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网瘾少年与家庭

编辑·陈晓纵火

“你好啊，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坐在精神病院五病区楼下，陈芸拨通了护士台电话。五病区收治“物质依赖所致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患者”，陈芸18岁的儿子王东东住在这里。因为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东东最终出现幻觉，并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被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近700天。

以往每次来看儿子前，陈芸会从外面的餐馆带一份小炒，坐在病房里看着儿子吃完。疫情发生后，医院不允许探视，她只能买保存时间较长的食物，托医生带上楼。医生说，东东最近长胖了，一米八七的个子，体重接近200斤，需要注意控制饮食，陈芸不好意思地笑了。但医生又说，东东的病情不算好，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比如“脱了另一个人的袜子，舔对方的脚”，陈芸的表情又凝重起来。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儿子了，只在视频里看过几次孩子的脸，没有明显感觉到儿子肥胖。刚进医院时，走廊里迎面走来一列纵队，是四名医生带着十几个穿病号服的病人去院子里散步。陈芸停住，眼神扫过队伍里的一张张脸庞，最后追着队尾的医生问：“东东今天有下楼吗？”折回来后，陈芸失望地跟我解释：“恢复得好的病人才可以到外头活动，医生说东东还不行。”

电话那头，东东似乎心情不错，能清醒地回答陈芸的问题。他问陈芸：“这里不让探视，能不能转院到北京去？”陈芸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笑容爬上脸颊：“你是不是想见我啦？那咱们过后找医生转院，回北京去！”挂电话前，东东又问了一句：“我的游戏账号你登上去了吗？我在里面充了20万呢。”一句话触到了陈芸的痛处，她语气还是柔和的，但脸色严肃沉重起来：“你怎么还想着游戏？你是不是还想玩呀？这游戏太坏了，把我们害成了什么样，是不是呀？”

游戏太坏了——这确实是陈芸和丈夫共同的想法。以前，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过着体面的生活：在西三环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大房子，离公园很近，春天时走着路就能到公园里赏樱花。丈夫王栋是一所国家级研究所的教授，东东在人大附中分校念书，陈芸是家庭主妇，总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但初中开始，东东迷上了一款名叫《地下城与勇士》的游戏，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对学校的功课毫无兴趣，高中去了一所技校，生活重心仍然全在游戏上。为了要钱给游戏充值，他常和父母起口角，甚至大打出手，曾一拳把陈芸的眼眶打骨折了，还在回老家时放火，烧了姥姥姥爷的房子。

陈芸至今对那场火记忆深刻。那是2019年5月，她带着东东从北京回到自己的老家，一个位于中部省份的山间小村庄，希望有山有水的自然环境能让孩子放松下来，缓和他暴戾的脾气。回家后不久就是东东的17岁生日。那天一大早，陈芸原本打算买个蛋糕庆祝。东东反对说：“别浪费那些钱，留着给我充值多好啊！”陈芸没有应声。上午，她在屋外干活，没有注意丈夫王栋发来一条微信，又很快撤回。倒是东东握着手机冲出来，愤怒地质问：“爸爸是不是又不给我钱充值？！”然后推倒陈芸，把手机反复砸到地上，直到电池板都摔出来才罢休。陈芸摔坐到身后的石子堆上，双手被小石子割出了血。她到附近的小河边清洗了伤口，坐在河边晒着太阳默默流眼泪。又怕80岁的老父亲见到自己受伤的样子难过，坐了会儿便沿着小路不停地走，翻过一座小山，到了村里一位嫂子家里。与儿子的冲突和翻山行走都让她感觉疲惫，吃过午饭后，她很快沉沉地睡了过去。

“你家出事了！”被嫂子摇醒时，天已经全黑了。陈芸往家的方向跑，远远看见火光冲天。庆幸的是，父母和儿子都平安地站在屋外。在派出所里，陈芸听说，是东东把家里酿的5斤63度玉米酒全部洒到屋后的柴垛上，点了火。火苗一下蹿上屋顶。东东害怕了，先冲回房里抱出自己的电脑主机，再叫醒姥姥和姥爷报警。

