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蒙代尔：毁誉参半的经济学宗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并不是唯一一位把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看作“科学怪人”的著名经济学家。尽管同样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克鲁格曼对加拿大人蒙代尔的印象却是“住在摇摇欲坠、半是宅邸半是城堡的古老庄园内，经常召集一些正规学术圈以外的人物举行怪异的沙龙”。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形而上比喻——1969年，37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蒙代尔判断国际货币体系行将崩溃，美元将会出现大规模贬值。为了在自己的存款“变成空气之前使它们物尽其用”，蒙代尔花费2万美元在意大利历史名城锡耶纳附近的桑塔科隆巴镇（Santa Colomba）买下了一栋文艺复兴时代的五层古堡，并且年复一年地投入巨资对其进行修缮。很快，同行们就给了这栋灰扑扑的豪宅一个戏谑的称谓：“蒙代尔宫”（Palazzo Mundell）。

罗伯特·本内特（Robert A. Bennett）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最知名的财经记者，也是极少数在“蒙代尔宫”刚刚翻修完成时就获准进入参观的媒体人之一。他在当时的采访手记里写道：“整洁有序显然不属于屋主赞赏的美德。卧室一角堆着数以百计的手稿，粗大墨水笔画出的箭头和关键词在白纸上显得相当醒目。家具是旧的，几个电话号码被随随便便写在墙纸的一个角落里。”蒙代尔告诉本内特，自己选择这么一种怪异的生活环境是为了纪念已逝的母亲——莉拉·特蕾莎·蒙代尔（Lila Teresa Mundell）的家族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拥有一栋壮观的古堡，但在婚后由于税负过重不得不忍痛割爱。然而也有一些严肃经济学者认为，蒙代尔是在刻意营造一种不落俗套的公众形象。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N. Bhagwati）就表示：“毫无疑问蒙代尔是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但他总是独自工作，更愿意和记者而不是同行交流，连论文也很少发表。隐居不过是另一个小噱头。”有人干脆管蒙代尔叫“法师”（Guru）——印度教里一种故弄玄虚的神汉。

2021年4月4日，这位毁誉参半的宗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患胆管癌，病逝在桑塔科隆巴的“蒙代尔宫”中，享年88岁。全球政商两界对此做出了极尽规格的哀悼。以色列央行前行长、“蒙代尔宫”多年来的常客雅各布·弗伦克尔（Jacob Frenke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您（蒙代尔）重新发明了基于自由市场设定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成就都受惠于您。”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欧洲央行前执行董事比尼·斯马吉（Bini Smaghi）则认为：“尽管将欧元这样一个巨大项目归功于某位个人稍嫌夸张，但就理念灵感而言，蒙代尔教授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博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讣告盛赞了逝者勤勉的一生：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凭借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崭露头角，接着在80年代以其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催生出了改写美国历史的“里根经济学”，随后还为90年代欧元区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石。生前最后十几年，蒙代尔的注意力转向亚洲，曾多次呼吁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可以说，过去60多年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变化他都没有缺席。

然而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界对这位“法师”的离去，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克制甚至冷淡。克鲁格曼对蒙代尔的反感自是数十年如一日，但在世的其他资深经济学者对讣闻也全无置喙就显得相当离奇了。对此，原《波士顿环球报》资深财经记者、畅销书《经济法则》作者戴维·沃什（David Warsh）给出了他的解释：“在所有当代经济学家中，蒙代尔是最活跃也最善于致富的一个。他极具智慧，但对穷人来说总是像个聪明的大盗，这使得他的公众形象变得极为复杂。”诺贝尔委员会将蒙代尔的学术贡献总结为“对国际货币秩序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创造性预见”，但这反而并不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而那些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划时代政策，从全面放松管制却显著扩大了贫富差距的“里根经济学”，到纸面上尽善尽美实践中却一再暴露出问题的欧元区规划，在最近十几年正成为经济学界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要在这种背景下给予“法师”以褒扬是很难的。

某种程度上，蒙代尔无法复制的个人经历，正可视为经济学自身在20世纪后半叶命运的写照。在后凯恩斯时代的余晖中，国务家们依然把经济学视为点石成金的巫术，并一度赋予那些年轻的书斋学者以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权力。而美国作为“二战”后全球贸易—货币体系主导者的地位，又使得来自美国的变化会逐步传导到全世界，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而蒙代尔为自己营造的神秘“法师”形象，恰恰迎合甚至放大了固有的偏见，却与真实的公众利益渐行渐远。只不过如今墓木已拱，他不再有机会正面向世人解释他的确切动机和挂碍了。

