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歌手闯广州记

( 毛宁 )

沈阳—北京—广州，东北歌手的 淘金路线

“当年的深圳，东北人太多，称为东北帮。东北人在深圳大概占到1/3。当时最能闯深圳的就是东北人和湖南人，北京人都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珠三角，金兆均这样对本刊描述。

“在广东人眼中，除了广东、广西算南方，广东以北的人都算北方。”李广平说。他是广东人，1992年，他正式进入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与陈小奇一起建立了中国国营公司的第一家专门制作签约歌手的企划部。

大批的北方人，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州、深圳遍地开花的歌舞厅里，驻场的歌手，不怎么会粤语，也能混得不错。这里面，东北籍的歌手，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当年南下广州的歌手里，毛宁是东北的，那英是东北的，还有李春波、金学峰、火风……”朱德荣告诉本刊，上世纪90年代，他是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唱片监制，担任过金学峰和火风的制作人。

“那时候火风、那英、我、程前，我们4个人都住在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两套打通的。总共只有4间房。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厅。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那英就住我隔壁，这边隔壁是火风，再隔壁是程前。”朱德荣这样描述当时大家的状态。

( 朱德荣 )

那英是火风的“小妹”，是火风介绍过来的。后来，那英又带来了金学峰。他们当时都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歌舞厅做驻场歌手。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起的，老板叫做陈凯，现在成都经营夜总会。至于“卜通100”到底什么意思，广州的音乐人众说不一。李广平的解释是，“卜通”是心跳声，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荣的解释是，“卜通”是入水声，是把钱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 广州珠江边的酒吧街 )

90年代的中国，100块钱算得上是大数额，金兆均回忆说，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块：“那时广州、深圳的赶场歌手，每人配辆摩托车，在一场匆匆忙忙唱俩歌，然后赶下一场，再下一场，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点儿的歌手一晚上能挣1000块钱。”而在90年代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小奇则对本刊说，当时在“卜通100”伴奏的乐队成员，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块钱，远远高于当时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流行化的商业演出，广东相对在这方面就是比较早。1979年，广州就出现了所谓的‘音乐茶座’。1977年，毕晓世就组织流行乐队。1984年和1985年，北方还在对流行音乐争议的时候，那边流行已经比较社会化了。1984年，歌舞厅已经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广州，它的电影院已经变成商业化的了，那时候的电影院里面已经有了台球厅，就是连唱带玩儿的都有了。”金兆均回忆。

( 那英 )

这与广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提到，广东与港澳相邻，带来的是信息上的便利。就连当年的音乐茶座，最先针对的对象也是香港人。“音乐茶座，最开始是想针对香港的客商。”陈小奇介绍说，“因为当时广东一直在搞那个广交会，音乐茶座就是为广交会服务的。最早的时候一般市民进不了，因为它的门票不是人民币，当时是兑换券。后来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茶座越来越多。老百姓就谁都可以进去了。接下来从音乐茶座发展到歌舞厅，从歌舞厅发展到夜总会。”

金兆均则形容广州：“改革开放最先，见得多听得多。你比如一有电视机看的就是香港电视剧，家家架一部天线，还禁止，白天落下去晚上再升上来，它信息获取也多，娱乐业发展得也快。”

( 李春波 )

当年广州娱乐业的兴起，也与邓小平“南巡”不无关系。“‘南巡’之后起码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了，广东政府开明，没有什么限制。像音乐大潮出来，一开始唱的都是港台歌曲，后来这边发了一个文件下去，每场演出必须有多少比例的原创作品，但并没有强行规定不准唱港台歌什么的，还是挺开明的。”陈小奇说。

与广州相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无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开放度来说，都远远无法企及。

( 艾敬 )

“那时候东北已经落后得不行了。那时候东北正好是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完全适应不了现代化的情况，1982年的时候，东北工人发工资是发轴承，穷啊。而且没什么机会，相对来说当时东北的娱乐业很不发达，高级点的娱乐业都不发达，永远是二人转。”金兆均描述，“那会儿东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来。比如说张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龙江的农村。一路走着走着，先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奔沈阳，再从沈阳进北京。然后可能人家说广州更好，挣得钱更多，张咪就去广州了。”

“沈阳—北京—广州。”金兆均给90年代的一批东北歌手画出了这样一条路线图。

( 陈小奇 )