因为故意纵火，东东被拘留。在看守所里，他总是语无伦次地说胡话，念叨着游戏里的场景，双手不停在空中做出敲击键盘的动作，被强制转入市区的精神病院后，鉴定为精神二级残疾。精神鉴定书里致残原因一栏勾选着“其他”，而在评定意见一栏，医生写下这样的意见：“近五年出现情绪不稳定，行为冲动，外跑，纵火……交流中言语混乱，显著兴奋，不主动配合治疗。”

陈芸觉得，东东放火是在模仿游戏里的场景，而丈夫王栋则认为，这是儿子要挟父母给钱充值的手段。无论哪种推测，夫妻俩都同意的是，聪明乖巧的儿子一步步发展到暴力、纵火、精神残疾，与游戏有直接关系。“游戏的精神控制力太强大了，它不断引诱孩子充值，否则就对父母大打出手。这比黑社会还危险，孩子是充当了游戏的打手。”王栋对我说。2020年4月2日，他委托律师向北京互联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起诉《地下城与勇士》的开发者腾讯游戏公司。他说，想通过儿子的案例，引起全社会关注，共同抵制类似的“邪恶游戏”，挽救其他“还在水深火热中的父母”。

王栋是一位学者，上世纪90年代曾到日本和美国留学，主要研究经济、金融领域。儿子入院后，他花许多时间查找有关网瘾的资料，包括网瘾青少年做出极端事件、网瘾精神病标准及治疗等报道。他建议记者，以东东为案例去采访国内研究网瘾的医生，“可以通过预约、挂号、网上平台问诊等方式去采访”。接受采访的三个小时里，除了起诉游戏公司的案子，王栋更多时间在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认为，国家需要拿出专门的资金应对游戏行业，又过渡到对中美历史上的经济货币政策的分析、美国黄金时代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并把自己最近一本金融著作里的新发现介绍给记者：“这些内容很重要，都是你以后报道努力的方向啊！”

在家庭里，王栋同样保持着学者的思考和谈话方式。在与游戏争夺儿子的漫长拉锯战中，他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给儿子“讲课”，从经济学的基础内容开始讲起，试图让儿子明白，游戏充值和赌博、股票有相似之处，所以让人难以戒断；或是谈起老家曾有一位妇人，生下的三个儿子最后考中了进士，传为佳话，想以此激励东东回到正道，好好读书。

虽然有些“学究气”，但结婚20多年来，王栋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陈芸则扮演“执行者”的角色，负责琐碎的家事，照顾家人的生活。她性格温顺，年轻时从老家村子里来北京读大专，学的是摄影专业，技术在圈子内小有名气，常有公司约她进行商业合作。但陈芸一周最多只接两单，只选自由灵活的工作，一切安排都以家庭和儿子为主。

儿子东东是2002年出生的。关于小时候的东东，陈芸最愿意讲的是他制作蛋壳艺术品的故事。那时，东东11岁，不小心捏碎了陈芸雕刻好的蛋壳，自己从冰箱里拿出新的鸡蛋，描画、破洞，按照国画老师教过的泼墨方法，往蛋壳里撒盐，最后用彩色的小灯泡从下方照射。灯光透过蛋壳，在墙上呈现出星空的效果。“他很聪明，也很爱妈妈。我没有批评他，他还是主动帮我做了新作品。”陈芸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她划动手机，从微信收藏里找到这篇文章，展示给我看。滑到儿子的作品照片时停留了十几秒，像是解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沉浸在那段温暖的回忆里。

但更多时候，东东是个“难带”的孩子。幼儿园时，孩子们排着队挨个走到老师面前，从盆里领小毛巾。轮到东东时，他把盆子踢翻了；排队时，别的小朋友总能一个对着一个，站得整齐，东东总是拐到队伍外边。上小学后，东东不是朝女同学丢小纸团，就是玩耍时把沙子扬进同学的眼睛里。不管陈芸如何纠正、批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质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好呢”，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她已经记不得自己多少次被叫到学校谈话。每次手机屏幕上浮起老师的电话号码，陈芸都要缓上几秒钟，深吸一口气后才接通。带着东东到公园里玩时，别的妈妈凑在一起聊得火热，陈芸却完全不能松懈，视线一刻也不敢从东东身上移走，“要是听到有孩子哭了叫了，不用说，肯定是东东搞的”。她感觉精疲力竭，但又无法苛责东东，孩子似乎并不是故意的。老师也告诉陈芸：“东东态度很好，特别努力在改正，就是做不到。”

