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日出东方

每年6月中旬，上海会进入梅雨季。上海人称之为“齁嗒嗒”的黄梅天，天气闷热又潮湿，雨水频繁光顾，滴答不停。手机里的天气预报，通常是连续7天的满屏雨天。黄梅天里，衣裤鞋子易湿不易干，很多当地人首选待在家里，一般尽量不要出门，甚至还得关上门窗，直至梅雨季结束，“出梅”。

但自6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开幕以来，这座新开的纪念馆附近，人流一直没有中断，熙攘热闹。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地处上海最核心的新天地商业区附近。6月13日这天，当我们在8：45左右赶到，纪念馆门口已排上百余米的长队。天公如预料一样下着雨，但这不能浇灭参观者的热情。他们说着吴语与普通话，集体佩戴着党徽，穿着定制的T恤与帽子，在队伍中撑着雨伞，只为静待9：00纪念馆开门，一睹其新容。

为了这次参观，我们提前了五天才预约成功。这是纪念馆建成后新开的第十天，馆外临近一片宁静的太平湖，四周商业街区、高端住宅繁盛林立。这块地段寸土寸金，由于临湖，纪念馆外陆地面积很少，百余米长的队伍，要蜿蜒曲折地折叠起来。15分钟后，纪念馆开门，长队像一列火车一般缓慢通行，在一片被芍药和杜鹃精心打扮的临湖国旗广场，人们要来回往返三次，才逐渐走到纪念馆的门口。

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青砖红瓦，外墙刻着共产党在上海的主要足迹与弄里地名。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自2019年8月起，上海市在原中共一大会址一街之隔的太平湖畔开始建设这个新纪念馆，历经600多个日夜的精心修建，于6月3日正式开业。一进门，就是一个巨大宽敞的前厅，一幅油画正居前厅墙面中央，迎着所有参观人群。这幅名为“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气势恢宏，布满整面墙体。画中，红色的党徽高居其上，左下方是石库门建筑的中共一大会址，右侧是北京天安门，二者被嘉兴南湖红船、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等一个个关键的历史地标围绕，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建立共和国的历程，超出3000平方米的“伟大的开端”基本陈列展厅主要设在地下，一共分为五个章节，涵盖了铜像、沙盘、实景还原等多种展示手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来自五湖四海，有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在内的十几人。这一百年征途的起点不在如今这座纪念馆中，而在纪念馆出来后一个街口之隔的一幢二层联排小楼里，距纪念馆20米左右。小楼是原来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来也是一座纪念馆，新纪念馆开业后，很多展品被统一搬入新馆内，会址如今只保存着基本的展览功能，一楼陈列着基本史实和复原的会议布置。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摆着一张红漆的木质桌子，12张凳子，两张椅子。100年前，正是在这间小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小楼的门号如今是兴业路76号，这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外墙青红砖交错，青砖为主，红砖是点缀，砖与砖之间镶嵌着红色粉线；黑漆的大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楣是矾红色的浮雕——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与新纪念馆相比，一大会址的知名度更大，面积更小，有严苛的预约入场制。等待入场的人们，冒着一阵阵变化莫测的梅雨，争相留在建筑之外留影，墙上贴着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会址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不远的街边，颇具上海特色的排排法国梧桐树见证着这一切，绿叶被阵阵梅雨打得嘀嗒作响。雨声淅沥，让这幢石库门建筑显得朴实而典雅，又不失庄重肃穆。

事实上，类似的石库门在此后一直不停地出现在我们的寻访过程中，在上海寻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足迹，就像是在寻访一幢幢古朴典雅的石库门，它几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创和成长轨迹。这些石库门建筑，小而精美，名称统一，一般叫做“××里”，隐藏在原有租界的梧桐树的绿荫下。在百年前的动荡岁月里，它们包容了一批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志士们的救亡图存行动。除一大会址外，1920年陈独秀等人创办的中共在上海发起组、1921年的一大代表宿舍、1922年的中共二大会址、1924年的中共四大会址、毛泽东1920年和1925年在上海的两处旧居、中华劳动组合书记部等诸多革命历史遗迹等，都是这类石库门建筑。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有一处名为“光荣之城”的巨型沙盘，展示着这种“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联结。沙盘复刻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城市布局，用动态灯光做线索，复制了中共中央早年在沪的历史空间轨迹。那时候，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在浦西法租界内，一处处红点闪烁发射着——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其间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均驻扎上海，探寻着中国的革命道路。这种影响，甚至外溢出上海到周边，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里，还有一幢1∶1比例仿制的一大会址石库门建筑，记录着中共一大在转移到嘉兴南湖前的故事。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上海？是什么能量，让这些看似精巧的石库门，庇护了一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政党的生长？代表广大工农无产阶级利益、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与上海这座以洋气著称的“十里洋场”都市兼容的？寻访中，这些问题时而萦绕在心中。因为这些早期的革命旧址，不仅外观、名称相似，还彼此临近，很多时候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常常只有1～2公里，步行即可到达。革命年代中，这些地点都属租界地带，随着后期共产党影响力逐步扩大，革命旧址也开始蔓延到租界外围乃至上海全市，最后是整个中国。

