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涨的物价，用什么来平抑

今年初春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个菜农卖菠菜的视频。邯郸一对农民夫妻拉着一车菠菜去城里卖，菜“砸”在手里，“好心”的菜贩出于同情心买下来，双方商定的价格是15元。一车菜1300斤，一斤菜只合到1分多钱，菜贱伤农，社交媒体上一片唏嘘。那一车菠菜的确有点蔫有点老，菜贩也的确是好心，还送了菜农一把香蕉。但一车菜，一家人辛勤了一冬天的劳作，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引发了广泛的不理解。

初春天气乍暖，那些蛰伏在土地里生了根破了土的蔬菜，的确是见风长，很快就长到了膝盖高，收割得稍微慢一些就老了。在北方，这时正是小葱、菠菜、水萝卜等耐寒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们是整个冬天大棚蔬菜之后的第一拨应季菜，其实很珍贵。可在邯郸那个视频里，却成了鸡肋一样的存在，原因何在？答案或在于菜农没有办法把蔬菜零售出去。

几年前，笔者居住的小区还是城乡接合部，每天傍晚都有郊区的农人骑着三轮车，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种植的蔬菜贩运过来，他们在道路两边一溜排开，如同市集一样。青菜价格随行就市，总体感觉比超市和菜市场都便宜得多。毕竟，菜价里不必考虑摊位费用，更没有大超市的硬性租金成本。可现在，非但随意进城摆摊的菜贩绝迹了，连菜市场都很少见了。附近一个沿路而建、有着固定摊位的菜市场，本来是全天都做生意，可先是被改造为早晚开放的分时段市场，后来干脆关闭了。菜市场少了，买菜只好去超市，接受贵出一截的超市价格。

超市和菜市场的价格能差多少，这是很难定量化的。但以笔者的经验，去年在菜市场里我能买到8元钱一斤、个头颇大的奶油草莓，今年在超市，即使是为了招揽顾客的特价品种，最低也得12元了。每逢有这样的促销草莓，水果摊档前总是排大队，恢复正价就得16元了。蔬菜水果这种应季生鲜产品，每年都会有价格波动，这里举的例子并没有代表性，但生活成本上涨的感受，相信是不争的事实。

瑞士美世公司有一个全球最贵城市的调查，每年发布一次。美世是人力资源公司，其调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海外派遣，展示的生活成本也都是“高大上”的内容，并非普通市民的市井生活成本。早在10年前中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就陆续进入了美世的全球排名前十，随后长期霸榜。可在生活成本上，老百姓似乎很难感同身受，就是因为跨国企业外派高管们和我们过的不是一样的生活。他们很少在街头巷尾的菜市场与我们擦肩相遇，我们也很少出现在高档公寓和写字楼旁边的购物中心里。可现在，菜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

当流通出现了梗阻，等待消费者的唯有物价攀升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春节期间的物价了。由于疫情隔离，北京市春节前后几乎断绝了与周边省市的正常通行，事关民生，蔬菜价格还不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烟花爆竹的价格。整个城市只设有10个销售点，供应商奇货可居，很多不起眼的小型烟花，一盒都得百元上下，那些大礼花更是上千，上万头的鞭炮更是数百元一挂。为了图省事，销售商还开发出了套餐，分一千元和两千元两种。若放在供给充分的地方，这些套餐价格打对折都不会有人买。

北京的菜市场消失的速度，也可以从官方数据中得到印证。2014年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截至2018年8月底，北京不予新设立或办理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2.03万件。数据显示，从严调控的采矿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比《目录》实施前的2013年减少近一半。诸如此类的新闻还包括，2014至2015年上半年，北京市共减少了121个商品交易市场；2017年北京疏解提升市场241个、物流中心55个，涉及建筑面积约438万平方米等。

今年3月15日北京“解封”后，人们可以随意跨省出行了，河北的燕郊成了我日常采购的首选地。那里有很多露天菜市场，甚至从北京迁过去的服装批发市场的大门口也有露天蔬菜水果摊档，小商小贩遍布大街小巷，物价就比一河之隔的北京便宜很多，就连超市里的物价也平价得多。想必是多层次的竞争，以及相对低廉的商业租金压制了物价的上涨。不过，这里的露天摊档也不是没有费用，而是要向物业方缴纳租金。只因为允许露天经营，形成了多层次竞争，物价就压下来了。

当本地蔬菜减少，蔬菜供应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向集约化种植和商业化分发转化，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上涨了。

美国有一个纪录片叫《食物浪费的故事》，分步骤解析食物浪费的过程。在美国，40%的食物会被浪费掉，这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最大来源之一。我们通常会想象浪费发生在运输、储存和消费环节，可这部纪录片揭示了地头机械化采摘是浪费的大头儿。很多蔬菜因为品相不好被抛弃了，还有一些只是为了有整齐划一的样子，便于运输或卖相更好，就被机器一通修理，本来可以食用的部分也被掰除或切掉。在日本，浪费的大头儿是临期食品。崇尚鲜食的日本消费者对于食物的新鲜程度有执念，食品生产商对保质期的规定非常苛刻，以至于大量不那么新鲜的食物被扔掉了。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要计入食物成本的。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朱明曾测算，在“最先一公里”，果蔬的损耗相当于1.2亿亩耕地种出来的产品，再加上粮食的损耗，共计相当于2亿亩耕地的产出被白白浪费掉了。可这些，正如同文章开头的那一车菠菜，因为处于源头，价格低廉，相对于消费者的支出是微不足道的，生鲜产品中最大的一部分成本发生在流通领域。

