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再不创作，就要被生活打败了

工作室里立着两块白板，一块上面整整齐齐地贴满了上百张便签，标记着细碎的故事和情节；另一块上面是一些演员的名字，深一笔、浅一笔的，有点随意，有点不确定。

“是一部剧，女性题材，弄了两三年了。”导演尹丽川自嘲似的说，“刚弄时，市面上还没什么女性剧，现在扎堆儿了。”很多故事都在重新弄，考验着尹丽川的精力与体力。

“本想弄部电影，发泄做女人的痛苦，但牢骚太多，才延展成了一部剧。”对女性议题感兴趣也是这几年的事，确切地说，是怀孕生女之后的事。从前，尹丽川是个在生活上“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导演。她不喜欢被称为“女诗人”“女导演”。早几年，隔三差五就有编辑找上门，想用她的几首诗，编一本女诗人的作品集。“如果不是关系特别近，我都会拒绝。”她说。

尹丽川从小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里长大，有两个哥哥，一家人都宠着她。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正是叛逆的年纪，她和当年那些住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们玩在一起。“身边的很多男性启蒙了我，帮助了我。”

而现在，生活变了。每天一起创作、一起玩的男性，依然活得和从前一样潇洒。尹丽川再看看自己，“生孩子、养孩子，孩子上幼儿园、补习班、上学……过去几年，自己的文学、电影创作都按了暂停键，几乎所有精力都被‘育儿焦虑’占据了”。

生完孩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尹丽川写不了剧本，也写不出诗，她深陷家庭琐事，对诗歌的语言都是生疏的。“重新开始写，孩子已经三岁了。”尹丽川至今记得，那个上午天气很好，阿姨带着孩子去小区里晒太阳，她在厨房里洗个杯子，透过窗子看到楼下有送快递的人经过，孩子们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在做什么？那一刻感觉到一点点自己与宇宙、与自然的联系。”于是，赶紧坐下来，写了几句。怎么都写不好，搞了个半成品搁在那儿。但毕竟重新开始创作了，尹丽川把那小诗发给朋友看，得到的回复是，“你再想想”。“确实写得不好，那之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动笔。”

从前，无论是写诗、小说还是剧本，尹丽川都得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待着。有了孩子，一切都变了，她不得不去适应随时可能被打断的情绪和创作。有时，窝在沙发上写剧本，两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冲进来上卫生间。“砰”，门开；“砰”，门又关上了。“看一部电影，分七八次看完都是常事。”

“生孩子让我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个女性主义者。”尹丽川说，那些痛苦太具体、太细碎，也太隐秘了，极少被书写和呈现。生理上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精神上的丧失感更难以分享。

直到最近几年，两个双胞胎女儿上幼儿园、上学了，尹丽川的精力才渐渐聚焦到影视创作上。重新坐回导演椅，她拍的第一部作品是《重塑》——“听见她说”系列独白剧里的一部。

在这部短片里，咏梅饰演的女主角是个全职主妇，这个“懂事明理”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求婚时“诚恳”的男人。结婚后，她听从丈夫的意愿辞职回家，成为别人的妻子，一儿一女的母亲。这也符合母亲对她的期待——女孩子不能野，要懂事。她一直懂事、隐忍，和母亲一样温柔，一样顺从，一样躲在卫生间里哭，直到丈夫要和她离婚。

《重塑》在讲一个中年女人的命运，同时也在讲述和反思另一位母亲的命运——“妈妈的妈妈”。那是这20分钟的短片里的一条暗线，原来的剧本里没有，是尹丽川加进去的。

“没成为母亲前，我也不理解我的母亲。”尹丽川有两个哥哥，来自母亲的爱本来就被分割了，再加上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城市里都是双职工家庭。母亲工作忙，一直是那个请来的婆婆把她带大的。“我和母亲有陌生感。”母亲工作上进，对传统和道德的要求又特别高。小时候，她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她工作那么多，洗衣服、做饭的活儿还是她干？爸爸明明时间更自由。”

很多年前，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就叫《妈妈》：“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么做值得么”。

《重塑》里有尹丽川与母亲关系的投射，也有她成为母亲后，对两人关系和身份的重新思考。上一代人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母亲”的身份，也顺从了外界对这身份的要求，你不能指责，那不是她们的问题。“今天的女性，更容易因‘母亲’这个身份而焦虑。”尹丽川说，“你受了太多独立自由的教育，有太多自我意识，而母亲这个身份，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会大于‘我’而存在。这是本能，你对此束手无策。这种心理上的挣扎，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强烈。”

《重塑》里有火车的意象，它寓意着远方和未知。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在女人讲述的故事里，她上了火车，去向哪里，没有交代。“我想让她跳出来，有觉知地看看自己的生活。”尹丽川说。“演一个导演”

“5个女人在家里进进出出，阿姨更换，交接活计，母亲又来了，加上俩孩子与我，是9个女人……”几年前，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名叫《今天》。“曾经，聊文学、聊音乐，一起玩的都是男性居多，生了孩子后我突然发现，身边的人换了一拨，全是女人了。”

“母亲”这个身份，也让尹丽川走近了那些出现在她身边的女人们。这几年，家里来来去去换过几个阿姨，她们大多干活儿麻利，人也聪明。有人出来赚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有人把赚的钱寄回家养老公和孩子，还有人是为了躲避家庭暴力。

“我的痛苦多少有点矫情，是自以为是的痛苦，文学上的痛苦。她们的困境才是真正的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需求。”尹丽川还帮一个年轻阿姨咨询过离婚问题，自己不太懂法律，就去知乎上提问。“没有男人甚至都无所谓，没有阿姨我就完了。”这是这些年里，养着两个孩子的尹丽川与阿姨建立的革命友谊。

