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与12岁的自己重逢

让李冬梅感兴趣的几个故事都与12岁的小女孩有关。

刚到澳大利亚读书那年，她在墨尔本的电影院看了部伊朗电影，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是个关于重男轻女的故事。电影里面有个小女孩，大概12岁，困惑于自己的身份，不明白为什么爸妈总想要个儿子。

念书期间，她写过一个短片故事，叫《紫色翅膀》（Purple Wing）。没太关注小主角的年纪，但她脑子里的画面依然是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小女孩一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腋窝下面长了一对小小的紫色翅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女孩渐渐长大，那对小小的翅膀也跟着她一起长大。她很自卑、很忧郁，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终于有一天，她不想再折磨自己。她走向悬崖边，跳了下去。坠落的身体突然变轻了，那双翅膀第一次展开，小女孩飞了起来。

回国后的头两年，她试着写了几个剧本，其中一个灵感来源于柴静当年的报道《双城的创伤》，讲一个小学里，几名同班同学先后自杀的故事。剧本里的小主角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另一个剧本有半自传色彩，讲一个小女孩在12岁那年发生的事，絮絮叨叨的，都是琐碎的日常，有点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的风格。

2019年，李冬梅拍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巫山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女主角小咸经历了她人生中最平常，也最晦暗的七天。

故事从一个周日开始，以物理时间上的七天为结构。周日，小咸在家吃饭，吃完后，她要带着妹妹小微返回学校。临走前，她们和怀孕的妈妈告别。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画面里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情节，仿佛纪录片一般，以远观的固定镜头，捕捉了一家人最平常的乡村和学校生活。小咸在学校，母亲、外婆、奶奶在家里，吃饭、睡觉、干活儿、玩闹……日子和往常一样，直到大银幕上的时间来到第五天。那天夜里，小咸的母亲生下了五妹，却因难产大出血。村庄到镇上的路要走两个半小时，到了医院，母亲已经去世。第六天、第七天，小咸和家人为母亲举办葬礼。

这就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完整故事——一个女孩从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到失去母亲的七天。“这些画面，过去30年不断地在我脑子里重复、重复，像一部无限循环的电影。”电影里，12岁的小咸就是李冬梅本人。

31岁才读上电影学院，立志成为导演，不惑之年才拍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电影，这在导演中少见，女导演里更是没有几个。李冬梅的人生履历曲折，即便抛开12岁的生死大事，她的前半生也是个好故事。“没有安全感，一直在折腾。”这基本能概括李冬梅12岁之后的状态，冥冥中她似乎一直在寻找一条治愈自己童年伤痛的路。

1992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九，李冬梅的妈妈在生下第五个女儿后，因难产去世了。“你从此生活在恐惧中，一下子懂了什么叫‘无常’，一直活在一个人、一个东西突然失去的忧虑中。”李冬梅说。

那年春节，爸爸专门找了个拍照的，拉上李冬梅和两个妹妹，在房子后面的田里拍了一张照片。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但现实中的生活比电影还残酷。妈妈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血流了一路，流得一个抬滑竿的叔叔浑身都是，那之后的几天，他都吃不下饭。像电影里一样，葬礼当天，在外打工的爸爸还没赶回家，作为长女，李冬梅一点一点地擦掉了妈妈身上的血迹，手上、指甲里都是血。

妈妈去世后，家里养不活那么多孩子，四妹和刚出生的五妹被送给了其他人。很多年后，五姐妹的关系才重新走近。

春节拍完那张全家福照片之后，爸爸也“失踪”了，6年的时间里，姐妹们和老人一起生活，爸爸从未出现过。

那之后，李冬梅回到学校，常常在半夜哭泣。回到家，爸爸去城里打工了，三姐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还是经常哭，夜里哭，坐在路边哭，烧饭点不着火，还是哭。李冬梅已经记不得自己哭过多少次了，那都是后来别人提醒她的。