直到小学五年级，在老师的建议下，陈芸带着东东去看医生。填完一份长长的调查问卷后，得到了“阿斯伯格症”的诊断结果。这个陌生的疾病名称在陈芸脑子里纠缠了一天，直到吃饭时，她嘴里的食物突然喷出来，开始号啕大哭。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心理医生海英告诉我，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广泛性发育障碍，但和典型的孤独症相比，阿斯伯格症患者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能障碍，最大特点是人际交往困难，“很想交朋友，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患者兴趣爱好局限，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伴随笨拙运动的问题。“陪伴阿斯伯格症的孩子时，不能设定太多规则，否则孩子容易紧张、情绪过度压抑。家长一定要宽松一点，不要限制得太严格，也要让孩子有更多的兴趣，避免专注于狭窄的一项。”

8年前，心理医生给陈芸和王栋的建议也是如此。在心理诊所，陈芸看到其他患有严重阿斯伯格症的孩子，有的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生活都无法自理，只是自己埋头玩玩具。“相比之下，我们东东简直太好了。”陈芸回忆，“医生说他的症状是最轻的，连药物治疗都不需要，我的心才稍微舒展开。”游戏

东东的成长是怎么“失控”的？陈芸已经无法一一说清具体时点了。但所有越来越坏的记忆，都和“游戏”有关。

小学四年级时，东东已经接触到了网络游戏。起初是在小区楼下看别人玩，后来偷偷拿着妈妈的手机玩，或是在家里电脑上玩。“游戏太好玩了，他看一眼，就植入脑子里，抹不去了。”陈芸说，自己对儿子玩游戏是警惕的。一开始会一把夺回手机，或者干脆直接拔掉网线。但东东念念不忘，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玩游戏，也会忍不住凑过去，和对方热络地聊起游戏里的场景和技能。

五年级确诊阿斯伯格症后，虽然从医学的角度看是轻症，但对父母来说，仍然是难以抹去的阴影，孩子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有一次，陈芸打扫卫生时想起儿子的病，不自觉流泪，听到东东从屋里出来的声音，赶紧抹了把脸，想亲昵地打招呼。东东先开口了：“妈，你别装啦，我知道我是个病孩子。”陈芸心里咯噔一下，“更心疼儿子了”。她和丈夫降低了对儿子学业的期待，试图让东东“感觉到更多的爱”。那时，东东喜欢动画片里的溜溜球，家里几乎把所有款式的溜溜球都集齐了。东东玩电子游戏停不下来时，陈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制止，而是坐在一旁好言劝告。

但东东的脾气似乎越来越暴躁。绝大多数冲突都和游戏有关。起初，他只是躲着玩，后来父母再劝阻，他就阴着脸扔杯子、砸墙，一脚蹬开凳子后走回房间，“嘭”的一声甩上门。陈芸记得，最严重的一次，自己好不容易说服儿子从游戏里下线，13岁的东东一声低吼，一拳砸在窗户上，击碎了玻璃，手也被割伤。她第一次见儿子流这么多血，吓坏了，急忙把儿子送到医院，缝了20针。“妈妈，你真好，我都这样了，你还把我送医院。”医院里，东东突然说出这句话，让陈芸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感动，也觉得安慰，“他还是爱妈妈的”。

“砸玻璃”事件后，夫妻俩不敢再直接劝阻儿子玩游戏。王栋提出“堵不如疏”，把儿子的兴趣引到别的方面。东东想练拳击、散打，陈芸就带他上健身房，买了两万块钱的私教课；东东喜欢郊区的山水，陈芸把家里的电瓶车换成了最大容量电池，常常驮着儿子骑100多公里去北京的十渡景区。东东想养鱼，王栋买了半面墙高的鱼缸，给他养中华鲟、娃娃鱼之类的珍贵鱼种，还把美术老师请到家里教东东国画。

陈芸还试过陪儿子一起打游戏，“希望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把他拉出来”。但她始终无法理解“游戏”这门语言，在电脑桌前如坐针毡，不明白游戏里几个低像素小人的对打有什么魔力。与游戏“抢夺”儿子的种种方法，最终都失败了。东东最痴迷的仍然是游戏通关，并开始成为氪金玩家，花钱充值、买设备。从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他用完了自己的零花钱，就编出买书、闯祸了需要赔钱、和同学出游等借口，向父母要钱。一开始，王栋都尽量满足，“如果能让他正常生活，想充点钱就充吧”。他会趁东东要钱时提条件，让儿子听自己讲两个小时的课，或是离开电脑去画会儿画、做做运动。

