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时刻：卷入历史的关隘

光绪七年（1881）五月，军机大臣左宗棠奉旨察阅北京周边地区的水利状况。他出京去涿州，二十三日抵达天津，会见多年未见的老对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把盏言欢后的二十五日，左宗棠乘舟沿大清河西去，二十七日抵达赵北口。二十八日，即1881年6月24日清晨，在换轿返回涿州的路上，他看到一颗明亮的彗星自北至南，划破天空。

这件事我是在姜鸣先生所著的《却将谈笑洗苍凉》一书中读到的。它引起我的兴趣：在1881年这个年份上，办理洋务的士大夫官员是否已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天文观？传统宫廷的运行中，掌握着天文历算知识的钦天监属于礼部，负责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古人相信天象改变与人事变更有直接对应，钦天监监正的地位因而很重要，有时他的天象观测会影响朝政。

在位于天津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内的北洋水师纪念馆里，我看到1871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在学堂学习的课程表。掌握驾驶要学习的课程包括：英文、算数、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航海学，传统课程则包括圣谕广训、孝经和策论。近现代天文学与航海密切相关。19世纪40～50年代，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英国传教士合信所著的《天文略论》、美国教习赫士编译的《天文揭要》、英国人伟列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等都是在中国出版的天文学著作。当时的知识人已知道，彗星是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天体，并非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异常天象”。比如，1881年7月1日《申报》头版发表的《彗星论》就指出，“彗星绕日旋行，迟速不一，因其轨道有长短，故其来去有迟速”，但它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敦促“人均不可不以此为恐惧修省”。现代天文学知识传入二三十年后，到了1881年，彗星这一传统上暗示着灾难动乱的神秘天文现象，将在清廷朝政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住在北京的人观察到这颗彗星要晚一天。六月初一日，保守的“清流”派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破晓醇邸书来，云彗星见于西，其光可骇，盖家人辈亦于是夕亥初见之矣。”可见，醇亲王将彗星出现视作大事，写信给老师沟通情况。翁同龢则向光绪帝反复陈说，“星变可畏，上意悚然”。彗星在统治阶层中竟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和焦虑，慈禧太后“因星变兢惕，串凉热，痰中血沫，筋骨软，健忘更甚”。街上路人聚观天象，各种谣言流传，闻之心悸。六月初九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在廷诸臣，其各勉勤职守，力除因循积习，竭诚匡弼，共计艰难”，要求各省封疆大臣“认真整顿，访察闾阎疾苦，尽心抚绥……应天以实，不以文至意”。

这场天文事件很快引发了官场政争。初十日，刚越级提升内阁学士的张之洞上奏《请修政弭灾折》，指出修政之要包括用人、言路、武备、禁卫数端。他还安慰慈禧，“星辰变异，正由上天仁爱人君，因事垂象，俾得早为之备”。近年中俄因收回伊犁交涉棘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遭到暗杀，说明“中华安如磐石，天之眷顾中国”。六月十一日，右庶子陈宝琛奏《星变陈言折》，建议选择职任最重而衰庸不职者斥退一二，以答上天奇谴告之心，振作臣下奋勇之气。他甚至在奏折中提名了四个人供朝廷选择，都察院左副督御使程祖诰成为彗星出现后的第一个牺牲品。朝臣的折奏中，有人想趁机弹劾左宗棠袒护道员，有人奏两江总督刘坤一不能胜任。以清正敢言著称、主张对外强硬的“清流”派，更借此机会加强力量，人事调动频繁：陈宝琛和张佩纶补授翰林院侍讲，张之洞任命为山西巡抚，他们都是李鸿藻所汲引的人。

到了1882年9月24日，彗星再次出现在北京上空时，清政府正关注着朝鲜“壬午兵变”和由此带来的对日外交。1882年7月23日，朝鲜汉城的士兵发生哗变，大量市民加入起义队伍。这些士兵攻入王宫，杀死亲日大臣和日本人，焚毁日本公使馆，日使搭乘英舰撤离，回国率军舰返朝问罪，形势骤然紧张，史称“壬午兵变”。李鸿章那时因母亲去世回籍奔丧，“清流”派中与他关系较密切的张佩纶借机为李策划“夺情”复出，以图拉拢掌握兵权的洋务大佬对付日本。李鸿章回到天津，重归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清流” 派在对外政策上很强硬。邢超在他所著《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一书中写到，晚清在面对西方文明袭来时表现出一种倔强的精神气质，体现在士人身上，就是对儒家学说的守望和不服输的精神，以及坚持“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意识。这种倔强尤其体现于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顽固派身上。这种“倔强”的姿态不谙世界格局变化，忽略日本和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盲目的情感成分。对他们来说，不必为军事上的盲动承担实际损失，那种道德上的倔强高调更像一种成本极小的政治手腕和表演。

处理“壬午兵变”时，朝鲜大臣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许赔款50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张佩纶不满，要求李鸿章与日本交涉，修改条约，否则将发起军事行动。同时，另一位“清流”健将邓承修上《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战舰，责日本光绪五年（1879）擅灭琉球之罪。张佩纶自己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治精兵，蓄斗舰，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资，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李鸿章虽高度重视张佩纶－李鸿藻这条秘密政治渠道，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不为所动，上奏称中国海军实力难以作战。张佩纶去信质问他，既以打仗为名复出，现在若无战事，难道要把复出的理由推翻吗？

张佩纶不断给李鸿章密信，引用天象称：“然天文家言，均以星指西南，日本实得高句骊之柄。鄙人不免杞忧，辄陈六事，聊谢缄默之咎。”李鸿章坚持上奏：“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张佩纶此时虽无可奈何，却为日后甲午战败时李鸿章的屈辱命运埋下伏笔。

以当代人的视野来看，1881年的清朝正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上。这一年，日本借助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富兵强，着手实施亚洲扩张计划。明治政府前后实施了八次《扩充军备案》，采用直接拨款、民间募捐及发行公债来扩充军备。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的这几年，日本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在1894年甲午海战开战后，它在三个月内两次向欧洲发行了总计7700多万元的军事公债，用以购买军舰。反观当时的清政府，却因财政紧张不得不长期削减军费预算，加之不熟悉现代金融手段，无力筹措提升海军作战能力的资本。1880年左右的海军科技革命开始借助现代金融手段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筹措巨额资本实现技术迭代升级。洋务运动在此之前造出的风帆战舰正以极快的速度过时：风帆战舰时代，一条船可以用一二百年；蒸汽钢铁时代，19世纪90年代的船与80年代的船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法国绿水学派在80年代耗费巨资建造的鱼雷艇也基本上过时，而清政府的重臣对外面世界变化的速度浑然不觉。在福州船政博物馆和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里，你会感受到19世纪80年代天朝的速度衡量标记：无论是家书还是折奏，书写的工具都仍然是毛笔和宣纸。

但这时代深处的风还是从海洋上穿过层层屏障吹拂而来了。1881年，张之洞在写给张佩纶的一封信中写道：

适间露坐，偶一仰观，彗星已掩四辅，犯北极，指勾陈第一第二星之间，光气尚长尺余。鄙人素不信占候，安得天下人尽如鄙人坚持天远人迩之说，力扫术士陋谈乎？台官如晓事，不以此妖惑人心则善矣。