“一直以来我都以身为加拿大人而自豪。那是一个个人主义气息浓厚的国家，这一点对我的经济学启蒙是很有意义的。”1986年，蒙代尔在一次访谈中告诉本内特，“而加拿大又离美国很近，并且在经济上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当我在美国的大学和同行们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同一套理论体系。所以我一直没有改国籍。”

不过，至少在青少年时代，未来的“法师”看上去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农场主。确切地说，在13岁以前，蒙代尔几乎不知城市为何物——他的父亲威廉·坎贝尔·蒙代尔是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的一位教官，由于“二战”爆发不得不长期留在金斯顿市的校园里值班。母亲莉拉·特蕾莎·蒙代尔出身安大略省的望族汉密尔顿家族，出嫁时带来了一片农场和一座城堡式宅院。蒙代尔从小就生活在牛群和马场之间，读的是只有15个学生的乡村小学，形成了一种他自称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习气”。直到战争结束，父亲才决定举家搬迁到英属哥伦比亚省。

“二战”结束之际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决定的。美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经济体，使其本币汇率与黄金绑定，其他各国货币则与美元绑定，如此维持了一种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然而从1949年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矛盾就若隐若现：在“马歇尔计划”下积累了巨额对美贸易赤字的西欧诸国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开始了本币对美元的贬值（通过买卖黄金）。身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加拿大为了兼顾与英国以及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关系，先是决定对本币实施小规模贬值，到了1950年干脆决定采取浮动汇率制，结果意外造成加元持续贬值和全国性通货膨胀。后来渥太华当局被迫承认，这是一次“错误”。

加元危机发生时，蒙代尔已经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完成了高中学业，并且初步展现出在数学领域的天赋。后来他回忆说：“1951年加元汇率暴跌，当时我问我的高中班主任：‘什么叫货币贬值？’他回答了一连串晦涩混乱的术语。当时整个加拿大的报纸都在讨论汇率、货币和进出口问题，这激起了我的兴趣，希望对此做一番探究。”不过，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的经济学学士文凭的确只能算一种“个人探究”——当时的加拿大在经济学版图中属于彻底的边缘地带。为了向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求教，蒙代尔先是申请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奖学金，接着又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据他自己说“总共上了三堂课”），最后在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交换学期完成了论文，导师是经济史泰斗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56年，24岁的蒙代尔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加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段16年学术生涯。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正处在一系列新观点的萌芽期。一方面，英国人凯恩斯及其推崇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已经远离，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正在发展他们基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新理论。另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巩固使得国际贸易和汇率问题似乎不复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美国=全世界”成为许多研究者默认的假设。而蒙代尔的工作恰恰对这一预设发起了攻击。

1963年，蒙代尔在《加拿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通与稳定政策》的长篇论文。该文提出的模型，因为和同一时期IMF研究部副主任约翰·弗莱明（John M. Fleming）独立发展出的论点大致类似，因此通常被合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断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追求固定汇率、自由的资本流动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在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相较货币政策更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反之，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会更显著。作为调控手段的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必须与对应的汇率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反之则不然。

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蒙代尔本人进一步提出了“最优货币区”（OCA）的设想。按照他的看法，在一个劳动力和资本可以保持长期自由流动，同时具有相似的商业周期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的地区，选择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采用单一货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借助市场本身的调控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这种“最佳货币区”有可能出现在北美共同市场，但更有希望的发生地是在欧洲：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欧洲单一货币的构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认为，“仅就视野突破了一般美国经济学家的‘国内优先’思维而言，蒙代尔的作用就不可替代。他关注的是未来的世界”。

与“最优货币区”相比，现实中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显然是一套存在诸多漏洞的制度安排。包括罗伯特·特里芬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已经指出了旧体系不可化解的内在矛盾，即“特里芬悖论”。蒙代尔则进一步揭示，在不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下，出口国的财政政策将无法有效约束其央行的货币政策。受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巨额贸易逆差这组双重力量的影响，黄金实际上一直在流出美国，总有一天会导致美元无法维持可兑换性，届时整个世界货币体系将会崩溃。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虚拟货币构想，试图用其取代美元来执行平衡国际收支、充当储备资产等职能。这就是后来IMF使用的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的雏形。