但东东的脾气并没有因为父母的顺从而有所改善。所有阻碍游戏进展的事，都会点燃他的怒火。“感觉他总处在99度的状态，不知道哪句话惹怒了他，就加上最后1度，沸腾起来了。”有一次，老家的亲戚来北京，陈芸觉得“有自家人在，有了底气”，于是在亲戚面前态度强硬地阻止东东玩游戏。她重申了好几遍后，一米八几的东东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拳捶在陈芸的胳膊上，瞬间涌出一块淤青。陈芸脑子“嗡的一声”，哭了起来。亲戚们安慰她，批评东东，那些声音似乎都飘在空气中，进不到陈芸的耳朵里。这次暴力以东东的反复道歉认错收场，但没想到，这只是家庭暴力的开端。

2019年春节后，王栋带陈芸和东东到三亚旅游，想缓和家庭关系。在大螃蟹、龙虾、沙滩蹦蹦车的诱惑下，东东勉强同意出游。但酒店里没有电脑玩，只待了三天，东东就吵着要回北京。王栋刚劝了几句，东东的脾气就蹿上来，用力扯下酒店房间的窗帘扔在地上，一拳把王栋打倒在床上。无奈，王栋只好买了当天夜里11点多的机票，三人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一进门，东东鞋子都来不及脱，就坐到了电脑前。失控

如今，陈芸已经能平静地讲述儿子的暴力。我们见面时，她穿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宽松牛仔外套，戴一顶黑色圆边的帽子，一头齐肩的短发有点毛躁。今年48岁的她，手机里还有自己18岁时的照片。老照片中的姑娘身形消瘦，眼睛清澈灵动，皮肤白皙，穿着一件和口红颜色相近的毛衣，像90年代的香港女明星一样清纯时尚。但现在发福得厉害，皮肤状态比同龄人更苍老，脸颊上和眼窝附近各有一道不太明显的伤疤，都是儿子殴打后留下的。

和所有的家庭暴力一样，第一次动手后，东东的暴力不断升级。他曾经抄起手机砸在陈芸脸上，把她的脸割出一道10厘米长的伤口。也因为索要5000元钱给游戏充值被拒绝后，把父亲按在床上，用改锥砸父亲的头，砸得头破血流。王栋两次试图报警。东东小时候最害怕警察，哭闹时一提到警察，他就会安静下来。但当个子长到一米八七、体重接近200斤时，报警反而刺激他做出更可怕的举动。他在夜里把王栋养的花从10楼阳台砸到小区地面，或是把家里的大桶食用花生油倒满地板，并叫嚷着寻找打火机。

2018年深秋，王栋从家里搬了出去。“毕竟还有社会责任要承担”，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决定。他在郊区租了房，继续做学术研究。一直到儿子入院之前，他还发表了两篇研究文章，内容是探讨美欧金融动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周期性规律。“至少把他保住了，家里总得有人挣钱。”对丈夫的决定，陈芸也没有怨言。从这个家庭建立开始，她就习惯了听从和承受。

陈芸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家的房子在外省一座山脚下，只有两户邻居，开门面对的就是连绵群山，前两年还是定点扶贫的贫困户。2019年带孩子回老家时，通往外面的路还没有修好，他们只能搭车到镇上，再步行4公里的石子路回家。单单是从市区到村子，就要花6个小时。

陈芸在村里上的小学。每天放学回家先要放羊、割猪草、做饭，最后才能做作业。但她有股子心气儿，总想着走出去，到外面的城市去。初中毕业后，她投靠一位远房亲戚，去北京念中专。这位亲戚就是王栋的母亲。那时王栋还在国外留学，陈芸常到家里照顾老人，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太太喜欢她，撮合了婚事，陈芸嫁给了大她15岁的王栋，从此在北京安定下来。她学历不高，但为人温柔贤惠，承担起了家里种种现实的责任。还怀着东东时，公公婆婆先后瘫痪在床，她照顾两位老人十几年，直到他们离世，同时陪伴着被诊断出阿斯伯格症的东东。大部分时候，丈夫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陈芸的总结是，“他没有从一个学者的身份转换成一个父亲”。但说话的语气并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平静的陈述。她早已接受了自己和丈夫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就像接受了月亮就是靠反射太阳光而成为月亮的事实一样。只是没想到，人到中年时，竟一度觉得自己“要死在儿子的手里了”。