姜鸣写道：“从函中看出，此时星象正是翁同龢画下的场景，而张之洞本人其实并不相信彗星引发灾变的说法。”他告诉我，张之洞内心深处已并不真正相信“天人感应”这套理论，但又不得不仍然默认它为宫廷中权力运作的潜规则，承担其影响与后果：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以此为由进行的政治斗争。在张之洞的内心与政治事实之间，已出现了罅隙。就在清廷内部因彗星而出现政治斗争之时，同一时期的《万国公报》发表了美国传教士潘慎文的连载科普文章《彗星》。在1881年这个年份上，中国人对天文学的理解已进入了两种话语体系，张之洞身处这两种话语体系之间。

19世纪80年代，清廷中央领导的团结走到了尾声。中法战争后，重病的恭亲王政治生命几近结束；左宗棠死于1885年，曾国藩死于1872年，洋务派只剩下李鸿章孤身被忌惮他军事权力的“清议”派倾力弹劾，慈禧则通过挑唆党派斗争来求得权力平衡。这是个亟须政治团结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节骨眼。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日本当时拥有1400吨位的铁甲舰护卫，中国无计可施。李鸿章认识到日本对港口城市和中国内地领土的威胁，主张清朝建立一支新式海军，由此拉开了东亚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

恭亲王、文祥和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都支持李鸿章。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主张放弃从陕甘回民起义手中收复新疆的战争，而应将资金用于在中国沿海建设防卫要塞和购买现代海军舰船。负责平定起义的左宗棠当然反对这个奏议，他的军队已收复甘肃，准备进入新疆。在这场海疆防护还是新疆更重要的争论中，左宗棠赢了。在他1881年收复新疆之前，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只能在低廉造价的水平上发展。1874年海防筹议与“塞防”“海防”之争，反映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在陆、海两个方向上都存在重大战略利益的国家，面临一种先天的国防政策困境：无法有效集中战略资源于任何单一方向，而被迫分散资源、游移逡巡。左宗棠和李鸿章各自控制着一部分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财源，将其用于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国防方向，但朝廷缺乏协调能力，使得整体的国防建设变得飘忽不定、左右为难。

这个时候，一位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有了一个登上洋务运动舞台的机会。

近代海关是一个在帝国边界和缝隙中生长出来的奇特“王国”。它在太平天国运动攻下上海后建立。清廷原有的税务机关陷入瘫痪，外国使节为了协调未来潜在的贸易争端，越俎代庖地建立了海关。它在形式上一直是总理衙门管辖下的一个政府机构，总税务司及其下属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向中国政府汇报，但它的性质是“植入”到原有的帝国机体之内的。它是动荡的近代中国最有连续性的理性官僚机构之一：无论是1912年专制王朝的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还是国民党的崛起，都未曾打断它的存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后期，地方督抚开始各自掌握着近乎独占性的财源——厘金，朝廷必须倚重他们的实力；征收对外贸易税收的海关则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辛酉政变”后不久，30岁出头的赫德于1864年进京就职。对于文祥和恭亲王来说，把各国外交大臣和赫德安置在北京是维护满族统治者地位的明智之策。将掌管着长江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的汉人官员和洋人这两个群体分开，可以确保双方对清廷的忠诚。总税务司这个职务最初不过是清政府的小官员，甚至不是政治官员；他没有督抚这样高级官员直接向皇帝上疏的特权，而必须通过总理衙门的长官来代呈奏折。赫德最初的职权只不过是监督协助征收对外贸易关税，既没有权力支配税款，也没有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发言权。他很愿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他所领导下的税务司也一直刻意维持着低调隐晦，这让他逐渐赢得了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任，被视为“我们的赫德”。

刚走马上任的赫德有他的抱负。他认为，中国积弱的一个主因在于它有“责任地方化”的倾向，即中央政府拒绝主动采取措施，而是放手给各省的地方官员去做事。为了避免这些地方官员在当地扎下权力根基从而威胁中央，他们的任期通常只有几年时间，朝廷将人事任命权绝对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随时将他们解职和调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为了不犯错，变得小心翼翼，过分谨小慎微，害怕承担责任。赫德观察到，这些地方官员薪水低廉，为了买官又花了很多钱，作为补偿，他们在职时常会不择手段地捞钱，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腐败懦弱、害怕行动和逃避责任的官员。他认为，改善此病症的良方是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以良好的待遇雇用公务员；海关就是这样一个既集权又有纪律的官僚组织。大英帝国在海外的公务员体系为他建立海关提供了管理经验，他招募了一班出色和聪明的外国雇员为海关服务。1861年时，清政府在全国仅开设了三处海关；在接下来的30年中，这一数量增加到26个，遍布大清帝国的沿海和内陆边疆——英国将其视为自己的影响力范围，清政府则将其视为显示宗主权的标志。当时，大英帝国、清帝国和诸多帝国的边界还不像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线那样划分得很清晰，尤其是在那个虚弱骚动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之间变动着的夹缝地带给海关这样的边界组织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和条件。赫德自命为清帝国合伙人，既为清廷服务，又以独立地位自居。实际上，它是一个清廷难以干预其运作的独立“王国”。

赫德是一位海军爱好者，一直在寻找为清政府购买现代海军装备的机会。然而，经历了李泰国－阿斯本舰队的波折，加之洋务运动在福州、上海建了造船厂，清政府有一段时间不再从外国购买海军装备。1874年，由于李鸿章加强海防的提议，这件事出现了转机。中法战争之后的1876年，借助马嘉理案，英国迫使李鸿章与其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烟台条约》，海关税收有了巨大飞跃。《烟台条约》协定海关可以在香港和澳门这两处鸦片走私中心附近设立关卡，征收两地的鸦片厘金。此外，为监管越南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贸易，云南和广西也设立了海关。

基于海关税收的巨额增长，赫德提出，可将海关部分税收用于购买海军军舰。他让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向英国战争部咨询意见。这个伦敦办事处坐落于斯托利街28号，毗邻财政部和外交部，靠近国会大厦，离伦敦金融城不远。在那里，金登干培养起与英国政府官员和金融家的联系。他的人际关系网中包括一位重要人士：斯图尔特·伦道尔，阿姆斯特朗军火公司的伦敦代理人、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自由党议员。他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好友，两人常在晚上一起下陆军棋。

伦道尔在阿姆斯特朗公司担任军舰设计师的弟弟乔治·伦道尔因设计伦道尔式炮艇和配有液压式枪炮的高速巡洋舰而知名。伦道尔炮艇用钢铁铸成，在船首配有一门非进攻型巨炮，是抵御铁甲舰的沿海防御武器，造价低廉，每艘15万海关两，大大低于巡洋舰和铁甲舰的造价。它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东西：先进但便宜、防御中国海的器物。1875年至1881年间，李鸿章共买了9艘伦道尔炮艇。接着，他在1879年又授权定制了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赫德尽力迎合李鸿章的心情喜好，“要让他高兴”，“特别注意鱼雷发射”（李的兴趣所在），以让“有些事情似乎又能落入我手中，正如李泰国在1863年春天的惨败将了我一军的情况一样”。最后的效果却很糟糕，巡洋舰在广州演示时，大炮射偏了三次，且开火时铆钉松动，李鸿章认识到自己购买的船只根本不能战斗。他还希望购买价格至少三倍于巡洋舰的铁甲舰来抵御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但遭到了赫德的反对。