蔬菜价格随行就市，加价机制很难定量化，但通常而言，从菜地到批发市场，蔬菜往往加价25%；而从批发市场到城内的零售市场，蔬菜加价往往超过50%，其中少数菜品价格还会翻倍。流通的组织形式还普遍存在着多级批发、多级零售现象，每增加一个环节，平均还要加价5%至10%。在北方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寿光，农产品流通环节通常要倒三遍手，第一个经纪人收购农产品，之后卖给第二个经纪人，第二个经纪人主要负责理货、装车、运输，运往销售地区的批发市场售卖。蔬菜经过了多个流通环节最后才到了消费者手里。一捆蔬菜从地头到消费者的菜篮子，价格起码翻一番，涨两三倍都是正常范围。

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价是我们这里部分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痼疾。有人曾调查过国产奶和进口奶的价格差异，有些本地奶在超市里的零售价居然高过进口奶，就是因为流通成本太高了。国产乳制品不仅要经过一级批发和二、三级分销环节，为了争到超市货架的好位置，往往还得交一笔不低的进场费、宣传费。那些进口奶一般是一级代理商直通门店，有些产品由超市直接从原产地进货，没有过多的中间环节。

随着大型连锁超市的崛起，当某一品牌超市有了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和顾客基础，他们开始尝试直接去田间地头采购，进而发展出合同式的定点采购，“农超对接”应运而生。农超对接避开了采购和批发的环节，农产品从地头直接进超市，压制了流通环节的成本，听起来是个非常好的节流办法。曾经有一段时间，各地开展政策性扶助农超对接的农产品贩售方式，很多地方的农业合作社直接把菜店开进了居民小区，实现最为彻底的农超对接。亚太地区农产品经超市销售的比重达70%以上，美国达80%，而中国只有15%左右。农超对接似乎大有可为，可作为压制价格的一种销售方式，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在零售商贩绝迹、农贸市场越来越少的时候，超市里的空间寸土寸金，新产品进场都要缴纳一大笔进场费，农产品的价格也就和进货价格很少有关联了。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的小商户，定价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大型超市布局在城市里独特的商业节点上，体量大，靠货品齐全和规模优势与同样体量的超市竞争，一条商业街上类似规模的超市也就两三家，还会发展出差异化竞争策略，于是乎，商品的定位是从吸引客流、价格竞争和搭配销售等多维度展开的。而农贸市场里的摊贩，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类似的品种，供给近乎无限，形成的价格是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即考虑了成本和平均利润后的“合理的价格”。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超市里的农产品价格，恰恰没有“合理的价格”，有的只是通盘考虑后的“竞争的价格”，单品上的盈利不是唯一目标，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才是商家的主要目的。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蔬菜水果与副食是消费者的刚需，人们去大超市奔的就是这些物品，超市之间竞争的也是此类商品，顺便卖出高附加值的商品。可如果消费者都是奔着食品去的，商家为保障利润，又当如何？他们也只有用食品的利润支付商场昂贵的租金了。

大型超市占据了人员聚集的关隘，当竞争对手一个个远去，按理说正是他们赚大钱的时候，可在疫情期间生意做得火热，成为城市居民生鲜供应压舱石的综超们，疫情稳定后生意反而不好做了。2020年第一季度，永辉超市的综合毛利率曾达到22.8%的罕见高水平，疫情期间居民对食物的囤积成就了它的高利润。整个2020年，其综合毛利率达到21.37%，处在行业和其历史较高水平，年营业收入超过了900亿元，净利润接近18亿元。可今年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大幅下滑2.6%，至20.2%。疫情控制住了，消费者购物常态化，超市的生意反而不好做了。

竞争来自于扎堆进入抢占市场份额的社区团购，这一本来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市场瞬间从蓝海变成红海。永辉虽然也开发了自己的线上品牌，去年线上销售突破了100亿元，但在巨头的夹击下，亦是在“陪太子读书”，成长空间受尽压制。对于一个线下零售商，即便是全国头部的零售商，也和互联网巨头在资金实力、运营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加大线上市场投入后，其股价连连下滑，市值已经从高峰的千亿元腰斩到了500亿元。

