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塑料的罗生门

( 尼加拉瓜的一处废品垃圾场 )

世纪大道背后的秘密

位于北京城正南方120公里处的河北省文安县，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废旧塑料集散地，被业内人士公认为中国北方的“废塑料之都”。要想知道废塑料都去了哪里，必须去文安县看一看。

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出发，沿106国道向南行驶两个多小时后，大巴车向左一拐，驶上了一条诡异的公路。这条路全长13公里，双向六车道，路面宽阔平整，但路两边全是农田，居然连一家商店和饭馆都没有，这在华北地区的农村公路中是非常罕见的。这就是2003年建成通车的“世纪大道”。

“这条路预算1个亿，实际花费2.6个亿！”司机说起这条路如数家珍，“路中间原来种了一排法国梧桐，每棵好几千元，但这里天冷，活下来的没几棵。”

大道尽头是文安县城，宽阔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看不到一点“废塑料之都”的影子。所有临街店铺的广告牌用的都是高级亚克力板，每块价值好几千元，据司机说这是县政府强制要求换上的。

( 董金狮 )

县政府大楼坐落在县城中心，修建得富丽堂皇，楼前的广场足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文安县环保局在县政府大楼后面单独盖了幢4层小楼，看上去非常新。本刊记者前往拜访，却被告知所有领导都下乡去了，当天回不来。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办公室主任邵彩霞，态度非常客气，但口风极紧，任何实际问题一概推说不知道，只有当她谈起文安县的历史时才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文安30多年前还被称为‘鱼米之乡’呢，那时文安到处是湖和湿地，盛产各种鱼虾，红豆沙、糯玉米和香油是文安三大特产。可如今这里早就干了，地也都租给了外来农民，本地人偶尔干点农活也是为了体验生活，和你们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在环保局碰了软钉子，本刊记者只好回到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要求司机开到村里看看。车子迅速离开世纪大道向南驶去，大约1公里后，眼前出现了一条典型的乡村公路，道路狭窄拥挤，路两边全是店铺，除了饭馆外几乎清一色都是塑料加工企业，招牌上写着承接聚丙、聚碳、聚氯、聚酯、ABS塑料……每个名词前面还会附加一个形容词，比如高压、低压、进口、黑色、白色、彩色等等，合起来完全可以作为再生塑料行业的一个产品目录。原来，这就是连接106国道和文安县城的老公路，文安的真相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

( 河北省文安县一小作坊内正在清洗进口废塑料 )

出租车向南一拐开进一条小路，路两边全是民宅，但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堆满了麻袋，里面装的全是废塑料。屋内隐约传出隆隆的机器声，虽然看不见浓烟，但空气中有一股烧塑料的味道，说实话并不算浓烈，还能忍受。主人见有外人到来，立刻变得十分警惕，不愿回答任何问题，也坚决不让记者进屋参观，仿佛屋子里正在进行的是一件天大的非法勾当。

“因为废塑料加工过程污染环境，这里被媒体曝光了很多次，老百姓都怕记者。”林姓司机说，“2007年县政府取缔过一次，但没有效果，大家照干不误。”

( 聚丙烯加工作坊 )

确实，如果在网上搜索“文安+塑料”，出来的多半是负面消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央视”的两次曝光，一次是“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关于文安县塑料加工企业污染环境的报道，一次是“焦点访谈”栏目曝光文安小作坊用医疗废弃物制造食品包装盒，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两次曝光的线索提供人都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废塑料是否可以用于食品包装。

“中国生产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平均要掺40%的废料，甚至还有不少厂家往里面掺滑石粉和碳酸钙，问题非常严重。”董金狮对本刊记者说，“废塑料在加工过程中质量一定会下降，比如聚丙烯在加工3次后质量就达不到要求了，聚乙烯稍好些，但最多也只可以加工6次。用不合格的废塑料生产的餐盒加热时会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所以在国外是不允许用废塑料生产食品包装的。”

( 文安县赵各庄镇尹村交易市场 )