李鸿章转向德国，从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定制了两艘铁甲舰，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舰。普鲁士在1870年打败法国完成统一后，李鸿章成了德国的崇拜者；聚集到中国招揽生意的德国军火商，包括能制造最好的后膛加农炮的克虏伯公司，都极力奉承他。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在中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竞争日益加剧。英国不愿冒犯俄国，不再向中国销售大型战舰，转而把日本作为更有潜力的顾客。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到，阿摩士装公司已从日本“收到了两艘撞击巡洋舰的订单，保证每小时18海里的航速，价格24万英镑；还预期收到一份价值76万英镑的铁甲舰订单……日本聪明地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收割了中国经验积累出来的全部优势”。中法战争爆发时，担任福州船政局监正的法国人日意格被派去德国，要求延迟“定远”铁甲舰的出发，德国首相俾斯麦不愿因装备清廷而刺激法国，阻止了“定远”和“镇远”两舰的按期交付。这两艘舰如果未延迟交付，或许在中法海战中还能用它们来阻止法国海军上将孤拔的远东中队，进而阻止他继续袭击福州船政局，击沉福建水师的9艘舰船，接下来占领台湾北部和基隆港的事情也许就不会顺次发生。但历史无法假设。

帝国主义的竞争开始损坏海关的完整性，它的商业自由主义性质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世纪80年代中期，赫德一直担忧中国人会在他的副手中找到更合意和更有能力的人。他担心自己的职位会被与李鸿章关系更密切的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取代，在致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他（德璀琳）对中国十分忠诚，但他会自然地倾向德国。为此，我衡量了英国和德国目前在中国的利益及将来在东亚的利益，丝毫无意给他大力支持……可他跑得如此之快，我担心在真正的领跑骏马赶上他之前，他就已到达目的地了。”他也担心法国人日意格会在越南北部的东京创造一个独立的海关。普法战争后，法国开始了在东京的扩张，流经东京进入云南的红河可以提供安全水路，触发了尚无他人觊觎的新商机幻想。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越南阮氏王朝是向清政府朝贡以示效忠的王朝，属于古典“天朝”秩序。清廷支持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中越边境展开非正规军行动，抵抗法国对河内的侵袭。黑旗军杀死法国指挥官李威利后，法国国会将法国民众的抗议转换为运作大规模远征军的能量。1883年8月，法国占领安南首府顺化的要塞，越南国王与法国签署了《顺化条约》，将东京和安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下。中国拒绝承认《顺化条约》，一边继续支持黑旗军，一边从南方增派军队到东京。清廷的“清议”官员主张对法国持强硬立场，李鸿章和恭亲王则认为中国尚未准备好与法国开战。当时中国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也是“清议”派的一员。他在1884年1月告诉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中国已做出了所有可能的让步，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希望英国保持中立。此番言论引起了骚动。

李鸿章通过德璀琳另辟战场。1883年夏天到秋天，德璀琳一直在巴黎、柏林和伦敦之间奔走。李鸿章放出消息，他不会为曾纪泽的强硬路线背书。德璀琳本与法国水师总兵福诺禄在香港达成了一份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却被巴黎和北京拒绝。在清廷内部，慈禧太后趁慈安太后去世和东京战局的扭转，将恭亲王撤职，大幅度调整总理衙门和内阁成员，以张之洞为领袖人物的“清议”派兴起，总理衙门执行强硬路线，大量奏折弹劾李鸿章。法国海军上将孤拔也接到命令，采取强硬行动，包括摧毁最初在法国帮助下建立的福州船政局。

1884年12月，法国准备向北京派遣5万远征军；同月，日本介入朝鲜的“甲申政变”。面对这些变数，赫德的政策目标转变为保持海关“在英国人手中”。赫德通过海关渠道，发挥了一些调停作用：派金登干到法国寻求与法国总理如费里直接会谈的机会，从中调停清廷和法国政府。也是在这个秘密谈判的过程中，海关获得了代表清政府的特许授权：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和如费里都不能使用其他中介人的垄断原则，要求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其协商。直至1885年6月中法和平协议达成，仍希望整顿武力继续战斗的张之洞评价，“赫德一手承揽，中国坐受其愚”。无法改变的事实则是：此时的海关已在清廷的对外政策中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席之地，以其高超的帝国统治术，在中国的主权内部打入了楔子。

赫德曾认为，最初的总税务司“吸取的是外国的特质而非本土的”，但它将以“本身混合性质中与生俱来的活力”与它的创始者分开，并以意外的重力，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机构。在1865年，有很深宗教情结的赫德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对于一个由中国政府雇佣，或同中国政府有公务关系的外国人来说，有一个感性的看法：基于他的职位和职责，他除履行自己为拿到薪俸而必须尽到的职责外，还应将拯救这个从外烂到内的国家看作有赖于他的个人努力。……但是现在的我，疲惫又沮丧，开始将这种想法搁置一边。我告诉自己，……在工作以外，任何计划都要在看起来有用、时机成熟和环境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

如果说那时候的他仍是“站在中国人一边”和清朝这一边的，到他去世的1911年，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写到，他在晚年对清王朝的支持也许已有了动摇。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之前，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危机中缓过来的清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19世纪80年代初时还拥有在东亚地区最强的海军力量。然而，随着白银价值迅速下跌，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在一个欧美和日本已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它成为初级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沦为穷困的农业经济体。

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海关还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近代组织，19世纪的全球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它的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来自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致按其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来决定人员比例，而中国人多身居低级职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海关不再新聘外国职员，中国人相应地逐渐占据了较多高级职位。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总税务司正在英国，他的职位由当时担任总务科秘书的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岸本广吉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了抵抗日本的命令。这一背叛同胞的尴尬忠诚悖论表明，当历史由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缓慢驶入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时，近代海关得以存在的模糊边界已不复存在。

谈及平等时，我们会问一个度量问题：比较之物在某个度量值上是可以画等号的吗？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写到，今天人们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和另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为今天我们看来‘不平等’的待遇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这个已逝去的“天朝”，这个已消失的特殊世界，究竟是何模样，又如何运转和改变的呢？

《南京条约》是一座界碑，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进入条约时代。即使对战败有着深切体验的统治者如耆英，面对《南京条约》，也迷惘不知所措，一大堆全新的难题不知如何处理。原先“夷人”的去处仅为广州一地；其居住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即商馆；交易的对象是指定的行商，接触的民众是少量的仆役和买办。当这些限制都没有以后，如何管理“夷人”呢？当19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相撞时，西方的商业活动已不再受官方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从法律即可；而从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皇帝的中国传统社会，每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中。如果“夷人”不在官府治理的网络里，交给夷人的管事官来治理似乎也是解决之道。但在近代国际法的语境中，这就是一种管辖权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建立的条约体系，参加谈判的皇帝和大臣没有国际知识，也不知道国家的利益所在，将关税自主权、司法审判权、通商口岸权等权利毫无意识地拱手让了出去。

