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将从记忆的繁复之网中重现

在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里，有一天，佩斯皮耶大夫让马塞尔坐在马车上。马车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行驶，在夕阳的斜晖中，他看到马丹维尔镇的两座钟楼和维耶维克镇的钟楼随着马车的行驶和道路的弯曲在改变位置，体会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快乐。维耶维克镇的钟楼位于远方一处地势更高的平地上，与马丹维尔镇的两座钟楼之间隔着一座冈峦和一道峡谷，但看上去仿佛与它们比邻而立。有一种藏匿在钟楼背后的东西在刹那间透过仿佛裂开的钟楼的轮廓和映着阳光的墙面，向马塞尔汹涌而来，在他的脑际表达成了一个个词语。他随着马车的颠簸写下了一段文字：

在平原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马丹维尔镇那两座仿佛湮没在旷野中的钟楼。它俩向着蓝天升起。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第三座：凭着一个漂亮的大回旋，维耶维克镇的那座钟楼转到了它俩前面，三座钟楼会合在一起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的马车驶得飞快，然而这三座钟楼始终远远地停在我们前方，就像栖息在原野上的三只鸟儿，一动不动，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随即维耶维克镇的钟楼挪动位置，拉开了距离，马丹维尔镇的那两座孤零零地留在原地，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即使隔得那么远，我仍能看见光线在钟楼的坡面上笑吟吟地闪烁跳动。方才驱车向它们驶去，着实费时不少，所以我心里在想，不知还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到那儿。可就在这时，马车拐了个弯，冷不丁停在了钟楼脚下；钟楼突兀地耸立在我们眼前，马车险些一头撞进门廊里去。我们又继续赶路；片刻过后，马车已经驶离马丹维尔镇，这座小镇犹自陪伴了我们一程，旋即消失不见。远方地平线上只有那三座钟楼瞅着我们夺路而去，颤动着阳光照耀的尖顶向我们示意作别。时而其中一座蓦然隐去，好让我们对另两座多瞧上一阵子；可是道路转向了，它们在阳光下如同三根金色枢轴那般旋转着，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这一段关于地点运动传输的准确文字描写，就如摄像机之眼捕捉到快速连续的一帧帧图像，马塞尔（在这里实际就是普鲁斯特）以马车的速度沿如同电影轨道的镇上小路曲折行进，将这夜色渐浓里钟楼相对位置变化形成的不同印象用文字摄取了下来。马塞尔说他写完这一段后“心中充满喜悦”，感到这些文字让他“摆脱了钟楼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这个片段描述了一种复合运动，这种运动不仅来自于面对风景的旅行者，还来自风景的不同部分，即地点之间相互位置关系变化所提供的风景。观察点的变化在视角里引发了漩涡，加之车子走过弯曲的道路，这种漩涡就像塞尚的绘画，所有的线条和光影都产生了意义。色彩和光影中释放出不同元素，它们在移动性中加速地互相靠近和组合。

这种感觉的另一次出现是在巴尔贝克的于迪梅尼海岸边，他在路边看到了三棵树。他同样感觉到，在某个地点和另一个地点看到的东西，在某个时刻和另一个时刻看到的东西，他无法给它们定位。似乎他去看的所有物体，也是他看到的物体，都会同时存在于过去和现时中，或存在于空间的不同点上，而在这些点之间，大概有一种难以定义的模糊关系。普鲁斯特面对着一个双重世界，这个世界既靠近又遥远，既在现时又已经过去，有一种似曾相识（dejà vu）之感。

“隐藏”“隐匿”，这些都是普鲁斯特钟爱的词语，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频频出现。在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里，当他沿着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自然的图景和气味，无论是一绺阳光在石墙上的反光，还是一条小道的芳香，都常会引发他的快乐，让他感到这些表面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正邀请他去觅取。从一开始，《追忆》便通过对细微风景和感官绵长铺陈奠定了诗性的基调，不厌其烦的感官体验就如缓慢上升最后将人淹没的海水，使人沉浸于一种沉思的气息和氛围中。于是我进入到那个马塞尔的思绪中，随他一起缓缓走在河边的鸢尾花丛中，静观阳光在房子的石墙上投下变幻的色调；这个对这一切都充满宛若初见般好奇的少年时而停下伫立不动，想深入到自然的图景和气味里去，渴望那些胀鼓鼓的石块会随时裂开一条缝，将盛在里面的秘密泄露。正如他第一次去参加盖尔芒特夫妇家的晚宴，进入到最封闭的贵族沙龙，感到“圣日耳曼的贵族隐藏着神秘的生活”一样，对普鲁斯特来说，“眼见”并不一定为实。他时常在等待一道穿透性目光的出现，为他打开一扇“门”；穿过那道门，他能够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而那个藏起来的世界更为真实。

普鲁斯特曾在给比贝斯科公主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和爱因斯坦的相似性。普鲁斯特是一位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源自于古希腊－拉丁传统，认为时间的推移延绵将使隐藏在光芒中的光辉事物逐一显露；这种精神推动了科技进步。普鲁斯特写下《追忆》第一卷的1909年，欧洲正处在一个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群星璀璨时代。飞机、无线电报和汽车的出现改变了空间和时间概念；电影能在画面上描述不同的透视点，在系列画面或单一画面上描述随时间的变化成为可能；X射线的发现使得内外模糊、不透明的东西变得透明，二维和三维之间的区别变得迷离。这些进展深刻影响了哲学家的思想，也影响了普鲁斯特所钟爱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但他不一定是柏格森思想的追随者）。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他所探讨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宇宙是由像原子和电子这样的粒子构成的，还是像引力场或电磁场那样，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体？倘若两种描述方法都是有效的，那么当它们交叠时会发生什么？爱因斯坦发现，对时间概念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时间无法被绝对地定义，时间与信号速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个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同时的两个事件，在另一个快速运动的观察者看来却是不同时的；我们不能说哪个观察者是绝对正确的，也无法宣称两个事件是绝对同时的。这一洞见意味着，自牛顿以来作为物理学支柱的绝对时间概念发生了改变。绝对时间意味着时间“实际”存在着，不依赖于对它的任何观察而自行流逝，绝对空间也是如此。但即使是牛顿也承认，“绝对时间并非知觉的对象”。他依靠的是神的在场来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境，“神的延续从永恒达于永恒，神的在场从无限达于无限，他构成了延续和空间”。

时间问题也正是普鲁斯特所关心的。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构成他个性的所有人物中，他感到生命力最强的人物是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只有在两部作品、两种感觉”和两个人之间“发现共同点之后，才能感到幸福”。时光流逝摧毁和带走我们周围的一切，也给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带来变化。普鲁斯特一直思考着，如果说空间中存在几何学，那么，“时间中存在着一种心理学”。