如今，这些中共早期的遗迹与旧址，多处在上海核心的繁华地段，人流如织，寸土寸金。按照城市化的规律，这些地方通常也是城市更新速度最快、频率最高的地方。为了保护和宣扬这些地点，上海在高速的发展过程中，也花费了巨大的功夫与精力。

1950年，共和国初立之际，时任中共上海第一书记、市长陈毅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一大会址。当时建党已近30年，多年发展变迁后，城市面貌今非昔比，经多方调查访问、多位当事人现场辨认，有关部门历时半年才找到现址。30年已过，当年的民宅成了一处面坊，住户们听说这是一大会址之后，说：“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啊”。按原貌修复后，一大会址于1952年9月对外开放，后经多次维护和扩建，成了如今模样。1958年，上海有关部门再经艰难查访，确证了静安区成都北路7弄30号为中共二大会址。20世纪末，上海开始建造延安高架路，为了保护中共二大会址，延安高架为其让道，在此处做了一个拐弯。今天的中共二大会址，四周是一片绿地，再无其他建筑，成了城市发展的孑遗，在高架下方伫立着。

一大纪念馆新馆开业后，上海又做出重大决策。自2021年6月20日起，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黄陂南路站”更名为“一大会址·黄陂南路站”，轨道交通10号线、13号线“新天地站”更名为“一大会址·新天地站”。地面交通上，一大、二大会址附近公交站都换为红色主题，途经一大会址的71路被染成为红色公交，车厢内布置出一个微缩党史展厅，滚动播放着相关的宣传片。

参观完一大会址出来，我们还遇上了一列红色旅游公交专线。这辆红色双层巴士，车身写着“追寻·上海红色记忆”。这是5月才开通的一辆专线，全程约90分钟，行程20公里，共设5个站点，分别为五卅运动纪念碑站、中共一大纪念馆站、二大会址纪念馆站、四大纪念馆站以及南京东路站，沿途配备导游进行讲解。车辆沿线还会经过多处红色纪念地，比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纪念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点等。

这是一辆从石库门出发的百年红色之旅。它是一部上海城市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石库门是上海特有的建筑，这类建筑因为门都是用石头筑成的而得名，最初是用花岗岩或者宁波红石凿成，后改用石头和水泥砌成。它的起源，来自上海开埠20多年后，租界当局开始取缔易燃木板屋后的建材改良。一幢幢石库门组成了弄堂，既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的单元特征，又以西方联排住宅的方式布局，显得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上世纪20年代，中共一大会址的门牌号为望志路106号，是贝勒路与望志路交界。这幢小屋与并排几幢房屋修建于1920年夏秋之交，被统一称作“树德里”。那时的马路对面还是一片菜地，仅有一座庵堂，西邻的今兴业路82-92号尚未建造。出资修建这幢房屋的陈老太回忆，房屋初建，她就将106、108号两幢房屋租给了一对李姓兄弟。李姓兄弟把两屋的内墙打通，楼梯合一，成为一屋，前屋仍是两个大门，但他们出入都走后门。李家人口不多，来往客人却很多，热闹而神秘。

106号的主人是李书城，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后参加过讨袁、护法运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李书城在长沙参加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战争。他有一个弟弟名叫李汉俊，另称为李人杰，是这幢房屋的实际主人。1921年时他31岁，留着寸头，一张瘦长的脸上戴着细巧眼镜，有股书生气。

李汉俊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海归后从事翻译与写作，与国民党人戴季陶一同担任《星期评论》编辑，还主编着《劳动界》周刊，翻译着《资本论（入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1年4月，中共成立前三个月，李汉俊曾在小屋内接待过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到访。芥川在后来《上海游记》里写有“李人杰氏”一节，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不过李汉俊此后的谈话，让芥川印象极其深刻：他聪明诚恳，一点即通，精通四门外语，能用流利的日语表达，“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

李汉俊说，改变中国，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他强调，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蹙眉。”芥川在寄给友人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在上海见到的名士中，“李人杰才华出众”。