董金狮曾经多次考察过文安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在董金狮看来，中国的废塑料生产过程无人监督，既不归工商也不归质检，从里到外全是无人区。文安县的大部分废塑料加工企业没有营业执照，偷税漏税和污染环境的情况十分严重。“文安的地下水已经不能喝了，稍微富裕点的老百姓都是买水喝。”董金狮说。

林司机告诉本刊记者，当地的饮水井已经打到了地下500米深处，甚至浇地也要用400米深的井水，浅层的地下水只能用来清洗废塑料。不过，村里人告诉记者，文安早在几十年前就只能喝几百米深的井水了。本刊记者注意到这个村的村民比较富裕，很多人有喝烈酒的习惯。“我每天收车后都要喝上半斤酒。”林司机在闲谈时承认。

( 赵各庄污水处理厂 )

不管怎样，污染是真实存在的。文安县政府迫于压力，终于在2007年宣布取缔废塑料加工业，但这显然是一纸空文。事实上，不少业内人士也对这种做法持不同意见。现任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占峰就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塑料是国家急需的工业原料，废塑料的再生利用属于循环经济，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对环境保护而言也是利大于弊。”马占峰对本刊记者说，“这个产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是不能解决的。取缔不是办法，只会把工厂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媒体上很多对这个行业不利的报道都不十分准确，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国家政策上的被动。当地老百姓要生活，对某些环保分子也有怨言。”

本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没人否认废塑料是一种可回收的宝贵资源，问题集中在加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以及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那么，文安县的废塑料究竟来自哪里？废塑料加工到底是如何污染环境的？政府在这个行业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去见识一下文安县的废塑料交易市场。

( 刘坚民 )

衰落的交易市场

废塑料加工产业在文安县是自发形成的。据文安的老人回忆，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安县赵各庄镇尹村的村民就开始用毛主席语录封皮做水管。1996年，尹村自发成立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废塑料交易市场，大批来自长江以北的塑料垃圾被拉到这里寻找买家，场面甚是热闹。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交易市场发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变化，买卖双方的关系在觥筹交错中逐渐固定下来，相当一部分货物不再运到市场进行交易，而是直接拉到关系户的院子里。再加上2007年政府取缔整个行业，交易市场愈发萧条，盛况不再。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废塑料被拉到交易市场寻找买家，但如果想参观的话就必须起个大早，因为下午的时候交易市场就摇身一变成了农贸市场。

( 英国莱瑟黑德的一处回收站，工人们正将回收的塑料与废纸分开 )

本刊记者早上7点来到位于老公路旁边的尹村交易市场，发现这其实只是一条略微宽阔的马路，两边都是新盖起来的小洋楼，显然这几年靠垃圾发财的文安人着实不少。市场里十分冷清，只有两辆大卡车在卸货，一辆来自湖北，一辆来自河北。拉来的货不是生活垃圾，而是工业边角料，成分单一，而且相对干净，几乎不需要清洗。

交易市场周围的居民几乎全在经营废塑料，院子里到处都是麻包。本刊记者吸取了昨天的教训，自称是来搞社会调查的大学老师，当地人放松了警惕。“我们这儿收的垃圾分几百种，每种的价格都不一样，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可你们外人是根本搞不懂的。”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说道，“这里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只防风打火机，遇到不好判断的塑料，烧一下就知道了。”

这位老大爷在距离交易市场不远的地方租了个院子，院子里堆的大都是从塘沽运来的进口废塑料，国产的很少。“进口料既干净又便宜，而且已经进行了初步分类，分拣起来比国产料容易得多。”老大爷说，“所以现在进口料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了，几乎到了一半对一半的程度。”