丈夫搬走后，她一个人留在家中“前线”，照顾儿子的生活，也承受他越来越升级的暴力。游戏通关不顺利时，陈芸无心的一句话，就会引来一顿拳脚，每次殴打，她几乎都会出血。东东也不再道歉，还嘲讽妈妈：“你怎么跟纸做的一样，动一下都不行。”他甚至把门反锁起来，用扫把抽打陈芸的背，陈芸说自己“就像人质一样”。她身上总是揣着钱包、手机和身份证，以便冲突一旦发生，自己能趁儿子不备时找机会夺门而出。不能坐电梯，只能跑楼梯——东东腿长，下楼梯反而追不上陈芸。跑到外面，等东东“那股劲儿”过去了，再回家给他做饭。

2019年4月的一天夜里，大概12点半，东东才从游戏里下线。陈芸以为终于可以睡觉了，她已经小心翼翼盯了儿子一晚上，实在困极了，东东却突然要求陈芸骑车带他去十渡。陈芸呆住了，骑电动车去十渡至少得5个多小时，“现在可是夜里12点多，怎么也等天亮再出发吧”。但她看到东东“眼冒凶光，恨不得一掌毙了我”，还是穿好衣服出了门。凌晨6点多，两人才骑到十渡。

十渡是东东少有的愿意去的户外地方。以前，他们在十渡划船、玩游乐设备时，东东的状态会短暂放松下来，但这次，东东似乎一直焦灼躁动，只是在民宿捧着手机玩游戏，不愿出门。在餐馆也只点一盘最便宜的西红柿炒鸡蛋，不让陈芸多花钱。第二天回家路上，他又莫名发火了，在一块没有人的空地处要求停车，然后一拳抡在陈芸头上，接连又是好几拳，一脚踹在陈芸的肚子上。陈芸飞了出去，第一次有强烈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在儿子的手里”。她勉强站起来，大声质问：“你把妈妈弄死了，你将来怎么活下去？”东东才停了下来。

天亮时，陈芸终于驮着儿子回到家。疲惫不堪时，突然接到老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最近家里怎么样？门口的樱桃快熟了，要不回来吃樱桃吧？”陈芸的脸颊还在淌血，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也是爸爸的孩子，却被自己的孩子打成这样”。入院后

那个小时候“又甜又聪明”的儿子，为什么现在成了这样？这种极端的变化是阿斯伯格症难以控制的病理性爆发吗？海英博士告诉我，两者之间很难建立直接联系。患有阿斯伯格症的孩子如果长期情绪压抑，最终发展为精神疾病的风险相对较大。但进入青春期后，生理、家庭、外界环境等许多复杂的因素，都有可能对孩子的精神情况造成影响。

陈芸也没有答案，但如果要指认一个明确的“敌人”，那就是“游戏”，“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模仿游戏”。有一次，东东要求陈芸从商场买回两把双立人的刀，模仿游戏里的对战，用刀和自己对打。陈芸害怕得很，又不敢拒绝。她感觉儿子心里总有一团怒火，这火焰随着他的长大在增大，自己得帮他排解出来，不要伤着别人，更不能伤了东东自己。她带着儿子到公园偏僻的角落，用硬纸壳罩在身上做自我保护，哆嗦着手陪儿子玩刀，吓得双腿发抖，但还不忘架起摄像机，假装是在拍摄视频，以避免路人怪异的眼光。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家庭以外，东东大部分时候是个有礼貌的孩子。美术老师刘明带着东东学国画有五年了，他说东东曾经是自己班上最聪明、最有灵性的孩子。当东东沉迷游戏后，为了转移儿子的兴趣，陈芸请刘明到家里来上课。但东东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勉强坐到桌前，画的内容也全是游戏里打斗的场面。到最后，刘明也劝不动他了，几天没洗澡的东东光着脚，反穿着衣服坐在电脑前，入迷地盯着游戏屏幕。不过，他在刘明面前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偶尔不小心说了脏话，都会马上跟老师道歉。去十渡游玩时，有一次夜里下雨了，民宿老板主动拿雨衣盖住陈芸的电动车，东东也非常感激地向老板道谢。

