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中的呐喊：2021年加沙危机

直到5月21日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Hamas）之间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为止，我依然没能打通阿布·拉马丹留给我的Skype电话号码。在这场两个星期的加沙危机期间，他和伙伴法德娃（驻约旦河西岸）要为至少六家欧美通讯社提供现场信息，而时断时续的互联网服务经常会让那些重若千钧的句子在空气里“悬停”上好几个小时。“我大概有七八张电话卡，埃及的、巴勒斯坦本地的、以色列的、阿联酋的，不过危急时刻一张也指望不上。”去年春天的一次Whatsapp连线中，阿布无奈地告诉我。2021年这场最新的骚动期间，平均两三天我才能收到一两条他发来的简短信息。最后一条的接收时间是5月20日下午，语气带有一种阿拉伯人特有的愤世嫉俗的幽默感：“从明天起，以色列人就不能再用火箭袭击警报作为上班迟到的借口了。我猜‘比比’（以色列看守内阁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昵称）也很快就要有新工作了。”

我和阿布·拉马丹相识三年半，但从未在现实中见面。他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人造监狱”——拥有205万人口的加沙地带（Gaza Strip）。从1959年开始，这里曾经先后被埃及和以色列武装占领过，直到2005年底才交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巴勒斯坦政府），不过两年后又被不服管束的哈马斯成员单方面接管。“即使没有哈马斯发起的那场军事行动，加沙也不是一片正常的土地。《奥斯陆协议》授予以色列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海岸线以及加沙领空的权利，我们唯一的机场在建成仅仅三年后就被摧毁了。”阿布曾经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告诉我。通过他的手机摄像头，我看到了加沙机场被挖断的跑道和一片狼藉的航站楼残骸。继海上和空中交通线被切断之后，不稳定的陆上交通也在2014年遭遇重创：那年夏天，以色列与埃及塞西政府达成默契，派出空中力量和工兵破坏了连接加沙以及以色列控制区的大部分地下隧道，造成超过2000名平民和军人遇难。“在那之后，我只通过隧道去过两次埃及西奈，还有一次罕见地申领到了以色列发放的媒体通行证，回到西岸探望家人。”阿布告诉我，“其余时间，我和大部分加沙人一样被困在这个人造铁笼子里，数着时间度日。”

2021年5月这场为期15天的加沙危机，过程和过去那些周而复始的冲突并没有显著差别：为了抗议以色列政府吞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并对前往阿克萨清真寺朝圣的巴勒斯坦公民使用暴力，哈马斯及其盟友从加沙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了火箭弹，旋即遭到以方有备而来的大规模空袭。据加沙医疗部门统计，在历时10天的空袭中，有248名平民和武装人员遇难，超过1900人不同程度受伤，至少6.7万名平民的住宅遭到炸毁。另外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还有超过1500名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军警打伤。以色列方面公布有1名军人和12名平民（其中3名为外籍）死于火箭弹袭击，约120人受伤。

2021 年4 月26 日，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安全部队集结在耶路撒 冷老城附近，准备驱赶前往阿克萨清真寺抗议的巴勒斯坦民众

不过，与2014年之后不定期发生的小规模交火相比，此次危机由于特殊的时间节点和政治背景，影响最终扩展到了全世界。对以色列而言，它意味着右翼“利库德”集团的再度组阁和强行吞并西岸定居点几乎成为定局：在3月大选后陷入组阁困境的内塔尼亚胡，大概率将因冲突获得“解救”。而在两年前就被排进议事日程的西岸吞并计划，也将在国际舆论的沉默中继续被付诸实施。而对巴勒斯坦方面来说，冲突的惨烈后果已经明明白白折射出了他们最致命的缺陷：由于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哈马斯两大政治集团更着重于巩固本身的势力范围，进而争夺在整个巴解组织（PLO）中的话语权，以往应对巴以问题的一切政治框架已经丧失了现实效能。新一代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能够直面现实的领导集团，也需要属于自己的和平议程。

“不单是‘比比’即将找到新工作，马哈茂德·阿巴斯（巴勒斯坦总统）作为巴勒斯坦名义领导人的地位也会延续下去。”阿布·拉马丹在5月23日告诉我。那位85岁的总统在危机爆发前一度呼吁举行最近15年来第一次议会选举，但被空袭无限期延后。阿布和他的朋友们相信，即使大选如期举行，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积极影响：“哈马斯乐于维持他们在加沙的实际执政地位，不愿对整个巴勒斯坦国家承担责任。阿巴斯则是一个离群索居、喊着过时口号的老人，他和大部分法塔赫领导人对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巴勒斯坦政府完全依靠临时预算方案维持着运转；而在危机爆发前的2021年4月，阿巴斯刚刚宣布将全年财政支出上调10%。“对加沙铁笼子里的人来说，无论是选举还是预算，都只不过是数字游戏，”阿布·拉马丹感到绝望，“但在年复一年的准战争状态下，我们甚至都没有主动改变现状的机会。”事先张扬的吞并

