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我们自身内部的电影院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泰国第一位获得金棕榈的电影导演，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独立导演之一。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捧回金棕榈大奖后，时隔11年，阿彼察邦带新作《记忆》重回主竞赛单元，最终获得评审团奖。

《记忆》是阿彼察邦的第一部外语对白影片，也是第一次在本土之外拍摄。同时因为贾樟柯担任联合监制，以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古一法师”蒂尔达·斯文顿的加入，本片在华语影迷中也颇受关注。

从《热带疾病》到《幻梦墓园》，阿彼察邦的电影永远是关于梦境和记忆的。这一次，“记忆”甚至直白地成为影片片名。杰西卡（蒂尔达·斯文顿饰）是一位移居哥伦比亚的花农，她在波哥大探望生病住院的姐姐，可她自己却被脑海里一种巨大的“砰”声困扰至失眠。这个声音显然只有她自己听得到，于是她游走于哥伦比亚的城市和丛林，试图理解这神秘噪声从何而来。游走中，个体记忆与这片土地的记忆、与自然甚至地球的记忆慢慢交融，最终顺着记忆，杰西卡看到了那出人意料的起源。

阿彼察邦第一次与国际班底合作，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独特的电影魅力，那些摒弃传统叙事、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游走的镜头画面，依然充满让人沉思的灵性。长镜头，而且是长而静止的镜头，阿彼察邦可以让蒂尔达·斯文顿在单人床上完完整整小憩一觉，银幕前的观众如果愿意，也可以跟着打个盹，醒来会些微恍惚：镜头移动过了吗？我是否错过了什么？

这种恍恍惚惚类似催眠的体验，是阿彼察邦电影最“难熬”也最“迷人”之处。催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唤醒”，阿彼察邦用温柔又冷静的现实主义电影语言模糊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当下的界限，让人相信生者与死者、清醒与梦境、人类与他者可以共存，给观众创造似梦非梦的体验，然后唤醒他们心底的思考，去审视内里，追问来时与去处。

本刊特约撰稿人在影片世界首映后面对面采访了阿彼察邦导演，和他一起回溯了这次创作的“前世今生”。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离开泰国在国外拍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阿彼察邦：我觉得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身体的沉重，我变老了。我在泰国的家里太舒服了，同时我也不能做很多事情，来反映这个被军队占领的国家的现实。2017年我有机会去哥伦比亚，在各地旅行，那里的人们很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想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是的，哥伦比亚是一个与回忆产生共鸣的地方，同时这里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不再年轻了，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激活我们的存在感。

重要的是，我认为哥伦比亚人正视他们的记忆。我在那里看了展览，有很多这个国家关于对抗、死亡和暴力的历史，而且这些统计数据在泰国是没有的。我真的很欣赏这些，也想了解这种紧张、焦虑。当然，这部电影并不完全是关于这一点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电影里的语言从泰语变成了西班牙语，这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阿彼察邦：我在语言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我很沮丧。比如选角阶段，我说某个演员对我来说真的很自然，我喜欢这个，但当地选角导演说：“不，那真的是肥皂剧式的台词。”又比如我和我的日本朋友说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节奏和语言，但我的日本朋友说：“不，小津的电影真的很生硬。”这些语言上的不自然我不能领会，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我只会专注于电影中的节奏和沉默以及停顿。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语速非常快，我会说，慢一点，慢到一般的学生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谈谈电影中对声音的设计，它们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阿彼察邦：这部电影是关于记忆的，我们谈论记忆时，谈论的常常是影像，有时会忽略声音。对我来说，从我的电影制作生涯开始，我就一直很重视声音。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是一次声音素材库的极致积累。在影片中，录音师和杰西卡试图去好莱坞的声音素材库找到一个声音，但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声音素材库，并把这些年来自己收集的声音素材放到了影片不同的部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密码，也是人性的声音。如果你仔细听，影片最后有一个声音，那是我们人类录制的第一个声音，来自法国香颂（chanson），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古老的声音。它是关于这种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结合。