事实上，本刊记者在文安看到，即使是国产废塑料也大都是工厂边角料，真正的生活垃圾并不多。“很多记者对再生塑料行业有误解，总喜欢把废塑料叫做‘塑料垃圾’，把进口废塑料叫做‘洋垃圾’，这些说法严重误导了读者，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很不公平。”中国最大的再生资源交易网www.zz91.com的总经理齐斌向本刊记者抱怨说，“我建议把进口废塑料叫做‘进口再生资源’，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国非常普遍且重要的一类进口货物，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业内，包括决策层都有意扩大可进口废料的种类并减少数量限制的原因。”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长刘坚民告诉本刊记者，全世界的塑料使用量从体积上推算已经超过钢材、木材和纸张，成为第一大工业材料。中国的塑料使用量更是逐年上升，塑料制品的产量和使用量在2007年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由于石油短缺等原因，原生塑料早已无法满足国内旺盛的需求，于是中国便成了世界第一大废塑料进口国。根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的统计，中国2008年原生塑料的消费量大约为5190万吨，而海关统计的进口废塑料总量就达707万吨，走私进来的废塑料更是无法计数。中国国内回收的废塑料大约为900万吨，但这也只是一个估计数字，准确数字无法统计。根据这个数字得出的中国塑料垃圾回收率大约为25%，但齐斌认为这个数字偏高，中国的工业废塑料回收虽然做得不错，但低价值的生活垃圾回收则远远不够。

“进口的工业边角料大都是原生塑料，外行都能看出其质量要高于国内回收的废塑料，再加上国外废塑料的分类做得好，所以洋料比国产料更受欢迎。”齐斌补充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废塑料货源比较稳定，现代化工厂最需要的就是数量和质量都稳定的原材料。”

为什么如此高质量的原材料千里迢迢运进中国，却反而比国产废塑料便宜呢？刘坚民道出了原委：“国外的垃圾处理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除了少数高质量的边角料可以拿去卖钱外，大部分不易处理或者价值较低的工业、生活垃圾都必须交钱才能处理掉。于是很多商人干脆把这些东西出口到中国，不但不用交本国的处理费，还能从中国赚上一笔。再加上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都有贸易顺差，货轮回国时大都空载，所以运费可以压得很低。”

马占峰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登记注册的向中国大陆地区出口废塑料的境外企业总数有3561余家，分布在8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667家、日本512家、韩国239家、中国香港553家、中国台澎金马关税区181家，占注册企业总数的60%。这么多企业争抢废塑料，使得竞争越来越激烈，再加上石油价格持续走高，进口废塑料的价格逐年上涨。

“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废旧物资的最大进口国。”刘坚民解释说，“现在有个规律，中国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就一定会涨上去，废塑料当然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国内登记注册的废塑料进口、加工企业总数则有3000余家。但是董金狮告诉本刊记者，很多登记注册的废塑料进口企业往往不是废塑料的实际使用者，而是倒料的。他们层层加价，使得废塑料加工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

“中国的回收行业有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自信息不畅导致的黄牛投机倒把行为。”齐斌对本刊记者说，“另外，个体经营企业四处分散导致了高额的物流成本，中国物流行业排在第二位的货物就是废料和再生料，因此这个行业迫切需要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和高效的物流平台。”

齐斌管理的这个再生资源交易网就是为企业搭建一个交易平台，减少不必要的物流成本，让垃圾尽快转换成资源。齐斌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从事废塑料收集行业的个体经营户约占60%左右，其余40%中的绝大部分又都是20人以下的小企业，它们和从事废塑料加工的企业一起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形成了数十个废塑料交易和加工中心。除了文安县之外，比较大的还有河北保定市的望都、唐山市的玉田，辽宁的金州，山东的莱州和临沂，湖南的汨罗，浙江的慈溪和台州，广东的大荔、东莞，以及揭阳和汕头等。这些作坊式企业规模小，力量分散，缺乏靠山，一直都是国内工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其中已有十余个废塑料交易中心被地方政府取缔，其中就包括河北文安、望都，广东大荔，江苏兴华，温州瓯海区等，取缔的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污染。