尹丽川的电影都对“关系”感兴趣，尤其是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2008年，她曾在电影《牛郎织女》里讲述过一段特殊的女性友谊。电影改编自阿美的小说《李爱与海丽的故事》。故事围绕一段不太符合传统道德的情感关系展开：在广州打工的小情侣陈进和大萍的生活被突然打乱，一个叫海丽的四川女人闯进了他们的关系。陈进徘徊在两个女人中间，一边和大萍过日子，一边和海丽合伙做生意。大萍厌恶海丽，怪她分走了陈进对自己的爱。那时，她怎么也没想到，当自己再次怀孕后，陈进失踪了，最终与自己共同面对生活的是这个让她讨厌的女人。

小说原著最打动尹丽川的部分是海丽生病，陈进要把她赶出去时，大萍拦了下来。“有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几乎出于本能。”电影的中文名很接地气，英文名似乎更有态度，“Knitting”。在这段故事里，“牛郎”是缺席的，只留下织女们相濡以沫。

当年，《牛郎织女》入围了第61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尹丽川也成为了继张暖忻之后，第二位入围戛纳的华人女导演。

在戛纳，尹丽川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与电影人、媒体和观众交流，在那之前，她肯定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法国。

上世纪90年代初，尹丽川考上了北京大学，学的是西方语言文学。“我不算个乖学生。”她说。学校里读的、分析的都是经典文学，尹丽川不喜欢，因为那时，她正对电影和摇滚乐着迷。大二时，她就不住在学校里了，每天和住在圆明园的穷艺术家们混在一起。那是一段彻底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乖女孩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后，极端地叛逆。

大学毕业后，1996年，尹丽川到法国继续念书。原以为学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电影，没想到，自己学的纪录片专业和想象的不太一样，有点像国内的专题片，是从材料到材料，从一个名词到另一个名词。“而我喜欢虚构。”尹丽川说。她又成了没那么乖的学生，好在法国电影院多，影展也多，那几年，她看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但只顾着好看，也没想未来有什么用。

回国后，尹丽川进了文化圈，成了活跃一时的“下半身”诗派里的女诗人。现在很多文艺青年一看到北京下雪，就要在社交网络上留一句“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句诗出自尹丽川。

“拍电影纯粹是个意外”，尹丽川认识了制片人罗拉。据罗拉回忆，见到尹丽川时，她正拎着酒瓶子蹲在马路边。罗拉觉得这女孩有意思，就和她聊了聊，看了些她的诗和小说。

那是2005年，罗拉正在做一个“云南影响——十位青年女性导演、十部中国新电影”的项目。跟过去十几年很多的女性导演项目一样，“云南影响”没能做完，但尹丽川留下了作品《公园》，并就此走上了导演这条路。

《公园》的剧本是尹丽川自己写的，源于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做记者的高小君有个搞摇滚的男朋友，这在父亲高远山看来，太不靠谱了。他执着于给女儿高小君找到一个好归宿。那时，“公园相亲”正流行，他跑去公园相亲角，想给女儿找个好男人。父亲的举动打乱了女儿的生活，来来回回间，女儿也想用父亲的方法，给他找个老伴儿。

电影里的父女关系映射着尹丽川和父亲的关系。“我的前半生都在化解这个事情。”尹丽川说。二十几岁前，她很大一部分压力来源都是过于沉重的父爱。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小时候，家里有戒尺，但那把尺子只用来教训两个哥哥，尹丽川从没挨过打。哥哥们没能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期望和压力就都落在了尹丽川身上。

很多时候，父亲过分的关注和爱让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很早就调动工作，举家搬到了北京。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当年要出发去法国读书的前一晚，自己在外面玩到了两三点。飞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航班，她都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大半夜一进家门，父亲还没睡，一直在等她。疯到这么晚，还一身酒气，父亲一句指责都没有，只说“快睡觉，明天送你去机场”。这份时刻被关注的爱，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正向的，但落在敏感、爱自由的尹丽川身上，就压得她透不过气。

“你不敢做得不好，但又特别想反抗，这种互相关心又互相伤害的父女关系影响我后来的各种情感关系。”为了释放这种来自爱的压力，尹丽川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小说，半自传体，写了几十万字，至今只有两三个人看过。

《公园》也是在释放这份爱的压力。虽然学过电影，但当时，尹丽川对如何在国内拍一部长片一窍不通。一开始，听说《公园》的预算能给200万元，她还挺高兴。一核算才发现，扣除最基本的器材、后期、不可预见的20万元保底费用，留给她支撑30天拍摄的钱并不多。

在电影筹备期，尹丽川像个话痨，哪怕逮到个化妆师，也要和人家讲电影的主题和表达。“那时哪知道，重要的事和摄影、美术等几个部门的头儿说清楚就行了。我恨不得让场工都明白我们是在拍什么。”做了电影，尹丽川才发现，一个人得多么坚定才能相信，自己要说的事儿能与人沟通，被人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真有那么一丁点儿值得和人说说的地方。“多么专横执着，才能继续下去并坚持己见，才能保留一部影片的气质。”尹丽川在博客里感慨，“我仍旧是个自卑的人，而做电影需要更多的自信，更强大的人生观，更多的无畏、不要脸。”

2006年6月14日，尹丽川在博客上立志：“从今天起，正式进入《公园》；从今天起，演一个导演。”

到今天，尹丽川演了15年，为了生活，也为了对抗生活，她还得继续演下去。 牛郎织女父亲尹丽川公园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