三联生活周刊：杰西卡脑海中的爆炸声又是怎么来的？

阿彼察邦：哦，这个是真的。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人们称为“爆炸头综合征”（患者常常在午夜时听到爆炸般的巨响，但对于其他人却并未听到如此强度的声音）。我和我的声音设计师一起尝试建立这个场景，我试着向他解释，但解释它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声音，就像杰西卡在影片中努力挣扎着尝试表达清楚——这里的声音应该听起来像金属和回声。对我来说，电影本身就是表现出这种沮丧，并试图传达一些无法用语言说出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音效之外，电影里还有两首音乐，它们太美了。你选择它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是谁创作了这些音乐，或者为什么选择它们？

阿彼察邦：这两首音乐是波哥大音乐人制作的。第一处的钢琴曲是我和音乐人一起工作的结果，我只是跟他描述我要的感受。第二个很有趣，是我在取景的时候，在大学里散步，走到影片场景的那个房间，一些人正在排练，我就拍了30秒的视频。然后，当我们设计拍摄时，就说也许可以把我当时的体验放进去。我们找不到这个音乐家，所以我们只能有个参考，但是波哥大音乐人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创作效果并不好，最后我们只保留了这个音乐的精神内核，它其实是一首不同的新的音乐了。这两首音乐创作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很注重声音的细节，而我们的音乐人真的很有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代电影中，99%的电影都要剪辑。对你来说，你在拍摄中怎么判断这个镜头可以结束了，又怎样处理你的长镜头和剪辑的平衡？

阿彼察邦：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真的无法回答，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电影制作的美妙之处。电影不像戏剧，我拍了很多很多镜头，然后像听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听这些镜头的节奏。我和我的剪辑师花了很长时间听这个，并试图找到一种生命规律。但是很难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剪辑，是电影自己告诉我们（该这样剪辑），然后声音设计师把声音放进去，它就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很多工作来支持和培养你自己国家的新电影人，并在给年轻人的忠告里强调冥想的重要性。所以冥想是你创作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阿彼察邦：对我来说，冥想就像锻炼一样让我平静下来，尤其是在我有太多想法的时候。我失眠是因为我的大脑太疯狂了，冥想对我有很大帮助。所以我总是告诉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大口呼吸、脚踏实地和活在当下。我也尝试将这个想法引入电影中，让观众能够欣赏屏幕上的幻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你会失眠，那么在你真正睡着的时候会做很多梦吗？因为你的电影总是与梦境有关。

阿彼察邦：是的，很多。我记下了这些梦，有时还录了下来，我认为分享梦的体验，其实就像一个电影院，梦是我们自身内部的电影院，这种感觉太神奇了。当我们做梦时，对内容的真实性没有质疑，但当我们醒来时，当我们想到它时，就觉得很奇怪。这就像电影一样。所以人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个体的记忆，还有自然的记忆，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阿彼察邦：不仅是自然，还有我们在不同国家（的记忆），如果我们倾听，就会明白记忆不仅仅是属于一个人的，人类是有全球记忆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宇宙的脆弱性，这样我们就会互相照顾。我们会更好地爱护环境。而灾难，我们不需要灾难来提醒自己，我们必须在灾难之前先保护好地球。

三联生活周刊：贾樟柯导演是这部影片的联合监制，能不能谈一谈和他合作的经历？

阿彼察邦：和他的合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彼此，都很尊重彼此的工作。他实际上从五六年前就想给我们提供帮助，然后就顺理成章加入现在这个项目。他并不是一个强加想法给别人的人，像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制片人一样。即使是后期制作剪辑，我们也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我真的很荣幸能与这个团队一起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影片里有个镜头让人很容易想到贾樟柯的电影。

阿彼察邦：啊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请不要跟大家剧透，这是一个美丽的秘密。 记忆音乐电影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