《追忆似水年华》不是一部精心设计和建造的作品，相反，它是诗性的产物，接近柏格森的“濒死体验”，即在溺水状态中看到人的整个一生最为细微的事件在眼前同时展开。普鲁斯特是一下子有了整本书的意识的，开始、结束和总体轮廓一应俱全。他不可思议地使得整个世界随着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一同衰老，同时又把这个生命过程表现为一个瞬间。最后，这部小说以自己内部的有机生命力不断生长，愈来愈密集，在没有出现它自己的结尾之前，不断延展扩张。他那联结一切事物的网是由时空中的一个个点构成的，这些点被每个人不断占据，形成了无限繁复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卡尔维诺看来，普鲁斯特对世界的知识是通过受难以捉摸之苦而获得的。一种典型的经验，就是马塞尔发现阿尔贝蒂娜是同性恋后，对她所产生的嫉妒：

我明白爱情遭逢了不可能。我们想象爱情把一个存在物当作对象，它可以躺在我们面前，密封在一个身体内。爱情已占据和将要占据的，却是这存在物向空间和时间各个点的扩张。如果我们不拥有该存在物与这地方或那地方、这时刻或那时刻的接触，我们就不拥有它。但我们无法全部接触这些点。要是它们被指出来，我们也许还有可能想办法向它们伸去。但我们摸索着寻找它们，却找不到它们。于是产生不信任、嫉妒、困扰。我们浪费宝贵时间，寻找荒唐的线索，却与真相失之交臂，甚至连怀疑一下也没有。

爱情对于普鲁斯特来说是一个联结和相遇问题，也是一个相对时空的交汇问题。在那样一个最初仍主要以书信和邮驿网络为联结方式的时代，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各自人生旅途中被某种力量推动或牵引着移动，遵从某种秩序，同时也带着偌大的盲目性和漫无目的，竟然能够在某个时空交汇的纽结点上相遇并坠入爱河，这种“缘分”几乎是个奇迹。随着时间变化，通信方式发生了改变，新技术也在这张网络中浮现出来，改变了网络联结的速度和方式。前述所引的对于爱情遭遇不可能的段落，就来自《女囚》一卷中描写控制电话的暴躁女神那几页。

普鲁斯特对技术的意识，并不亚于受过科学技术训练的工程师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女囚》中，我们看到最早的一次飞机展览（现实生活中，普鲁斯特曾经的同性恋情人、他的司机阿尔弗莱德就死于飞机事故）；在《索多玛与蛾摩拉》中，汽车取代了马车，把空间对时间的比例改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艺术也被它改变了”。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我们一点点地看到现代科技的出现并非只是“时代色彩”的一部分，而是这部小说形式和内在逻辑的一部分。马塞尔以极大的热情对人生中所消费的各种物的繁复性进行了探索。

在《索多玛与蛾摩拉》一卷中，马塞尔在不经意间窥见了夏尔吕男爵在盖尔芒特府邸的院子里与做背心的裁缝絮比安相遇的情景。这一段的描写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晕，读起来就像时间所展示的一个奇迹。它发生在一个自然性时刻，马塞尔正观看一棵稀有植物。夏尔吕男爵走进了院子，看到在院子里开设铺子的絮比安，感到惊讶。夏尔吕和絮比安虽萍水相逢，却仿佛心存默契，四目相接暗送秋波。“两人的眼里天幕冉冉升起的地方，是一个我还猜不出它名称的某个东方情调的城市。”两人装作冷淡的模样调情的微妙姿态在马塞尔眼中化作了一雌一雄两只鸟。马塞尔意识到，夏尔吕男爵原来是“女人”（这里是徐和瑾的译文；在周克希的译文中，他认为絮比安是“雌鸟”）。就在夏尔吕先生嘘嘘作响穿过大门，尾随絮比安朝街上走去时，一只雄蜂飞进了院子，飞向了马塞尔先前正在观看的那棵植物，“谁知道这是否就是植物苦苦等待为它带来珍贵花粉的那只雄蜂呢？”于是，两件事同时发生了。在马塞尔眼中，这种相遇充满奇妙的美。但这些同性恋者像犹太人一样受到了当时那个社会的诅咒，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欺骗之中，往往过着双重生活，本性在另一种生活里才能显现。“双重生活”，普鲁斯特在这里表明，存在着另一个看不见的时空，那里的观察者若透过他的视角看到庭院内的此情此景，很可能看到的不会是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

普鲁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完了《在斯万家这边》和《盖尔芒特那边》。1914年，德国对法国宣战，他的出版工作停止。他因病没有应征入伍，继续撰写小说。1919年，他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面世；此后，第三卷《盖尔芒特那边》和第四卷《索多玛与蛾摩拉》相继出版。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已在1915年通过他的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概念做出了修正。通过狭义相对论，他证明了空间和时间并不具有绝对存在性，而是构成了一种时空结构；通过广义相对论，他证明了这种时空结构不仅是物体和事件的容器，而且也有自己的动力学，既被其中物体的运动所确定，也可以反过来确定它。我们从《追忆似水年华》中看到，普鲁斯特的时空既是物体和事件的容器，也是人与生活的容器，某种神秘力量将它们穿针引线、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过去的一切轨迹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都在这张网上运动。

与古典哲学家认为人的个性中存在一种恒定的“精神雕像”不同，普鲁斯特认为，陷入时间中的个体是在不断解体的。正如小说里的马塞尔所说：“我感到自己的一生呈现出一系列时期，在某个停顿之后，前一时期的主体在后一时期已荡然无存，就像缺乏个体的、同一的和永久的自我支持的某种东西，以及将来十分无用、过去却十分持久的某种东西，以致死亡可以在任何地方结束它的进程，而无须让它有个结尾。”这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生活在普鲁斯特时代的巴黎人，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身上那个曾经干过革命的人将不复存在；正如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在疫情后某一天会发现，那个自己身上曾可以在世界各地四处旅行处于流动中的人，将逐渐随着一个时代遁入过去而消失。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每一次出现在马塞尔生活中时，都与上一次有所不同。新的“自我”不断从旧的自我中生长出来，他们之间有时被迫发生了断裂，失去了某个方面的连续性。