从约旦王国西部跨越艾伦比大桥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在大桥东边，侯赛因口岸的约旦官员会给你的护照盖上出境章，远远看着你登上过境大巴车。但当汽车行驶到大桥中央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了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根据1994年约以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经太巴列湖注入死海的约旦河航道中线构成了两国的北段国境线。尽管这条边界超过3/4的部分和巴勒斯坦国的东段国境线重合，但双方都认为“这一状况并不影响约以之间的划界”。于是，在从未获得巴勒斯坦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接管了毗邻约旦的整条边境线以及所有出入境口岸。在艾伦比桥西面迎接你的是礼貌但充满警惕的以色列安全官员，装甲车顶部的活动机枪塔在路障背后探头探脑：只有拿到以色列入境卡，你才能踏上属于巴勒斯坦的西岸土地。

假使你选择取道1号高速公路，由边境口岸直趋被以巴两国同样奉为首都的耶路撒冷，感受只会更加微妙。这是一条专供以色列车辆使用的六车道全封闭公路，全长94公里，铁丝网护栏以及间或闪现的集装箱检查站（用多个集装箱箱体改造而成），明白地宣示了它的所有权归属。尽管公路的边境区段靠近巴勒斯坦城市杰利科（Jericho），但围栏和隔离墙小心地确保了彼此疑惧的人们永远不会发生接触；沿途视线所及的只有凯法尔阿杜明（KfarAdumim）和马阿勒阿杜明（Ma’aleAdumim）地区被隔离墙团团包围住的犹太人定居点。只有在穿越山区的路段，你才能观察到本地巴勒斯坦人使用的乡间公路——它们与1号公路基本平行，但地基矮了整整一截，宽度通常不超过四车道，时不时会有牛群穿过。一个巴勒斯坦人只有仰起脖颈、让视线越过铁丝网和路基，才能观察到从头顶上方呼啸而过的以色列车辆，一如他们仰望一墙之隔的犹太人定居点。

历史教科书和旅游指南都不会告诉你，即使巴勒斯坦已经是一个被联合国安理会接纳，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即使1995年巴以签署的《第二阶段奥斯陆协议》明明白白地认可约旦河西岸属于巴勒斯坦的固有领土，它依然被以色列军队修建的隔离墙和铁丝网圈禁着，其上分布着一连串以色列移民修建的非法定居点。根据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政府担保的一系列双边协定，以方本来应当在1999年春天将西岸的完整主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随后与之签署全面和平协议。但这项诺言从未被遵守：整整22年过后，巴勒斯坦依然是一个没有正规军和边境线的国家，它的两块主要领土西岸和加沙在地理上被完全隔绝开来。在以色列政府的主导下，40万犹太移民占据了西岸将近30%的领土，由坦克和战斗机保护着。而275万巴勒斯坦居民，即使居住在名义上由法塔赫控制的“A类城市”，也随时有可能遭到以色列军警的袭扰。

这种不平等的半占领局面，原本会以不事声张的方式一路维持下去。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初提出的一项和平方案，让以色列看到了“变非法为合法”的可能：美方提议不再增加现有越境移民点的数量，但可以将已经建成的移民点（以方称之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地区”）与由以色列实际控制的耶路撒冷城连接起来，并用隔离墙和其他巴勒斯坦城市隔开。作为交换，美方愿意向巴勒斯坦政府提供总额50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和经济投资项目，并为巴以两国在西岸的永久性边界提供担保。但巴方同时也要承诺不寻求在耶路撒冷建都。

首都问题和西岸定居点，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以双方一切矛盾的渊薮；“特朗普方案”在两项问题上完全偏袒以色列，当然不可能得到巴勒斯坦政府的响应。但以色列政府却从中瞥见了美方的心理底线：在美以两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美方完全支持以色列对西岸定居点采取正式的吞并措施。因此，从2020年秋天开始，以色列政府就开始为合并“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地区”做舆论以及法律准备。引发2021年5月这场加沙危机的“谢赫·贾拉社区裁定”，正是其中的一个步骤：5月10日，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同意将13个巴勒斯坦家庭的58名成员（其中17名是未成年人）从耶路撒冷近郊的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出去。这些居民是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逃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驱赶他们为的是实现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统治的“纯净化”。