然而尼克松政府恰恰没有采纳蒙代尔的建议。在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无法维持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决定听取蒙代尔的论敌弗里德曼的建议，从1971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认定全球经济崩溃在即的蒙代尔立即宣布离开芝加哥大学，并于1972年在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经历了大约两年的振荡以及经济衰退之后，美元汇率最终稳定了下来，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依然没能摆脱它们对这种单一国际通货的依赖。而蒙代尔的末世预言则和他的灰色宫殿以及新教职一样，变成了同行口中的笑柄。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某位成员在提到他们的老同事蒙代尔时，用不无戏谑的口吻评论道：“这一回，拿破仑可是自己从芝加哥跑到滑铁卢去了。”而他当时才刚满40岁。在“里根经济学”背后

1974年，“拿破仑”从他的加拿大厄尔巴岛归来，登陆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据一位当时拜会过他的经济学家回忆，“鲍勃留着一头油腻的长发，气色很差。他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四门课，经常在办公室与年轻人们畅谈竟夜，但很少见同行，也几乎不发表论文”。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能算是坏消息：在波士顿，经济学家们会和一个抽象的“美国政府”打交道；而在纽约，他们有更多机会结识活生生的政客。1976年，蒙代尔被一位熟人介绍给了纽约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克·肯普（Jack Kemp），从此开始介入高层政治决策。

尽管和弗里德曼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蒙代尔同样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理论的鼓吹者。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要维持经济增长，就必须确保企业家的利益得到了足够充分的维护。要使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对它们施加的税率就不能超过25%。”类似的论调在罗斯福新政的黄金年代当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但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增长停滞、通胀高企的绝境使得一切离经叛道的点子听上去都不无道理。而在所有“非主流”观点中，以蒙代尔的学说听起来逻辑最为严密：政府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采用低税率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另一方面用高利率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胀，如此便能同时解决“滞”“涨”两大问题。

其貌不扬但辩才过人的蒙代尔很快就吸引到了他的崇拜者。其中一位是同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过的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当时是财政部长舒尔茨的顾问。拉弗在1974年提出了一种财政学假说“拉弗曲线”，他认为在低税率状态下，企业收益增长带来的税基提升足以使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因此有必要实行大刀阔斧的减税。这一观点和蒙代尔的“25%上限论”不谋而合，两人的关系迅速拉近。另一位经常来向蒙代尔求教的活跃人物是《华尔街日报》编辑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他的第二重身份是政治分析师以及多位共和党政治家的私人顾问。在万尼斯基的引荐下，蒙代尔开始和肯普频繁来往，两人联名发表了几篇涉及经济政策的文章。共和党在1980年大选中获胜后，肯普成为众议院议长，蒙代尔的影响力也顺势进入了华盛顿。

为了使拉弗—蒙代尔搭档的观点更容易被共和党政治家乃至普通民众接受，万尼斯基发明了一个奇特的新术语“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概念，因为无论拉弗还是蒙代尔都无法回答如何才能计算出最合理的税率上限。但在政见表述上，它却是足够明晰的——通过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及允许自由贸易，国民经济将按照市场运行的自然机理实现增长，消费者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企业在收入获得增长之后也能雇用更多劳动者。至于低收入群体的出路，蒙代尔的表态是：“当蛋糕本身变得更大时，看似较小的份额依然可以令更多人受益。反过来，如果采取了较高的累进制税率，最终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蛋糕变小，那么即使穷人分到了较大的份额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罗纳德·里根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阿瑟·拉弗是国家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他以极其浮夸的口吻向总统推荐了蒙代尔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里根对“法师”的学说也极有兴趣。经过几次私下会面，蒙代尔充满自信的姿态给里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国会为著名的1986年减税法案争取支持时，直接引用了蒙代尔的一句论断：“每次当我们试图通过增税来为政府增加收入时，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在给进步和增长设置障碍。”这项税收改革法案最终以压倒性多数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它将1987年度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限从50%降低到了38.5%，全国税收等级由此前的15档简化为4档，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1986年减税法案被视为“里根经济学”在财政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支柱，它的通过也使得蒙代尔的个人声望一时扶摇直上。万尼斯基在他的专栏里洋洋得意地写道：“世界正沿着蒙代尔规划的蓝图前进，决策者们也在持续发现他的价值。”离开《华尔街时报》以后，他甚至讲述了一个极为离奇的故事：1985年春天，在万尼斯基本人的安排下，美国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部长理查德·达尔曼（Richard Darman）临时赶到百慕大与蒙代尔秘密会面，两人挤在一辆出租车里长谈了40分钟。在那次谈话中，蒙代尔竭力主张重新恢复主要货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并提议首先在五国集团（美日英法德）内部形成一致。6个月过后，改变全球货币格局的广场会议在纽约召开，五国集团同意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法郎等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性地下调。尽管美元贬值距离“固定汇率”仍有较大距离，但在蒙代尔眼中依然是他的理论的阶段性胜利。被质疑的晚年