“东北歌手去南方没别的，就是打工挣钱嘛。”金兆均说，“而且当时北京对这种场所里面的限制很多，巡视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严，包括对歌手的资格啊，相对都管得严，南方就好得多。”

从技术上说，当时广州也集中了中国流行音乐最先锋最优秀的人才。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是从“扒带子”开始：给引进的港台地区和日本电视剧重配音乐。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流行音乐人从中学习到了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陈小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唱”做编辑，最早编戏曲，后来从“扒带子”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

( 李广平 )

“当时北方音乐人也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但是北京受传统的北方民歌影响比较多，相对来说豪放大气一点。比如雷蕾1984年写《四世同堂》，郭峰1985年写《我多想》。但南方那边更洋气一些，抒情类的比较多。”金兆均说。

1990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将香港唱片公司包装签约歌手的模式引进内地，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并列为90年代广东音像出版界的“四大巨子”。新时代影音公司当年最得力的签约歌手是毛宁和杨钰莹。除去唱片出版的收入，两个人的底薪是1500元，公司还给杨钰莹配备了公寓和保姆，毛宁是男孩子，所以没有配备保姆。

“我们当年挑签约歌手的标准，一个是个性，一个也是考虑市场的需求。”陈小奇说，“给歌手这样高昂报酬的背后，是当年磁带巨额销售带来的巨额利润。”加入太平洋之前，朱德荣曾是歌手，“我的第一张专辑《情人的花雨伞》，卖了430万张。算起来我的磁带总销量基本可以算2000万元吧”。

“当时一盒磁带至少能卖五万十万的，甚至是二三十万盒。”李广平回忆，“杨钰莹的第一盒磁带就卖了30万盒，毛宁也卖了三五十万盒。加起来就是100万盒。”

“那时候一盒至少赚一块钱，那就是二三十万块。制作成本10万元够了。像他们还加点儿宣传费，我估计怎么着能赚个一倍。”金兆均说。

个性化形象时代

陈小奇回忆，当年四大公司的签约歌手，很多都是从歌舞厅里找出来的。毛宁也是在歌舞厅里被发现的。陈小奇介绍说，那时毛宁是广州战士歌舞团的学员，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出来“炒更”，除了“卜通100”，毛宁还经常在星光花园酒家的歌舞厅驻唱。

“那时候流行音乐的标准，就是歌舞厅的标准。歌舞厅的竞争很残酷，什么人都有，谁唱得好就把谁留下。你唱不好过两天人家就不要你了。你再到其他场地去碰吧。有些人转了一圈都不行，打着背包回家了。而且当时的音乐学院没有流行乐专业。都是教美声教民族的。出来都是‘哦—哦—哦’。那种唱法谁要啊？当然音乐学院也出了一些人，但能够成功转型的还是不多。大部分出来感觉都是不对的。所以大家情愿到歌舞厅里面去找。”陈小奇介绍说。而且当时的文艺团体挑人，也是从社会上找的，“战士歌舞团也是想要一批唱通俗的歌手啊，哪有，都是社会上找的嘛。毛宁原来是田径队的，学田径的”。

陈小奇的《涛声依旧》，是毛宁的成名曲。这首歌最开始是想找香港的歌手来唱，录了音，拍了MV以后，反响平平，因为歌手的气质不合适。后来才找到了毛宁。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虽然毗邻港澳，但90年代广州原创流行音乐最红火的时候，四大音像公司并没有签下几位广东歌手，歌曲也是以普通话歌曲为主。

“其实最开始也有唱粤语歌的。但是他们唱粤语歌的全部都是模仿香港人，叫做‘广州的罗文’、‘广州的张国荣’、‘广州的谭咏麟’。你不冠以这个名称，就没有人来听你。然而模仿到一定阶段就没有人再听你了。”李广平说。

“那时候港澳的市场我们还打不进去，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唱歌，我们的编曲、风格，港澳还不接受。说不好听的，他们还瞧不上。觉得我们是半瓶水。”朱德荣说。

既然无法打进港澳市场，面对内地市场更为现实。李广平说：“我们磁带是卖向全国的，如果你是粤语就卖不动，做死了。而广东人天生普通话不好，所以我们签的歌手极少来自广东本土，就是因为普通话不好。”

“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歌手唱歌的潮流、音色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像当时我们推的歌手我们认为他的音色或者说所唱的感觉，是能卖的。”李广平说。

在普通话这点上，北方歌手自然占了优势，而在形象上，李广平说：“他很靓仔啊，广东人喜欢靓仔。”