诚如李汉俊对芥川所言，当时的中国，亟需一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在巴黎和会任由列强摆布。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各地，从学生扩展到工商等社会各界。上海掀起了大规模罢市罢工浪潮，很快成为新的运动中心，推动着五四运动扩展至全国。

作为五四运动的绝对核心之一，陈独秀于1920年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之前，他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是中国社会运动中的一位主要领袖。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在北京城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在社会各界营救下保释出狱。出来后，他仍不安分，悄然离京，去往武汉等地多次发表鼓动演说，收获听众无数。回京后，警察当即上门问话。陈独秀深知自身难保，就跑到李大钊家中避难。

为了安全，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去天津，让他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从北京朝阳门出发前往天津。这段今日只需30分钟高铁的路程，两人当时走了整整两天，一路由李大钊出面交涉，避免陈独秀身份暴露。两天里，两人对中国未来的道路抉择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共同约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这段历史，在中国史学界也被称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入驻在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门檐，内部面积小巧，如今成了一个只有两个展厅的纪念馆。它原本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陈独秀是柏文蔚旧相知，担任过其秘书长，就住了进来。在当时的上海，尤其是法租界内石库门，不仅陈独秀在此活跃，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也时常出入其中。渔阳里6号，住着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7号住着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同盟会元老杨杏佛。在那个年代，这些进步人士的活跃都集中在法租界内这一特定区域，形成独特现象。法租界特有的高大梧桐树，容纳了当时中国最先锋的革命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认为，中共后来在此诞生，似乎是有某种必然性的。这是因为，自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的政治格局就一直是“三治四界”，一个城市有三个区域和行政机构，即华界（又分南市和闸北）、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实行着三大不同的法律。两大租界里的政治氛围宽松，中方不能擅自越界抓人，这就使得城市管控出现缝隙，为不同政见提供了表达空间。由于晚清、北洋政府在北京对进步知识分子多番打压，自戊戌政变以来，政治管控就一直呈现出“京严沪宽”的态势。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虽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但还并非今天的超级大都会，而是处在城市化扩展的进程中。上海城市化扩展轨迹是由南向北，自东而西，即由南面的上海华界南市向北面租界扩展；在租界，则是由东面的外滩渐次推向西面，直至今日的徐家汇地区。法租界的发展，在清末本集中在东边，靠近外滩。1914年，法国人利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之机，以“法租界不得用作反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和“不得成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等空洞许诺，轻易换得了第三次扩界许可，一下子获得了15150亩、6倍于此前面积的广袤土地，将法租界往西、往南方向大幅推进。

在扩充后的法租界，一个名为“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的街区逐步热闹起来。它地处新扩后法租界的东南，距上海县域界仅1.3公里，是法租界贯通新旧、联系中西的要冲地带，也是如今上海最繁盛的地区。西门区等新界的建设，正好赶上了世界性的城市建筑革命，规划、建设标准很高，精细化的城市规划被推广，钢筋混凝土被普遍采用——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就此风靡。这些石库门里弄四通八达，布局相似，十分利于外来人士和革命者隐蔽，居民成分复杂。由于是新界，房租相对便宜，李汉俊租下树德里的价格仅为16元/月，而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要80元/月。

于是，当年41岁的陈独秀被迫逃至上海后，自然也选择落脚在西门区，落脚在渔阳里2号这幢石库门建筑中。他将一楼厢房改为《新青年》编辑部与会客厅，从此地前往上海各地，了解上海工人的处境，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接待来自各界的热血人士，共商国是。

来渔阳里2号的常客，都是将民族危亡视作己任的进步青年。李汉俊是，毛泽东也是。1920年5月，毛泽东26岁，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在沪停留的两个月里，他多次来此拜会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前来拜谒的访客中，还有一位俄罗斯人。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敲开了渔阳里2号大门，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记者。当时，中俄交通线逐步打通，苏俄政府率先宣布废除帝治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经斯基作为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代表，受到了中方人士欢迎。在北京与李大钊会晤讨论后，维经斯基认定，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多来自苏俄的一手资料，在他的经费帮助与支持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被加快了，建党的进程大大提速。1920年5月起，陈独秀、李汉俊等数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相关学说与书籍，后又开办印刷所。8月前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举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直接组织并领导了全国的建党工作。很快，因经费问题在“五一”劳动节后停刊的《新青年》复刊，小组还开办了《劳动界》《共产党》等书刊，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机器工会、外国语学社等进步团体。

在《共产党》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创刊词《短言》。寥寥数百字中，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由发达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国要彻底摆脱奴隶的境遇，唯有通过“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日本等地前后纷纷响应，成立了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有成员50余人。

