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

作者:刘怡

“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0“站在组织者的角度,(我们)无疑希望所有提前预订了门票的观众都能如愿以偿地出现在场馆中。但也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让运动员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竞技,而不必担心安全问题,或许不得不拒绝外国观众入境。”2021年3月11日下午,面对上百位各国记者的目光,63岁的山下泰裕动了感情,“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这种遗憾。整整40年前,本人作为奥运选手,曾经经历过被迫放弃参赛的意外情况。我以为自己早已释怀,但在最近几天,那段记忆开始一次又一次地从潜意识里涌出。我理解观众们可能会产生的失望感。”

1980年夏天,在日本政府做出退出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决定之后,刚刚在全日本柔道锦标赛上拿下四连冠的山下泰裕被迫改当观众,在看台上注视着自己的国外对手们为争夺金牌而战。尽管4年后他在洛杉矶如愿夺魁,但内心的遗憾从未随时光流逝彻底消散。2019年6月,山下受命接替卷入行贿风波的竹田恒和出任日本奥委会(JOC)主席兼东京奥组委副主席,却很快被赋予了一项丝毫不值得羡慕的使命:作为事实上的首席发言人,代表日本政府向全国各界乃至世界媒体公布关于这场命运多舛的奥运会的一系列坏消息。2020年3月30日,正是山下泰裕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率先宣布:本届奥运会将延后到2021年夏季举行。而在今年3月11日的吹风会上,他的一番诚恳但充满歉意的言论,只会在人们心中催生出更多惶恐与不安。

“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1至于那只悬而未决的“靴子”,它在山下的记者会结束后不久就重重地落了下来。3月20日,国际奥委会、日本奥委会、东京都厅等五大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本届奥运会(包括随后举行的东京残奥会)将在“没有外籍观众到场”的情况下举行。已经预订好赛事门票和赴日机票的外国游客可以获得无条件全额退赔;日本本地观众也须接受入场限流管制,细则将在今年5月公布。根据组委会最新确定的日程表,奥运会将在今年7月23日正式开幕,至8月8日结束,随后在8月底到9月初举办残奥会。为了避免浪费已经准备好的赛事物料,也为了减少给赞助商造成的麻烦,尽管实际举办时间是在2021年,组委会仍将沿用“东京2020”的名称。

2020年12月,奥组委方面曾经就本届赛事正常举行的前景公布过一份方案书,其中提及日本全国在奥运会期间有望吸引至少60万名外国游客以及1.1万余名全球运动员入境,预期产生的门票总收入为900亿日元(约合8.22亿美元,包含出售给本国观众的门票收入),相当于赛事总体收入的12%。老牌大报《日本经济新闻》则根据其掌握的数据推算,在已经预售完毕的1000万张赛事门票中,约有90万张流向了海外观众。“封国”举办奥运会不仅意味着这些预期收入将悉数流失,对过去5年一直在做扩容准备的日本酒店、交通、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噩耗。即使是最乐观的经济分析师,也承认这一决定造成的直接损失将在14亿美元以上。而尚在酝酿阶段的国内限流举措,还将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据《产经新闻》透露,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部分赛事的入场观众数量限制在场馆容量的50%以下,这意味着将有更多无条件退票出现。