李冬梅是家里感情最细腻，活得最漂泊的孩子。她在事业上不停地折腾，人也从老家、重庆、深圳，一路走到墨尔本。回国后，几乎不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李冬梅身上有种永远不安定的气质，她觉得这跟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对童年生离死别的印象最深刻有关。她太早看到了生活的无奈和无常。

即便在妈妈没去世时，李冬梅的童年也和她后来认识的很多同学、朋友不太一样。妈妈是带着遗憾走的。爸爸一家三代单传，当年，巫山地区重男丁的传统还很重，整个村子只有他们家没有男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忧愁。村子里，大家拼了命也要生男孩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人打掉快足月的女胎，有人把刚生下来的女孩送人，也有人和妈妈一样，一直在生孩子，就是为了添个男丁。那时李冬梅还不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和她一样的家庭，家里的女孩们都有和她类似的疑问：“为什么非得要个儿子呢？”

尽管爸爸妈妈对家里的女孩们都很好，重男，不轻女，但李冬梅还是困惑。记忆中，妈妈一直在不停地怀孕，很少笑，总是高兴不起来的样子。“这很可能影响了我后来的性格，特别敏感。”李冬梅说。

电影的结尾，爸爸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家，抱着三个女儿在妈妈的坟头哭。小咸边哭边安慰爸爸：“爸爸，我会像儿子一样照顾你的。”

现实生活中，不解父母为什么一定要个儿子的李冬梅真的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像个心理暗示，引导着李冬梅和几个妹妹，大家都格外独立、要强。

妈妈去世那年，原本在学校里拔尖的李冬梅成绩一落千丈。她和很多爸妈缺席的留守儿童一样，在那个时间段开始叛逆、厌学，每天和几个孩子一起调皮捣蛋。初三，她复读了一年。也许是妈妈离世和爸爸“失踪”的伤痛渐渐平复，也许是终于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只能靠自己、靠学习改变命运，那年，她考上了当时热门的师范中专，还有奖学金，整个巫山县只考上三个人。

后来，她又到重庆读大学，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毕业后，她先回了老家教书，又到重庆工作，再跑去深圳，和妹妹一起创业开幼儿园。“30岁，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元。”这个数字，12岁的李冬梅不敢想象，但对于30岁的李冬梅来说，钱这东西填补不了她内心的缺失。

李冬梅27岁那年第一次用了单反相机，随便拍了些风景，曾有摄影师朋友说她有天赋。“干脆学摄影吧。”对朋友给的建议，她当时没太放在心上。真有了重新选择的自由时，李冬梅意识到，自己喜欢听故事，学摄影不如学拍电影。尽管那时，她看过的电影还不超过50部。

但她喜欢读小说，启蒙是中学时的班主任，一个物理老师，却喜欢文学，给李冬梅推荐的都是些经典书籍，如《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全是女孩和女人的故事。后来，李冬梅依然喜欢看女人的故事。比如，大江健三郎的《死者的奢华》，讲的是一个怀孕的女大学生，为了赚钱做流产手术，去做搬运尸体的工作。“多么讽刺啊。”李冬梅发现，自己喜欢看的和愿意写的故事都和女人、生命有关。

她想通过电影达成的愿望，也与女人、孩子有关，或者说，也与自己的童年伤痛有关。到了澳大利亚，开学第一天，老师问大家为什么学电影，李冬梅的答案最现实：“想赚很多钱，然后成立一个基金，帮助那些农村的妇女，比如，让她们有条件做产检。”老师就笑了，同学们也笑了。那时，李冬梅还不知道，靠拍电影赚钱是个小概率事件。

刚入学那阵子，李冬梅不太有自信，唯一让她有成就感的就是剧本写作课。“大家准备好纸巾，冬梅要讲她的剧本了。”写作课老师总是这样跟同学们开玩笑。那些剧本有悬疑、奇幻、惊悚，但很少有像《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一样的现实主义风格。