北京小组的领导者是李大钊。1920年中旬，他曾收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继续与他讨论建党的想法。由于最初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中包括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士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还叫做“社会共产党”——这个拼凑起的名字，反映了那时候中国先行革命者在上海进行的各种探索。戴季陶等人退出后，陈独秀对于党的名字拿捏不准，不知应该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就向李大钊征求建议。李大钊让人给他回了信，“就叫共产党”。

1921年6月3日，一艘名为“阿奎利亚号”（Acqulia）的客轮抵达上海，从船上走下了一名自称叫安德莱森（Andresen）的荷兰人。他体格强健，留八字胡，张国焘说他“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公开身份中，他自称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口才雄辩，声音洪亮。

他是共产国际新任驻派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Henk Sneevliet），接替当年1月离华的维经斯基而来。作为继任者，马林在给友人信中充分肯定了维经斯基的工作成绩。与马林几乎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马林晚年回忆说，到达上海时，他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一无所知，“在上海需要从头做起”。不过，共产国际给尼科尔斯基的任务是明确的：出席中共大会并对其进行指导。于是，两人就共同按照这方针，督促中共上海发起组，尽快召集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陈独秀已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发起组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马林密会了李达，建议迅速组织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李达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曾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就住在渔阳里2号楼上。他后来回忆，“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当然，李达在这里把一大开幕日期误记成了后来的建党日。

信发出后，李达与李汉俊开始筹备大会，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两人非常重视。李汉俊觉得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就把那间18平方米的客厅布置为会场。时值暑期，距李公馆200米的一幢独栋石库门建筑被用作代表们的宿舍，这是私立博文女校的校舍。7月，一大代表从全国各地陆续抵达，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来此，打着地铺住下。

多年来，他们的名字已被反复提起：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受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等，住在博文女校的一共10名。上海代表李俊汉、李达各住各家，广州代表陈公博也受陈独秀委派而来，但他携带着新婚妻子度蜜月，就选择住在南京东路的大东旅社中。参与代表中，最大45岁，最小19岁，平均年龄不到28岁。共产国际督导之下，大会举行仓促，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公务缠身未能出席。

7月23日，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包括两名共产国际人士在内。张国焘主持大会，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前六天，各地代表们探讨和争鸣激烈，主要汇报和交流工作经验，中途休会两天，制定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草案，代表们此后继续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大会原定7月30日结束，但这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打乱了会议进程。他声称要“找社联的王主席”，被李汉俊质疑后，赔了不是，退了出去。来自共产国际的马林觉得事有蹊跷，提出当场散会，让代表们立刻转移。房内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果然，十余分钟后，十几名中法巡捕扑进会场，两人面对质问和搜寻，应付称陈公博是旅沪的教授。

马林之所以如此警觉，跟他过往的斗争经验有关。来华之前，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因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投身革命活动，被荷兰当局视作“眼中钉”，上了通缉令。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发表多篇文章表达支持，此后前往莫斯科会晤列宁。多国的历史档案披露，从莫斯科前往中国的数月旅途中，马林曾在维也纳被捕。当他来到中国，各国警方已知晓他的行踪，他在上海的行动也受荷兰总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监视。

事实上，中共一大这一历史性会议，并非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日本警方当时已得到情报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这则情报虽将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地点却没有错。7月30日，就在陌生人闯入当天，法租界当局还颁布了一项“取缔集会”的新章程，规定各团体如要集会，“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否则查悉后“即照违章论”，将交“公堂讯究”。法捕房总巡费沃礼（Capitain Fiori）命令手下的中法巡捕，分赴界内各团体知照。上海文史馆馆员、离休干部薛耕莘在上世纪30年代曾长期供职于法租界警务处，担任过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透露，7月30日之前，法租界巡捕已在会场附近捕获了一名由北洋军阀派出的凶手，企图破坏中共一大，从他身上搜出手榴弹两枚。为了避免发生严重治安事件，巡捕房因此派人前往。薛耕莘称，“当时法国政府的态度是不干涉（租界内）政治团体活动的”。

上世纪20年代，西门区还在草创初期，混杂不安，政治团体众多，多国籍人士活跃，各类人鱼龙混杂，耳目众多，安全和隐私难以保证。而法租界在扩界后，警力吃紧，无力悉数覆盖管辖。1918年，租界内730多位警察，要管理近15万人。西门区所属捕房有145人，能出警的巡捕人数不过120人，仅有华人包探3人。薛耕莘坦承，法租界的警力是不足的。