“对日本政府来说,选择‘封国’乃是不得已之举。自2013年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开始,连续7年的财政投入已经造成了过于高昂的沉没成本,去年一整年的延误又额外增加了28亿美元的开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C)常驻东京的兼职研究员保罗·纳多(Paul Nadeau)在邮件中告诉本刊:“办一场风险指数较低的‘封国’奥运,财政进账可能不及预期,但总好过彻底取消。毕竟,此前还从未有过和平时期奥运会终止举办的先例,以日本人的性格是不愿当这个‘第一’的。”来自国际奥委会(IOC)的压力则是另一重动因——“简单来说,作为主办方的东京并没有100%的权力决定赛事是否延迟或者取消,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中。”墨尔本大学法学教授、长期参与商业体育争端仲裁的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告诉本刊。早在2013年东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后,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各国电视转播商以及品牌赞助商签订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倘若赛事最终无法举办,IOC和东京奥组委都将面临巨额经济赔偿以及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理解,为什么IOC始终表现出坚定不移支持东京的态度。”安德森分析说,“这既是因为双方利益一致,也构成一种压力。因为东京奥组委是法律责任的最终落实方,IOC希望他们想清楚后果。”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社会总体氛围的变化以及办会方案的一再更改,2013年之后在日本民众中一度升腾出的“奥运热”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降温势头。《朝日新闻》在今年3月20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27%的受访者赞成在2021年内继续举办奥运会;而在去年12月,赞成者的比例更是一度低至11%。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公开批评自民党政府一方面抗疫不力,另一方面却大搞“奥运秀”,举止令人齿冷。而森喜朗、竹田恒和等奥委会领导人在过去数年先后因为身陷丑闻而辞职,更是给东京的全球形象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反效果。

而这场被新冠疫情阴影笼罩的奥运会,也使得观察家开始重新思考竞技体育过度商业化的负面影响。日经新闻社资深体育记者北川和德在他2020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本来并不是‘成绩至上’,它还承载着通过体育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的职能。然而商业主义已经使它变得极为臃肿,并且和各项运动自己的世界锦标赛发生了重叠。”北川希望东京奥运会命运的转折能够增加人们的反思:“商业价值的追求应当交给各项独立赛事本身。而奥运会重回它原初理念的时机,或许将在这场新冠疫情危机结束后到来。”

“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23月25日上午,在10年前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中心福岛县南相马市,延迟近一年之久的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仪式终于宣告启动。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影视明星石原里美以及三届残奥会射击选手田口亚希三位女性首先展示了从希腊空运回国、已经在空中自卫队松岛基地封存了12个月的圣火火种,接着日本女足国家队成员一起点燃由著名设计师吉冈德仁打造的睡莲形火炬,开始了在福岛县境内为期三天的接力传递。仪式在1997年建成的国家足球训练中心J-Village举办,这里距离10年前发生泄漏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仅有20多公里,曾被用作抢险人员的前方基地。按照奥组委的设计,前几批火炬手将在安全距离内围绕核电站废墟跑动一周,以呼应“用希望照亮前路”的活动主题,并兑现前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对福岛县民众做出的承诺。

不过,和过去几十年里圣火传递接力每每被兴高采烈的围观者簇拥欢迎的情形不同,这一回,南相马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助威者现身。获准参加点火仪式的加拿大裔日本记者西泽加奈告诉本刊:“福岛县依然在严格执行菅义伟内阁发布的集会禁止条例,不允许超过5000人同时出现在同一座封闭建筑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奥组委只邀请了少数媒体代表和知名人士出席在J-Village的简短典礼,总数不到400人。就连日本女足传奇泽穗希也因为无法满足提前两周避免参加多人聚会的严格防疫要求,没能亲临现场。”获准旁观圣火传递过程的福岛县民众被要求佩戴口罩、保持一定间隔;一旦当地防疫部门判定某段路程内的人流过于密集,随时有权宣布圣火传递临时中断。因此,更多人选择了在电视机屏幕前“远程”围观接力,气氛显得隔膜而冷淡。

福岛人的“奥运冷感”,自是事出有因。就在两个星期前,他们刚刚向涌来本地报道大地震10周年的新闻媒体吐槽过日本政府的言过其实,尤其是对两届内阁把福岛灾区当作奥运宣传工具的做法大为不满,如今对圣火传递报以冷遇自是顺理成章。至于日本其他地区的居民,他们同样有更棘手的事情要关心——进入2020年12月,日本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波大暴发。截止到2021年3月28日,全国确诊人数已接近46.7万人,其中9031人去世。包括东京在内的11座城市因此从2021年1月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到3月21日,东京都地区的紧急状态才告解除,但全国接种疫苗的范围和速度已经显著落后于多个国家。