法国传记文学作家莫洛亚指出普鲁斯特还有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在《追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斯万、奥黛特、吉尔伯特、布洛克、拉结和圣卢依次在各种年龄和各种感情的聚光灯下通过，呈现出各自的色彩，就像身穿白裙的舞女，会依次呈现出黄色、绿色或蓝色。我们的一生就是穿越不同的颜色区，当我们进入老年的聚光灯中时，他们的色彩将投影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色彩。这是一条生命的时间通道。在普鲁斯特所生活的年代，正在涌现和崛起的无形力量改造着街道，摧毁着房屋，瓦解着既有价值观。时间流逝的感觉是如此强烈，普鲁斯特感受到，我们无法回到自己曾爱过的地方，无法挽留我们身边被时间的河流不断带走的爱人，也无法阻止衰老和死亡的进程。马塞尔再次见到年少时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园里结识的爱人吉尔伯特时，他几乎认不出这个曾经让他痛苦过的女友，每个人在时间的不同点上出现时，都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他也无法再见到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位于时间中，寻找它们的人也不再是曾以自己的热情幻化和点燃过它们的孩子或少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马塞尔接待朋友圣卢的最后一次来访时说：“你记得我们在东锡埃尔的那些谈话吗？”圣卢回答：“啊！那时可是大好时光。一条鸿沟把我们和那个时候分隔开来。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否将会重现？”

为了找回流逝的时间，普鲁斯特将他的回忆写下来，形成了一座繁复宏伟的记忆教堂。他的写作有一个比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更重要的动机，也许可以和以永恒的早晨为结尾的凡特伊四重奏的雄鸡啼鸣相提并论，这就是“无意识回忆”这个动机。他在《在斯万家这边》中写道：

我觉得克尔特人的信仰很有道理。他们相信我们失去的亲人的灵魂，被囚禁在某个低等物种，比如说一头野兽、一株植物或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里。对我们来说，它们确实就此消逝。除非等到某一天——许多人永远等不到那一天——我们碰巧经过那棵囚禁着它们的大树，或者拿到它们寄寓的那件东西。这时它们会颤动，会呼唤我们，一旦我们认出了它们，魔法也就破除。被我们解救之后，这些亲人的灵魂战胜了死亡，重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普鲁斯特相信，我们的过去继续保存在一个物体、一种滋味、一种气味中，如果我们能在某一天偶然把现时的感觉作为我们回忆的支撑物，这些回忆就会死而复生，犹如《荷马史诗》中的死人，喝了祭品中的酒，重新在我们身上找到了肉体。

心理学家认为，在自传记忆内有两种不同的系统：建立在有意识重建工作基础上的“自我记忆”和没有组织也无法组织起来的意识之前的“他我记忆”。前者是在与其他重要事实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后者是在与地点和事物的相互作用中被激活的。这些地点和事物像触发器，会把长眠于我们体内的“一半”记忆布局补充完整。事物和地点唤醒回忆的魔法般的力量就像具有符号价值的事物：它被契约者折成两半，每方得到符号的一半；当这两半物体再次结合时，契约的法律效力和谈判双方的身份就得以证实。我们的许多回忆，尤其是保存在“他我记忆”中的那部分，一半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另一半则让渡给地点和事物。许多看不见的线索就这样使身体和感官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外部世界的那一半与体内那一半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再次汇合时，“他我记忆”就被激活了。在记忆系统中，地点和事物没有钥匙、地图和其他有意识的、可操控的入口，我们不能从外部打量或操控它们，但它们能直接进入我们的感官神经网络。正因如此，我们无法把存在地点和事物的回忆唤醒，而必须等待它们自己（通过相应的接触和密码）来报到。这种记忆就像一个隐性共鸣系统，哪根弦被触动以及我们灵魂的迷宫式网络里是否会、何时会产生振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偶然。今天的心理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回忆以含蓄的、隐匿的布局长眠在“他我记忆”中，这个布局构建了一个对特定外部刺激进行随机反应的模糊而隐蔽的待命系统。刺激在哪里碰到了这个布局，肉体的回忆就被激活，并能把意识之前的“他我记忆”翻译成有意识的自我记忆，即从意义到语言和图像、再从图像和语言到文字的转码。

普鲁斯特是一位“他我记忆”的高手，他认为“我们的胳膊和腿充满着沉睡的回忆”。他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和复杂记录下意识之前盘根错节的回忆结构，这些回忆构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通过它们，我们的身体与客观世界连接起来。他这样写道：“带有深藏着我们的性格，而不是由我们自己确定性格的书，才是我们唯一的书”；“无论印象的材料显得多么单薄，无论它的痕迹多么不可捉摸，只有它才是真实的标准”。普鲁斯特正是在语言所不能及，唯感官印象通过无意识刺激能唤醒记忆的地方寻找他的真实回忆的——它们存在于我们体内，不被意识领会，只能纯粹偶然地被“唤醒”；它们模糊不明的存在是否能被冲洗出来，是不可预知的。

在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的“贡布雷”里，出现了整部小说最为著名的经典场面：由玛德莱娜小蛋糕打开的回忆之门。那正是一个“他我记忆”的绝佳例子。马塞尔回到他心中早已不复存在的贡布雷，在阴沉的天色中，随手掰了一块妈妈端上来的玛德莱娜蛋糕，浸泡在椴花茶里，舀起一小匙茶送到嘴边。就在这一匙混有蛋糕屑的热茶碰到上颚的一瞬间，他冷不丁打了颤，注意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

“我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愉悦感，它无依无傍，倏然而至，其中的原因让人无法参透。这种愉悦感顿时使我觉得人生的悲欢离合算不了什么，苦难也无须萦怀，人生的短促更是幻觉而已。”

他努力捕捉这种幸福的感觉，回忆第一口茶的味道：“骤然感到周身一颤，觉得脑海里有样东西在晃动、在隆起，就像在很深的水下有某件东西起了锚，它在缓缓升起。我感觉到它顶开的那股阻力，听到它浮升途中发出的汩汩响声。”回忆骤然间浮现在眼前，那是在贡布雷，每逢星期天去莱奥妮姑妈家给她道早安时，姑妈总会递给他的玛德莱娜小蛋糕。于是：

她的房间所在的那幢临街的灰墙旧宅马上就显现在我眼前，犹如跟后面小楼相配套的一幕舞台布景。这座面朝花园的小楼原先是为我父母造在旧宅后部的。随着这座宅子，又显现出这座小城不论晴雨从清晨到夜晚的景象，还有午餐前常让我去玩的那个广场，我常去买东西的那些街道，以及晴朗日子我们常去散步的那些小路。……我们的花园和斯万先生苗圃里的所有花卉，还有维冯纳河里的睡莲，乡间本分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教堂，整个贡布雷和它周围的景色，一切的一切，形态缤纷，具体而微，大街小巷和花园，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了出来。

当马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巴黎的盖尔芒特府邸时，也正是脚下绊到的两块大小不等的铺路方石让他突然看见自己曾在威尼斯生活的全部过往。

