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增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人口数据发布了，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又增加了一个，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增加了5个。大都市突飞猛进，背后却是三、四、五线城市人口的萎缩。

在“六普”的2010年左右，对城市化的发展国人曾有过大范围的讨论，发改委官员明确表态，理想城市的规模人口在30万到50万之间，以经济效率判断则是50万。那时候人们对超大城市普遍持怀疑态度，即使在美国那样城镇化超过90%的地方，人口超百万的城市也不足10个，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我国相仿，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没超过20个，也没有一个超千万的城市。“规模不经济”是那时的主流观点，国家也制定了小城镇化发展战略。在海外，往往几千人聚集而居就可以被定义为城镇化了，离土不离乡，这也是彼时的城镇化理想。

但在市场经济和土地财政的作用下，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东亚模式，这不能不说是“没矿”的追赶型经济的一种无奈选择。在日本，国民先是向三大都市圈聚集，近年的趋势则是向一极集中，三分之一的国民聚集在东京生活圈；在韩国，超两成的国民生活在首尔。东亚另一个国家蒙古一半人口居住在乌兰巴托，其余广袤的草原上几乎没人。与西方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的老年人退休金替代率很低，普遍退而不休，而西方国家的老年人则悠哉游哉，有大房子，退休金还颇为丰厚。

有关城市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的研究，美国学者曾有过普遍认可的答案，10万人口的基础上，人口增加效率提升最大，到了150万人口，要素投入和产出就没有了增益。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少，国内宜工宜商宜居的人口规模会比美国加倍，也就是300万人口。可放在政策实践上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曾对轨道交通建设提出过硬性要求，常住人口达到300万的城市才有资格申报地铁和轨道建设。

10年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大都市聚集，深圳增长了700万人口，增加了七成，广州增加了600万，成都增加了500万，西安、郑州等城市人口增加了400多万。超大特大城市的高速发展有孔雀东南飞的因素，也离不开基础设施改善的吸引力。这其中，高铁网络成型带来了“跳城”的便利，发达的城市轨道交通则让本来难以忍受的城市交通变得可以忍受了。可以说，基建提高了大城市的人口阀值。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自土地财政，资金池是否丰厚则和城市间的竞争直接相关。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从7500亿元增长到7.8万亿元，累计金额接近50万亿元，这极大地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极化了城市间的发展水平。那些土拍高价的地区，城市有了资本，吸引到更优质的资源，发展得更快；而拍不出高价的地方则打算靠放量弥补，结果事与愿违，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抢人”的指挥棒下，除了在几个顶级大城市中做出选择，年轻人没有中小城市可退守。于是那些房价“洼地”被迅速填满，成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超大特大城市还在膨胀的时候，观察那些萎缩的城市，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长三角地区，苏南的苏、锡、常吸引的是苏中地区盐城、泰州、淮安的人口；广州、深圳吸引的是珠三角外围城市的人口，如粤东特别是潮汕地区，人口明显减少。这一轮超大特大城市的扩张中，输得最惨的是一些三、四线城市，也难怪在中小城市大量拿地的恒大“塌了楼”。 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