而“比比”·内塔尼亚胡的个人政治利益，又使得整个事件笼罩上了一层政治运作的阴影。从2009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至今的内塔尼亚胡，一度由于漂亮的经济业绩获得国民普遍拥戴。但在2018年之后，随着“比比”本人卷入的一系列贪腐弊案遭到曝光，以色列政坛开始出现不稳，由“比比”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也发生了下滑。从2019年4月至今，以色列在23个月里连续举行四次大选，尽管无不以利库德集团组成执政联盟、内塔尼亚胡留任总理而告终，但政府存续的时间已经一再缩短。在2021年3月23日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利库德集团在议会120个席位中依然拿下30席，维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组阁已经出现问题：由于中间派和左翼政党无不抗拒与内塔尼亚胡合作，利库德集团未能在5月4日的最终期限前提交组阁方案。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因此决定将组阁权授予排名第二的未来党党魁拉皮德（Yair Lapid），由他牵头组建下一届政府。

然而内塔尼亚胡依旧握有一项杀手锏：在利库德集团连续执政12年后，以色列已经处在自建国以来最为保守的政治氛围中。2014年的“加沙战争”以及犹太裔移民在西岸肆无忌惮的扩张，使许多以色列人确信：只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尚存，只要以色列依旧具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巴勒斯坦人持何看法根本不重要；以色列能够用武力塑造现状。在这种氛围下，整个以色列政坛也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即使是此前一度和利库德集团组建联合政府、并自我标榜为“中间派”的重要政党蓝白联盟，也赞成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就长期而言并不反对吞并西岸定居点。换言之，在巴以问题上，以色列内部已不存在“鸽派”，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鹰”。

而加沙危机的再起，似乎验证了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对国民的宣传：只有铁腕的利库德集团继续执政，并始终维持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压力，哈马斯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火箭弹的情形才不至于频繁出现。质疑、甚至批评这类政策的以色列党团，则会被攻击为“恐怖分子的包庇者”。无怪乎加沙局势一经升级，以色列议会的组阁风向立即出现逆转：5月14日，原定加入新政府的新右党领导人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宣布退席，理由是“拉皮德及其追随者无力应对目前以色列面临的安全挑战”。随后就传出了新右党将与利库德集团合作，组建中右翼联合政府的消息。倘若这一方案实现，内塔尼亚胡将会再度留任：最强硬的“鹰派”又成为了胜利者。哈马斯与法塔赫

像巴以之间每一次出现重大纷争和对抗时一样，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面孔又出现在了摄像机镜头前。他在呼吁、在抗议、在恳求，但几乎无人聆听。拉姆安拉智库“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在2020年9月发起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有61%的巴勒斯坦公民希望他们的总统立即辞职，只有35%的人希望他留任。该中心主任哈利勒·希卡利告诉欧盟观察员：“即使阿巴斯离任，现状也不会更糟了。”

对阿布·拉马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阿巴斯以及他曾经的战友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是属于历史的名字了：“他说他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总统，可谁选过他？”的确，那次将阿巴斯推上国家元首位子的选举发生在整整16年前，当时超过450万巴勒斯坦公民中只有65万人投了票，阿巴斯得到了其中的67.38%。那一年阿布还只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按照2005年修订的《巴勒斯坦基本法》，总统任期为四年，允许连任一届。但阿巴斯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在2005年之后，再也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选举，也没有人希望接过这个危机重重的担子。

2005年那场总统选举并不是2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的最后一次大选。2006年，他们还举行了旨在决定行政权力归属的议会选举，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由阿拉法特创建、长期以来被视为巴勒斯坦唯一标志性政党的法塔赫（阿巴斯也属于该党）在132个议席中仅仅拿下45席，而他们的竞争者、反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谈判的哈马斯得到74席，以过半优势取得了巴勒斯坦实控领土上的民政和安全事务主导权。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的权利从未真正兑现：唯恐哈马斯打破均势的以色列政府立即宣布介入，逮捕了超过1/3的当选议员，使巴勒斯坦议会陷入了瘫痪状态。一年后，哈马斯以武力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阿巴斯立即宣布终止议会的运行。巴勒斯坦从此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治实体：加沙由哈马斯控制，西岸则在法塔赫实际治理之下。

