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冲突与革新：近代中国的人和事

晚清民国时期一系列大事件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基调。被动应对现代世界的无措、列强环伺下的屈辱、思想变革带来的多元碰撞、维新梦想的激昂……  

历史话题，一直是《三联生活周刊》所关注的，我们也做过很多近代的人物与事件选题。今年是清朝洋务运动发起的160周年纪念，我们最新一期封面即为这个话题，借此机会我们推出往期选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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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雪岩经办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笔以“国债”面目出现的外债，它开创了地方临时收入的新渠道，这笔收入完全脱离中央集权财政系统的控制，给地方洋务运动和军务提供了应急资金来源，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清政府建立在传统财政体制上的经济基础。财富重新分配，国家财产的式微和少数个人财富的崛起，是由此引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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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而言，圆明园就是这个陌生、傲慢与停滞的王朝的缩影：3位曾经造访圆明园的英国使节就是见证：马戛尔尼在此受到了客气而冷淡的接待，阿美士德被强迫向嘉庆皇帝叩拜，最终到来的额尔金则成为摧毁它的凶手。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处在工业革命前夕，急需通过战争来夺取支持工业革命资源的欧洲，面对一个庞大，还自我封闭的东方帝国的征服。这种征服的愿望是欧洲工业革命扩张的必须，马戛尔尼所遭遇的屈辱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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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都因为被迫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53年，佩里到日本，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中国依然以华夷逻辑对待时，日本却在当时就把这一系列事件放置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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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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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最后时刻的权力制衡安排，对于载沣与隆裕，实算公平。如果载沣强大，则有机会成为多尔衮那样一朝之顶峰摄政王，即使不济，也可如恭王奕訢一般，成为一代权臣；反之，隆裕如果聪明坚韧，慈禧即为她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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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鄙陋。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惯例，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与翰林。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却只被赐了个六品官，原因今天看来，应该是梁启超不会说官话，而年轻的皇帝基本上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白话。既然君臣对话形同鸡同鸭讲，纵然君王满腔诚意，臣子满腹经纶，也只能相顾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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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在当年，更是传统以力获权，与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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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无论我们持革命史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洋务—戊戌—辛亥），都无法绕过“革命”。辛亥这一年，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年代，非有足够的襟怀，即使百年之后，我们仍难逃机械刻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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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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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招商局人在谈到自己的企业时，常常会提到一句话：“招商血脉，蛇口基因。”溯起血脉源头，作为一家企业，招商局的创办不是偶然的、纯商业的行为，不是一般自由资本逐利的结果，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其所面临问题探索、思考的结果。恰如当年招商局的开局启事明言：“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 历史中国近代史清朝近代中国梁启超洋务运动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