，一流的律所更倾向于要名校毕业的学生。薛伟幸毕业于武汉的一所二本院校的法学院，学校建校时间不到20年。

他的一个同学告诉本刊记者，班里总共有43名同学，二分之一去了法院检察院系统，三分之一当了律师。不过，大多数人选择回到老家，而不是留在武汉。“一般只要家里有点资源的，都会选择回去，毕竟律师有家里的照应，工作也会顺利一些。”留在武汉的也分为两类人：有资源和没资源的。在同学眼里，薛伟幸属于后者。

薛伟幸出生于1991年，今年30岁。他是甘肃人，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甘肃皋兰县县城下的农村。父母靠打工供他读书。2018年，这个县城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个起点不高的年轻律师，留在武汉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毕竟在这个“九省通衢”的省会城市里，光本科学历的律师就有5500人左右，硕士的也有2000多人。

对于薛伟幸来说，一切优势资源都没有占到的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付出足够的努力和耐心。他刚刚买了房，一切都要以节俭过日子为出发点，他很少参与同事的聚餐和聚会，要么工作，要么回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案件资源，他到了高照律师事务所的维权中心。相对于总所，这里的办公环境并不好，20平方米不到的空间，摆着两张大的白色办公桌，屋里光线有些暗，后面一张桌子终日开着台灯。因为就在法院对面，房间里整天都是过来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工作环境颇为嘈杂。

从业五年，薛伟幸处理了200多起案子。他的同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薛伟幸从不挑拣，接的很多都是小案子。这位同事回忆，就在出事前，他还给薛伟幸介绍了一起涉及房屋拆迁的案子，委托人是一个老太太。案子证据很少，老太太年纪很大，腿脚不好，不愿意出庭。薛伟幸也不着急，想着告诉让老太太回家多找文件和证据，并试图说服她出庭。

薛伟幸代理的其他民事案件类型，还有交通纠纷、建筑合同纠纷、讨薪的、借贷纠纷的，这些案件琐碎、费时，而且涉事双方往往对立情绪严重，律师在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风险。一位律师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曾经因为帮助农民工讨薪，被工地老板关了起来，打电话报警后才得以逃离。

雷俊对于薛伟幸工作的地点并不陌生。2020年在被四名当事人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的起诉之后，雷俊曾经多次来找薛伟幸，让他为自己写申请财产保全解除的申请。虽然这已经不在薛伟幸的工作范围内，但雷俊依然一次次找来。张平说，主要涉及的财产是雷俊在市区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一定程度上，被他视为维持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过想卖房子还债。”而他对薛伟幸更具体的仇恨，可能来源于他认为这套房子在诉讼中被低估了价值，张平说，雷俊认为这套位于武汉市中心的房子市值应该是一百七八十万元，但在评估时却只算了120万元左右。虽然在法律程序中，一套房产的抵押价值并非律师能完全决定，但雷俊把愤怒指向了他。

因为房子被查封，雷俊只得回到了花城家园父母所在地居住。在这里，他愈发地落魄。2020年11月，他先是被限制高消费，5个月后，他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每天都有人找他追债。“他那时找别人借钱，五十一百地借，理由是没钱吃饭。哪怕是只是平常说过几句话的人都是他借钱的目标。”一位花山镇的村民说。没人知道雷俊会如何解释自己今日的处境，以及这些年钱财在他身边倏忽来去的原因，但很明显，和他认识时间最短的薛伟幸，被他视为一个不幸的根源。9月13日，他举起土枪，将所有的怒火和情绪都发泄到对方身上。

（张平、李希、张虎为化名。彭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武汉生活律师咨询张平武汉律师薛伟枪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