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的困境

2021年2月18日，加尔各答一个左翼社会团体的成员在当地火车站举行集会，声援全国农民反对新农业法案的抗议示威

“让我们去德里”

“对莫迪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况：过去一次次被他的宣传攻势俘虏的那些人，现在变成了他的反对者。”尼兰扬·瑟卡尔（Neelanjan Sircar）博士用担忧的语气告诉本刊。随着美国流行音乐天后蕾哈娜和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先后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呼吁，印度农民抗议莫迪政府的街头示威正在升格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莫迪很善于把自己塑造成国家机器与底层贫民之间的协调者，但这一回他做不到了。”瑟卡尔表示。

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和印度阿育王大学的助理教授，瑟卡尔从未怀疑过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对农村选民的吸引力。他告诉本刊：“自2014年登台组阁以来，莫迪本人没有举行过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是通过每月一次的广播讲话以及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直接对底层民众发声的。”这种“平行沟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分隔了莫迪本人的形象以及由他领导的人民党（BJP）政府，使前者不至于为后者的政策变动所影响。而对长期坐困于腐败低效的行政系统，同时文化程度通常较低的印度农民来说，自1947年独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有政府领导人愿意通过“直接喊话”（尽管是单方面的）方式和他们保持联系。这随后促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神话的诞生：执政党可能犯错、可能恃强凌弱，但莫迪永远都和穷人站在一起，永远值得信赖。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达·帕伊（Sudha Pai）很早就注意到，在外国投资者和印度底层民众眼里，莫迪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看到的是一位胆量惊人的“印度首席推销员”；此人为了迎合国际资本的逐利需求，不惜动用从立法到行政在内的一切手段调整市场环境，以吸引直接投资入场。2016年震动全国的“废钞令”以及紧随其后的税制改革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他们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由普通民众默默承担了。但印度基层选民，尤其是来自中部和北部省份的贫农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莫迪——这位总理大张旗鼓地在农村推进冲水公厕、供电设施以及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同时不遗余力地维护印度教信徒的权益。“选民已经习惯了政客的信口开河，很少有人会像莫迪那样信守承诺。”帕伊告诉本刊，“当然，他也非常谨慎，总是把具体的政策细节留给其他官员去处理。这就使得人们永远只是抱怨某个联邦官员或者自己邦的政府，却不认为错出在莫迪身上。”作为整个亚洲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国家，印度在“大流行”期间有超过15.7万人不治去世；但《今日印度》杂志在2020年8月底进行的民调却显示，有78%的民众对莫迪在这一年的执政成绩表示满意。

2020年4月21日，一名印度自耕农在北方邦城市布兰德舍赫尔的麦田中收割小麦。总数超过5亿人的小农构成了印度第一产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也是新农业法案的直接冲击对象

然而“满意”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随着印度国会两院在9月下旬连续通过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成千上万愤怒的农民开始从有着“印度粮仓”之称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涌向首都。他们高呼着“Dilhi Chalo（让我们去德里）”的口号，乘坐卡车、拖拉机甚至摩托车，千里迢迢抵达新德里近郊，在简陋的露天营地搭设帐篷过夜。每天白天，人群都会前往首都高速公路入口处呼喊抗议口号，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法案，并挥舞自制的海报和宣传标语。最大在野党国大党（INC）、印度退伍军人协会、超过10个全国性工会团体以及多个产业劳动者协会成为了他们的响应者；在这些组织的协调下，2020年11月26日，全印度数十个邦爆发24小时总罢工，参与者达到数千万之众，同时超过20万农民继续朝新德里进军。在示威者云集的卡林迪、希拉等省界地带，防暴警察架起了带铁钉的路障、铁丝网和拒马，动用消防水炮车朝人群喷水，一些地区还使用了催泪瓦斯。

举国沸腾之下，神隐多时的莫迪终于现身。2020年11月29日和12月18日，他连续两次通过视频连线发表对示威者的讲话，每次时长都接近50分钟。然而这一回，总理的“平行沟通”却让他以往的支持者们越发愤怒了：莫迪不仅指责在野党“误导”“欺骗”民众，蓄意制造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危机，还言之凿凿地宣称，新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种植者增加收入”。他“听说”在前几个月，哈里亚纳邦某家农户通过直接向超级市场和餐厅供应蔬菜，“赚取了更多现金”，由此看来新法案对普通农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政府愿意“低下头来倾听反对者的声音，谦卑地讨论每一项问题”，但绝不会撤回木已成舟的法案，不会终止对农产品采购体系的改造。