没有什么能比诺贝尔奖颁奖晚会上的一幕，更好地反映蒙代尔在20世纪90年代时的心理状态：他身着白色晚礼服，波澜不惊地致完道谢辞，随后突然仰起脑袋、自顾自地大声唱起了美国爵士乐巨星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名作《我的路》。那是一首以告别为主题的歌曲，最后一句是：“我以我的方式做到了。”

1999年，因为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蒙代尔向老朋友本内特承认，诺贝尔委员会对他的青睐使他终于有机会狠狠报复自己的经济学家同行们，“毕竟我的工作引发了一系列争议，难免也会踩痛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脚趾”。他宣布将用获得的100万美元奖金再次翻修“蒙代尔宫”，并在每年秋天邀请自己的知交好友们前来桑塔科隆巴举办一场世界经济论坛。例行的参会嘉宾包括阿根廷和以色列的前任央行行长、IMF和欧洲央行的资深官员、从亚洲和非洲慕名前来旁听的政府要人，以及半退休的裘德·万尼斯基。每年10月初，总会有挂着不同国家牌照的汽车在锡耶纳街头打听桑塔科隆巴镇的方向；它们最终都会会聚在蒙代尔宫门前，完成这场特殊的“朝圣”。

罗伯特·蒙代尔已经功德圆满。尽管并未直接参与欧元区的具体制度设计，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初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详细地比较多种货币并存与单一货币制度之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利弊。这些工作的意义在随后得到了欧洲央行的承认。IMF、世界银行、欧洲理事会、美联储等十几个机构邀请他担任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先后向他提供了终身教席。即使是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影响力达到巅峰的21世纪初，蒙代尔仍能凭借个人影响力与弗里德曼相抗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爆发。

对于“供给侧经济学”及其产物“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存在的弊端，小布什时代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Gregory Mankiw）在其主编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里有过一段辛辣的讽刺：“较低的税率或许可以鼓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这额外的努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降低税率的直接影响。但从来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工作努力带来的增长能够在低税率条件下依旧维持税收收入的增加，就像不能指望一边激进节食一边令身体更加强壮。”在低税负条件下，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和资本扩张变得更加容易，直接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里根政府为了维持激进的军工复合体开支，一再向国外举借巨债，直接导致美国在21世纪初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导致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远因，在蒙代尔学说盛行的80年代已经埋下伏笔。

欧元区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项问题。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不可能的三位一体”特性，欧洲单一货币的设计者选择了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在各国的财政政策以及政府预算依然独立的情况下，所谓“统一的货币政策”其实只是空泛的口号；成员国在监管力度有限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扩大赤字，并把通胀负担转移给欧洲央行。这样一来，一旦欧元区以外发生的经济危机传导到了欧洲，缺乏中央财政支持的欧元势必陷入流动性危机，继而出现主权债务问题。而蒙代尔的理论却无法为之提供解答。

作为凯恩斯的批评者，蒙代尔偶尔也会承认自己和那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具有观点上的一致性。他曾经告诉本内特：“在一个短周期内我其实是凯恩斯主义者，在中等周期是供给学派，就长期来看则是货币主义者。”不同于极端的市场至上主义者，“法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倘若政府不能施加干预，他所设想的那种市场主导的模式将永远不会出现。这也是他频频交结政商要人、希望对决策过程施加直接影响的重要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己其实是一名“纯粹”的理论家，是在面向一个绝对理想的世界做出预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蒙代尔开始极尽偏执地鼓吹恢复古老的金本位制，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还愿意与之对话。那一刻，他的的确确已经不再面对真实的世界，而只是一个沉迷于自我确证的隐居老人罢了。 经济学宏观经济蒙代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