“虽然不能断言菅义伟政府把举办奥运会的重要性置于防控疫情之上,但我们的的确确看到,日本政府在防疫决策上暴露出了散漫、迟缓的缺陷,同时又接二连三地渲染奥运会非办不可,这难免会引起一些民众的反感。”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伯特·费伊(Robert Fahey)告诉本刊。日本在第一波疫情中相对良好的表现使得菅义伟内阁过早放松了警惕;为了推动在“大流行”中备受打击的全国服务业尽快复苏,政府在2020年10月公开喊出了“去旅行”(Go to Travel)的口号,鼓励民众在国内进行短途旅游。东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堀江宗正生动地形容说:“一旦连首相也喊出了那样的口号,一般人当然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出门旅行,就是和其他人格格不入’,盲目乐观地踏上旅途。”而这波轻率的出游潮恰好与第二波疫情的暴发以及新型变种病毒的传入形成合流,遂使刚刚有所好转的疫情再度急转直下。公众于是反过来质疑政府的判断力,甚至有阴谋论者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东京都知事为了继续举办奥运会,隐瞒实际病例数”,收获了不少拥趸。

风评急转直下的菅义伟,自也有其苦衷。在一意量化宽松的“安倍经济学”效能逐渐见底之后,“奥运景气”原本被他视为实现日本经济转型的新起点。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2020年全年日本GDP缩水超过5%;若无有力的刺激措施,损失至少需要3年才能恢复。而东京奥运会带来的旅游收入,尤其是外国游客入境带来的消费增长,在菅义伟眼中原本是一剂重要的“强心针”——据大和总研(大和证券下属的研究机构)调查本部副本部长、经济分析师铃木准估计,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参会运动员以及国内外游客将在两个月时间里带来2079亿日元(约合19亿美元)的本地消费额,这还没有计入机票开支以及已经预售完的赛事门票收入。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预测的奥运经济总规模更是高达76亿美元,其中14亿美元来自外籍观众。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过去一年里,整个日本从政府到企业对奥运会都做出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姿态。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制订了“2021年入境游客数量突破4000万人”的指标,日本航空(JAL)和全日空(ANA)宣布将在奥运会期间向海外会员提供10万张日本国内免费机票(目的地不可选),东京地区的高档酒店7、8月份的房间也重新被订购一空。东京奥组委为筹备赛事相关活动雇用的大批工作人员同样被延长了一年支薪期,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在去年4月接受采访时就表示:“IOC已经看到了东京方面为举办奥运会做出的努力。他们为将近5000名工作人员多支出了一年的薪水,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全球主要竞技体育赛事的时间表已经延误了一整年,所以奥运会在2021年内必须举行,不能再拖。”

但这种斩钉截铁、不制订B方案的做法,又引发了另外一项连锁反应:奥运会已经变得“太大而不能停”。

“考虑到航空、酒店以及其他旅游业周边的服务性部门差不多是疫情‘大流行’开始之前日本经济中最具增长活力的部分,办一场加成作用寥寥的‘封国’奥运会肯定是不够理想的。”庆应义塾大学数理统计学副教授、巴黎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白石博在邮件中告诉本刊,“不过和完全取消这次奥运会相比,缩小规模进行仍然是明智的。”兼任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仲裁员的杰克·安德森则认为,IOC比日本政府更承受不起失去一届完整的夏季奥运会的代价:“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的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后者更倚重赛事门票,前者则高度依赖出售电视转播权。从过去10年的历史看,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6年里约夏季奥运会总共带来了93亿美元的营收,其中73%来自转播费用,18%来自赞助商。”2013年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之后,IOC已经将未来20年历届奥运会在美国境内的电视转播权打包出售给了全国广播公司(NBC),仅这项合同带来的进账就高达100亿美元,其余主要赞助商席位也早已分销完毕。而东京奥组委从本国企业收到的赞助款的总额同样达到了3480亿日元(约合31.84亿美元),相当于总收入的55%。一旦引发法律纠纷,理赔同样会是一笔烂账。