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中，马塞尔描绘了“贡布雷的两个‘边’”：“梅塞格利兹这边”和“盖尔芒特那边”。马塞尔觉得它们相距遥远。梅塞格利兹这边也称为“斯万家这边”，因为要走过斯万在唐松维尔的花园住宅边上那条小路。马塞尔的家人避免走这条小路，以免遇到声誉不佳的斯万夫人。1892年的一天，他们得知斯万夫人和小姐去兰斯旅游不在家，就走这条路。于是，马塞尔看到各种美丽的花卉，也看到一个金栗色头发的小姑娘，爱上了她。那一年马塞尔12岁，小姑娘是斯万的女儿吉尔伯特。女孩的目光尾随着少年，目光后面隐匿着一种带有轻侮的笑容，她还稍微做了一个秽亵的手势，让少年以为这是一种不屑于打交道的手势。要多年以后他才明白，那个手势是一种示好。吉尔伯特跟她那穿白裙的母亲和一个身穿斜纹便装的陌生男子在一起，那男子盯着他看。直到1897年，在诺曼底的巴尔贝克，他在娱乐场遇到维尔帕里齐侯爵夫人侄孙圣卢的舅舅夏尔吕男爵，才知道在唐松维尔盯着他的男子就是夏尔吕。“这边”有淡红色的英国山楂树，音乐家凡特伊先生的屋子也在“这边”，它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边。在这个地点，他听到有人呼唤吉尔伯特的名字，那名字就像一道护符，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女性形象。这个名字出现在英国山楂树的风景里，存在于心灵的意境和精神空间的地点中。

贡布雷的另一边是盖尔芒特那边。马塞尔走在维冯纳河边，看到历代贡布雷伯爵的城堡的断壁残垣。“那边”是典型的河畔风光，开满金盏花和睡莲。这个少年在散步时观赏花园里的睡莲，但无法走到维冯纳河的源头，就把它想象成地狱的入口。他还从未走到盖尔芒特城堡，产生了跟现实不同的形象。盖尔芒特那边是贵族那一边，贵族家族的名字就是地点的名字，有时也是城堡的名字，指明他们位于大地和地图上的某个角落，这些名字对人实施着权力。马塞尔对贡布雷谈论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进行过遐想，想象“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在其音节的橙色色彩中包含着一个温馨的城堡。但在教堂里，他看到了真实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对那位满面通红、并不优雅的女人感到失望。

斯万的爱情在“两边”中就像一个插曲出现了，它发生在15年前，马塞尔还未出生的时候。对于普鲁斯特从开头就埋下了许多基石般伏笔的这座大教堂来说，斯万的爱情就像一部独立的小说，属于过去建筑物的残存部分，“犹如在哥特式教堂地下室里有时还留有先前在同一地点建造的异教徒庙宇或罗马式教堂的遗迹”（莫洛亚语）。第一卷中只露了一面的人物，斯万夫人，将成为主角之一。童年时代，马塞尔在外叔公家看到一位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夫人，但对她的情况并不知晓。直到外叔公的贴身男仆将她的照片拿给他看，他才认出了这是斯万夫人，一位前交际花。他也在画家埃尔斯蒂尔的一幅肖像画中看到过她，画的标题叫《萨克里邦小姐》——这位画家在维尔迪兰夫妇的圈子里是看不出什么才能的“母鹿”，后来成为大画家；她也是奥黛特·德·克雷西、斯万夫人和后来的德·福什维尔夫人。对斯万来说，他在爱情中认识到，是美的感觉打开了通向永恒形式的大门，凡特伊奏鸣曲的乐句成为他回忆起与奥黛特爱情的美好时刻。对马塞尔来说，他希望发现隐藏在斯万和盖尔芒特这些名字后面的秘密，得到吉尔伯特·斯万的爱情，分享她生活中美妙的秘密。他成了斯万家的常客，在巴黎的布洛涅林园再次见到吉尔伯特，也经历了爱情的痛苦。

学者邵毅平曾对奥黛特这个角色身上出现的时间模糊性做过一番研究。在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第一部“贡布雷”里，马塞尔有一次去看望他的外叔公阿道夫，因为不是专门留给别人去看他的日子，所以马塞尔无意中撞见了一位“粉衣女郎”，她是外叔公的“女朋友”之一，也是亲戚们不愿与之照面的那种人。

我注意到他家门口停着一辆双驾马车，马的护眼罩上跟车夫上衣的扣眼上一样，插着一朵红色的康乃馨。我从楼梯上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嬉笑声，等我一拉门铃，里面的声音反而戛然而止，一片寂静之后是连续的关门声。听差终于出来开门，见到是我，显得很尴尬，声称我的外叔公现在正忙着，恐怕抽不出身来见我。

但那个女人坚持要见他，于是马塞尔见到了“一位身穿粉红色丝绸长裙、脖子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虽然外叔公并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他，但他知道外叔公的这个风韵不俗的“女朋友”其实是个交际花。外叔公相当尴尬地暗示马塞尔，最好不要把这次来访告诉家里。马塞尔两小时后就把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父母，他父亲和外公向外叔公提出了措辞激烈的质问，外叔公因此与他的父母不再来往。此事在小说中发生于马塞尔童年的巴黎，那时家里每个月派马塞尔去看外叔公一两次。

马塞尔记忆中的这位“粉衣女郎”，在小说的后面部分获得了奥黛特这个名字。外叔公去世后，他的贴身男仆老莫雷尔整理其遗物，把他生前认识的高级交际花的照片托儿子小莫雷尔送给马塞尔，并嘱咐儿子让马塞尔特别注意那张奥黛特的照片，因为他最后一次见外叔公的那天，这个女人正在他家里吃晚饭，老莫雷尔犹豫着该不该放他进屋。马塞尔这才知道，他在外叔公家见到的那个“粉衣女郎”，就是后来的斯万夫人奥黛特，这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他惊奇地发现，从今往后必须把斯万夫人和“穿粉红衣服的女人”这原本不同的两个人当作同一个人了。

邵毅平提出的问题是：按小说中的时间设定，奥黛特做交际花与马塞尔外叔公交际，与斯万恋爱，然后嫁给斯万，这些都发生在马塞尔出生之前（“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但直到我离开贡布雷多年之后才听说有关斯万的恋爱经历。”第一卷），那么马塞尔怎么可能在外叔公家见到交际花时代的奥黛特呢？马塞尔在外叔公家见到的“粉衣女郎”应是1888年马塞尔8岁时的事；但如果“粉衣女郎”就是奥黛特，那么马塞尔12岁时吉尔伯特最多4岁，不符合小说对两个同龄人的年龄设定。那么，“粉衣女郎”究竟是不是奥黛特？按照小说本身的时间设定，马塞尔每个月定期去看外叔公时，吉尔伯特也快跟马塞尔一起玩，马塞尔也将认识斯万夫人了（他初次见到奥黛特母女是在唐松维尔，“一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太太，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时间就在他家与外叔公“断交”后不久）。马塞尔在外叔公家撞见的“粉衣女郎”真的是奥黛特吗？有人怀疑，“粉衣女郎”即奥黛特这一安排是普鲁斯特这座回忆大教堂的细小疏忽。但其实很大的可能性是：奥黛特是斯万夫人的另一重身份。斯万与奥黛特结婚是在1895年，那一年马塞尔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应邀与吉尔伯特一起玩捉人游戏，并爱上了她。也就是说，斯万与奥黛特是先有吉尔伯特，再结婚的，奥黛特也一直被贵族社交界排斥。普鲁斯特的每个人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现时都像不同的人，“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在各个不同时刻多次认识的，在这种时刻，她们对于我已是另一个女人”。

