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火商盯上了中国怎么办？

2020年5月12日，武警北京总队机动一支队官兵组织特战突击课目训练 （申鸿浩 摄/新华社供图）

9月13日，美国布朗大学国际政策中心教授哈东（William Hartung）在该大学网站上发布了一份题为《战争的利润：“9·11”后五角大楼开支激增的企业受益者》的报告。鉴于国内媒体在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9·11事件”20周年的报道中曾多次引用布朗大学有关战争成本的数据，同时这份仅23页的报告中又有13次提到了“中国”，于是我就确定了这期专栏文章的标题。

这份报告前大半部的内容大致是，在过去20年里五角大楼支出的约14万亿美元预算中，有接近一半流入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军火商腰包。在这期间，军火商为获利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过去20年军火商的游说费用达25亿美元，以及过去5年军火商平均每年雇用了超过700名说客等（仅2018年就有排名前20位的国防承包商雇用了654名前政府高官、军官和国会议员作为说客、董事会成员或公司高管）。接着，在报告的第18页以“保持资金流动：中国是五角大楼大规模开支的新理由”为小标题，重点论述了几大军火公司推动五角大楼军事规划者打“中国牌”维持高额国防预算的趋势。比如报告中夸大中国军事挑战“最有可能的影响将是进一步加强主要武器制造商对五角大楼预算的控制，如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雷神公司”。

看到上述这些内容，我想起了3天前一位媒体朋友曾很“疑惑”地问我：美国总统9月9日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时，双方讨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转变为冲突的责任”，这样一来美国的军火商能答应吗？当时我给出的回答是：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军火商。现在看来，布朗大学的这份报告给我的回答提供了佐证。如报告中描述，2019年“国会授权的‘国防战略委员会’（NDSC）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敲响了更加响亮的警钟，并提议五角大楼每年增加3%到5%（扣除通胀后）的国防预算来应对这一威胁。而NDSC的12名成员中，有9人与军火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事实无疑对他们的审议和结论有一定影响”。记得当时听了我的肯定回答后，我的朋友又追问了一句：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当时我首先以中国领导人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的一句话作为回答的开头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接着我说，这句话的重点在“以史为鉴”和“必须加快”。

最后，我用这些天新闻里常出现的“喀布尔时刻”，简要地解释了我对这两个重点的理解。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和苏联都对越南人民抗美提供了军援，1968年后苏联军援超过了经济实力尚弱的中国。而在美国1975年遭遇了“西贡时刻”后，当时的苏联政府认定这与其加大军援不无关系，于是4年后为了争霸入侵了阿富汗。10年后，苏联遭遇了第一次“喀布尔时刻”。时过境迁，如今美军重蹈苏联32年前的覆辙，又遭遇了第二次“喀布尔时刻”。这两次“喀布尔时刻”就可以理解为“史鉴”。而“必须加快”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快速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而开创“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未来。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绝不会出现中国版的第三次“喀布尔时刻”。原因在于中国最高领导人2015年4月在访问阿富汗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巴基斯坦时，就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 军火商中国军情军事五角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