孩子的暴力针对父母，这让陈芸感觉难过，也多少让她觉得轻松——或许因为把怒气都发到了自己身上，孩子没有去伤害社会上的其他人。她对自己的承担感觉痛苦的同时，又觉得有了些价值。

从十渡回来那个恐怖的夜晚过后，她决定带孩子回老家。那是一个和北京完全不同的地方，有樱桃园、连绵的山脉和清澈的河流。她不知道儿子是否能在新环境里变好，但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回到爱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虽然他们已经80岁，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多少能给陈芸一点力量，她实在觉得“筋疲力尽了”。没想到回老家一个多月后，就发生了纵火事件，儿子进了精神病院，两位老人也受到不小惊吓。

如今，陈芸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地方。她留在老家，大概每个月跑一趟市里医院看望东东。每次的路线几乎是固定的：先从村子里搭顺风车到县城的客运站，再坐客车进市里，能比一路搭顺风车便宜40块钱。到市区后，先去离医院最近的大超市买上两三样水果，提一箱牛奶，再到超市外的肯德基捎一份鸡肉卷套餐，拎着大包小包坐上去精神病院的公交车。路程将近120公里，一趟要花三个多小时，王栋待在北京，偶尔和妻子在微信上聊聊儿子的病情。东东入院后，他开始了对网瘾的研究，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发到网上，论述整治不良网络游戏的重要性。王栋说，以前从未想过儿子是患上了“精神疾病”，但研究后才发现，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东东完全符合里面的各项标准。他反复提到，世卫组织的标准在国内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国内能治疗网瘾的正规医院也寥寥无几，导致许多深陷网瘾泥潭的家庭得不到拯救。

“家长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更大的罪责，在于这个社会大环境，在于游戏的开发者。”王栋说。他承认自己是与网络游戏斗争失败的父母，但同时觉得，对家长来说，这几乎就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孩子迷上网络游戏，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家长是平凡人，会不知所措，会有过激的言行，也会病急乱投医。”最后，他的主张依然落在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希望国家利用货币发行建立专门的投资基金，用于鼓励开发帮助青少年学习各个领域知识的良性游戏软件。

陈芸没有丈夫的“高站位”。她盘算的是，如何安排好儿子的余生。刚入院时，东东嘴里念叨着游戏里的“打boss”，打了一位80岁的老人，医院对东东用上了电休克疗法。陈芸听说，这种方法会对身体机能造成损伤，缩短寿命。她不期待儿子能够重回社会，只是计划着，如果东东的情况稍微好转了，就卖了北京的房子，把他转到一个有山有水的疗养院。在那里，东东能常常到自然里走走，忘掉黑暗的过去。“他治疗了这么久，很可能走在我前面，这样我就能照顾他一辈子，身后也没什么担忧了。”

她请人修复了被火烧过的房子，并按自己的审美重新装修。二楼是以白色和灰色为主的北欧风格，墙上挂着三幅精致的小框油画，中间摆一张实木长桌，来客人时，陈芸端出煮茶壶和玻璃杯泡绿茶。加上置办的新家具电器和改造自来水管道，总共花了40万元，这笔钱在农村已经能盖起一栋崭新的小别墅。她说不想让村里邻居说闲话，“我好歹在北京过了20多年，不能一点成就都拿不出来”。

如果不是困在家庭里这些年，陈芸或许还能有更多的成就。她有很不错的艺术感觉。给我看她拍摄的美食视频，质感不比电视台的美食节目差。儿子入院后，凭空多出来不少空余时间，她在县城里租了间房子，注册了一个自己的摄影工作室。谈到工作室，她情绪很高，不再是那个被儿子折磨到绝望的母亲，而是一位有着清晰自信的职业女性。她告诉我，要以家乡的美食为主题拍摄几条纪录片，打出工作室的名声，不接走量的急活，每个作品都要精细打磨。这是自儿子出生后，她第一次规划自己的生活。

（文中陈芸、王东东、王栋为化名，实习记者李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网瘾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