奥黛特是絮比安的表妹，幼年时曾被卖给英国富翁；嫁过克雷西伯爵，因婚姻失败而离异；做过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模特，扮作半身男装的萨克里邦小姐；后来成为交际花“粉衣女郎”，相继有过多个情人，也出现在马塞尔外叔公的家里；后经夏尔吕男爵牵线，认识并嫁给斯万；斯万死后，嫁为德·福什维尔夫人；又做了德·盖尔芒特公爵的情妇；是吉尔伯特的母亲，圣卢小姐的外婆……“就像从穿粉红裙子的妇人算起有好几个斯万夫人一样，岁月惨淡无色的空间把她们一个个分隔开。”在第六卷《阿尔贝蒂娜失踪》的“罗贝尔·德·圣卢的新面貌”中，马塞尔回到唐松维尔小住几天，陪伴吉尔伯特。在贡布雷，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见到童年时来过的地方丝毫也不激动，并发现这两个“边”并不像他以前想的那样相距遥远，在一天里就能从梅塞格利兹走到盖尔芒特。而他以前觉得神秘莫测的维冯纳河的源头，原来只是个洗手池。他也得知，吉尔伯特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其实想要取悦他，她被认为秽亵的手势其实表达了她的欲望。幸福也许并非像马塞尔过去想象的那样无法得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塞尔回到巴黎盖尔芒特的沙龙，他看到客厅里的主人和宾客都像化了妆似的，个个都扑了粉，模样完全变了。盖尔芒特亲王走起路来已拖着脚步，仿佛鞋底灌了铅，步履神态都像在扮演老年的角色。吉尔伯特走过来向他问好，他认不出这位胖女士，他迟疑了一会儿，没有作答。他朝这个胖妇人微笑，依稀从她的脸上辨析出斯万夫人的模样，笑容中不由得添加了一些尊敬的意味，却听到这个胖夫人说：“您把我当作我妈妈了，是啊，我长得越来越像她了。”马塞尔由此明白了衰老是怎么一回事，当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熟人变得陌生的面相时，我们便已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了，“姓名”也就失去了个性。他们谈了很多有关她在“一战”中阵亡的丈夫圣卢的情况，圣卢是维尔帕里齐侯爵夫人的侄孙，夏尔吕男爵的侄子。而有关当年斯万小姐的所有回忆，都已从眼前这个吉尔伯特身上褪去，被另一个宇宙的引力吸到了很远的地方，沐浴在斯万在唐松维尔的住宅边那条小路上的山楂树的芳香中。“通往圣卢小姐那儿，又从她那儿辐射出去的道路，在我心中数不胜数；它们之间又有许多横向的连接通道。”当圣卢夫人朝另一间客厅走去时，马塞尔还未见过的圣卢小姐已在以她的方式向他诉说着“逝去的时光”：

她难道不正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犹如置身林间空地那般，处于来自不同起点的道路汇聚的星形路口吗？这些通往圣卢小姐，又从她那里辐射出去的道路，在我心目中是数不胜数的。首先，贡布雷的那两边，那两条留下过我多少次散步的足迹，承载着我多少遐想的小路，汇聚到了她身上——盖尔芒特家那边经由她父亲罗贝尔·德·圣卢；而梅塞格利兹那边，亦即斯万家这边，则经由她母亲吉尔伯特。其中一条，经由这位少女的母亲，经由香榭丽舍林荫道，把我引向斯万，引向贡布雷的那些夜晚，引向梅塞格利兹那边；另一条，经由她的父亲，把我引向在巴尔贝克阳光灿烂的海边尽情遐想的下午。

这两条路之间已经建立了横向的连接通道，这是在回忆中才变得清晰起来的。马塞尔之所以去巴尔贝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万对他说起那些教堂，尤其是那座波斯教堂，才惹得他心心念念想要去那儿，在那里，他认识了德·圣卢；另一方面，由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外甥德·圣卢，他又在贡布雷回到了盖尔芒特家那边。圣卢小姐还把他引向生活中许多别的节点，引向他在外叔公家见到的那位粉衣女郎，也就是圣卢小姐的外婆——斯万·奥黛特夫人。这里又生发出新的连接通道，在外叔公家领他进房间、后来又送给他一张粉衣女郎照片的贴身男仆，他的儿子就是夏尔吕先生和圣卢都爱恋过的那个年轻人莫雷尔；以及，正是圣卢小姐的外公斯万，最先向他说起凡特伊的音乐，正是吉尔伯特最先和他说起他后来的恋人阿尔贝蒂娜；而且，正是在跟阿尔贝蒂娜谈到凡特伊的音乐时，他才突然明白了凡特伊小姐是阿尔贝蒂娜的密友，他跟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从此出了毛病，最终导致了她的出走和死亡，给马塞尔留下无尽哀伤；而动身去寻找阿尔贝蒂娜的，也正是圣卢小姐的父亲。他的全部社交生活，无论是在巴黎，在斯万或盖尔芒特家的客厅，还是在另一头的维尔迪兰家，无一不是或沿着贡布雷的“两边”，或沿着香榭丽舍林荫道一一展开的。

通过这张网，人与人之间发生着交往和友谊，命运之间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生活不停地在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编织这些神秘之线，让它们穿梭交叠、愈织愈厚，直到过去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点和所有其他点之间都存在一张密密匝匝的回忆之网。维尔迪兰夫人虽然属于另一个生活圈子，但奥黛特的过去把他们和她连在了一起，夏尔吕则把他们和德·圣卢连在了一起。最后，斯万爱过勒格朗丹的姐姐，勒格朗丹又认识夏尔吕先生，小康布尔梅则娶了夏尔吕先生监护的姑娘。这条神秘的线索啊！

马塞尔看到这位16岁的圣卢小姐从他的记忆之网深处的星形十字路口走出，站在他面前。他感慨道，少女修长的身材挑明了他想回避不去看的距离，“使她出落得这样的，正是我失去的那一年又一年，她仿佛就是我的青春”。在普鲁斯特的宇宙中，“斯万这边”与“盖尔芒特那边”合拢了穹顶。消融于往昔的地点