“毛宁是当时的一个帅哥，但他口水歌也唱多了。别的歌大家都不认，因为再认你也认不过台湾那帮人，当时‘四大天王’已经起来了。所以他选择了所谓半怀旧路线，《涛声依旧》，比较深情，还有点儿儒雅，比如当时毛宁老戴个围脖，伪30年代那种感觉。当然剩下的就是运作了。到毛宁上春节晚会，那种感觉全国人民都可以接受，因为全国人都有张破船票，每个人都会怀旧。”金兆均说。

“这首歌是比较雅的，唱这歌本来就需要点文化味道在里面。那么他能够打扮成这个形象是相当合适的。”陈小奇说。

而对于同是东北人的李春波，出道经历就没有那么顺利。

“李春波原来在深圳的乐队里弹贝司，他喜欢写歌，很多歌都已经写了一部分了。后来是到了广州，还是在友谊剧院里面一个歌舞厅里去当乐手，他给林依伦弹过贝司。到了广州之后他把这些歌曲整理，又创作了一些新的，然后就找人，他自己掏钱也不太多，几万块吧，只是编配这方面的一些费用。做完以后就拿去打榜，然后找一些唱片公司。”陈小奇说。

李春波直接把自己掏钱做的专辑送到了“中唱”。

“他找到我的时候，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推歌手方面有很多想法做得不错’。他就拿了卡带来给我听。我很兴奋，我就和陈小奇说，他当时是企划部的主任，我说这肯定能卖，他说这人怎么样，我说长得不咋地，但唱得很有个性。他听了也很喜欢。但是当时‘中唱’的领导不喜欢，就是说他长得不好。”

李广平对《小芳》的评价是：“歌蛮土的，但是很好听。”

对于李春波，李广平认为他的特点在于他的平民气质：“流行音乐其实是一种平民艺术，之所以我们老是给他附加一些文化价值文化感的东西，那是一部分的功能。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罗大佑。我们当时认为好的就应该像罗大佑这种，不好的，起码像台湾市场的普通歌手一样。但是我们忽视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农民市场，当时杨钰莹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看不上她，觉得就是个农民歌手，只有农民喜欢，其实不是，中国城市很多人的欣赏口味就喜欢这种。”

对于《小芳》这张专辑，李广平觉得：“他有文化色彩，他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他很关心现实，非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李广平建议他的形象往“平民化”上靠：“歌手的形象方面就往平民化上走，但是带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平民化。然后我还建议他戴上眼镜，他其实一点都不近视。但我觉得戴眼镜可以增加一下他整个人的格调，往上提一下。然后把头发剪得很短，很精神，然后皮夹克和大皮鞋，有一点冷的感觉。因为当时很酷的城市青年都穿大头皮鞋。”

李春波很能说，李广平形容他说：“只要喝二两酒，就特别能说。比如李春波的牙掉了，他去镶了两个牙，可以拿出来，有一次我们吃饭他把牙放在桌子上，吃完饭走了，半路上想起来，哎我的牙呢，赶紧就回来，人家已经扔了，扔在了垃圾箱里面。”

正是因为缺牙，李春波说话漏风。李广平说：“你看他唱那个‘多少次我回回头看走过的路’就漏风，演出的时候特别搞笑，后来镶了牙就好多了。”

尽管唱歌漏风，但这并不妨碍的李春波的走红。《小芳》旋律简单，容易上口。“他真的是半年内就火透了。到什么程度，他的专辑出来一个月以后，大学的澡堂里开始唱上了。当时我记得那一年最火的就4首歌，张学友的《吻别》，毛宁的《涛声依旧》，李春波的《小芳》，还有一首香港的什么歌记不清楚了。”李广平回忆说，“当时春波火到什么程度，他从弹贝司一场80元，一下跳到一场1万元。当时他心里很慌，他说，我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钱，他和我说心里话：‘广平啊，数钱我都不数，看那么多我就赶紧包起来跑。’当时没有100元面值的钱，10元一张，你想1万元有多少。”

朱德荣则认为，李春波的走红和他对时代的关注有很大关系：“他的歌有故事性，描写故事，正好是民工潮的时候，和时代对上了。”

《小芳》这张专辑，是朱德荣协助录制的。朱德荣后来又为另一位东北歌手火风录制了《大花轿》。火风当时也已经在广深两地混了八九年，这张专辑里的歌，同样是他自己写的。当时广州音乐圈里传言，为了让朱德荣帮助自己录这盘专辑，火风给朱德荣下跪。朱德荣自己否认了这则传言，但他也说，当时火风一见他就赶着叫“大佬”——就是“大哥”的意思。