“这些交易中心在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划，而是暗中鼓励，任由其发展壮大。”马占峰对本刊记者说，“等到这些企业为发展当地经济、保护地球环境、解决农村人口就业、解决战略资源紧缺等做出了很大贡献，并缴纳了税金后，却因为环境问题被地方政府无情抛弃，这是很不公平的。当然，这类交易市场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注重环保，废水随意排放，确实给当地环境造成了二次污染，但我们应该加强管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加以取缔。”

那么，废塑料加工行业为什么会产生二次污染呢？

从尹村到东都

在尹村交易市场附近的一个小院里，本刊记者找到了一家聚丙烯加工作坊，并以大学老师身份参观了废塑料加工的整个过程。原来，废塑料先是被粉碎机打成碎片，然后用水冲洗，洗不干净的就要加洗涤剂，如果还不干净就得用火碱。塑料片洗干净后堆放在院子里晒干，然后倒进电炉加热到200℃，熔化成黑色的黏稠液，像面团一样。之后这种“塑料面团”通过一层筛子被挤成面条，工业术语叫“拉丝”。拉出来的“塑料面条”再用冷水冷却至室温，面条变硬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被机器打碎成米粒大小的塑料粒，术语叫“造粒”。这种黑色颗粒就是成品，可以卖给塑料加工厂，注塑成各种塑料用品。

这家小作坊24小时开工，每天可以生产出两吨多的黑聚丙颗粒。黑聚丙属于废塑料行业里相对低端的产品，零售价大约在每吨4000～6000元。小作坊雇用了两名河南籍农民工轮流看机器，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报酬大约是70元。拉丝和造粒都是自动的，基本上不需要看管，房间里气味也不是特别大，可以忍受。劳动强度最大的是清洗废塑料，需要不停地翻搅。这也是污染最大的一道工序，本刊记者看到清洗后的废水都通过暗渠流到了外面，只在出水口围了一个网兜，兜住细碎的塑料片。融化后拉不成丝的塑料渣也是污染的一大来源，这部分渣子价值很低，只能当燃料卖，一吨开价一两百元，几乎是半卖半送，所以经常有人图省事把它扔到野外，或者干脆就在露天烧掉了。文安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烧塑料的味道，原因就在这里。

“烧塑料产生的气体并不都是有害的。”马占峰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如果是单一品种的废塑料，加工过程应该是无毒的，比如干净的PVC燃烧后没有刺鼻的气味，是无害的。只有当很多塑料混着烧，或者是加了添加剂的PVC塑料，燃烧后才会产生刺鼻的气味，这是不好的。但现代化加工企业都是在密闭的空间里进行加热，没有危险。”

那么，二恶英是如何产生的呢？环境化学专业毕业的董金狮对本刊记者说：“只要燃烧物里含有氯和苯，温度在300℃～500℃，就会产生二恶英。事实上柴火里也有氯和苯，农村使用的灶也会产生二恶英，这不是塑料垃圾焚烧独有的问题。现代化焚烧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炉内温度升到800℃以上，就不会产生二恶英了。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认为中国不应该发展垃圾焚烧，因为中国垃圾中的塑料大都被拾荒者捡走了，垃圾的热值不高，温度很难保证。”

马占峰原则上同意这个观点，但他换了个角度：“塑料是很好的工业原料，一般说3吨石油才能生产1吨塑料，如今石油这么短缺，把塑料白白烧掉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也得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全世界生产的石油只有4%用于生产塑料，其余也都是被烧掉的。废塑料加工产业剩下的废渣价值很低，再利用的成本很高，又不易降解，那还不如烧掉发电，回收能量。”

据马占峰介绍，废塑料的回收利用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物理再生，也就是把塑料重新融化后拉丝造粒，大部分农村小作坊就是这么做的。物理再生技术含量低，生产出来的再生塑料质量远不如原生塑料，产品附加值很低。而且物理再生是有限度的，一旦分子链断裂到一定程度就没法再利用了，此时可以采用化学再生。化学再生又可以分成两种，一是把塑料的分子链完全砍断，做成单体用于生产化工原料；二是利用化工工艺把断裂的塑料分子重新连接上，这叫做“塑料改性”，改好了可以大大提高再生塑料的性能，甚至可以和原生塑料媲美。塑料改性在技术上不是问题，关键是资金是否雄厚，规模是否足够大。农村小作坊做不了这个，很难盈利。最后，对于那些实在没办法再生的塑料渣子，再通过燃烧来回收能量。