普鲁斯特的空间体验，对于今天随身携带手机进行GPS定位的人来说大概已非常陌生。在卫星定位出现之前，我们对地点的认识还不是全局俯瞰式的，必须依据方向感在身处其中的、地面上的大街小巷里找到方向。那个时候的长途旅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旅行者必须事先熟悉地图，事先做好计划，事先对自己到达的地点和下一个地点之间的路径和交通工具进行研究，事先做好时间安排，才能顺利完成空间移动。在没有太多旅行指南的时代，旅行者行路还有“行到水穷处”或“山穷水复，柳暗花明”的体验，下一步在哪里始终像山后面的风景，事先看不到，没有预知，要它来到自己面前才有惊喜。

这种经验对理解普鲁斯特或许很重要。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我先是跟随马塞尔的行踪游走于贡布雷、巴黎的贵族沙龙、巴尔贝克和威尼斯这些地方，随他的目光旁观着一个个人物的出场和交往。慢慢地，随着小说时间的延绵，我感到自己走入了一个很深的地方，如身处深水底部，黑暗而宁静。我环顾一番，曾经通过普鲁斯特看到的人物（和他们的名字）、事物（山楂树、椴花茶、苹果树、凡特伊奏鸣曲、《代尔夫特小景》等），还有虽曾存在于地图、但没有明确经纬度的地名，从这片深深的黑暗中渐次浮现出来，如一个个闪烁的亮点，将我包裹。我给那些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重复出现过的事物名称涂上各自的颜色，比如蓝色、红色、白色，它们就像粒子，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相互呼应；我再给那些随机出现的人物标注上他们随年份而获得的新状态和新身份，看到他们的名字就如面具，下面藏着的那个人在岁月中不断改变着模样，他们在这些点之间移动，移动轨迹将这些亮点联结为一张网。那些地名随着这些移动开始飘浮晃动起来，从巴黎到巴尔贝克的距离在变化，从巴尔贝克到拉斯普里埃的距离也开始变化，而那些既是姓名又是地名的名字，随着人名的移动逐渐改变着内涵，等着被替换占领。有时我会感到自己坠入梦境，如同大卫·林奇的电影《穆赫兰道》和诺兰的电影《盗梦空间》里的迷离。

《追忆似水年华》就开始于一场梦醒来。普鲁斯特对一次散步的迷路描写，将我从地理现实空间带入到意识的空间中：

突然，父亲把我们叫住，问母亲：“我们在哪里？”母亲走累了，但仍然以他为自豪，便温柔地向他坦白说，她压根不知道在哪里。父亲耸了耸肩膀，然后笑了笑。这模样，恰似他将某个小门从他外套的口袋里掏了出来，用的是他那把钥匙。他指着我们面前的小门，那就是我们花园后面的小门。这小门来到圣灵街角等着我们，就在那些陌生小路的尽头。

在那些远离统一规划和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即使是久居的街区，其实也存在着许多陌生空间，需要用脚去邂逅意外。普鲁斯特对父亲的这段描写就像哆啦A梦从兜里掏出了任意门，充满惊奇；童年的普鲁斯特第一次发现，花园后面小门的另一面会存在一个自己从未到过的街角，它的出现就像在等待他。这种记忆中的地点，而不是地图上的地点，有时会抛弃我们。我的童年充满着走失和迷路的恐慌记忆（不像今天的孩子大都有手机和儿童手表），但这些地点也会冒出来与我相会，那种重逢的欣喜感意味着我的空间意识又拓展了一点，我学会了从另一个角度打量我曾遗失的那个地点，与它建立了一种新的纽带和情感。这种体验与在音乐空间里找到定位也很相似。普鲁斯特曾描写在维尔迪兰夫人家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他迷失在一段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音乐中，就像迷路：

在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地方，而且我们是从另一侧面走过去的，在转过一个路口时，我们一下子走到另一条路上，你对那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熟悉，因为我们平常不到那里去，有人突然说：“这不就是那条小路吗，它通向我朋友家花园的小门，再走两分钟就到他家了。”……在这段很陌生的音乐中，我明白我听的就是凡特伊奏鸣曲。

这一段描写让我想起行走于摩洛哥迷宫般的菲斯古城时的体验，我不断迷路，不断在另一个路口遇到我遗失过的某个地点，也不断透过从不同方向而来的小街上的拱门打量我曾到达过又离开的房子。重新找到失去的地点就如重新找回似水年华一样，是相通的事。在奏鸣曲的这一段里，马塞尔重新在音乐的意识空间中定位了自己。

这种“定位”的经验很触动我。作为一名记者，我的职业生涯意味着许多旅行。我曾经总是不假思索地前往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在卡萨布兰卡的清晨醒来，突然感到疑惑，是何种线索使我置身此地：

“我何以来到卡萨布兰卡，在清早城市尚未醒来的阳台上，望向楼宇之间的马路，看轰鸣而过的有轨电车驶过前方栽种着棕榈树和蒲葵的花园广场，继而瞥见柱形宣礼塔式样的钟楼上指向6点的时针？我又何以在散发着皮鞋油味、汽油味、咖啡香气、过夜果皮酸腐味的街道上穿行，走过延绵相连的廊柱，看西装革履对街喝薄荷茶的黑人和阿拉伯人，将把手处护着一层绒布的雕花长嘴小银壶高高举起、倾斜，听热茶汩汩流进玻璃杯、溅起极小水花的乐声？又何以来到一座海边的青绿色清真寺，看它金碧辉煌的大理石殿堂里繁若星辰的荷叶花瓣剪影，穿过一扇接一扇的圆形拱门，久久凝望在广场上如磐石一般陷入沉思的阿拉伯人？也许我来到这里，仅仅因为它叫做‘卡萨布兰卡’，以及默念‘卡萨布兰卡’这个名字时萦绕于凝神呼吸之间的玄机。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一无所知，就如它街头上那些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的阿拉伯女郎。在我生活的旅途中，亦从未有什么征兆和线索，将我的路引向此地。我何以来到这里？”

这突如其来的迷失和存在疑惑，就如普鲁斯特从睡梦中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迟疑一样，“我是谁”的问题由此而生。日内瓦学派的哲学家乔治·普莱写道，由于受到某个既不固定又没定位的地点摇晃的威胁，“巩固地点对普鲁斯特的主人公来说特别重要”。稳定地点的方法之一就是将人的图像结合到地点里，《追忆》中几乎每个人物都与某个风景相连，人物第一次出现也是在风景的背景里，吉尔伯特、好朋友圣卢、夏尔吕男爵、阿尔贝蒂娜都是这样；巴尔贝克的风景就是与从海滩景色中出现的阿尔贝蒂娜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吉尔伯特与唐松维尔花园小路的山楂树，还有香榭丽舍大街的公园联系在一起一样。“前景中的每个人物周围都有一个背景，而背景则吸收一部分人物的个性和具体特征”，这样，存在于回忆之中的这些地点逐渐从人的灵魂那里借鉴独特性，与人物融合在一起。“普鲁斯特的地点绝对没有抽象的普遍空间特点，都是个性的实体；它们的特殊性无法与其他地点的特殊性相混淆。”