“火风的《大花轿》还有后来的《老婆老婆我爱你》，这都是东北文化的体现。很多人说《老婆老婆我爱你》很俗，但其实很多老百姓很喜欢，文化记者不能代表老百姓。”陈广平说。

朱德荣认为，火风是很典型的东北歌手：“他比较粗犷，东北人的型、相、声音都有。他就是典型的东北歌手。”当年做《大花轿》，朱德荣说，“我觉得除了听觉以外，它描写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他的张力，他表现的东西正好是中国的唱片市场，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喜欢的，平民百姓喜欢这种歌，但是找不到，正好他出来了。就像我做的《小芳》一样。”

当年的MV里，《大花轿》的画面里，不是真的花轿，而是一长串披红的黄色面包车。这正是当年手头略微有点钱的平民百姓结婚时对于“排场”的理解和愿望。

火风介绍来了那英，那英又介绍来了金学峰。通过这种“传帮带”关系，朱德荣认识了金学峰，他给了金学峰制作过一首歌《老乡》。

金学峰是朝鲜族。朱德荣讲，那时候“卜通100”的一帮人经常出去玩。在足球场，碰到一伙人欺负一个小孩，金学峰去打抱不平，和对方打起来了。据说那是一伙韩国人，很凶的，拿着棒子就打过来了。金学峰就用手挡住了，把那个棒子抢过来，一棒，就把那个人打残了。为这件事，金学峰被判了4年。

金学峰认了一个姐姐叫苏拉，苏拉是《晚秋》的词作者，平时朱德荣认她做妹妹。“苏拉就跟我说，朱哥，金学峰出来了，你能不能帮他一下。怎么帮？《老乡》那首歌能不能拿给他唱。这是我留着自己唱的。哎呀，帮他一下嘛，等于是没饭吃啦。后来我就和陈凯商量，最后，就让给他了，录音也没要他钱。一首歌就改变了他的命运。”朱德荣说。

金学峰拿到朱德荣的这首歌后去打榜。这首歌，连续6周成为当年中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的的确确改变了金学峰的命运。

朱德荣说，那时候由于住在一栋楼里，火风和那英经常去他家吃饭，后来，艾敬也经常去他家吃饭。他一想，这几个全是东北人。

“那英性格挺好，像男孩子，和我们是经常拍肩打膀。我记得有一次她和太平洋艺术团出去演出，那英在台上把‘地也美啊，水也美啊’唱成‘水他妈美啊，地他妈美啊’。下面就鼓掌，开玩笑。”朱德荣说。那时那英非常期盼走红，“还有一天，她叫，朱哥啊朱哥，你来一下。我去一看，那英站在床上，把上衣撩起来，露出肚子说：我他妈真急了，我真想走麦当娜的路线，性感路线”。朱德荣说，“那时候我们都叫她老辣。我和火风还叫她‘肥脖子’”。

李广平还记得，那时他看到一张那英在歌厅里唱歌的照片，抽着烟，斜着眼睛看人，那张照片留给他很深的印象。

“东北人比较放得开。广东本地的歌手相对会内向一点，但我几乎没见过内向的东北人。特别是在这个圈里边混，这种人缘其实很多跟你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是有关系的。自来熟的那种人，人脉肯定要好很多。这是一点。第二个是那种比较玩命的那种精神吧。从东北大老远跑到广东来，就是过江龙。不像本地的，或附近省份的老想着可以回去。他们出来就是闯天下的，所以他们这种闯劲，这种执著，我觉得也比广东这边的歌手要强得多。这叫先天性的一些条件。此外他们的声音条件，唱歌的天分，都是东北歌手的一个很有利的优势。”陈小奇说。回忆当年的毛宁，他说毛宁：“很乖巧，很懂事，会做人。”

野蛮生长的时代

1992年，发生了毛宁和张咪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的事件。之后，在北京的梅地亚宾馆，毛宁来北京为上春节晚会努力的时候，张咪的男友郭大炜打了毛宁。