2019年秋天，我曾在西岸进行过两个多星期的旅行，发觉那里并不是一片荒凉萧条的所在。实际上，依托旅游业、采石和食品加工，这里的经济甚至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根据巴勒斯坦规划部发布的数据，西岸地区的GDP规模自2002年以来累计增长了400%，年均GDP增速长期维持在5%以上，位居全球前1/4之列。在伯利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单日价格超过160美元的高档度假酒店比比皆是。早在2014年，这里的人均预期寿命（73.4岁）就超过了安全状况远为稳定的约旦和土耳其，几乎称得上中东少有的繁荣之所。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塔希尔的语气很冷峻。这个希伯伦大学数学系的大三学生是我在西岸时的向导，常年带着一副愤世嫉俗的表情：“法塔赫不愿把国际社会援助的资金交给哈马斯去使用，因此宁可浪费也要把它们抛洒在西岸。看到路边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了吧？这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依旧有收入。政府设立了成千上万个毫无意义的临时岗位，为的是能有理由把每年十几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花完。我哥哥只是个出租车司机，但他也有两项政府兼职，每个月可以领到200美元。”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西岸更近似耶路撒冷的一块经济殖民地。由于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边境，所有进出这里的商品都要通过以色列海关申报和扣税，所得款项由以色列财政部统一清算后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算，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政府每月的税收收入约在2亿美元左右，其中大约1.5亿是以色列方面移交的；换言之，若无以色列当局的配合，巴勒斯坦政府将立即陷入破产状态。由于本地就业岗位不足，超过10万名西岸居民实际上直接受雇于以色列人；他们中有一半人几乎每天都会穿越隔离墙，前往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打工；另外半数则受雇于高墙背后的犹太人定居点。一般来说，跨境工作的收入比留在本地至少要高3倍以上。西岸地区仅有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通信公司、软件外包服务行以及金融初创公司，要么直接承接以色列企业的订单，要么从以色列获得早期投资，如同以色列经济的一根尾巴。

至于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则是另外一副情景。战争和破坏似乎是这里唯一的“稳定工作”：以色列的封锁不仅针对军事人员，连带也限制了普通平民，甚至国际记者在加沙地带的出入。除去险象环生的地下隧道外，每月进入加沙的外来者数量仅有几十人，以年为单位的长期失业（在成年男子中超过50%）、通货膨胀以及普遍的物资短缺、心理崩溃已经成为常态。“并不是人人都满意哈马斯的治理。在2010年和2014年，加沙曾经爆发过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指责哈马斯领导人腐化堕落，应当对加沙的困境负责，”阿布·拉马丹向我回忆，“但哈马斯随后就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了火箭弹，报复接踵而至，人们的愤怒马上就转移到了以色列人身上。”没人清楚巴勒斯坦人想要什么，也没有人认为他们的抵抗还存在任何价值：这是今天巴以问题最残酷的一面。2020年11月1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生前的战友、从1991年起就不间断地参与对以谈判的巴勒斯坦外交家赛义卜·埃雷卡特（Saeb Erekat）病逝在了耶路撒冷。在生前最后一次受访时，他告诉美国记者：“我们的国家没有陆海空军，人民流离失所。在亚当、夏娃创世以来的一切谈判中，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弱势的一方。”2019年底，埃雷卡特曾经尝试与美国政府展开对话，却发现特朗普根本不打算把巴勒斯坦政府的诉求反映在最终的和谈方案中。他愤愤不平地指责说：“美国人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殖民地，从经济到政治。”

问题在于，除去数十年如一日的抗议示威和零散的军事行动，巴勒斯坦政府追求的目标始终令人们感到困惑：从1991年马德里和谈开始，巴以和平进程的一切具体方案和细则几乎都是由美国或者以色列制订的，巴勒斯坦方面除去宽泛地表示“两国可以相互承认”“不接受以色列独占耶路撒冷”外，很少提出清晰的方案。华盛顿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院”资深常驻学者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认为：“阿巴斯总统过分迷信2002年贝鲁特峰会上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那份文件要求以色列从整个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黎巴嫩领土上撤军。但倡议是一份过于宽泛的文件，它不能约束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行为，更无法对以色列形成牵制。”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并且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援助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政府已经被边缘化了。

而对像阿布·拉马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现实、而非历史——他没有见证过《奥斯陆协议》签字的高光时刻，没有看过阿拉法特和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录像。他只是希望像一切正常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可以自由地进出自己国家的领土、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在提到自己的国籍时不必带着苦涩的语气。但在2021年春天的加沙地带，一切距离实现还有很远。现在他只庆幸，自己挨过了又一次轰炸。 耶路撒冷加沙中东局势阿巴斯巴以冲突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