地点与地名对普鲁斯特来说意味着一种联系网络中的空间。在《追忆》中，人物何以在贡布雷、巴黎、巴尔贝克等并列的地点之间移动？

小说中的马塞尔最初是听他贡布雷的邻居勒格朗丹对他说起“巴尔贝克”这个名字的。他知道了那儿是一片海滩，紧靠着那处“以海难事故频繁著称，一年里有半年阴雾沉沉、浪涛滚滚的不祥海岸”。勒格朗丹告诉他，踩在那里，将会清晰地感受到“脚下就是法国、欧洲，乃至古代世界疆土的尽头”。斯万也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的海滩，告诉他巴尔贝克那些建于12、13世纪的教堂一半是罗马式的，也许是诺曼底哥特式建筑最奇特的样本，还有一座波斯教堂。这些交谈和信息引起了马塞尔的极大好奇，这种情感成为他前往巴尔贝克的动因。他这样写道：

在这以前，这些地区在我头脑里不过是些年岁已湮没不可靠，庶几跟那些重大地质变迁同时代的地块……这会儿看到它们竟然经历过罗马时期，一下子把它们纳入了时间序列。哥特式的三叶饰亦曾及时地镌刻在那些原始石块上，犹如春天来临时那些柔弱而生命顽强的花草星星点点缀满极地的雪原，真是欣喜异常。……哥特式建筑在我眼里变得更充满生气了，因为我可以看到，除了我常想到它存在的那些城市以外，它是怎样在一种特定的场合，在一些原始的石块上绽芽、开花并变成一座可爱的钟楼的。从此以后，逢到二月里风雨交加而又暖意荡漾的夜晚，当劲风拂过我心田，让它跟我卧室里的壁炉烟囱一样颤动不已时，也把去巴尔贝克旅行的念头吹进了我心扉。

这是属于普鲁斯特的独特地点意识，它充满意境、遐想和玄思，使得“巴尔贝克”这个名字首先成为马塞尔心灵中的地点。这与旅游业时代的旅行者前往一个地方的动因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通常是通过旅行杂志和社交媒体来获得对远方的想象的，这些地点与我们的命运之间很少发生深度的关联，只是一种橱窗式走马观花的异域体验。普鲁斯特的空间记忆充溢着情感，使他笔下的这些地点和对象不再是观赏的对象，而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情感。就如他回忆贡布雷广场上的圣伊莱尔教堂钟楼时，它里面融入了外婆的形象：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外婆在贡布雷的钟楼上找到了对她来说这世界上最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风致和卓异的气度。她不懂建筑，但她爱说：“孩子们，你们爱笑我就笑吧。可我觉着，或许它不合规范，并不漂亮，可是那古里古怪的老派模样，让我瞧着挺受用。我敢说，要是它会弹琴的话，一准不会弹得干巴巴的。”她注视着钟楼，目光随着它徐徐升起，顺着塔身石块虔诚地倾向天空的斜势，眼望着两边的斜面彼此愈靠愈近，犹如双手在合掌祈祷。她的整个身心都跟尖顶的取势融为一体，目光也仿佛随它向天而去；与此同时，她朝向塔身陈旧剥蚀的石块亲切地笑着，此刻仅有塔尖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

正是地点与回忆和心灵的融汇，使得祖先、故人、邻人与爱人构成了它的世界，地点有了来处，“此时此地”重建了与往昔相连的线索。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主人公在外省大城市或巴黎某个不熟悉的街区看到钟楼时，会隐约发觉它们身上有某些与圣伊莱尔教堂钟楼相似的地方，于是“兀自呆望着那座钟楼，忘了散步，忘了买东西，一连几个小时，寂然不动地伫立在那儿，感觉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从忘川夺回的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我依然在寻路，我转过了一条街……可是，那是我心中的街啊”。唯有在记忆中，地点会几近不朽地存在。

在乔治·普莱看来，普鲁斯特世界中的地点，比如贡布雷、巴尔贝克、巴黎的圣日耳曼街区、德·圣卢驻扎的东锡埃尔，它们处于相互远离的地方，并不靠在一起，也并不交流，从一处到另一处没有过渡。他认为，“普鲁斯特的空间由拓扑学的确定点构成，它们相互位于遥远的地方，就像海洋中心的岛屿，身处这些地点之一，就会导致不可能同时身处另一个地点。……它们给予庇护的社会团体彼此排斥，从这些地点到那些团体，很难进行转移”。在这部由“濒死体验”所产生的小说中，过去生活的每个意图重新展开，不是排列成连续的顺序，而是像同时存在的不同部分，这些碎片中有时会出现一处间隙、断裂或空虚。空间的分离和时间的断裂在小说时间进程中不断出现，一个例子是马塞尔与外婆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穿过那个分开巴黎和东锡埃尔的空间时，外婆的声音仿佛突然脱离了肉体，在先前还抱怨与她相隔甚远、听不见她说话的人耳边响起。

不过，在我读来，普鲁斯特是以人物之间的友谊和爱情来填补这些地点之间的空白的，它们之间还填充了大自然四季的风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潜在的线索，是潜意识一样深的海床，是它们将岛屿联结起来，而这些友谊和爱情中又包含了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正如上一节所写到的圣卢和吉尔伯特的女儿圣卢小姐汇集了过去的所有线索一样——她就是时间的象征。在她身上，彼此分离的“斯万这边”（代表着资产阶级）和“盖尔芒特那边”（代表着贵族阶级）在圣日耳曼的盖尔芒特府邸会合了，“地名”也改变了它的内在含义，成为一层伪装的面纱。

普鲁斯特曾在《驳圣伯夫》中为波德莱尔辩护

《在少女花影下》一卷中，出现了小说的另一重要动机。马塞尔跟维尔帕里齐夫人一起乘车兜风时，马车驶到迪梅斯尼尔附近，他看到了三棵树。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我看着这三棵树，把它们看得一清二楚，但我的思想感到，它们掩盖着某种它没有抓到的东西，就像放得过于远的物品，我们即使伸出手臂把手指伸直，也只能时而触及包裹物，而不能抓住任何东西。……我花费更大的力气集中思想，朝那三棵树的方向跳跃得更远，或者不如说是在心里朝这个方向跳跃，并在这个方向的最远处、在我内心中看到它们。我重新感到它们后面有熟悉而又模糊的同一物体，我无法把这物体带到自己身边。但是，随着马车往前行驶，我看到这三棵树都在接近。我在何处看到过它们？在贡布雷周围，没有一个地方的小路有这种地点。是否应该认为，它们出自我生活中十分遥远的年代，它们周围的景色已完全从我记忆中消除？……它们在向我靠拢；也许是神话中的幽灵幻影，是女巫或诺恩三女神巡视，在向我出示她们的神谕。这很可能是过去的幽灵，是我童年时代的亲密伙伴，是故世的朋友，在祈求保护我们共同的回忆的。