中共一大就是在这样危机四伏下召开的。法租界对中共并不友好，混沌不安中，一大鲜有重要文字材料留存至今。一大召开后不久，国内保存的一大档案就丢失了，这让这一历史性会议一度成谜，一大纲领也只保留下英文版与俄文版。1923年8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做会议报告谈及经费时透露，一大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就遭到一次法租界巡捕的突袭，以致包括党费收支等在内的党中央档案都被法国巡捕搜去。“我们只能提供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一大档案，也很可能在这次搜捕中遗失。

档案的遗失，留下诸多疑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一大到底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幕的？与会的代表毛泽东、董必武当时未作记录，多年后回忆起来也只记得是7月，没有确切日期，以至于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多年，人们都把7月1日默认为中共一大开幕日，后被确立为建党日。那么，如今7月23日的开幕日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也得回溯到当时的法租界中去。由于人杂而警力有限，法租界治安事件频发。在巡捕突袭一大会场后的次日，陈公博和新婚妻子还在入住的大东旅社中，遭遇到一起命案。7月31日早晨5点，就在他们的隔壁，一位英国医生的中国仆役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女工。陈公博在睡梦中听见了枪声和惨叫，醒来后知道发生了命案，他和妻子很是后怕，当即退房，迅速离开。

离开上海后，陈公博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历写成了两篇文章。1921年8月发行的《新青年》收录其中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中他只称“去年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学社”，这次上海之行中，“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那起命案。文章写明7月31日的日期，这恰好与当时《申报》等多家报纸记载的“大东旅社谋命案”契合。党史专家邵维正结合其他材料，据此倒推，得出了7月23日的开幕日期。

中共一大最后闭幕于浙江嘉兴南湖之上。巡捕到访后，代表们不敢在法租界久留，但会议仍未开完，需另辟场地。李达妻子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就提议到嘉兴去。他们租用了一艘丝网船，乘船在南湖上开完了大会。今日，这艘红船已被嘉兴官方复刻出来，作为纪念船展出，它长16米、宽约3米，周身丹红、雕花饰金，漂荡在南湖的湖心岛畔，在建党百年之际也迎来了一拨接一拨的参观者。

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也仍未有定论。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多处，依然采用“8月初”的模糊说法。7月31日之后的故事，再无代表们的日记与偶然事件做旁证。在王会悟的安排下，他们从上海乘坐3小时早班火车到达嘉兴，马林、尼科尔斯基、李汉俊都没有同去，原因是觉得自己身份敏感。尽管李达好言劝说，陈公博也没有同去。他觉得妻子受了命案惊吓，就买好车票，执意去了杭州，与妻子“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寺了，消度我们的后补蜜月了”。

这似乎已预示着陈公博此后的命运分野。1922年，他因支持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受留党察看处分，后宣布退党。1923年，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中，他引用并贴出了中共一大纲领。此论文在上世纪60年代被美国学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发现，附录中的材料与共产国际的档案相互印证，从而成功复原了已散佚的中共一大纲领。1925年，陈公博留学归来后加入国民党，进入核心决策层，后追随汪伪政权，于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枪决。

更多的代表们，都追随初心，一起去了南湖。虽历经惊魂与辗转，他们仍抵达了这片平静的湖面，在那艘租来的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最后议程，就此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共产国际等。一大还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一个划时代的政党就此诞生了。

上海静安区延中绿地的成都北路7弄30号（原门牌号为辅德里625号），是两排砖木结构、东西走向的石库门住宅，三面环绿，一面临街，街道上方即是延安高架路，车流生生不息。这是李达后来在沪的居所，是人民出版社最早的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

1922年，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二大很快就提上日程。鉴于一大召开时曾遭巡捕突袭，中共中央局煞费苦心地选择地点，一度考虑过当时政情复杂的广州。经慎重选择，中央最后选择了李达住所。这里地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汇处，掩映在4排相同的石库门深巷，前后联通，是当时尚未暴露的联络点。

对于一个初创政党来说，彼时的处境是内外交困的，外部环境动荡，内部则需共产国际支持。从建党到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活动经费超过90%来自共产国际提供，由此开始了充满恩怨纠葛的交往，直到后者1943年解散。从一大到六大，中共六次党代会中五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唯独二大例外。在李达的石库门里，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9月，应马林强烈要求，陈独秀辞任广州官职，重回上海渔阳里2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回沪后，陈独秀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问题与马林几番交锋。10月，法租界巡捕再闯陈宅，陈独秀因私藏《新青年》被捕，马林尽力营救，此后陈独秀原则上同意中共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接受其援助。但不久后，两人就再因政见不同产生争论。起因是马林在1921年12月去往南方考察，与孙中山会谈。此后他认为，国民党颇具影响力，而中共当时还是个革命小团体，中共应与国民党合作。他回沪后提议，遭到陈独秀等人抵制。1922年4月，马林暂离中国，前往莫斯科汇报，以期获得莫斯科支持。