就在当时的北京，有很多关于“夷”人“夷”事的书籍，正静静地躺在角落里，被束之高阁，没有机会释放任何能量。1858年，郭嵩焘来到北京时，在理藩院看到了1845年俄国政府为回赠清政府所送《大藏经》而回赠的800余册书籍，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书籍的范围有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工艺等，郭嵩焘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经济海疆之用矣”。他向军机大臣提议翻译这些书，回复“倘能译其书，徒伤国体”，仍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建立通商关系时，两国就使节觐见时是否应行下跪礼而至谈判破裂相去无几。半个多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似乎只有些微澜的表面平静中，蝴蝶翅膀的扇动偶尔也会爆发出历史的能量。1868年，一只英国探路队发现了由缅入滇的新商路，英印政府准备在八莫设立政务处，恢复边贸，建立与锡克族、克钦族和云南大理政权的联系。1874年8月，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马嘉理收到第三任驻华公使威妥玛寄来的护照，以及总理衙门咨行各省大吏沿途照顾他、要求相关各地县令官员对其予以保护的公函。马嘉理就这样开始了他秘密的边贸探路之旅。8月21日，他离开上海，乘坐旗昌洋行的双烟囱江船“平度”轮西行。11月，英印政府派遣的柏郎上校和安德生探路队从加尔各答前往仰光，乘船经由曼德勒，于1875年1月到达八莫。柏郎从印度来时带着15个持枪的锡克族警察做保卫，经过中缅边界的野人山时，缅甸政府又答应派遣百余士兵护卫。锡克和缅甸卫兵的名字都没有写在护照上；当时缅甸是中国藩属国，缅王派遣往返中缅边境护送商旅客人的士兵无需中国政府事先批文，而缅兵能把探路队护送到什么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克钦土司的态度。

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腾越，在前往八莫的途中见到清军军官李珍国。李珍国是中缅边境上的传奇人物，母亲是缅甸国王之姨，是个中缅混血儿。据他给威妥玛的信件，他与李珍国很投缘，李正在腾越与克钦族和掸族头人商量货物捐税问题，尝试达成协议，设立常规关税制度和收集关税站点，以取代山民对骡队的勒索。2月，马嘉理在云南边境接到从印度来的探路队后不久，在蛮允被边民杀死。根据柏郎拍送仰光、随即传达到加尔各答、伦敦和北京英国公使馆的电报，他的探路队在扎赖和盘西西边六英里的麻如山被袭，锡克士兵用来福枪击退了中国人的进攻，袭击者是奉腾越厅官命令来歼灭他们的一支3000人部队的前敌队伍；马嘉理及其兵从被害后，首级悬挂于蛮允城墙上。英使威妥玛认为，这是云南官方策划的捕杀行动；探险也受到阻碍的额利亚则推断，这是“缅甸政府与李珍国共同秘密布置的圈套”。姜鸣在《从户宋河畔到伦敦：马嘉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写到，出生于1879年的民国元老李根源曾撰文，认为马嘉理在谒拜云南总督岑毓英时，“欲用敌体礼”，即彼此地位相等、无上下尊卑之分的礼仪，引起毓英愤怒，由此结仇。这个描述虽不足信，却足可窥见当时的人们看待外交事件的所信和观念，与马戛尔尼访华的时代相比变化不大。三个月后，岑毓英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件中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马嘉理路过时“文武各官款待甚优，并无嫌隙”。无论如何，凶手的面容和行凶的细节都模糊地弥散在那片还颇蛮荒的野性风景中了。

此时的中国内陆还没有建立电报系统。北京使馆使用电报需由往来津沪的轮船中转，再由京津段人工递送，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送公文。英国人获悉马嘉理被杀的消息，与清政府获得消息，有时间差。直到3月13日，总理衙门才收到英国使馆发来的照会，要求中英之间立即就马嘉理事件交涉。总理衙门对此毫不知晓，也毫无准备。外交官员被杀是严重事件，总理衙门预想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走向。英法两国关注滇中已久，法国已窃据越南各省十之六七，英国也谋划从印度历西藏至滇蜀，复与缅甸立约通商；清廷主张查明此案，同时“借弹压土司为名，暗杜彼族不测之谋”。

岑毓英判定，马嘉理应为中缅边境一代的克钦族“野人”所杀，为蛮允之西户宋山一带的山民。李珍国指挥捉拿了山民和赃物，在押解人犯跋山涉水前往昆明的途中，昆明大员已在考虑如何审讯李珍国，他也成为马嘉理案最关键的阶下囚。这个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许多细节已如历史的烟尘，各方叙述也如罗生门，各说各话，相互矛盾。重要的是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下，潜藏着中西方两个世界于中缅边境正面对撞时，清帝国版图内部、地方边陲与中央王朝各自的心态肌理。

李珍国在腾越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自咸丰年间阿古柏起事，厅城失守，难民誓不从“贼”，共举李珍国为首，与当地绅民组“齐团”固守，与“贼”血战十数年。他们有自己古老的传统信仰和文化，对欧洲人“普世”的扩张势力也是疑惧和抵制的。马嘉理的探路队途经此地时，民间就有“洋兵要来侵占腾越”的传闻。今天，纪念马嘉理事件的石碑矗立在云南瑞丽大盈江畔216县道芒允村西侧的一块空地上，石碑的简介文末段是这样写的： 

事件发生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洋人”，对保卫祖国边境的爱国民众进行残酷围剿，逮捕屠杀，并于光绪二年（1876）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但是，德宏边疆军民奋勇抗击侵略者的壮举将永垂青史。

而在清廷内，官员和知识分子依然把洋人视为蛮夷，沉浸于朝贡体制的自大中，但又知道洋人惹不起，唯独想息事宁人地混日子，生怕地方上再发生像教案那样的冲突。清廷的心态是推诿搪塞，找到追责的地方官员了结。作为云南督抚的岑毓英很可能深谙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将李珍国参与齐团之事和马嘉理案件一起抛出来，虽两者是没有因果关系的独立事件，却充满暗示。

姜鸣告诉我，19世纪60至70年代，北京的内心世界仍然是“天朝”凌驾天下的。外国公使虽已入驻北京，但在同治前朝的12年中，因皇帝尚未成年不能觐见皇帝，因皇太后是女人不能觐见皇太后，因外国人拒绝向皇帝下跪没有递交国书，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不愿意和鸡鸭鹅般的洋鬼子打交道。中国更不可能向邦交国派常驻使节，历来都是使节来天朝朝觐，哪有天朝向别国派使节的礼？1873年，同治帝亲政，英、法、德、美使节联合要求觐见，双方再次就跪拜礼仪争论。最后，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各国公使站立递交的国书，而那是历代皇帝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姜鸣形容，那时驻京的外交官“如同栖息在汪洋中的孤岛上，与生活在周边的中国人很少交往，每天无聊地看着胡子长起来，在平静中等待突发事件”。这个时候，经历着工业革命与秉承了大航海时代开拓传统的欧洲却是怎样一番蓬勃和日新月异的景象：交通和通信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商贸网络随之扩展至世界各地，科学和博物知识不断通过帝国网络积累汇集到欧洲的首都，再生出更广泛的力量。