不久之后，在大路的一个交叉路口，马车将它们抛弃，并将马塞尔带到远处，远离他认为唯一真实的事物，远离能真正使他高兴的事物。这一段描写如视灵者的幻梦，让我想起诗人里克尔从“白桦林”的德语发音中听出“奥斯维辛”这个名字的神秘直觉。这两者都与时间的深度有关，是对于祖先的过往和子孙的未来的体验，对于来处和去处的体验。普鲁斯特写下一种对幽冥的深远回望，就如他看到青春的圣卢小姐从时间深处的林间空地向他走来一样。

对普鲁斯特来说，回忆是比现实更真实的存在。通过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小说中无声地指出和衡量着所有现实事物的虚妄。小说中，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听斯万说起自己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不得不在准时赴晚上的饭局和留下来陪斯万的两难之间做选择。他把大量的笔墨分配给公爵是如何介入进来催她赶紧乘马车离开不能迟到，又是如何为了她的鞋子颜色与裙子的红黑色不搭不怕麻烦不怕迟到地一定要让她回去换鞋。对礼仪这件小事的描写越是细致渲染大费周章，对朋友病重讯息的漠然就越发荒谬，充满普鲁斯特不动声色的讽刺。《追忆》的确也是一本描写巴黎上流社会世情的幽默小说。通过马塞尔的目光和描述，普鲁斯特揭穿了看似优雅清高的邻居勒格朗丹真实的势利虚荣，暴露了德·夏尔吕伯爵矜夸不自然的做派，嘲讽了歌剧院里新贵资产阶级的炫耀浮夸，也不隐藏女佣身上也会有的虚荣心和她对门第、财产、社会地位和特权的欲望。至于那些贵族阶级的沙龙夫人们，她们以她们所确立的形象征服了社交界，但这种剥离了真实自我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她们为归属团体而付出的代价；在她们的炫目光彩背后，是充满幽暗秘密的孤独暗影。

不过，普鲁斯特并不否认身体；相反，他认为身体的感觉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写道：

凡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副本。不过，这个副本平时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记忆边缘，相对而言，它还是处于我们外部，它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对我们来说无关痛痒，正如一个放在一定距离以外的物体，我们看见了并不会引起疼痛的感觉。使这些人感到痛苦不安的事情，我们用一种旁观的态度在感知它们，我们也许会颇为得体地说一些表示遗憾的话，让别人觉得我们有同情心，但其实我们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它们。然而，自从我的心在巴尔贝克被刺痛以后，阿尔贝蒂娜的副本留在我心里，埋得很深，根本没法去除。她做的事情，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感官功能发生了改变，明明看到的只是一种颜色，却会感觉到疼痛。

虽然对一个在沉思中逆着时光的河流向上漫溯的人来说，身体对爱它的人总是造成很深的伤痛，令嫉妒的情感至深，但也正是它证明了情感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种“疼痛”，既让我对前半部分人们的冷漠无情感到释然，也让我对后半部分这种与爱伴生的疼痛感到释然。尽管回忆与文学是普鲁斯特对抗死亡的方式，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当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身上的欲望不再能滋养储存于此的回忆时，回忆也将随着时间从躯体中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塞尔回到巴黎，在盖尔芒特公爵的府邸里，他再次听见了早已故去的爸爸妈妈送斯万先生出门的声音，听见金属般清脆而又刺耳的门铃声响个不停，宣告斯万先生终于走了，妈妈可以上楼来了。

我又听见了它们，它们此刻位于过往岁月中某个遥远的位置，但我听见了它们。……我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承载着那个无限伸展的往昔，它始终在那铃声和当下这一刻之间存在着。那铃声当初响起的时候，我已经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了，而从那以后，若我还想听见那铃声，就得让我自己不能有片刻停歇，须臾不离自己的存在、思考和自我意识。

也是在那一个晚上，他看到了圣日耳曼区的沙龙因增加了新成员而发生的变化，社交界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圣日耳曼区的衰败，却说明角色正在重新分配中。他也看到坐在椅子上的盖尔芒特公爵站起身来时身体摇晃，老迈得腿直打哆嗦；看到被神学院学生簇拥着的大主教周身上下只剩金属十字架是牢固的，仿佛踩在一副生命的高跷上，随时会从极顶摔下来。他感到时间紧迫，留给他完成作品的时间不多了。他决心写出“时光是如何为每个人安置他的位置的”，而这个时间中的位置比在空间中留给人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普鲁斯特欣赏和翻译过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这样写道：“他遇到过人们的冷漠和事物的秘密，特别是他自己的软弱。但是，他选择了抛弃一切来释放出被束缚的图像。他在陋室之中，在孤独和饥饿之中，在病痛和工作之中，看到他之前的任何作家都没有敲过的大门打开了，他通过我们的心灵和微不足道的物体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妙的世界。”

起初是小城伊利埃，在那里，几个人紧靠在钟楼下的一座老教堂周围；“在那里，一个神经质的敏感小孩在星期天晴朗的下午在花园的栗树下阅读。他透过一排玫瑰色山楂花，依稀看到两旁长着茉莉花、蝴蝶花和马鞭草的小径，他一动也不动地观察着、呼吸着，力图随着自己的思想驰骋，超越图像或气味”。正是因为这个幻想的孩子长久地观赏，大自然的这个花园角落才会将自己瞬息即逝的景象留存于世；也正是这个孩子强烈的情感，才把这些早已在许多年前凋谢的山楂花的香味带到我们身边，使许多从未来过这里的人能够通过下雨的声音闻到看不见却四季常在的丁香花香味。就这样，从伊利埃开始，到贡布雷，再到巴黎，普鲁斯特创造了一种存在，一种故乡，它存在于时间之中。

1921年5月，《盖尔芒特那边》（二）和《索多玛和蛾摩拉》（一）相继出版。那一年，普鲁斯特在参观荷兰画家的画展，观看小说中提到过的《代尔夫特小景》时感到身体不适。1922年，《索多玛和蛾摩拉》（二）出版。普鲁斯特拼命写作，准备着《女囚》的出版工作，但他只看到了打字稿的开头部分，11月，他因肺炎去世。

150年后，当我随着《追忆似水年华》的延绵时间潜入他的岁月中时，我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触摸到了他笔下人物生活里的那些不同时期；在那些不同时期里，无数的日子各就各位，而安置它们的正是时光。 吉尔伯特女犯人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