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积极筹备召开中共二大。这次会议保密度极高，王会悟被安排在门口放哨。二大第一次全会召开后，又分成小组分散地点开会，8天里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参会代表有12人，中央局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3人，地方代表9人。高度保密之下，与会代表至今尚有一人姓名不详。毛泽东原本也想参加，可他来到上海后忘了开会地点，但一时又找不到任何同志，就错过了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通过了9大决议案，创造了中共历史上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公开发表《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个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还第一次制定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任务；大会通过的二大宣言提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写道：“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

大会成果是令人鼓舞的。然而7月23日大会结束后不久，马林就从莫斯科赶回，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让中共立即把中央驻地移到广州，同时要求中共与马林密切配合，开展国共两党合作的工作。由维经斯基签署的指示，被仔细地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

1922年8月底，应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再次“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经他的解释和说服，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尊重共产国际指示，接受了该提议。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开展。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后来的历史已证明，这些决议是有其局限性的，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共的性质认识不清。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共中央创立后早年间的迁徙轨迹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共三大是中共首次离开上海召开全国性大会，即使有共产国际指令在前，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局就又迁回了上海，入驻公兴路与香山路（现临山路上）的三曾里——在当时的中国，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但上海才是当时中共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有最适合他们的土壤。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00多万人口，人口增速最快，外资催生着近代工业快速发展，让无产阶级在此聚集并迅速壮大，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大本营。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工人队伍有194.6万人，上海就有51.4万人，占1/4还要多，壮大的无产阶级广受资产阶级压迫，生存境遇恶劣。他们与来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碰撞出了巨大能量，进步思想在此汇集与激荡，开始彰显出能量。

胡适和张国焘均回忆，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还并非完全笃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但1920年来到上海后，陈独秀在此走访接触到了大量工人，调研他们的生存处境，思想逐步发生了蜕变，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促成了后来中共的诞生。他在上海调查研究工人状况，筹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1920年一共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和剩余价值学说，高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因此，在中共成立后，上海一直是其工作重心，早期主要工作多在此展开。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女校（平民女校），中共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皆在此诞生。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1921年8月，首任书记是张国焘。据张国焘等回忆，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所以尚不能称“总工会”，就取了这名字。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

很快，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后迎来了第一次高潮。从1921年下半年起，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9月，在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的支持与领导下，有1.7万人的湖南安源路矿进行了大罢工，工人提出要求保障政治权利、改良待遇等条件。工人的斗争受到社会各界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工人们走上街头，呼喊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军阀吴佩孚调动2万多军警血腥镇压。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这一事件也被称作“二七惨案”。

虽然在此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中共已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爆发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与工人达30万以上。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应当时国共合作中所面临的问题，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时全国有党员994名，出席代表2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924年11月来到中国，他负责指导并参加大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虹口一幢石库门住宅内，同样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此时，中共的大会据点已走出法租界，该建筑原址后毁于淞沪会战中。

那时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国际和中共对未来发展已有分歧。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国共合作中偏向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对毛泽东处处排挤。这些引发中共诸多人士不满，共产党人不断发问：中共应该是在国民党旗帜下去组织群众，还是自己独立组织群众？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中共四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维经斯基也为此而来。他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中共代表瞿秋白译成中文。

这次大会诞生了14项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还强调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20名与会代表在争鸣中取得共识，大会在《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此形成，高潮即将到来。

上海红色旅游专线的起点设在人民广场。这个连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等多个红色足迹的线路，选择从这个市中心枢纽出发。这里也是五卅运动纪念碑所在，栋栋高楼大厦的护卫之下，人民公园里绿荫环绕，不锈材质的纪念碑与铜像在阳光下隐隐发亮，衬托着金色的“五卅运动纪念碑”大字，显得浑厚而肃穆。1925年，在纪念碑不远处的南京东路，发生了让海内外震惊的五卅惨案。

中共四大召开后，中央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工人上，革命运动进展迅速。活跃的身影中，有一个叫顾正红的工人。他来自江苏盐城，不过20岁，是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一名工人。顾正红自幼家贫，他16岁那年，家乡遇水灾，他带着母亲搭乘小木船到上海寻找父亲，落脚在沪西捡煤渣和破烂。17岁，他进入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九厂做扫地工，在被克扣工钱后与工头发生扭打，被厂方开除。