马嘉理事件终于为这一片刻凝滞的东西方的不对称提供了一个引爆点。深谙英帝国统治术的职业外交官威妥玛抓住此事不依不饶，一年两年地吵下去，尽显强悍，非要一个实际不可能拼凑完整的真相。他不惜以断交威胁李鸿章，用各种手腕把事情搞大，趁此解决与此案无关的其他问题。他甚至去烟台与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赖德将军会商，准备率驻京使馆人员撤至上海，必要时断交退往香港，准备发动对中国的军事打击。在此威逼下，清廷被迫让步，同意派出驻外使节，任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代表中国皇帝前往伦敦，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

1876年7月22日，天津海关税务司马福臣单独求见李鸿章，转递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发自上海的英文密信。赫德告知，威妥玛不久将赴烟台休假，建议李鸿章前往谈判解决马嘉理案。这是李鸿章从事对外交涉以来，第一次被外方点名邀约参加谈判。谈判地点在属于海关的东海关官署进行，除了为马嘉理昭雪、优待往来、通商事务，英国还扩大了治外法权，尤其是扩大了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后果是，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跨国公民之间发生纠纷，都将由领事馆自己来裁决，不再由中国裁决；如果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发生纠纷，则由中国法官与外国领事一起来听案，协商裁决。通过这种“权利”，清廷在浑然不觉中丧失了司法上的独立性。

姜鸣说，这些一点点放弃掉的东西，其实清朝官员并不懂是什么，有何意义，“这些让出来的无形之物都是欧国人创造出来的概念，它们构成了国际法”。在这样一个无意识的“放弃”过程中，清朝正在被纳入一个新的体系中。正如史学家何亚伟所写：正是这些“课程”逐渐清除了中国人对自身世界的理解，并用英国的概念使中国人对自身所处的世界进行了重新界定和理解。他将其称为“重新划定疆域”（Reterritorializing）。这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化的过程。早在1863年，当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和翻译家丁韪良将《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时，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曾抱怨，让中国人窥探欧洲国际法的秘密，会带来无数的麻烦，担心中国人将找到不平等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法律依据，因为“治外法权的原则其实篡改了西方和欧洲国家间通行的惯例”，是一种强加的，“瓦解了当地人的生存方式”。

李鸿章与威妥玛签约那天，33岁的英国探险家吉尔上尉在旗昌洋行的“直隶”轮船上远远望见了李鸿章乘轿前往码头乘船离去的场景。第二年，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上行至宜昌、重庆、成都，而后北上里番、松潘、龙安，再回成都至雅州、打箭炉、理塘、巴塘，南下阿墩子、大理、腾越，沿着马嘉理走过的路线到达八莫，成为第一个到达川西北和滇西南的欧洲人。他在蛮允凭吊马嘉理，认为是他的死为外国人争取到了在中缅边境安全通行的权利。

1862年，李鸿章和淮军乘坐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的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准备救援上海。他在船上待了三天，不断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淮军开始用西方武器来装备一部分部队，习西洋操练，那时，李鸿章就已有了“用夷变夏”的想法。在上海，他积累了处理世界事务的经验，加深了个人阅历。他看到，俄国和日本已经获得了西方技术，大炮和轮船渐渐变得有用，能与英法竞争。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已有了比同时代人清醒得多的认识：除了军事羸弱外，他看到西方的富饶而痛感中国贫困，也对洋人在条约商埠取得的经济势力感到愤慨。

1864年，他写信给恭亲王，提出了他的变法建议，强调调整中国的现存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他写道：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离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他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在学识和技巧之间缺乏配合和协调。“中国之制器，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他推测欧洲的制度当有所不同，机器发明者应能得到显官的荣誉，“世食其业，世袭其职”。他还听闻德川幕府将名门子弟送到西方工厂当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带回国内。他因而建议朝廷在考试制度中，对精于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取士。

李鸿章关于考试制度的建议清帝并未认真考虑过，但他获得了创办江南制造局的批准。与他一起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左宗棠也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他很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1866年，他建议在福州建造海军船坞。他的职位与李鸿章不同，贯彻自己思想的机会和空间要少一些。

从太平天国运动至1864年的14年中，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督抚在镇压叛乱中建立起一种不同于清朝旧军制的勇营，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勇营是清帝批准建立的，忠于君主，如今成了王朝安全的保障。与其他王朝一样，清朝皇帝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利用正统地位的合法性分配荣誉，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绝对掌握着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人事任命权。过去，典型的巡抚是能够驾驭军人和征收厘金税的文官，还可以担任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到19世纪60年代，朝廷允许有军功的人破格担任这一高级省职，湘军将领成为巡抚的人里有举人左宗棠、唐训方，通过考试成为贡生的有刘长佑、曾国荃和李翰章。

19世纪70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地已表面恢复。大户继续逃税，衙役活跃于山东，包揽税收和中饱浮收；小绅士感到获取举人功名已无望，纷纷充当包税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与衙役相互勾结倾轧。这层崩坏和躁动之上的和平秩序是靠拥有西式武器的勇营和绿营军来维持的。洋务运动展开的条件，正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中央权力的衰弱和地方督抚集团的兴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地方督抚集团在战争中体验到西洋的坚船利炮，又从幕僚、洋员、洋使等不同渠道了解到西方世界的现状。洋务运动的基因是地方化的，在这个特定时期，它在财政资源和谋划布局上顺势有了一点松动灵活而有限的回旋空间。

在北京，洋务运动得到了恭亲王奕 和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恭亲王（曾在1865年和1874年两次被名义上夺去职务）领导的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逐渐成为“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它管理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外商和传教士打交道的一切事务，也计划或支持开办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矿厂、商船和海军等事宜。洋务运动的成败，在中央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这种“势”在宫廷政治中意味着行使君权者的喜怒和眷宠。自1865年起，慈禧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削弱恭亲王的权力，使得总理衙门与地方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历史顾问陈悦先生告诉我，他在翻阅一些奏折与信件时发现，实际上慈禧从感情上表达过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沈葆桢自感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时，曾进京面圣，见到了慈禧。回到家乡，激动得四处写信述说这次会面，自述慈禧拉着他说了很多家常话，诸如为官以爱民为本之类。”在宫廷政治中，慈禧的外援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醇亲王，也就是光绪的父亲；一个是李鸿章。李鸿章人在天津，离北京很近，手中又有淮系的海陆军队，是可倚靠的力量；她的反对派则一直隐忍着注视这一切，掌管八旗子弟卫戍部队的恭亲王，代表着元老派。元老派包括翁同龢与光绪，时常从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制高点对她进行攻击，要求她还政于帝。慈禧话家常无非是一种情感攻势的权术，从后来庚子年的情形看，她实际对洋务所知甚少，谈不上支持或反对的深层动机，她真正关心的只是控制权。这也为她与恭亲王的权争做了一个注脚：交织在洋务运动中的清廷高层政治斗争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洋务本身的追求和目标，而仅仅是控制权的私欲权争，这是洋务运动无法提升到国家层面而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