对于这件事，现在看来，陈小奇归结为当时音像版权的不明晰：“《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当时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显眼的位置。虽然说那歌在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国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这首歌作曲是张全复和毕晓世。陈小奇说：“这首歌的确是他们先给张咪唱的，但是按照毕晓世和张全复的说法是，并没有跟她签任何的约定，就是给她唱了而已。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概念，我们写了歌，谁合适就给谁唱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给张咪唱的时候，还没有实行签约歌手制度，所以那时候更随便，只要能把歌唱出来就行。只不过他们那时候签了毛宁，这个歌给毛宁也不错，就把这个歌收到了毛宁的专辑里。这样，张咪那边就有点意见了，而且两个人就产生了一点矛盾。其实本身按道理，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矛盾。”

结果，毛宁演唱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那一年上了春晚：“毛宁那年是拿了当时中央电视台青歌赛的亚军。本来是冠军的，但是后来说是给平衡掉了，拿了亚军。再加上后来又发生了在梅地亚因为版权纠纷的问题被打了，所以中央电视台觉得对他有点负疚心理吧。”陈小奇说。

张咪当时的男朋友郭大炜，在陈小奇眼中是“火气挺爆的一个人，有点匪气”。郭大炜也是东北人，他演唱过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阳神”广告里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陈小奇戏称：“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这一句唱得特别好，有力度在里边。因为他整个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后来没再混下去了。”

那时候那英正在和“卜通100”的贝司李小林谈恋爱，用小奇的话说，恋爱谈得“死去活来”。那英的成名曲叫做《山沟沟》，是毕晓世作曲，陈小奇填词。

“后来那英看到这个词非要唱不可，听毕晓世说——没亲眼目睹啊：她跑到毕晓世那里跪在门口，就说这歌一定要给她唱，不唱就不起来了。毕晓世也觉得，她还不错，就把这个给她唱了，就等于是最早的成名曲嘛——这是毕晓世告诉我的，是不是真的就要去问那英了。”陈小奇说。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然而，那时并没有及时引进“经纪人制度”。“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李广平说。

1995年前后，广东原创乐坛兴起了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逐渐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北上广州。1997年，杨钰莹向“新时代”提出要解约。“杨钰莹已经很红了，因为那时候她应邀去出席一个大型晚会，唱一两首歌，就赚20万块，我们也没可能留得住她。”新时代影音公司当年的老总吴建邦曾在媒体上如此回忆。毛宁则比杨钰莹更早离开“新时代”，吴建邦说：“1995年，毛宁就提出想解约上北京发展，很坚决，甚至承诺说解约之后，他的版费全部不要，我看这样，也只好放他走了。”

解约的背后还是经济利益的不对等：“火风出道时一场1万元。我们当时是三七开，我三他七。唱片他拿三我拿七。我拿了有两三场吧，就退出了。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了。钱的问题最敏感嘛。一开始分300元没问题，分3000元就有点问题，等涨到5万元的时候要分1.5万元啊，就找不到人了。我问他说，我最近怎么找不到你啊？他说我去旅游了。其实我知道他在哪里演出——报纸上都有嘛。算了。后来我觉得挺尴尬的。我说这样，兄弟，我们来了断一下吧。唱片全都归我了，你没有权利了，演出我就不要了。”朱德荣这样回忆他当年跟火风之间最终达成的协议。

“歌手红了以后在演出方面有很好的生活保障，在制作方面不太那么依赖公司的话，他就会走，又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合同去限制他。当时我们连合同文本怎么起草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后来我看了一些港台的合同文本，我就很惭愧，人家都是四五十页，一条一条规定得很详细。”李广平说。

从大的时代趋势看，正如金兆均所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

在广州坚守岗位的，目前只剩下了陈小奇和朱德荣。

回头再看当年在广州的东北歌手，李广平认为他们能流行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平民性的特质：“他们的平民化特征，特别适合在娱乐圈混，可以迅速和观众打成一片。他们形象上也非常亲民，没有距离感。创作上也很口语化，旋律简单，歌词上很中国。”

拓展到整个东北文化，李广平说：“我觉得东北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平民性。我接触到的东北歌手特别是创作歌手，天生有平民性。李春波就很会揣摩老百姓的心理，他写的歌词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种很俗的歌词，像我们不会这么写的，什么‘一条小河旁’，还有‘哥哥妹妹’这种的，特别直接，可谁都懂。我当时决定签他，就是觉得平民化的东西，一定有市场。”■

(感谢实习记者郭闻捷、张垠)（文 / 马戎戎） 那英广州陈小奇歌手娱乐八卦音乐大花轿毛宁李广平小芳金学峰涛声依旧东北广东音乐李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