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武装割据”初实践

1927年11月，在湘南的朱德派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上井冈山联络毛泽东时，毛泽东的部队获宁冈的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帮助，正在井冈山附近的县打游击，立足未稳。5个月后，朱德、陈毅率领自己的部队与毛泽东在宁冈的龙江书院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组成6000余人的部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军级革命武装，也是中国共产党打出“武装革命第一枪”后最深远的回响。

9个月前在江西南昌，朱德仍是国民革命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又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7月下旬开始，他带领教育团连续打了两次野外，熟悉南昌主要街道，绘制南昌市区地图、了解城防兵力部署，晚上连着进行数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他又与第三、第九军驻南昌的团长频繁接触，甚至31日下午，他在嘉宾楼设宴款待第三军的两名团长。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了两个多小时，随后还约他们打牌。

那都是朱德的任务，他要为8月1日的南昌起义做准备、打掩护。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镇压、屠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情况下，共产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党被杀、一些同志退党，全国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距离。为此，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反抗，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4军第25师、第20军等部队主要集中在江西北部，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义。

指挥起义的地点在江西大旅社，五层的苏式建筑是那时南昌最豪华、最高大的旅社。7月下旬，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军统帅叶挺、贺龙、刘伯承等人来到南昌后，他们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的名义将它租下，在江西大旅社二层的会议室、婚庆礼堂部署起义详细事宜。

如今江西大旅社作为革命旧址，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夹在玻璃大厦中间，毗邻南昌的商业街，繁华无比。街上购物的行人难以想象94年前的8月1日凌晨两点，当南昌城内的军队指挥部、卫戍司令部、省政府等地响起枪声前后，这座肃穆的大楼内外的繁忙场景。当时在江西大旅社的茶房徐三寿回忆，7月31日下午，大旅社里首长们楼上楼下跑，士兵们有的擦枪，有的编鞋，有的唱歌。起义后，茶房的姚锡田曾提着马灯为起义军带路，到国民党省政府缴枪，一路上遇到的起义军都很紧张，互问口令，绕道来到新巷子，起义军端着武器冲入省政府大门，他在新巷子等候，几阵枪响后，驻军就缴枪了。“第二天，缴获的手枪、步枪、机枪都堆满了大旅社门口。这些战利品，后来请了200多名工人，搬了一天才全部运出去。”

枪声在4个多小时后平息，起义军取得胜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而按照起义前的规划，起义军未在南昌久留，8月3日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期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尔后重新北伐。撤离南昌当天，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4天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为期一天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将南昌起义的目标，在中央的总方向上加以确认，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通过《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派干部分赴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确定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秋收时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关键”，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建立独立武装的目标已确立，向何处夺权的方向尚未明晰。“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在9月9日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攻占长沙。起义军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起义部队兵力薄弱分散，加之群众未能充分动员等原因，三路进攻部队相继受挫。

10天后，当工农革命军的人数已从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而敌人30倍于工农革命军时，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市文家市镇的里仁学校里讨论队伍的进退。与会的何长工曾回忆，毛泽东向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其中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发展“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区寻找生机，其他委员被说服，“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就此开启。

毛泽东带领残余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沿罗霄山脉南进，遭遇围追堵截，部队到达地处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三湾村休整时，只剩下不到1000人，士气低落，军队面临溃散的结局。9月29日，毛泽东就此实行“三湾改编”——部队由师缩编为团，去留尊重士兵选择；将党组织由团一级下到连上，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党员要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组织生活无故不得请假；同时在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党代表担任同级党组织书记，负责军中政治训练、党的工作、督促士兵委员会工作；设立士兵委员会，规定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让士兵参加军队管理。“三湾改编”是确立“党指挥枪”的开始，日后随着队伍壮大，成为军队的普遍编制。

改编后剩下的700余名战士整装待发，进入井冈山。当毛泽东带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发时，一路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屡败屡战，10月初在途中遭到失败。在当时的军事实力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行不通。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其中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入湘南，之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汇合，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

