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的人”，做着白日梦的硬汉

文·马盖先

2020年，HBO联手《我们与恶的距离》制作团队，推出了《做工的人》这部6集迷你剧，如今豆瓣评分9分。主角阿祈的饰演者是马来西亚演员李铭顺，他最为人所知的影视作品是和范文芳担任主角的《神雕侠侣》。李铭顺看剧本后就很喜欢这故事，他和父亲都在工厂做过工，也有像阿祈这种爱做梦的同事。

电视剧播出后，李铭顺的演技深入人心，许多建筑工人的小动作、微表情，还有患病后说话不利索、口水流下来等模样都十分抓人。后来，李铭顺看了电视剧，惊呼：“看看我那是什么德性！”

让李铭顺欣然接下的剧本改编自2017年台湾同名畅销书《做工的人》。

事实上，此前与建筑工人相关的议题在台湾文学市场一直很小众，直到宝瓶文化总编辑朱亚君了解到这本书稿，决定好好出版。作者林立青是一名工地监工，毕业于东南科技大学土木系。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以工地一线的监工视角，叙述工地工人真实生活与劳动状况。

这本书频频进入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许多评论家说他对建筑工人的刻画“扩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该书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1分。尽管这本书也被质疑“是否在消费工人”，可被写进书里的工人们，看到书籍出版后，反应颇为有趣。他们讨论：“为什么我的照片只放一张，他有两张？”“啊为什么只写到他没写到我？我的工作也很重要呀！”在朱亚君看来，工人们真正渴望且在意的是有没有被平等尊重及看待。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将台湾劳工劳动状况议题，重新带回到大众视野中。

事实上，工人群体在社会学研究范畴内一直与“男性气质”“阳刚”相伴。那么，他们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这就要回到工人群体的历史地位中。

在剧中，主角阿祈因常年过负劳作，患上脑溢血，从屋檐上摔了下来，送医后部分失去知觉，无法正常行动。剧终，弟弟推着他上29层。阿祈歪着头，伸出手臂指向远处，说：“你看，这是我们当年建的。”

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筑工在台湾曾经是一份有自尊的职业，他们是都市的建设者。

在记录台湾码头工人的非虚构书籍《静寂工人》里，作者魏明毅刻画了基隆港口的码头工人。在七八十年代，基隆是岛上国际贸易的中继港，虽然工人靠苦力，却能接触到“都市现代性”。这是指，他们在灯火通明的基隆港劳动，是台湾社会里最早目睹了各式外国进口商品的人，会说自己是“与世界接轨的看门人”。而且，他们薪资不菲，还赚外快，收入颇丰，是“工人头家”。然而，后来台湾发展策略发生转变，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被视作“进步、现代”，基隆港也朝着观光业发展。装卸工人的体能与技术不再被珍视，取而代之的是精通外语、营销、国际礼仪等的高学历白领。基隆被抛出国际贸易路线，成为“死港”，工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衰落。

那么，跌落的阶级地位又能如何造就工人的男性气质？在公领域，工人不再是“头家”，只在私领域，他们能明显感知到自己的重要性：以劳动力支撑家庭，并以此为荣。

这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大师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中提道，尽管英国男性工人识别出了资本的控制和压迫，却仍满足于这份职业，因为他们习惯于“父权制”的分类系统，也就是通过区分“劳力与劳心”“阳刚与阴柔”来界定自己的“优势位置”。具体来说，这些男性工人看不起坐办公室的中产男性，认为自己在工厂挥洒汗水、刻苦耐劳才能获取男性自尊。用保罗·威利斯的话来说就是“对工作的不满将工人的关注点从政治不满上转移开，迂回进入性别领域，而使自身逻辑陷入混乱”。也因此，对工人来说，尊严是最重要的，而尊严要通过对家庭负责来体现。

在保罗·威利斯的语境下，男性工人阶级在车间工作，回家与家人团聚吃饭，工作和家庭的界限很分明，但放到东亚文化和劳动市场上，这个议题似乎更加复杂，家庭关系被“搬”到了劳动场所中。