“从理论上讲，正常情况下的废塑料再生是不应该有污染的。”马占峰对本刊记者说，“小作坊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废塑料的清洗过程，像一次性饭盒、油瓶、饮料瓶这些东西很难洗，洗出来的废水必须先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农村小作坊最大的问题也就在这一步。政府收了这么多年税，为什么不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污水问题呢？”

赵各庄镇确实这么做了。2007年镇政府通过财政出资和企业赞助等形式筹集了147万元经费，建成了一座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污水1000立方米。但是，当本刊记者于当天下午到达该厂参观时，却发现大门紧闭，连一个工作人员也见不到。原来，这座污水处理厂竟然建在世纪大道的北侧，而小作坊集中的尹村却位于世纪大道南侧，两者之间的距离至少有1公里。更奇怪的是，从尹村排出来的废水居然是通过明渠流到污水处理厂的水塘里，边流边渗，该污染的早就污染了。冬天的时候水塘结了冰，于是污水处理厂便停工了。但小作坊仍然在开工，污水根本未经处理就排了出去。

夏天的时候这里是怎样的情景呢？一位村民向本刊记者描述了这里平时的状况：“村子里到处是有颜色的污水，污水处理厂前面的池塘里永远存着大量污水，该渗的早就渗到地下去了。这个污水处理厂完全就是摆设，一点用也没有。”

可是，污水处理厂为什么建在距离污染源如此远的地方呢？曾经来文安县考察过的一些环保组织认为这是文安县的面子工程，建在世纪大道的旁边才会更加醒目，但是林司机则给出了另一个解释：“当初世纪大道刚建好的时候，县政府打算把加工厂都移到公路两边来，污水处理厂就是为这些工厂准备的。但当地农民在路边种上庄稼，然后抬高地价，政府征不起了，只好作罢。所以世纪大道两边至今仍是农田，没法开发。”

当地农民为什么如此“狡猾”呢？他们看见了东都的榜样。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文安县建设“文安东都环保产业园”（以下简称“东都”），专门从事再生资源的加工利用，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按照东都副总经理孙瑞的说法，投资方将在3年的时间里滚动投资14亿元，把东都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垃圾加工处理基地。对于年税收刚刚过亿的文安县来说，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于是，文安县政府在县城东边距离尹村20多公里远的黄甫农场征到了3692亩土地给了东都，于2006年正式破土动工，2008年第一阶段建成投产，同年获得了环保部核发的“废物进口许可证”。

据介绍，原计划进驻东都的企业有“百十来家”，但目前只有19家正式进驻东都，其中又只有“嘉城塑料”一家企业是处理废塑料的，而且吃的主要是进口料，其余的都是处理各种废旧五金、电机、电器产品的企业，主要来自河北、广东、青岛等地。当本刊记者于星期五下午前往东都参观时，发现整个园区静悄悄的，大门紧闭，除了门卫外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个人。距离大门最近的一家企业正是嘉城塑料，但显然已经停工，听不见机器的声音，见不到任何一名工人在工作。专门为嘉城塑料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厂自然也就闲置在那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方面是花大钱建起来的正规工业园区被变相荒废，一方面是众多小作坊冒着污染环境的危险偷偷开工，这个矛盾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小作坊为什么不愿搬进东都呢？

管理的艺术

“东都的一个企业摊位要价好几万元，谁愿意进来啊？”马占峰对本刊记者说，“废塑料回收利用这个行业存在很多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者的水平没有跟上，这不是老百姓的责任。”