“尽管巴赫主席多次表态称IOC已经为可能的违约准备好了足够的应急赔偿款(大约9亿美元),但法律责任最终要由东京奥组委来承担。假如本届奥运会真的取消,单是IOC和日本奥委会、东京奥组委之间的法律纠纷都会变得极其骇人,此前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先例可供参考。”安德森告诉本刊,“现在的‘封国’举办方案,在收入上肯定无法达到日方的预期,但它造成的后续问题却是最简单的。毕竟,谁也不想打一场世纪官司。”

“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3对今天的东京来说,举办奥运会并非多么新奇的体验。过去80多年间,这座日本第一大城市曾经三度赢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而它们最终经历的命运,则折射出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复杂多变。1936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将1940年第十二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东京,日本政府为此对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进行了大规模改扩建,并从德国引进全套电视信号转播设备,预备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的强大和富饶。不过到了1938年,由于日本悍然入侵中国的行为引发了国际公愤,IOC最终决定将奥运会举办地改为赫尔辛基(后因苏芬战争停办)。

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第十八届夏季奥运会,则被视为日本实现战后政治转型和经济复兴的重要象征,也是第一届在亚洲城市举办的奥运会。2011年《读卖新闻》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认为1964年的奥运会是“代表昭和时代光明一面的首要大事”。为了办好这届盛会,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对东京的市政规划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升级,完善了全市地铁网络,修建了东海道新干线和首都高速公路。走出战后困难时期的民众则争相采购刚刚上市的彩色电视机,观看第一次采用卫星实况转播信号的奥运会比赛。2012年上映的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1964年》对此有过细致的展现,也是亲历战后复兴的一代日本人的集体记忆。

而2021年这场“封国”举行的特殊奥运会,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激情不足的迹象。尽管已在2020年9月辞职的“日本在任时间最长首相”安倍晋三将奥运会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但在过去8年的日本,热火朝天、大兴土木的迹象却从未出现。已经在2019年变更年号为“令和”并且迎来了一位新天皇的日本社会,延续了此前30年黯淡而内敛的基调。它的关键词早已不再是泡沫经济、消费主义和“和风”文化,而是收入增长停滞、“少子高龄化”乃至创造力下降。昔日曾缔造“战后经济奇迹”的所谓“一亿总中流”上班族,在长期通货紧缩以及收入增长实质停滞的压力下,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年龄等非常规举措来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普遍性的晚婚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以及整体劳动生产率乃至创造力的下降。

鉴于自2005年起,日本每年去世国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新生婴儿数,倘若这一趋势延续,到21世纪末,全日本的总人口将重新回到5000万级的水平,恰好和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的规模相当。然而,两个“五千万国家”的意蕴却相去甚远:度过了明治、大正年代蓬勃向上的增长期和漫长的昭和跌宕期,经由平成纪元“失去年代”的转折,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如今正走在持续收缩的轨道上,这是一届奥运会完全不可能逆转的势头。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在2020年初进行的统计,1990年之后的30年间,整个日本可以称之为“新面貌”(指新建物)的大型单体建筑、综合性购物-娱乐设施以及度假酒店、会议中心等大宗地产项目,大体上仍是泡沫经济尾声期的遗产。由于国民消费意愿下降,并且引入外国消费者带来的收益低于预期,九州、关东等地的中型城市已经出现了拆除运行时间尚不满30年的闲置度假村等建筑的新趋势。而除去东京、大阪等少数都会中心区仍能吸引青壮年人口的流入外,中小城市普遍出现了核心住宅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向中心地带收缩的现象。即使在东京、大阪和横滨,核心商业区向周边卫星城延伸的地铁、电车通勤线路的发车班次也一再被削减。