“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毛泽东曾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里详细介绍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在全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以及酃县（今炎陵县）东南部。“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如今井冈山是一个可以游览两到三天的景区，遍山翠竹，90余年前的旧址分散各处，茅坪的旧址最为集中，那里曾是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到的医院、被服厂、染布厂都在原址上有重建的房屋。机关、红军的居所乃至厂房，都是村里的民居棕黄的土房子。极朴素的房屋令人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记述的艰苦生活有所感知：“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生活的困苦不仅是因为地处山区，更因为战争。自1928年1月开始后一年，国民党曾组织4次“进剿”、3次“会剿”，战争接连不断。毛泽东曾记述，“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如今他在井冈山期间所住的八角楼内，仍留有那时的紧张痕迹。八角楼位于召开湘赣边界党“一大”的谢氏慎公祠后面，是一座土砖结构的二层楼房，毛泽东的卧室在二层，由木梯上下相连。而木梯可在毛泽东在二楼活动时移走，一旦敌人来袭，上下层阻隔，二楼的窗户宽大、视野广，可以及时转移。

这样的情况下，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军中出现“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调笑话，“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不时出现。

1928年10月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改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首先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毛泽东所指，散布在八角楼旁士兵居住的旧址陈列中，其中一面墙上，贴有一则“不能打屁股”的故事。讲的是1928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特务连奉命截击敌人，连长布置每人借上挖工事的工具出发。有个刚来的战士没借到锄头，只能等别人挖好再借工具挖。“不料刚借到锄头就遇到敌人来袭，只能拿起枪投入战斗，身子露在外面。战斗胜利后总结，连长对这件事很生气，下令打战士150板屁股。士兵委员会提出：新战士有过失，应当教育，我们是革命军，不能打人。得到大家拥护，连长也认识到自己不对。最终士兵委员会罚这位新战士站岗一天。”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是“三湾改编”的延续，成为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使新来的俘虏兵，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紧密相连。在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建立的1927年10月至次年2月，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毛泽东在根据地刚建立时，曾带领工农革命军做过大量调查工作，写就《宁冈调查》，可惜日后遗失。打土豪的意义，他在遂川黄坳区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做过比喻，当时他一手拿碗，一手拿杯子说：“过去是杯子盖着碗，现在要翻过来，碗要盖着杯子。打土豪好比砍大树，砍倒了大树就有柴烧，打了土豪就有饭吃有衣穿。”

当1928年冬至1929年初，5倍于红军兵力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井冈山时，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闽西出击，开辟新的赣南闽西根据地。但在当时，军中在大范围开辟新的根据地与用游击战扩大红军影响力之间存在争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的林彪曾抱怨“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多次流露悲观情绪。当年12月底，他给毛泽东写信，直陈自己对开辟新根据地的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再次出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次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作为对林彪的回信，并且印发各大队党支部。他在信中阐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统治阶级混战一天激烈一天，对农民的压迫日重，农民暴动日多，只有在根据地上，红军游击队与农民群众紧密配合，深入土地革命，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池。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

至1930年夏，全国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瑞金城东6公里的叶坪村的谢家祠堂，全敞开的祠堂大门两边，墙上有两个巨大的黄五星。进入祠堂，如今能看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模样。上厅正墙的主席台上，悬挂着镰刀斧头红旗，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台前钉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两幅布标语。

但现在已经成为景区的叶坪红色革命旧址群，难以想象90年前的热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记载，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越南、朝鲜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大会首先举行阅兵典礼。黎明时分，接受检阅的中央红军各军团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的代表、闽赣两省附近县的赤卫军和模范少年先锋队队员早就到了广场。瑞金及闽西长汀的数千名群众打着火把来到广场，参加庆祝活动。早晨6时左右，各代表团列队进入叶坪广场。毛泽东、朱德、项英、彭德怀等人登上检阅台。7时整，阅兵开始。当阅兵总指挥彭德怀指挥部队通过检阅台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向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挥手致意。

当日下午2点，全体代表进入谢家祠堂，大会选出37位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台上就座，大会执行主席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为大会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后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名号就此而来。

原本只是赣、闽、粤三省之间一个小县城的瑞金从此改名“瑞京”，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管辖的地区，除中央苏区外，还有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右江、闽东、陕甘边、陕北等苏区。此外，还有一些小块的红色区域。建政之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宪法、劳动法等法律，指挥全国苏区工作。