一石激起千层浪。莫迪看似语气和缓、内里却极其强硬的讲话一经播出，抗议活动迅速走向新的高潮。2021年1月12日，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一项折中判决，宣布将在未来18个月内暂停新法案生效，并提名一个委员会与抗议者代表展开谈判，但拒绝裁定法案无效。于是在1月26日“共和国日”（纪念1950年印度首部宪法生效）当天，集结在全国农民阵线“联合农民军”（SKM）旗下的数千名示威者驾驶着拖拉机和皮卡汽车开进了德里市区，在莫卧儿帝国时代的皇宫红堡上张挂起农民阵线的旗帜和锡克教标语，并和前来拦截的警察爆发大规模冲突。截止到3月第一周，集结在德里周边以及东旁遮普地区的示威者依然在和警方对峙。

从2020年8月初第一波抗议新法案的街头游行发生至今，这场影响遍及整个印度、将所有主要政党和公众团体悉数牵扯进来的社会运动已经造成了两次全国性罢工以及层出不穷的冲突事件，至少248名示威者死于和警方的冲突以及突发疾病，印度警方本身也有超过300人不同程度受伤。双方无不拒绝让步，且各执一词：政府方面认为改革带来的只会是与日俱增的好处，农民团体则指责政府企图解除他们保护基本利益的能力。面对莫迪历来欣赏的市场机制，这位擅长说服和诱导的总理，第一次与他的传统支持者出现了分歧。

2020年12月13日，在新德里附近的提克里地区，志愿者向宿营在此参加长期抗争的旁遮普农民代表分发食物

“阵痛”还是手段

“假如你要问我改革之前的印度农产品采购体制是不是存在问题，我的回答当然是‘是’”，印度农业经济学专家、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粮食价格顾问的阿舒克·古拉蒂（Ashok Gulati）在邮件中告诉本刊，“但这和莫迪总理下定决心要在2020年进行一场激进改革是两回事。调整需要时间，操之过急则是在赌政府的信誉”。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印度在21世纪初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全球第一大棉花种植国和牛奶生产国，在小麦、水稻两种主粮的种植面积方面排名全球第二，另外还是香蕉、芒果、木瓜、鹰嘴豆等多种水果以及蔬菜的最大出口国。世界银行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对印度GDP的整体贡献率接近18%，全国60%左右的工作岗位直接或间接依赖农业，并且随着海外市场需求的增长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官方智囊机构“政策委员会”（NITIAayog，由莫迪本人担任主席）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今天的印度已然成为“全球食品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未来的市场前景一片光明。

不过，在令人振奋的蓝图之下，也隐藏着形形色色的掣肘因素。首当其冲的便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印度独立之初，国大党政府为了颠覆在殖民时期的“拉吉”制度下拥有极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封建王公的地位，对其名下的土地做出了相当细致的拆分，并且规定农村土地不得随意兼并、转让，但可以在所有者家族的后代之间做进一步细分。尽管这项制度在过去70年里已经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但到2021年为止，整个印度依然有47%的耕地归属个体种植的小农所有，户均耕种面积不到2公顷。而恰恰是这种面积狭小、机械化程度低下的小农经济，提供了印度种植业86%的工作岗位，按绝对数量计算接近6亿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

在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无法在短期内吸纳众多农业人口的背景下，国大党政府为了确保这6亿小农的基本口粮供应，同时使其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不至于发生剧烈波动，在1955年通过了著名的《基本商品法案》（ECA）。根据该法案，包括棉花、大米、小麦在内的20种农产品被列为“国家基本商品”，价格委员会将根据历年的收获状况和整体需求为其设定年度指导价格。在小农的土地上种植出的基本农作物不能随意交易，它们必须被运到“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开设在各邦的50万家“曼迪斯”（Mandis）市场，出售给从政府申领到交易执照的商人。在曼迪斯进行的交易必须以不低于年度指导价的价格进行，商人在从农民手中购入农产品之后，同样不准囤积套利，必须在第一时间出售给消费者或者国家储备机构，以控制流通环节的规模。