在马占峰看来，东都的管理者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小作坊散落民间，缺乏管理，存在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如果免费让他们进园，不但可以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还能统计出准确的数字，按产量收税，一举两得。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废塑料产业的税收只占文安县税收总数的3%。“我们这儿的税收干部就是摆设，请吃一顿饭就能少缴税，大家都这么干。”文安县赵各庄村民董保义对本刊记者说，“环保局也是这样，给检查人员两张超市购物卡，所有环境问题就都解决了。”

北京市市政管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认为，文安的问题出在地方干部身上，他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水平低下，作风武断，办事一刀切。“发展循环经济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政府针对这一问题发过178份文件，在税收和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但当地政府根本没有好好研究。”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文安县政府应该学会利用这些优惠政策，让惠于民。”

董金狮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东都：“建东都的主要目的不是发展废旧物资回收，而是圈地，发展循环经济只是圈地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曾经去过5次东都的董金狮对本刊记者说：“东都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出租场地，但他们一个摊位要好几万元，当地人自然不愿进来。现在很多注册企业的厂址并不在东都园区内，这些企业只是在东都注册，为的是获得经营废旧物资的资质，以便获得国家优惠政策。”

刘坚民也认为改变文安的现状需要加强管理，但他并不认为由国家投资建设再生产业园区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曾经去文安做过调研，向当地政府建议把小作坊集中起来，以自然村为单位建设多个小型污水处理厂，就地解决污水问题。”

那么，民间小作坊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意识建设污水处理厂呢？刘坚民认为资金不是问题，关键是管理。“废塑料加工业虽然利润很薄，但还是可以盈利的。问题在于污水处理厂投资较大，任何一家小作坊都没有这个实力，必须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股份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其实文安当地已经有不少规模不等的产业协会，但都只是摆设。“我们这儿的产业协会就是用来入党的。”董保义对本刊记者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就是交给了产业协会，由他们批准的。除此之外他们啥事也没干。”

正是因为产业协会形同虚设，一些有意集资建设污水处理厂的小作坊都在观望，等别人先动手，否则自己花了钱，提高了成本，那些不建污水处理厂的小作坊就占了便宜。

看来，这件事必须由县政府出面统一解决。但是刘坚民告诉本刊记者，县政府也有难处，“文安县政府的人对我说，他们也想整顿，关掉一些污染大的小作坊，但文安有上万家小作坊，牵涉到十几万人的就业和生活，如果大规模整治，难免有上访的。文安离北京这么近，如果进京上访的人多了，超过了指标，县里就得挨批评，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治理”。

马占峰告诉本刊记者，山东莱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把原来遍布农村的2000多家小作坊整合成700家，然后投资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厂，输水管道通到每家工厂，大大降低了整个行业对环境的污染。

“其实文安县委的人还是太保守，没有看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刘坚民补充说，“现在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文安当地人对污染也是非常反感。想整治担心小作坊告状，但老百姓为了抵制污染，也会去告状。”

结语

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期间，马占峰接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电话是甘肃的一位老农民打来的，他打算在自家院子里分拣废塑料卖钱，被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强行取缔，如果坚持要干也可以，但必须交纳一大笔罚款。马占峰反复劝告这位老农民打维权官司，不交罚款。“我每天都要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马占峰无奈地说，“农民是弱势群体，谁都能欺负他们。”

齐斌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垃圾回收行业肯定有一些暴发户，但我们也绝不能忽略其中千百万来自于社会底层，同时也服务于产业底层的废料回收工人、处理工人、再生料制造工人，虽然他们只是用自己血汗甚至健康分享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利益，但这么小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部分。当我们的权力支配者大动干戈地去整治该行业的时候，当我们的媒体或某些‘仙风道骨’的人背负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去大肆批评这一行业，强烈要求完全让这一行业立即死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或听到那些来自底层的工人的意见呢？”

“文安的小作坊同样必须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歧视。”刘坚民说，“如果让这些小作坊正常发展，有了一定规模，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政府应及时引导他们走向正规化。但是现在政府缺乏引导，于是他们便都抱着能干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谁还有闲心来保护环境呢？”■

（文 / 袁越） 水污染环境保护塑料加工废塑料罗生门再生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