1867年，剿捻战争快结束时，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他在1869年1月来到武昌，11月又奉召去四川调查吴棠总督被参劾贪污的案件。1870年2月，他奉命去贵州负责征剿叛乱者，3月中旬准备他的西南远征时又奉召去陕西与起义的陕甘回民作战。那时，左宗棠正在对付甘肃省的叛乱者。李鸿章在5月到达陕西，协助镇压了第三次大叛乱。6月，天津教案增加了与法国开战的可能性，他又奉命率领大军立即返回直隶省，8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接替患病的曾国藩。清帝对李鸿章的恩宠与日俱增，李鸿章也通过为国效力来报答这种恩遇，终其一生来回奔波。但李鸿章的不同在于，他日益注意到国际关系，而大部分巡抚更关心的还是维持国内秩序、筹集财源、提高学术、移风易俗和整饬吏治这些任务。

1870年，李鸿章到达天津，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的事务。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冬季住在直隶首都保定。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防务和贸易事务；也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1865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对兵工厂事务有发言权，最终决定权则在南洋通商大臣。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1872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监督。两江衙门掌管着漕运，而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依赖于漕粮北运的特权，江苏省的厘金也为淮军提供了大部分年度军费开支。通过任命总督巡抚来间接控制财源，清帝也掌握着李鸿章的淮军。1870年至1871年淮军军费每年700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的厘金税收，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其他省份的“协饷”。为继续表示全力支持李鸿章，1868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之友丁日昌为江苏省巡抚。1868年9月，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同科进士、闽浙总督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清帝极为倚重李鸿章，视他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1872年曾国藩死后，无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地合作。

1874年，与日本冲突而爆发的台湾危机使“天朝”的东亚秩序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冲击。这一年是个转折点。陈悦告诉我，从这一年起，“海防建设的假想敌目标对准了东洋。之前西洋人远道而来，要的是商业利益，清廷采取的是不去特别招惹他们的态度。但日本近在咫尺，李鸿章叫‘肘腋之患’，有永久大害。更重要的是，日本一个东亚边缘的蕞尔小国，竟一夜之间发展到这个地步，与我们外交交涉时诡计多端，不可不防”。这样，从1874年开始，海防建设开始对标日本，建“定远”舰就是这样一个行动后果。相比之下，1884年的甲申海战刺激并不大。甲申海战之后，中法两国重归于好，“我们仍然觉得法国远在天边，威胁是日本”。

台湾危机期间，李鸿章和沈葆桢上疏提出了新的海军规划，以及采矿和改革现行人事制度的设想。沈葆桢重申了他之前提出的在考试中增设算学新科的倡议，李鸿章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海军规划和两项采矿工程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一个开展洋务运动位势最佳的时刻：他保举的沈葆桢于1875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他保举的丁日昌1876年被任命为福州船政局督办船政大臣；不久，丁日昌又被任命为福建巡抚，负责台湾防务。三人的协作非常好。

阻力来自朝廷。虽然文祥和恭亲王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和设立西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李鸿章察觉到，没有人敢真正主持铁路、电报事务。他写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实际上，这不一定意味着是顽固派在施加阻力，而意味着他必须通过与醇亲王联合，来赢得慈禧的欢喜。

1878年，李鸿章的亲密同盟丁日昌因受到京官的抨击而辞去巡抚职务。李鸿章仍然有影响力，将三名前淮军将领荐举到江苏、江西和云南巡抚的位置上。李鸿章常写信给这些省份的友好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西洋机器采矿。在建造兵工厂方面，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但在采矿和开办讲授西学学堂方面，如没有朝廷的授权支持，各省官员很少采取行动。

梁启超以“权臣数量和实权消长与专制政治的进化程度成比例”来解释晚清时李鸿章这样的重臣的处境。近代，土地世袭制度和贵族都已消失，朝臣与地方官互相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朝臣，“无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这个制度的晚期，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权臣很少，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晚清满朝官员大多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不是因为他们修养和性格比古人更差，而是形势所迫，渐渐形成的为官之道。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只知道有洋务，不知道有国家事务”。实际上，李鸿章的计划和行动都需要合法性授权，“师出有名”；应质疑的或许是合法性的性质和来源。

清王朝存在着满汉之间微妙的矛盾。钱穆曾写到，满族以几十万人口的东北地区部落来驾驭上亿居民，“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在所难免”。清朝建立两百多年来，权臣全部是满人，重大战役靠的都是八旗军，汉人居于从属地位。直至太平天国起义，汉人才开始掌握实权，这也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但即使如此，如曾国藩者，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后，依然战战兢兢与满人搞好关系，将军功记在满人头上，捷报由满人认可方才上奏。这份可悲的苦心和忠心，也折射出汉人重臣的位势。李鸿章历任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表面上位极人臣，但自雍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直至“同治中兴”，军机大臣才有了文祥、沈桂芬、李鸿藻与翁同龢这样的实权汉人。

1891年6月，李鸿章巡阅完北洋海军，奏请在胶州、烟台添筑炮台。刚获皇帝允准，又接上谕转发户部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暂停两年。李鸿章写信给云贵总督王文韶抱怨说：“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又在奏疏中写道：“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

户部主持决策的是“清流”领袖翁同龢，洋务派的掣肘，他的理由是“部库空虚，海疆无事”。李鸿章的幕僚建议他据理力争，即使朝廷不批准，将来若打败仗也有话说。李鸿章顾及朝中对他办洋务贪污贿赂的议论，又顾及慈禧太后过生日需要用钱，不便争辩。

结束阅兵后，北洋海军应日本政府邀请，开始了访日。1891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处理日本事务时是一种高压态势，有一种可以立刻与挑衅对峙的自信。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里有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1886年3月北洋海军“定远”“镇远”等舰赴日本长崎坞修，停泊长崎港的情景。在这期间，北洋海军士兵放假登船，与当地人发生纠纷，遭到长崎巡捕和民众的蓄意追杀，导致伤亡惨重。这件事反映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已经开始怀有强烈的敌意，这种仇恨情绪的产生不是无缘由的。1891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之旅，在李鸿章是想营造出和睦的景象给欧洲人看，“亚洲唯我二邦，但能联合交亲，异域强邻，何敢予侮”，是一种怀柔之计；日本却并不同心。那一次访日，丁汝昌他们观察到，日本年购大舰，军纪谨严，船坞和港口建设的精进可与欧洲比肩，令人一见而生敬畏奋发之心。甲午战争时，北洋海军的总装备数量是25艘在编军舰，里面能够出海打仗的1000吨以上的大军舰不到10艘，而日本是40余艘，仅仅在数量上就已无法匹敌。

恰好是在1891年这个门槛上，世界开始了舰船飞速发展的时期，技术快速更迭，舰船飞速过时。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停留在了19世纪90年代之前，有些已有10年舰龄，基本快报废。