故乡和童年伤痛第一次进入李冬梅的电影是在大二时。那年，她拿到学校给的一笔奖学金，从澳大利亚带了两个同学回到老家，拍了一部名为《停滞的时光》的纪录片。那次，她采访了很多失去过孩子的母亲。纪录片里的三个女人都失去过女儿，最惨的一位打过三次女胎，其中两次胎儿都快足月，打掉后孩子被埋了。母亲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葬在哪里。

那次的纪录片拍摄，李冬梅还有一个收获：如今，老家的女人们怀孕都能定期产检了，她那个不靠谱的基金梦想可以放下了。

拍纪录片、写剧本，到最终拍完《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李冬梅觉得，自己渐渐从12岁的困境里走出来了。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几乎每一步都很艰难。

在澳大利亚学完电影后回国，有人说，愿意帮她找钱拍电影。过去那几年，李冬梅写过三四个长片剧本，装在脑子里、没写出来的故事还有更多。“但当别人和我说，你可以拍一部电影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这辈子唯一一部电影。如果只能拍这唯一一部，我只能拍《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在国外学习电影的新导演，多数人钻研类型片，即便是有强烈自我表达的文艺片，作品在美学上也有一个更为当代的面貌。相较之下，李冬梅的电影太“土”了。

李冬梅毕业时，爸爸和妹妹去澳大利亚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在现场看了她的毕业短片《阳光照在草上》。夹杂在众多剪辑快速、镜头复杂、美术精致的毕业作品里，李冬梅这部拍老家故事的短片很让爸爸瞧不上。“他不明白，拍老家这土土的东西，为什么要出国学。”他那时不知道，李冬梅的短片拿到了那一届的学生最佳导演奖，还代表学校去柏林和戛纳参展。

到了《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不只是爸爸和妹妹们，连合作伙伴都理解不了李冬梅的美学了。筹备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是李冬梅与12岁的自己重逢和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是她与客观条件、主创团队不断撕扯的过程。

之前在澳大利亚学电影，李冬梅和国内的影视圈几乎没有交集。在筹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之前，她几乎不认识国内的同行。“剧组从摄影师、美术到场记，30多人都是临时凑到一起的。”

人凑齐了，电影却差点黄了。“之前说好要投资的人变卦了，没出钱。”李冬梅甚至想要放弃，后来，四妹拿自己的保险单去抵押，换回了15万多元，交给她做启动资金，这电影才勉强开机了。

剧组工作人员的吃住也是蹭的赞助。当地的一个农民企业家，卖火龙果的，心疼李冬梅，承诺给剧组解决吃住问题。这大哥也没什么钱，但为人仗义，又以为拍个电影，这么些人，花不了几个钱，最后一算，花了7万元。

几乎从第一次勘景开始，工作人员就很担心李冬梅，怕她被过于凶猛的情绪压垮。李冬梅回到了巫山深处的小山村，那是她生长的地方。7月的一个上午，太阳很大，晒得人眼前发白。李冬梅带着十来个工作人员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是电影第一场戏的场景：一个周日，12岁的女孩小咸和妈妈、外婆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小咸带妹妹返回镇上的学校，妈妈送两个孩子出门。镜头跟着小咸，这个瘦弱的女孩沿着小路往山路上走，最终，背影消失在大山里。

那条路，李冬梅断断续续走过6年。勘景那天，她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一踏上那条废弃的小路，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下子，当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情绪、心思全回来了。”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现实与创作交织。

李冬梅拍的第一场戏是一场吃饭的戏，镜头远远地放在那儿，爷爷、奶奶和两个孩子在画面里吃饭，除了偶尔进出厨房，素人演员们就真的是踏踏实实地吃饭，一吃吃很久，导演也不会喊停。