1925年，顾正红成为了日商内外棉七厂里的一名盘头工。过往的经历让他对于社会现状和资本压榨心怀愤懑，参加了由中共组织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后成功入党。中共四大后，工运潮逐步开启，日资纱厂罢工人数达4万多，顾正红始终参与其中，参加集会、撒传单、帮助工友。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开除两名工人，工友们推选5名代表向厂方交涉，被巡捕房全部抓走，引发工人罢工抗议。次日一早，在劳资双方激烈对峙时，厂方宣布停工，不准工人进厂。刚刚上完夜班的顾正红，率领工人用石头砸开大门，冲进工厂，到物料间拿出“打梭棒”作自卫武器。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日本“大班”川村千山等人拿着手枪前来镇压，开枪击中顾正红小腿。他不顾疼痛，号召工人继续斗争。川村又向顾的头部连开2枪，顾身负重伤，于5月16日下午2时伤重不治死亡。

日本资方的残忍激怒了上海的工人，内外棉各厂当天爆发大罢工。5月18日，顾正红遗体运到闸北，4000多人前往悼念。24日举行顾正红烈士公祭大会，1万多人参加。烈士遗像两边的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幅是“工人先锋”。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游行。

5月30日，罢工高潮爆发，上海的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当日早上，学生们竖起“学生演讲队”的旗帜，边走边讲，散发传单，聚拢的市民越来越多。午后，演讲的学生队伍达3000人，工人、店职员、中小学教员也加入队列中，“听者动容，几至泣下”。下午1时后，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租界总示威游行开始，各校30多支队伍拉起横幅，带着以沪西工友为主的工人们，挺进南京路。这条熙攘的道路，到处都是演讲的学者和高呼的群众，印有“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的标语与传单随风飘舞，贴在了街道的电线杆、橱窗与墙头。

眼见着示威者来势汹涌，英国巡捕们挥舞棍棒驱赶。下午2时，已有100多名演讲者被捕。为救援被关押的学生，各支演讲队在指挥部动员下逐步朝着老闸捕房集结，要求捕房放人。一小时后，通往老闸捕房门前的道路即“群众云集，水泄不通”。3时45分，眼见着有数千示威人流朝捕房涌来，捕头爱活生（Edward W. Everson）在门口突然下令开枪，刹那间，枪声大作，血流横飞。阵阵枪响后，示威队伍中有13人被打死，数十人重伤，继而被捕者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怒，多年来深埋的屈辱与怒火悉数喷发，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高潮。5月31日，中共中央成立上海总工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25年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20多万人，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与，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再到岭南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民族运动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演化为五卅运动。在这场反帝高潮运动中，中共得到了极大锻炼与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不足1000人发展到年底1万人。那个最初渔阳里2号里的革命小团体，已然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五卅惨案的事发地，在如今的南京东路东段，位于具有辨识度的“泰康食品”“茂昌眼镜”的招牌下方不远。现场周边今天是SEPHORA、PANDORA和食品店铺，不远处有手机商的巨型广告牌。这条知名的步行街上，人流如织，似乎是一种百年从未停止的热闹。“五卅惨案遗址”纪念牌就设在这繁华之处，以提醒路过行人那近百年前的往事。

当年，就是在这里，租界巡捕还试图在制造血案后封锁路面，调来消防车冲洗现场，销毁证据，幸好，赶来的上海友联影戏公司的摄影师们拍下了诸多现场画面和烈士遗体。巡捕见状后，勒令他们停车检查，情急之下，他们把摄像机塞进了女演员的阔腿裤，才保留下了那些珍贵的历史画面。

1928年5月30日，五卅惨案三周年之际，上海落成了五卅烈士墓及纪念碑，全城降半旗致哀。墓地坐落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北首（今广中路668号），坐北朝南，建有正方形的五卅殉难烈士墓碑碑亭，碑亭顶部四角刻有醒狮雕塑，每个墓顶上刻有雄鸡雕塑，碑上刻有蔡元培撰写的碑文和谭延闿书写的“来者勿忘”四个大字。

在1937年淞沪会战两年之后，因该墓系“中华民族奋起反帝争取独立之象征”，日军于1939年前后炸毁了该墓地和碑亭，如今原址只剩一块后立的墓碑伫立在一所小学的围墙之前，另有一个仿制模型陈列在中共四大纪念馆。1990年，上海决定在人民公园重建五卅纪念碑，用以悼念那场运动中牺牲的人民。2008年5月，五卅运动83周年纪念日，顾正红纪念馆也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顾正红殉难处原址建成开放，以讲述那场运动的脉络与历史，提醒人们“来者勿忘”。