这样一种受到严格管控的农产品交易机制，反映的当然是国大党早期领导人心目中的社会公平理念。“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及其政治导师甘地对该国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频发的饥荒现象存有深刻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宁可使农产品价格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大力打击试图在交易环节牟取厚利的中间商。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另一种始料未及的现象：申领到执照、可以在曼迪斯开设商铺的中间商因为获利希望不大，干脆把收购价始终维持在和国家指导价持平的水平。农民固然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生活所需的口粮，但在售出自己种植的产品时也只能参照最低价，这就造成了印度小农经年累月的贫困现象。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统计数据，印度农村的长期贫困率高达25%，接近城市平均贫困率（14%）的1.8倍。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莫迪政府在2020年9月一鼓作气推出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并且凭借人民党在国会两院的议席优势，在不到10天时间里迅速表决生效。新法案规定：谷物、豆类、马铃薯、油料等6种农产品不再被纳入基本商品清单，其价格完全实现市场化。小农种植户不必再通过曼迪斯出售自己种植的这6种产品，他们可以直接和餐厅、超市、食品加工厂甚至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并且自主从农产品加工企业承接收获期在5年以内的订单。各邦政府不得向这种直接交易征收税款，还要为交易产生的法律纠纷提供援助。

从纸面上看，削弱政府的干预机制、使农产品交易完全按照市场逻辑展开，当然会对小农种植户收入的增长有所帮助。“政策委员会”现任CEO阿米塔布·坎特（Amitabh Kant）在2020年9月告诉印度媒体：“新机制降低的是干预环节造成的整体成本增加。在过去的模式下，各邦政府通过出售农产品交易执照来获利，农民得到的往往是最低价，还有10%的农产品在频繁运输、转售的过程中腐坏变质了，每年会造成超过120亿美元的损失。”按照他的看法，在新法案出台之后，农民既可以和终端消费者进行交易，又可以从大型企业直接承接订单，等于把过去的小农变成了新型的个体农业商人。印度农作物的种植潜力将得到更合理的开发。

问题在于，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实际情况远比政策制订者的估计来得复杂。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关系联结，曼迪斯之于印度小农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贱买贱卖”。本地农产品经销商在和农民日积月累的交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农户会在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时向经销商借贷购买种子和农药的费用，经销商同样会给予农户必要的价格倾斜。而当势单力薄的小农单独面对跨国农业巨头以及完全超出其控制力范围的终端购买者时，势必要承受不可估量的风险。国家指导价格的消失，更使得财力单薄的小农随时面临被恶意压价、甚至破产的风险，这正是莫迪和他过去的支持者们的分歧所在：在政府看来，新法案带来的短期混乱只是“阵痛”，前途可期；但在农民团体看来，这却是一个试图剥夺他们最后的保障的手段。

实际上，就连中央政府内部也对新法案的必要性存在怀疑。2020年9月17日人民院的表决结束后，莫迪内阁负责食品工业的女部长哈西姆拉特·考尔·巴达尔（Harsimrat Kaur Badal）率先宣布了辞职。她在给媒体的公开信中表示：“我所属的阿卡利党（SAD）是一个农民党，我们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而在两个月后，正是阿卡利党的发家之地旁遮普邦的农民团体率先喊出了“让我们去德里”的口号，开始了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2016年4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右一）在新德里出席全国农产品电子交易平台的启用仪式。2020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莫迪政府提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不再沉默的多数

在2021年春天的印度，涌向德里，或者在自己所在城市的街头举行抗议示威的远不止农民一个群体。全印国民工会代表大会（INTUC）、劳工进步联盟（LPF）、全印银行雇员协会（AIBEA）等社会团体等组织同样宣布与小农代表共进退.在2020年11月26日的大罢工中，他们成功瘫痪了喀拉拉邦、阿萨姆邦等5个地方省份的全部工商业和公共交通，一度吸引到全国接近1/4的适龄劳动人口的支持。在大罢工中，工会组织除去支持农民阵线提出的“废除恶法”的口号外，还要求政府立即向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低收入家庭发放每户每月100美元的津贴以及定量口粮。这也是抗议活动最重要的新内容：不止一个群体感到了唇亡齿寒。

