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打之后：一个家庭不该发生的悲剧升级

从大连回吉林桦甸姥姥家的第三天，李丰仍然基本上不吃饭不睡觉，只是捧着爸爸的手机死死地盯着，过一会儿就放一阵爸爸生前使用的铃声，始终低着头，脸埋得很深。15岁的李丰因为被老师和同学打，本来就已经出现了心理障碍，爸爸去世这半个月，他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自责中，认定是自己害死了爸爸，除了上厕所，不肯踏出屋门一步。

受伤的孩子

初三前的暑假，李丰一整个夏天都在一家离家很远的饭店打工，中间没回过家，和爸妈的想法一样，他想要好好锻炼自己。打工结束后，李丰意外获得了老板奖励的500多元工资，用其中的一半买了一辆二手山地车——自行车是他曾经央求了母亲很久的心爱之物，剩下的钱收好。家里没有给过他零花钱，以前都是班上好朋友请他吃冰棍喝饮料，李丰告诉母亲，这下他也可以回请同学了。打工的经历给李丰的最大感触就是，“我要好好念书，考高中”。

2009年9月29日发生在大连77中初三（4）班的事，在网上被叫做“耳光门事件”，李丰被班主任刘丽“打了20多个耳光”，引发了之后一连串悲剧，改变了李丰一家人的生活。

“老师打学生几下”，在初三（4）班不是第一次，在77中更不是一件“让人很在意的事”。李丰的母亲李振香告诉本刊记者，儿子班里的男生“几乎都被打过，有时教室开着门，隔壁班学生被打的声音在这边都能听见，但是没有一个学生敢说，家长也倾向于认为这是老师为了孩子好”。李振香说她曾经跟班主任刘丽表示：“您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有不对的地方就管教，照屁股踹几脚都行，但是不能打脸。”李丰上一次被打耳光，李振香很想去找老师，但被李传才劝住了，“他说忍忍吧别找了，反正初中还一年咱就毕业了，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按照李振香的说法，刘丽平时对李丰“还可以”，以前两家住得近，和老师联系也不少。为什么这次打得这么厉害，从李振香的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李丰明确地表达出了不满。

当时班干部正在替老师管纪律，李丰因为向同学借涂改液说话，班干部把他的名字记到了黑板上。李丰不服，结果黑板上被记了两个名。李振香解释，在77中的管理中，黑板上记名和学生考核有直接联系，记到一定次数还要罚款。

刘丽回到班里看到李丰的名字，让李丰站起来，李丰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摔，老师急了，把李丰拽到后面，并关上了后门。接着李丰抬手做了捶墙的动作，这彻底惹怒了老师，不到1.6米的女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抽打1.8米的李丰。“儿子放学回来不对劲，我们一看嘴角有血，再一问才知道被老师打，她这只手打累了换另一只手，抽了20多个耳光，直到孩子嘴角出血。”之后李振香直接拨通了刘丽的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确实是打了几下”。

2009年9月30日，国庆节放假前最后一天上学。一大早，刘丽在校门口拦住李丰，问他“我是打了你20多下么，你数了么？”李丰说我数着呢。放学的时候，等在校门口的是班上的“刺儿头”袁某和他找的包括校外的十几个人，因为“顶撞老师，要给老师赔礼道歉”，李丰又挨了这些人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被路人送到医院，脸全部肿起，耳朵出血，整个右眼都封住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轻微脑震荡、面部部分受伤。这次被打后，李丰开始断断续续住院，精神也开始不正常。

青春期的男孩子，正是敏感要面子的年纪，跟同龄孩子比，李丰平时跟父母的话不算少，3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娱乐，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有说有笑，李丰也愿意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讲给家里听。10月份开始，李振香夫妇发现孩子精神出现问题，他家邻居也向本刊回忆，“以前活蹦乱跳的见人就叫，现在什么也不说，看着木木呆呆的”。在刘丽和一位男老师去医院看过之后，李丰更是开始有抽搐和呕吐症状。