瑞金能够成为发号施令的中心，与它的位置相关。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四面皆距中心城市较远，比其他中央苏区县更安全。而且瑞金东出长汀、龙岩，可达闽南出海口，顺绵江水道，可与赣南各县和赣州、吉安、南昌沟通联系，交通运输便利。当地还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南昌起义军经过这里时，就已建立了中共瑞金支部；1929年，朱毛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两次路过瑞金，给该县革命斗争以极大影响；1930年，瑞金党组织领导暴动后，成立了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至1931年春，全县已进行了土地革命。

如今在叶坪仍能见到当时政府的旧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成立的政府下设“九部一局”，包括9个人民委员部（含军事、外交、财政、劳动、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监察）和1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涉及一个政权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后共和国国家机构设置的雏形。

这是一个人民性政权的尝试，它沿袭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苏区居民凡年满18岁者，都有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务”，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享有选举、监督、罢免和撤换权。

而从中央到地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苏维埃政府基层政权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产生。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与中央政权相应的人员和办事机构。乡苏维埃政府机构一般都设有各种经常和临时的委员会，如扩红、土地委员会等，有许多一直设立到各村的工作可通过各委员会得到有效沟通，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有效深入村一级，使政权效能充分发挥。

“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毛泽东曾为这样的制度设计感叹，类似的效果，《张力与限界》记载的一次瑞金武阳区石水乡的春耕动员可见一斑：

乡苏主席参加区苏讨论春耕的会议后，连同区苏、区委派去的指导员，首先开了党团员大会，随即开了乡苏代表会、贫农团大会、妇女代表会，会后组织宣传队宣讲，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下操时，也被普及。动员过程中，党起了极强的总的领导作用，全乡有党员150多名，团员70多名。为了春耕，5天开一次小组会，半个月一次分支会，一月开一次总支大会。乡代表会也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71个乡代表每人对其选民60人负起春耕领导之责，每10天乡代表会开会，报告各村状况，讨论新的办法。

“全乡都发动了生产比赛，激发了群众极大的革命热忱。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种。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除了耕田队和突击队，儿童也加入其中，铲草皮、看牛子、捡狗粪，“他们规定三个月内每人捡100斤狗粪给红军公田，100斤给红军家属，100斤给自己，捡来了过秤，载在他们的比赛条约”。

而妇女在生产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在石水乡的春耕中，“她们除了犁田、耙田、莳田之外，铲草皮，割卤萁，开塘泥，开粪下田，作田塍、田坎，修陂圳，犁田时散粪砍菜子，耘田、巡水，种杂粮、蔬菜，样样都会。她们的劳动占了全乡生产劳动的50%以上”。妇女的变化不止于此，妇女解放是苏维埃政府最激进的政策之一。苏区颁布的婚姻条例宣布，废除一切封建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与一夫一妻制。在离婚问题上，实行“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的优待妇女政策。

解放的政策令妇女在政治生活中日渐活跃，广泛参加到各级政权中。1933年，江西苏区16个县，县级妇女干部有27人，1934年初新组成的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有的乡妇女代表超过半数。而中共在妇女工作中的成功表现，尤令国民党军队头疼，《张力与限界》中记述：“国民党军特地指示部队官兵：‘匪设有妇女训练班，经过训练后，装难民逃到我军地区求夫，以作兵运，及刺探我方消息，并作种种活动。请转令各部队，不论官兵，不得在匪区结婚，并禁止士兵与妇女接谈。’”

“实行三个月的冲锋计划！反对一切贪污和浪费行为！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八小时之外的义务劳动制度！提倡阶级友爱和互助精神！坚决保证军委的一切材料及时出厂！”这份1934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所突击月的宣传口号，被挂在瑞金市沙洲坝镇的印刷厂旧址里，印刷厂如今相比叶坪，更靠近瑞金市中心，旧址坐落在包括中革军委、武装部、卫生部，乃至化学研究室在内的旧址群里，与此相隔一公里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址的旧址。