人口持续下滑带来的基建规模收缩,也反映在奥运会比赛场馆的建设上。日本政府为举办本届奥运会制订的基本预算为126亿美元,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大致相当,略少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140亿美元)。新建的22处比赛场馆中仅有半数为永久设施,另外半数将在赛事结束后拆解回收。而开幕式主场馆、具有地标性质的新国立竞技场,原定采用著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提供的方案,却在开工前夕爆出经费不足的奇闻——分担半数建设费用的东京都厅鉴于原方案结构复杂、所需建材价格昂贵,竟拒绝给予拨款。最终,日本政府不得不改用本国建筑师隈研吾团队提供的成本较低的方案,从而节约了大约半数的材料和人工成本。

持续老化的不仅是日本的基础设施,还有公众人物的价值观和言行表现。仅在2021年开年后,东京奥组委就有多名关键负责人被爆出失言事件。先是奥组委主席、前首相森喜朗在2月3日的内部评议会上大放厥词,宣称“理事会中女性数量太多,人人争相发言,浪费了大把时间”,接着开闭幕式总导演兼创意总监佐佐木宏也被揭露蓄意歧视妇女——他试图让身形丰满的搞笑女艺人渡边直美扮成“奥运小猪”出现在开幕式上。尽管两名当事人很快自行宣布辞职,菅义伟内阁也重新提名了桥本圣子(奥组委主席)和丸川珠代(奥运担当大臣)两位女政治家作为本次大会的负责人,但恶劣的舆论影响已经产生。体育评论员、三届奥运会短跑选手为末大就在自己的节目中质疑:“政治家们口口声声宣称奥运会意义重大,但他们真的理解那种意义吗?”

诚然,今天的日本依然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次于中国),丰田汽车也仍旧是和大众集团并驾齐驱的全球第二大汽车业帝国,但与30多年前昭和时代结束之际相比,日经指数刚刚回升到泡沫经济晚期大约74%的水平,曾经的科技业巨头索尼集团的市值与1989年时相比几乎毫无变化,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则一路上升到了惊人的230%。在全球企业市值50强排行榜中,日本会社的数量从1989年时的32家萎缩到硕果仅存的丰田一家。尽管出口部门和海外投资的向好趋势并未发生逆转,并且大会社的式微也带来了中小企业的活跃,但“日本制造”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封国”:东京奥运的无奈抉择4公私债务高企、消费能力萎缩、劳动力数量下降,种种不利因素的累积,使得日本赖以实现“战后经济奇迹”的关键——消费性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汽车、电子科技产品和家用电器的上下游产业链齐齐遭遇崩盘。安倍和菅义伟两任首相指望通过“奥运景气”带动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恰恰是实体经济已经积重难返的缩影:在财富生产能力显著不足的情况下,似乎只有一次盛会的刺激可以带来消费欲望的大规模攀升。

然而即使是这样万般无奈下的布局,最终也被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国”办会方案所打乱。据彭博社高级经济学家增岛祐二估算,仅外籍旅客退订的机票和酒店费用就将给奥运经济造成2500亿日元(约合22.87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而各项连带损失的总规模最终将达到6000亿日元,占全年GDP的0.1%。即使是相对乐观的分析师测算出的损失规模也在1600亿日元(约合14.64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一座新的国立竞技场的造价。第一经济生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英生悲观地表示:“一旦错过了,就永远不会有回头路。”“2019年日本入境外籍游客的数量为3200万人,这个数字在短期内无法再被超越。”

“一定程度上,这场奥运会最终变成了日本政府自我鼓劲的舞台。”在今年2月底的一次探访中,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学院教授李何尼(David Leheny)告诉美国媒体,“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良好表现给日本的保守派政治家们造成了压力。假如东京奥运会最终取消,而2022年北京冬奥会却得以如期举行,打击将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很清楚,一场奥运会不会使日本回到1964年时那种蓬勃向上的状态,但他们还是要办。”

(感谢西泽加奈、伊莎贝尔·雷诺兹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东京奥运会ioc2020年东京奥运会奥运会项目奥运会里约日本东京东京地铁奥运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