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文学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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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时的高邮，到战乱时的西南联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张家口，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他写故乡的水和寺庙，大街上的手艺人，写西南联大时期苦中作乐的生活。戏曲要谈，花鸟鱼虫要谈。写作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也要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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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位逐渐老去的沈从文正在经历着何等重压的历史现实：不乏穷困饥饿，军阀混战，现代化的功利浮躁，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狂热的“文化革命”——他和所有人一样，不断受磨难受苦，更在湘西那块匪气和灵气混合着的地方，于人生开始处就目睹了无数次砍头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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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洛夫曾将乡愁诗分为大乡愁和小乡愁，小乡愁抒个人心绪，而大乡愁抒的是家国情结——这也就是余光中后来在大陆访问时反复谈到的，华人群体所不能舍弃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乡愁”。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它可能看起来日益脆弱且令人困惑，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断不了的一根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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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来越平，城市越来越大，当我们希望趁着城市化的浪潮，扬帆远航抵达理想中的自己时，村上春树用简洁直白的文体，写出了我们的不安和安慰、艰难和希望，还有所有人“永失吾乡”的乡愁。“村上春树书中有一个永恒的关于人和人类情感的迷失与黑洞。”译者林少华说，他认为这是一种“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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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歌词一定是优秀的诗歌，这一点很少有例外。迪伦是个优秀的诗人，这一点也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但是，作为歌手的迪伦是否配拿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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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还要继续”，何其轻飘飘又何其沉痛！因为人们从未感觉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沉重到令人窒息，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迷茫中选择了忘却。涌入切尔诺贝利周边的外国记者，似乎比积聚在当地的遗民更加熟悉和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而在遥远的明斯克，只有少数迁出“核城”的后裔会在每年的4月26日举行纪念活动，凭吊死去的亲人。但我们几经打听，也没能觅得例行纪念活动的举办地：仿佛那一切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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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0年前，歌德在莎士比亚的纪念日发表了题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演讲。他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昂高呼：“自然，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啊，300年过去，莎士比亚依旧是说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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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与推理是受众最广的小说形式之一。作为“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作家，她的推理长篇小说有66部，此外还有大量短篇中篇小说选集和剧本，作品总销量超过20亿本。将她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只有《圣经》与威廉·莎士比亚著作的总销售量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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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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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昔日南京狮子桥的张家小少爷，“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子长孙、曾经裹在锦缎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已经借由“许灵均”开始自我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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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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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级伟大作家当然先要有作品的广度，这一点，莫言无疑不须置疑：近30年出版了1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四五百万字的内容涉及到了各种社会形态、塑造出了形态各异的各类人物。当代的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一人能以数量及涉及的广度来与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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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以一种极度的道德热情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分裂，他比同时代的知识阶层更为煎熬的是，那些被热捧的种种观念和政治设想都在他特殊的追问下，变得荒谬可疑。他就像19世纪俄国思想的照妖镜，一生都在寻找着“人生大道”，而被他所质疑的那个知识阶层在同样的道德热情支配下，变得激进和极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待19世纪终结的时候，最激进的列宁主义成为最有行动能力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