印刷厂旧址上，看不出宣传口号中的紧张。旧址是一处民房，民房现在被绿地环绕，正对面有一处古旧的篮球场，篮板的木头老旧，上面没有筐，却与文献中记载当时工人生活的场景相合。“（工人）新的生活：印刷所工人在打篮球，印刷所赤卫队在下操，（还有）印刷所女工、青工小同志。俱乐部里面是工人自己布置的，革命标语漫画贴在雪白的墙上……”

但穿过绿地，走进化学研究室，墙上的文献暗示出当工人们体验崭新的生活时，他们面临的生存状况——一幅《红色中华》在1933年末的宣传画上，一架敌机投下炸弹，腾起云雾，云雾旁是飞机洞，洞口有两名举着枪的红军战士探查情况，天上的空白处写着：“加紧防空防毒！”而在宣传画旁边，又有毛泽东几乎同时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导当地群众防空的事项：“一、飞机来了不要乱跑；二、挖飞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三、遇毒瓦斯用湿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四、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有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用一切手段宣传防空，是因为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的挑战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白色政权之间斗争产生的“缝隙”越来越少，中共的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

自1930年底至1932年底，国民党发动4次“围剿”，均被红军依靠灵活的迂回战术击破。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围堵，也施行经济封锁，苏区各种物资，尤其是食盐、药材、布匹、纸张严重匮乏，为保持政权稳定，需要大力发展经济。

瑞金最先决议成立国家银行，“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之国营事业”，任命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为行长。国家银行发布自己的货币，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纸币的防伪技术由毛泽民发明，他受火烧羊毛产生焦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纸币，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而纸币每个票面下方又印有两组草写的、类似拉丁文的字母。当时只有国家银行和保卫部的几名同志知道这两组字母的意思，它们是一种为了防止敌人伪造专门特制的秘密暗号。

发布苏区货币的目的是“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1932年开始，中央苏区曾发行过三次公债。其中一次是1933年8月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17县代表在会上共认购经济建设公债350余万元，还订立了经济建设的竞赛条约，“临时中央政府在会上奖给兴国县长冈乡锦旗一面、耕牛两头，以表彰其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金融手段之外，中央苏区想尽办法打通对外贸易。1933年2月，在中央国民经济部内设立了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和它所辖的4个外贸分局，形成对外贸易网。《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记载，除了政府与在城市里的大商号建立的秘密贸易关系，以及秘密商品采购队外，苏区出产的农副产品，从白区贩运的食盐、火柴、棉花、药品、手电筒、汽油等生活、作战必需品，照其应纳之营业税额，一律减收半税，由此“从赣州到江口和茅店的水路和陆路上，每天前来与苏区的外贸分局做生意的商船和肩挑商人，多则四五百人，少则百余人”。通过这些渠道和办法，仅江口外贸分局每月出口营业额少则60万元，多则150万元以上；进口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以上。

但当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当年9月下旬，发动50万国民党军层层构筑堡垒，逐步向中央苏区逼近时，瑞金的压力陡然增大。

与防空面临的压力相同，《张力与限界》中记载，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做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相较于国民党装备的提升，瑞金的武器制造能力非常落后。当年曾任中央苏区官田中央军委兵工厂职工委员会主任的马文回忆，“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黄等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记载，为筹集兵工原料，1934年5月16日，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发出中字第一号布告，号召苏区群众将所拾到或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品，卖给国家以供军用。

而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更是有备而来。在开战前，蒋介石还在庐山，对国民党军队做专门的训练，学习防备伏击，加强侦查搜索与通讯联络，学习依靠堡垒作战，“轮流抽调三分之一的官长到后方，加以特别训练。大概每个官长训练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之内，全部官长训练好了”。

如此压力下，中共中央的领导却出现了“左”倾的问题。1933年初，中共中央前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临时中央领导人为博古，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此之前，毛泽东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驻在沙洲坝后，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当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作为阶级斗争的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展开，不仅富农被打击，在成分不断划高的情况下，许多中农、贫农，乃至工人也被打击。毛泽东在1933年底开展纠偏，却很快被当作“右倾”，受到批判。

苏区的其他政策也因战争的压力而变形。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

〔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开国领袖画传系列——朱德》，辽宁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舒龙、凌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实习记者张佳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根据地毛泽东共产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井冈山会师武装苏维埃江西井冈山中央军井冈山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