几乎在五卅运动发生的同一时间，广东频繁传来捷报。1925年下半年，经两次东征和南征，军阀陈炯明等人的叛乱被消灭，广东重回国民党控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夯实了北伐后方基地，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万大军在沿途人民的支持下势如破竹，一路北上，直击70万北洋军阀部队。工农运动随北伐军胜利进军而高涨，湘鄂赣地区在毛泽东等人的带领下进展迅速，汉口、九江还发生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在上海，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运动得到极大发展，许多工厂和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或自卫团。到1926年12月，中共党员数量已增加到18526人。

1926年10月，在阵阵推进凯歌中，北伐军到达浙江金华，直逼上海。为了里应外合，配合北伐军，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在仓促中打响，时机和经验不成熟，很快被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扑灭。1927年2月，北伐军拿下嘉兴，上海守军松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但离上海不远的白崇禧部队听任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予援助的要求，这次起义又被镇压下去。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第三次起义就立马筹备起来。陈独秀决定成立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等人任委员。特委会提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进行武装暴动，精心训练，进行计划，组建武装工人纠察队。第二次起义前，周恩来接到中央电令，从广州驰援上海，那时他刚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委员不久，拥有军事经验和才能，来沪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在上海，他原本负责南市的军事指挥，但在第三次起义中，陈独秀让周恩来担当了实际上的军事总指挥。决定做出的1927年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29岁的生日。

3月初，北伐军向苏州、常州和松江进军，对上海形成包围圈，上海守军陷入混乱，孙传芳的部队正与张崇昌的换防，张作霖派遣鲁军毕庶澄部南下接防，起义革命条件进一步成熟。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特委当机立断，于3月21日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起义工人使用劣势武器装备，分别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七个区域展开激战。临近午夜，多数地区战斗基本以胜利结束，闸北却还在鏖战。这里是军阀兵力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所在，战斗最为激烈。聚集在北站地区附近的2000多毕庶澄部队，凭借装备优势，对工人和居民进行猛烈镇压。战况惨烈之时，白崇禧命令部队作壁上观，第一师师长薛岳主动求战，也遭到呵责。

最终，在22日傍晚时分，北站被工人们武力攻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经过30多小时战斗，工人们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和大量武器弹药。这次起义中共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牺牲，1000余人负伤。上海工人阶级以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随即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这是在中共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意义非凡。两天后，上海市民政府获武汉国民政府承认。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一周后，中共在为此战所写的《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写道：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在北伐与工农运动组成的革命高峰中，中共的队伍得到空前发展，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扩大。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总数50.8%、农民为18.7%。

只是，在大革命达到高峰之时，革命的隐患也已经埋下，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裂缝正在暴露。一个初现的征兆是，在上海工人起义成功后，在龙华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入市区。他们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并把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兵工厂内。不到一个月，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事件。三天里，上海有300余名工人被处决，500多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上海总工会被解散、上海市民政府被封锁，这座城市迎来了“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在革命道路上遭遇巨大挫折。

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周恩来亲历了“四一二”事件。那一天，他所领导的工人纠察队驻扎在东方图书馆中，他被国民党中的黄埔系师生设局骗出后，纠察队随即就被解除武装。多年之后，周恩来在1957年重回上海时，接见了当年队伍中的老工人。他发表讲话，谈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此后革命挫折。今天看来，这份讲话或许也能算作是中共对上海革命历程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武装起义是成功了，但当时经验不足。”周恩来说，那时候他“还是个娃娃”，缺乏经验。起义成功后的纠察队有8000多人，国民党的军队迟迟不来，他们一度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里苦等。“那时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这些买办资产阶级、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经验比我们多，帝国主义又教他们，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我们又没有准备。”

在周恩来看来，那时的共产党已成功引导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与革命，“上海约有50万工人罢工，有20多万人即一半的人跑到街上来了。这是一个检阅，给上海工人阶级树立了好的传统。工人阶级要求解放、要求斗争，工人阶级要得到民族解放，才能前进，上海工人阶级是懂得这些道理的”。

“我们有工人武装，但不懂得与农民结合起来。”周恩来反思道，那时候，他们应当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因为当时江浙两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当然长期坚持还是有困难的。”在他看来，这是中共在当时犯下的一个错误——领导人陈独秀当时不太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运动路线，“这对我们上海也有影响”。

“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上海可以保存一些力量。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军事运动、军队运动，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周恩来说，即使不犯这个路线错误，这个新生政党恐怕也要遭受一些挫折，“因为究竟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

终于，在初尝革命的艰辛、成功与挫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由此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熊月之、高俊著；《伟大的开端》，解放日报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编；《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蒋杰著〕〕 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共一大马克思主义法租界太平天国上海石库门马林陈独秀共产党李汉俊中国共产党武装1920年新青年明朝历史第三国际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