摄影师有意见了。“他觉得这么拍有点土，而且没有‘戏’。”电影的拍摄过程，这样的美学上的分歧和质疑常常出现，不多的资金和时间都不允许她耐心解释，也来不及多试几个方案，她只能凭着自己的倔劲儿坚持。“后来换了个摄影师，那场戏又拍了一次。”

“它不是细节、特写式的，是完整的场景，一顿饭，妈妈、外婆、孩子。一场葬礼，做法事的，小妹妹哭了笑，笑了又哭，像一个舞台都在场景里。”李冬梅忘不了这些场景和细节，她甚至害怕自己会忘掉。

这些场景和现实，让她成为了今天的她。她相信，这不是纯粹个人化的东西，那些影响一个小女孩一生的时间、空间和故事，也能打动别人。就像她当年看到那部伊朗电影，内心的孤独感突然被安抚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与我一样”。

美术也很为难，当年的村子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只能找一间废弃的土房，做出当年父母和爷爷奶奶家的格局。记忆中，李冬梅和妈妈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是丝瓜面，丝瓜和面必须出现。小时候，吃得多的土豆，带去学校的咸菜，躺在床上看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不能出错。

剪辑师是个“90后”，李冬梅那种缓慢的剪辑意见让他迷茫了。“为什么吃一顿饭要一分钟都不切镜头？”剪辑师的心理时间比李冬梅快1.5倍，“那个年代，大山里的时间感和现在太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不光是时间，还有对空间的感知，这让调色师也迷茫了。电影里有一场重头戏，故事的第五天，前面铺垫的那些生活细节指向了一场出生和死亡。妈妈在家里生下五妹后，胎盘留在了子宫里，造成大出血。四个邻居把妈妈抬上滑竿，连夜赶去镇上的医院。1992年的山村还没通公路，也没有汽车，四个男人抬着一个盖着白布的女人，在盘山路上走过一道又一道弯，爷爷和外婆打着手电筒跟在后面。外婆走得慢，渐渐被落下，喘着粗气，继续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追赶。镜头跟着外婆手中那微弱的光，走到医院，看到已经被医院宣告死亡的女儿，白布已经盖在头上。男人们抽了烟，又抬起滑竿，把女人抬了回去。镜头依然跟着外婆手里那道微弱的光。

现实中，那条送妈妈去医院的路，是整个中学时光里李冬梅每周都要走的路——“单程两个半小时。”那条路上的每一个转弯、每一个水坑，李冬梅都熟悉。

那场夜戏是傍晚拍的，调色师只需把它调成标准的夜戏曝光。李冬梅要的黑超过标准数值，调色师觉得大银幕上放出来细节会缺失，“但乡村的晚上就是黑的，而且看不看得清不重要，氛围和感觉到了就够了”。上学的路上，小咸走在阳光里的戏也是类似的逻辑，太阳光都是过曝的，不符合标准，但李冬梅对于那些夏天的记忆就是那样白晃晃的。

整个拍摄、制作过程，有太多人告诉李冬梅，这样拍不出来、剪不出来，不会有人看……哪怕电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日最佳影片”，拿到平遥影展的“费穆荣誉”，当年合作的那些工作人员也不觉得这电影有什么意思，“直到听说法国《电影手册》的主编称赞这部电影，大家才觉得，自己好像干了件挺有价值的事”。

如今，对李冬梅来说，《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不是一部好电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从前，李冬梅觉得，自己年龄在长，但内心一直是当年那个12岁的小女孩，对失去的恐惧、无常的担忧和对母亲的思念一直伴随着她。拍完这部电影，她放下了很多。

遗憾依然有。拍电影时，她让外婆在片中演了一个角色——妈妈的邻居。老人扇着扇子，坐在屋外和片中的妈妈聊天。李冬梅用这种方式，让祖孙三代重逢。电影拍完没多久，在黑暗中握着手电筒追赶滑竿的外婆也去世了。“当时，我没告诉她这是纪念妈妈的电影，她是个乐观的老太太，如果知道应该很高兴吧。”李冬梅说。 李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