我曾在北京对三个建筑工地进行田野研究，研究工人的“工作—家庭”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不够完善的劳动保障、危险的工作环境等，建筑工人的生存环境一直堪忧。在研究中，我区分了三种工人受雇模式：第一种是通过亲缘关系，也就是跟随乡村大家长“组团”赴京打工；第二种是通过地缘关系，也就是在寻工过程中与老乡结队赴京进入工地；第三种是依靠非正式中介，主要是散工。

第一种模式最为常见，只有家族里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长辈才有资格担任包工头，他们在外有人脉，将家人带出来打工，又基于亲缘纽带，相信自己对家族负有责任，而这更是评判他们在家族中公信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在这种家族文化中，相较于第二种与第三种受雇模式中的工人，在第一种模式下的工人能得到较为稳定的劳动保障。

可以说，在东亚的文化和一些劳动市场上，要求男性工人，尤其是年长的工人扮演好丈夫、好爸爸、好长辈的角色。“做工的人”

阿祈在剧中是一名电焊工，在台南一个29层高的施工现场劳作。

他原名林明祈，人如其名，“成事全靠祈祷，失败都怪运气”。他常说：“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在他心里，钱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药，可以医好任何一种病。可是，工地收入微薄，阿祈便想到了投机发财。

在台湾，普通人发运气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统一发票”，就是每次购物时商店会给消费者一张发票，上面写着奖号，用于每月一次的开奖兑奖；另一种是去乐透专门买彩券，也就是我们理解的买彩票。阿祈下班后就常去买乐透，期待一夜暴富，第二天就不用去工地了，可常年下来没中过一次。阿祈想到了其他路子。

一天，施工地点被挖出来一只小鳄鱼，阿祈怂恿好朋友花3000元新台币买下鳄鱼。他们想做成鳄鱼皮包包，转手卖出去。可鳄鱼太小了，“先找一只雌性鳄鱼来配对。大鳄鱼生小鳄鱼，小鳄鱼养成大鳄鱼再生小鳄鱼，这样就可以做成好几个包包”。阿祈对待这只鳄鱼如同供奉财神爷，拿浴缸当它的家，省下舍不得吃的肉来喂它……一个深夜，鳄鱼从浴缸爬出来，不小心从29层坠落，“跳楼”死掉了。

或许老天爷也心疼这个“傻帽”，阿祈儿子购物时的统一发票竟然中了200万新台币。工友们知道后，开始奉承他，向他借钱，阿祈成了“头家”般的人物。

结果没几天，他告诉妻子美凤：“发票被我弄丢了。”美凤很崩溃，和他大吵一架，毕竟全家出路只能靠阿祈一人。

其实，在大众印象中，“做工的人”总和一些坏习惯联系在一起，比如迷信偏方、做发财梦、爱喝酒、买假药、爱酒驾，甚至吸毒、跑监狱。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坏习惯是为了对付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比如，阿祈常喝冰啤酒，这是因为夏天闷在40摄氏度的工地里实在太难熬，得喝点冰饮，但喝了又伤胃，还容易中风，常年下来落下一身病。工地不让喝酒，阿祈只好把装酒的塑料瓶用报纸包着带进工地。

事实上，建筑工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做工最大的目的就是养家。阿祈常年从事电工，患上眼疾，一条腿间歇性发麻，走路越来越困难。他意识到没了健康身体来赚钱，只能相信一夜暴富。还有阿祈的同事蛤蜊。后来，他因多症并发，就医无效去世了，生前的债主找上他妻子，在墙上写大字报，妻子和儿子一直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更别提好好生活了。

也正是看到蛤蜊妻儿的处境，阿祈不忍心，“苦命人何苦为难苦命人”，把那张中了200万新台币的发票送给了母子俩。他怕妻子怪自己不顾家，就骗她说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发票。

几乎每个底层硬汉都有个武侠榜样。阿祈看歌仔戏，最喜欢素还真。这是一个虚拟人物，武功高深、足智多谋、博学多才，以众生和平、天下大同为己任，曾连续18年荣获霹雳人气票选第一名，可以说承载了台湾底层男性的“武侠梦”。一天，阿祈和弟弟在施工现场就唱起戏来：“我要做素还真一样的真男人！”

（参考文献：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铭顺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