“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出台针对‘新冠萧条’的刺激措施，印度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莫迪目前公布的预算方案几乎没有涉及最贫困的那些群体，这是农民抗议风波始终无法平息下去的重要原因”，印度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里蒂卡·凯拉（Reetika Khera）在2月第一周的采访中告诉加拿大媒体。2月1日，印度财政部公布了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支出项大部分集中在公共卫生以及对银行业的救助上。凯拉认为：“考虑到资本市场对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看法悲观，莫迪显然希望首先阻止历来存在问题的印度银行业坏账出现大爆发，并且保住更有可能创造增长的那些行业。”农民和产业工人并不在其中：从2021年4月开始，政府用于稳定就业、农村基建和妇女事业的预算将一次性削减10%，并持续到下一个财年结束。而印度央行在今年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总体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了9.1%，至少8500万人由于“大流行”失去了工作。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莫迪的政策倾斜给印度人造成的代价：他欢迎一切大企业和大资本，因为那可以让经济数字变得好看，但离印度人本身的利益却越来越远”，在旁遮普邦省界处的一个示威者营地，农场主辛格对美国彭博社记者侃侃而谈。辛格并不属于被新法案直接影响的小农群体，但作为一个经营着不小规模小麦、大豆、马铃薯和葵花籽种植园的企业主，他已经领教过跨国农业巨头的厉害：“从10年前开始，我就和一家美国企业订立合同，按照一个事先约定的中间价种植农作物。问题在于，当市场上的马铃薯供应过多、价格出现下滑时，对方就借口产品质量不过关，拒绝收购。”莫迪希望那些种植狭小耕地的小农也能像辛格一样，成为某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的供应商，但他似乎从未意识到，倘若买家违约或者随意压价，小农将立即破产。

亲近资本、重视经济数据，却忽视底层平民本身需求，这种现象并不是在莫迪成为印度总理之后才出现的。2001～2014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这位政治家曾经创造了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2%的经济神话。然而统计学者却发现，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古吉拉特邦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23%存在营养不良现象，教育和医疗预算也低于印度平均水平。而莫迪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人之后的业绩，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被他视为个人重大成就的“清洁印度运动”在4个北方主要邦仅仅实现了55%的覆盖率；至于2016年仓促推行的“废钞令”，除去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现金短缺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外，对于打击猖獗的地下金融活动几乎毫无助益。

实际上，即使是莫迪引以为豪的“印度（经济）速度”，在他2019年成功实现连任之后也流露出了颓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不足6%，出口状况由于全球贸易环境不佳呈现直线下滑趋势。历史悠久的民间“影子银行”基础设施租赁与服务公司（IL & FS）的债务违约危机在2019年底传导到了整个金融体系，全国五大“影子银行”中有三家接踵“爆雷”，第二大商业银行旁遮普国民银行则在24个月里第三次遭遇坏账袭击，连带导致实体经济和普通储户大受其害。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部在2020年初曾经建言莫迪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把更多政治资本投入到（经济）改革中”，“搁置社会议程、重拾其经济改革者的名声”。这反映了国际资本对这位“印度推销员”的总体态度：“印度奇迹”能否继续获得外部直接投资的支持，完全取决于莫迪能否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倘若他希望重新看到一张漂亮的报表，就必须开足马力。

只是这一次，被伤害的已经不只是在过往的激进改革中被忽视的普通工人、小手工业者和非印度教徒，长期以来对人民党政府表现出竭诚拥戴和支持的小农阶层，成为了新农业法案下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这一次，他们并不打算继续保持沉默。在通往德里市区的高速公路入口处，一位旁遮普妇女告诉加拿大媒体：“莫迪正在和外国私人公司联手，打算抢夺我们的土地。我们绝不屈服，哪怕要为之流血。”与此同时，莫迪本人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一段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视频：画面中，总理正在孤独地喂着一只孔雀。 农民时事印度莫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