甲午海战前，真正了解敌我实力的是北洋海军的舰长们。陈悦告诉我，新近掌握的一些北洋海军内部的印刷品资料让他惊讶于当年他们在专业层面所达到的程度。比如，“有一本火炮操作手册，全英文的，将北洋海军的每一种炮单独编列，有炮的性能和操作步骤说明，将炮与操作手编号，每一种口令对应着某个编号的操作手应站在哪门炮前做什么动作，全军的所有火炮都有这样非常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也有每年出版的全军军官中英文名录，以和西方进行交流，这些东西超出了我之前的印象”。这支海军加在一起大概3000多人，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成果。上战场前，许多北洋海军军官都有不好的预感，给家里人写信已是“为国尽忠”“恕忠孝不能两全”这样的遗言，这种心理影响了他们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甲午一战，1875年至1888年，洋务运动花了十几年时间砸下去的共2000万两白银，得到的25艘军舰和威海、旅顺军港，基本上全部毁掉。即使在这场战争中，一些士兵仍把中日战争视为专属于直隶、满洲要去解决的私事。向日本投降后，竟然写信给日军，请求返还“广丙”舰，因这艘船隶属于广东水师，而这场战争与广东没有关系——这也是很多封疆大吏的想法。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遥想1870年，日本派出外交大臣柳原前光来华，谋求订立条约。日本昔日深受汉文化影响，虽然不是藩属国，清朝也不把它放在眼里，对订约妄举不以为然。当时李鸿章同意与日本缔约。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大藏卿伊达宗诚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双方均向对方开放通商口岸，均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自由驶入对方的通商口岸……这些不符合西方通行国际惯例的做法，说明刚刚从“天朝上国”之梦醒来的清朝和刚刚踏入“维新”之门的日本，同受各自与西方列强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影响，都不知道正常的国际关系。到1881年，距鸦片战争40年时，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还未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1895年，日本废除了1871年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的前约，在春帆楼另订新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大清帝国在东亚的地位跌落到了第二的位置；在列强眼中，它不再是远东秩序的中心，虽然它仍保留着“天朝”的骄傲。

处在“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李鸿章年轻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西方的军事装备，到了老年，他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和外国人决战，因此应该隐忍退让，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说，不要去引发更大的冲突。法国人打到越南的时候，他主张把越南放掉，没有必要非要为越南去打一场仗；日本人并吞琉球的时候，他也主张放掉，不必让海军开出去全数毁掉。李鸿章最早看出中国问题，花了大量的财力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真的到了有事情来的时候，他基本上用的是妥协拖延的方式，而不是对抗决战的方式。然而打又能带来什么呢？甲午战败赔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了4.5亿两白银，国家完全财政破产。他在搞洋务的时候，很多人质疑铁路、军舰有什么好造的，到了民族危机时，这批人恰好是最坚决主战的人。不得已仗打完了、打败了，主张政治解决，妥协退一步，回避决战的是李鸿章；去跟外国人谈判，屈辱留骂名的还是他。曾被李鸿章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有一首诗，对李鸿章的处境是同情的：“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甲午之后，之前碍于安全事务还不便说什么的旧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击，抨击洋务运动，所有的矛盾都在李鸿章身上聚集起来。回到北京后，李鸿章没有职务也没有权力，待在北京闲赋。1898年“戊戌变法”后，又退出总理衙门，被派去山东考察黄河。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接着他到广东任两广总督，不到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老百姓的痛苦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情绪让他们又退回到原始的排外上去。“戊戌变法”失败后，洋人同情光绪帝，引起慈禧太后的怨恨，朝廷中保守排外的势力利用了义和团这股力量。义和团攻打使馆，各地滥杀教民，八国联军入京，清政府向西方各国宣战。袁世凯、刘坤一、李鸿章和张之洞所管辖的两江、两广和山东组织了“东南互保”，拒绝听从朝廷的诏令，在这四个省内互相担保这些区域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外国人也不需要派军进驻。

后来披露的史料表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曾谋划过“两广独立”，拥李鸿章为王或总统，联络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来施行新政。孙中山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陪同下乘船到达香港外海，但李鸿章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上与各国谈判和约。英国人不准孙中山靠岸，让他原船回日本，这件事就没有做成。姜鸣说，在那个时刻，影响李鸿章的还是皇权相位、君臣父子的士大夫价值观，他不愿在史书中留下“乱臣贼子”的骂名，还是追求身后荣誉。但在李鸿章这样一位晚清重臣的生命中，他的确在这个时刻抵达了某个临界点，在那里，政治的追求与做人的追求、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濒临不可调和的冲突，向前再走一步，便是以新的价值观来颠覆自己所效忠的王朝。然而，当他接到诏令让他回京去谈判《辛丑条约》时，他反复权衡，没有迈出这一步，选择了留在他的时代中。他曾一度看到过“正在扩大的阴影里的胜利”，如今却已是垂暮老人。

姜鸣告诉我，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看到李鸿章回北京去谈判，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李鸿章身边做幕僚了，他居然有能力又通孙中山又通香港总督，李鸿章一定不再信任他。他离开李鸿章，在杭州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地，给自己造了一个园林，这个地方现在是浙江省的国宾馆。

1901年，美国外交官、传教士和翻译家丁韪良在完成《公法新编》一书的翻译之后，找到李鸿章，邀请这位签署过多个丧权辱国条约的清朝大臣为他的新书作序。李鸿章慨然应许，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

予维西人之公法即中国之义理，今之为公法家其即古之礼家乎，其事弥纶于性，始条贯于经。常人得知以成人，国得之以立国。公法之大别凡三类，曰性法，曰治法，曰国际法。礼家之类五，曰吉、凶、军、宾、嘉。其精微切究于儒者，其粗迹错见于行事。《周礼》《大戴》《礼记》《春秋》所言皆是物也。其在大同之世可以拯人类之泯棼，即至列国纷争，亦有亦弥其变而不乱。故无事则玉帛，有事则干戈，信使交驰，文辞尔雅，可以观矣。下逮战国，此道不讲，国以兵竞礼，以争废此礼家，所以有忠信薄而乱始之讥，诚愤绝之也。此编所萃皆国际法篇中论享公法权利及调处免战各事，皆仁心为质，而广生民之福，分析义类，归于至当，颇合中国礼家之言。……今诚以此书悬之国门，推之海外，果能中外共守，永息战争，使环球共享升平之福，则余与丁君所同深望者也。

他将《公法新编》与中国的“礼”做了类比，称公法即中国的义理。但他对《公法新编》的褒扬是含蓄曲折的。之所以要将此书悬挂在中国的国门口，自然因为列强逼到了门口，其行径与《公法新编》所规定的并不相符。这里凸显出国际法实践的历史条件，以及不在场的一些隐形价值。和平能否不再是战争的条件？这是问题的根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关注新生代的变法思想家，曾向强学会捐款3000两白银希望入会，遭到拒绝。“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惮于在慈禧太后面前袒露对维新党人的同情。

1901年，李鸿章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曾是同文馆学生的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北京人的世情：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我问他们，你们向来讨论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回答说：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连的这么个人。

在李鸿章的晚年，他曾对前来拜访他的人说，他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好，海军也好，何尝能实在放在手里办？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天朝”运转所依的道德义理之“名”与“势”，最终不过是运于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去世。据传，临终前他写的诗既袒露心迹，也留赠后人：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1866年至1867年冬，恭亲王和文祥委托回英国休假的赫德在欧洲代为招聘自然科学教习，京师同文馆将设立“天文算学”科目。按照传统看法，“天文算学”确实是一些儒家学者在知识探求中的正统课题。这个计划的激进大胆之处在于：他们的目的是想让西学本身的合法性得到皇帝和翰林院的承认。1866年12月，总理衙门在折奏中建议，应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报名到同文馆肄习新开科目；鼓励进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员，包括声望很高的编修，报名学习同文馆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后给予“格外优保”。这个建议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清代教育和文官体制的改革也将水到渠成。