超市的主要成本来自房租，即存放货物的成本。以永辉为例，其存货在重资产中占比约四分之一，在流动资产中占比更高，约为一半。当然，如果流转率很高，摆在货架上的货品能够快速流转，它的存储成本能够分摊下来。可大多数商品并不是放到架子上就会被选购，而是要摆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商业核心区域，把存货盘活，加快流动，这是零售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疫情背景下，流量加持的互联网巨头不约而同地在生鲜网购上打起了主意。的确，疫情隔离促进了网购，为避免人员接触带来的风险，很多人干脆宅在家里，连日常买菜也网上下单了。跑腿代买以及网上超市早就存在，但蔬菜和副食单价低、商品杂，外卖配送的成本在购物总价中占有比较高的比例。没有成本优势，网购难以推广。瓶颈面前，社区团购应运而生，该生意模式以社区站长为枢纽，通过集中化的末端配送，降低了这部分履约成本，同时又因为手握大量爆品订单，平台面对上游供应商时更有议价能力。因此与前置仓模式相比，社区团购对于用户来说，相当于把仓库放在更遥远、租金更低廉的郊区。参与者放弃了即时购物的消费体验，用时间换价格。总体而言，社区团购类似于网购，但为了寻求性价比，又没有完全走网购的B2C模式，是生鲜产品网购的一种集体采购方案。

社区团购并不是新鲜事物，几年前兴盛优选、十荟团、同城生活等App出现，缓慢积累了一定的客流量。疫情后各路电商都推出了自有品牌，拼多多有多多买菜、滴滴有橙心优选、美团有美团优选等。巨头们的获客模式完全不同。天风证券的数据显示，2019年时拼多多的获客成本就达到了153元/人，阿里巴巴高达535元/人，京东竟然是758元/人。挟持巨量资金的互联网巨头，依旧是撒钱获客，一时间各路买菜群里充斥着各种秒杀活动，一分钱的蔬菜、一块钱的水果，近乎白送的鸡蛋，冬天里“车厘子自由”如期而至。

平台反垄断、监管层重提禁止不正当竞争后，离谱的低价格基本绝迹，可总体上团购的价格还是低于超市的价格。社区团购进入稳定的发展期，运营模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笔者身边就有朋友频繁下单社区团购。

菜市场里的小贩们甚至纷纷做起了“团长”，同时经营自己的店铺和接社区团购自提业务的零售商不在少数。他们非但不抵制，还对其持有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商品市场发达的地区，超市、菜市场和零星的小摊贩早就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零售体系，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对应的是不同的服务方式。团购加入进来，虽总量上挤占了部分市场份额，但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在适应中又进化出新平衡。

而在商业地皮本来就贵的大城市，社区团购与实体店的巨大差价则会如电商冲击商场一样，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购物方式。人们会越来越少地光顾超市，那里的价格则因为服务更小的人群而成本攀升，价格高不可攀，进而催生涨价循环。即时消费成为奢侈品，普通消费者则连面对面购物的兴趣都变少了，买个菜都得提前一天下单，难怪我们的大城市在美世公司的全球生活成本排名榜上都是顶尖的。物价冲击波

我国是世界上电商最发达的国家，2019年的快递包裹量多达630亿件，2020年的快递业务量完成830亿件；全国的网上零售额超过了10万亿元，全国两成多的消费是通过网上进行的。成千上万的快递小哥用自己的双腿抵消着城市高房租推动的高物价。但与此同时，平台做大了，度过烧钱期的电商开启了盈利模式，他们开始赚钱，且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赚钱。平台的垄断地位也在推动物价的上涨。

美团公布2020年财报的时候，引来多地餐饮协会炮轰，谁也没想到一个撮合餐厅与食客的网络平台竟然这么赚钱。美团2020年全年实现总收入1147.95亿元，同比增长17.7%；盈利43.3亿元，同比增长61.6%。一年中，美团仅外卖佣金就高达585.92亿元。

疫情中外卖需求高涨，美团赚得盆满钵满，但餐饮业饱受其苦，多地餐饮协会投诉其涉嫌垄断，呼吁美团降低佣金。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的1987家企业联合发出公函，呼吁美团点评、饿了么等平台公司减免佣金。广东餐饮协会发布公告，指出美团外卖向餐饮企业收取的高额外卖佣金已超过餐饮企业的承受极限，并指责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完全不顾餐馆的经营状况。一片讨伐中，美团调整了抽成规则，暂时规避风头。

通过百亿补贴而一家独大的滴滴，其对物价的影响最为显性。去年5月，滴滴出行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完成了逾5亿美元的融资，由软银领投。8年中，滴滴进行了19轮融资，融资额高达200亿美元。如今其估值近千亿美元，投入巨资的股东们期盼着在二级市场变现的时刻，而变现的前提是滴滴能够通过网约车司机的抽成给股价带来高估值。

在保定、沈阳等几个城市，有那么几天，人们突然约不到网约车了，原因是司机罢工。最初某网约车平台的抽成比例为18%，可现在抽成比例甚至超过了他们当年取代的出租车公司，有的地区高达30%或35%。那些网约车司机，扣除油费、保养、保险、维修、罚单，基本剩不下多少钱，而劳动条件却不比给出租车公司打工好多少，每天十几个小时跑车，既没有劳动合同，又没有社保。

通过某网约车平台的崛起和收割，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出互联网巨头们的发展路径。好的地方是，当淘宝上网购成本提升后，拼多多出现了，可在网约车领域却没有另一个平台崛起的契机。但愿社区团购不会走到大一统的时刻。

互联网的发展史所一再证实的普遍规律恰恰是一家独大，大树底下不长草。 物价物价水平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