自洋务运动以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建立进一步产生了培养新技术人才的需求。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的同文馆中，已经有了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与经学、程朱理学和中文课程一同教授。要解决的问题是，研习这些课程还无法为学生在传统社会中提供有保障的前程，即在科举制度内获得应试高级功名的机会。西学的合法性在这里成了关键。

恭亲王的折奏最初得到了批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可能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抵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3月初，监察御史张盛藻上疏，指出天文和数学这两门学科会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影响，技术知识和良好道德是对立的。这一论点令人想起魏晋朝代变更之际的“才性关系”之争。3月20日，载淳收到大学士倭仁的奏折，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曾任都察院都御史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是既与意识形态，又与政治紧密联系的职务。他断言总理衙门要让中国人“奉夷为师”，对士大夫在情感上有很大感召力，“师”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非常受尊崇的。恭亲王答辩说，期望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完全不现实，并援引了同样是儒家士大夫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的话为自己的论据。然而，一种情绪已被煽动起来：京城开始流传总理衙门意图谋反这种招惹怨毒的谣言，报考同文馆新科目的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列的讥笑嘲讽，总理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

费正清分析，倭仁取得胜利的一部分原因是慈禧太后未能给予恭亲王全力支持。她虽在一道上谕中斥倭仁“见识拘迂”，但她也没有重新提出让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报名同文馆新科目。慈禧很可能不愿意反对倭仁对儒家文化解释的本质，而她作为摄政者和满族统治者的地位都依赖于儒家伦理和文化。更何况，让倭仁的势头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毫无害处。缺少了有声望的士人去学习西学，同文馆的新方案影响力就很有限了，西学也难以上升至知识权力的层面。

在京师同文馆，教授算学的是通晓中西数学的天才学者李善兰，讲授物理的是美国传教士和翻译家丁韪良，讲授化学的是法国人毕利干。丁韪良将同文馆办成设置八年课程的书院，课程包括一种外语，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在福州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除了法文和英文，还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内的数学课程，物理学和机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课程。学生用三年时间学习航海理论，包括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学等课程，然后再到前皇家海军船长指挥的教练船上见习。1875年开始，船政毕业生开始赴欧洲留学。在江南制造局，教授数学的是华蘅芳、徐寿和徐建寅，翻译馆的英语教习是传教士傅兰雅。与福州船政学堂大多数招收的是没落地方绅士家庭的年轻人不同，曾国藩希望遴选书香门第的聪颖子弟跟随洋人学习，以领悟西学的义理，他的长子曾纪泽就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的学生开始赴美留学。在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和后来北洋水师学堂的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多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比如严复、詹天佑和张伯苓。

对于西学所蕴含的能量和精微之奥，如福州船政大臣丁日昌这样的人物早已有超越器物层面的形而上认识。他曾在1867年的奏折中论述，学习西方技术必须致力于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研究工作，“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他已看到，技术和器物不过是豁然显露的“冰山一角”，支撑它的是海面下数百年的抽象精神。西学之“势”虽受晚清政治的局限，但作为一种具有物质实在性的知识，它首先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间缓慢积蓄起来并释放出精神能量。

茅海建曾对张之洞晚年的内心世界做过研究。作为晚清重臣、儒家士大夫和有影响力的读书人的精神领袖，他的内心世界丈量出个人信念与现实权力运作之间的距离。张之洞虚岁14岁中生员，虚岁16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27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即1863年）入翰林院。这位曾经的“清流”派人物，晚年则提倡建报馆、学堂和铁路，改革科举制度。根据翰林院编修、袁世凯幕僚徐世昌在1897年的日记，他在武昌曾与张之洞有过多达16次的见面，每次几乎都是彻夜长谈。张之洞曾向他谈到，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他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主张“变计”。徐世昌记录：

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

而要挽回大局需：

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聩；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榰柱残局；广开铁路，通万国之声气……中国可不至于危亡。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计，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

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时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为士大夫，张之洞是反对康、梁和革命党人的言论的。茅海建写到，从他与徐世昌的谈话中，已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他上奏终止科举的影子。这位政治上的保守派，此时实际已发动了思想革命，这是长达数十年的洋务运动所释放出的精神能量。

1898年“戊戌变法”后，守旧派势力上台。到了1900年庚子之变，与“西”和“洋”有点关系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均被守旧派杀掉。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了科举制度改革、奖励工商实业、练新军、裁冗员等改革措施。在这个时候重申“中体西用”，将西学容纳进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颇有政治风险。

科举时代，大多数读书人苦心读书并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希望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教员和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也进入社会、政府和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和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学的不足，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上。这一知识体系权力关系的变化，与清帝国在东亚体系和世界秩序中位置的衰落相应，也与一个古典世界逐渐驶入现代世界同时发生。传统价值体系从内部崩塌的效果不久便呈现出来：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被废除。

自洋务运动始，晚清的思想变革就已悄无声息地持续在士大夫的内心发生。甲午战败之后，积蓄已久的变革力量得到了外化。茅海建写到，与更易受关注的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党人的自我宣扬不同，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等这些两榜进士、翰林出身，有实际影响力的士人，早已通过实际行动开始了思想革命和近代教育的改革：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主体部分。这种渐进的变化不是来自于梁启超和康有为，而是来自清朝政府中掌握着资源、具有实际行动力和影响力的一大批官员，比如张之洞和叶昌炽。即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可以说，“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清亡50年前的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曾催生出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一大批忠义之士。只是在李鸿章这样的时代杰出人物内心，对“忠义”精神的对象和价值也曾发生过犹疑。到了清末，表面还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实际已抽空了“忠义”精神，这个时候，政治的面相也就发生了改变。

1903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恽毓鼎担任“癸卯会试”考官，写下一段矛头指向张之洞的阅卷有感：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恽毓鼎的这段话充满情感上的愤怒和痛苦，标记了一个秩序变动的时刻，也标记了近代的端倪。

到了清朝灭亡之际，许多文化知识精英的内心已不再有太多痛苦。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主动革命；各省咨议局作为清朝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普遍同情或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清朝军队的官兵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清代状元张謇也主动倒清，这在明清更迭之际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到蔡元培主持爱国学社，已明确有了“爱国”一词。

〔参考书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英］方德万：《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山西人民出版社；茅海建：《历史的叙述方式》，上海三联书店；陈悦：《船政史》（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中华书局；刘震、王记华主编：《物鉴甲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院藏甲午文物选粹》，故宫出版社；［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梁启超：《李鸿章传》，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焘：《使西纪行》，商务印书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感谢姜鸣、陈悦和王记华老师对采访和写作的帮助。本文采访录音由申三、李玥和贾雨心三位实习生整理，特此感谢）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辛丑条约张之洞李鸿章故居海军和硕恭亲王英国政治法国历史八国联军中国法国历史政治日本政治清朝历史总理衙门清代洋务运动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