李振香向本刊回忆，那段时间李丰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了，什么也不干，也不说话，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一听到敲门声就钻进自己房间。医生出主意说，第一步让他俩想方设法哄着孩子出门，但这恰恰就是最困难的。夫妻俩想尽各种办法，把他心爱的自行车擦得锃亮，找出他平时玩的篮球和沙袋，但李丰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在大连打工这些年，一家人几乎没有去过什么景点，李丰也只有在春游的时候才出去玩。李振香想起儿子从“发现王国”玩回来那次提到“过山车没坐过瘾”，和李传才商量“豁出去三口儿一起玩一次”，“好说歹说也没用”。每次去“七院”看病，一向省吃俭用的夫妻俩都破例打车，因为“同学之间开玩笑经常说‘神经病，送你去七院’，孩子心里都明白，越发觉得抬不起头”。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李丰患上了急性精神障碍和应急性精神障碍，李振香说，每一次去看病都发现，孩子的病情都越来越严重，到11月底由心理医生建议李丰接受住院治疗。

一个母亲的战斗

虽然母亲最了解儿子，但李振香也不明白，儿子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我觉得他就是当着同学面被老师打之后又被同学打觉得没面子了，但是最大的打击是因为后来学校弄的调查问卷。”她向本刊记者分析。

孩子出事后李振香找到学校，学校为了调查此事，组织初三四班学生匿名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问题包括“打了几下”，有的填一两下，有的填三四下，“没有超过6下的，连平时关系最好的同学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看到问卷调查的结果，15岁的李丰懵了，李振香说从那之后，他“一下子劲儿就别不过来了”。根据77中一位学生的说法，“后来各班开会通知不许向外面说学校的事情”。

在李丰住院到十几天的时候，李振香见多次找学校没有结果，甚至“不承认有打孩子这件事”，她拨打了大连电视台的新闻热线，于是在10月19日大连电视台的新闻中，人们看到了病床上的李丰、一位愤怒的母亲，和声称“打了四五下”的老师。媒体介入后，学校给李丰家送了1万元，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李丰见到来医院的老师就开始抽搐。

出院后，夫妇俩一直陪着孩子看病，一面到区教育局和市教委讨说法，同时提出要给孩子进行精神问题的司法鉴定。由于“法定鉴定专家人数不够”，一直到12月9日鉴定才得以进行。

其间李振香始终坚持“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把孩子的病看好”，对于刘丽提出的私下谈一谈的要求也没有理会。李振香一再向本刊表示，作为一个外地打工者，她知道找工作的艰难，从未提出过要求学校处分刘丽。甚至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李振香在回忆李丰以前的学习和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刘丽说的“还可以”。“包括找教育局和教委，我都是说只想把孩子病治好，可是他们对我们就像‘踢皮球’一样，有一个领导还张嘴就说‘你们外地人’怎样怎样。”

李振香的一个朋友告诉本刊，“平时在他家里都是李振香拿主意，她这个人心直口快，四处去找人的时候也都是她在说，李传才在旁边基本不说话。”但是李传才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妻子的精神支持，提醒她说话不要不管不顾，在妻子气急了的时候安慰开导妻子，所有的憋屈和郁闷都自己消化，一如他一贯的好脾气。

李振香表示，看到学校恶劣的态度，后来她实际上就不再和学校有任何联系，就等着李丰的精神问题司法鉴定结果出来。结果12月9日，她接到学校一位老师的电话，通知她到学校给李丰取保险单。

第二天午饭时间，李振香来到学校，在传达室拿了李丰的保险单后，找到正在食堂吃饭的校长，表示想到教室取孩子的书本和书包，“校长咬着馒头手一挥，‘让姚主任领你去’”。这个“姚主任”就是悲剧中的另一个受害者——学校教导主任。

初三（4）班在教学楼五层，姚主任只陪李振香上到三层，之后李振香就随着学生一路看着牌子找到了初三（4）班，没有分清前后门，也没有看到教室前面站着的代班老师。从后门一进去，李振香向同学打听李丰的座位，没有人吱声，又问了一次后听到有人说不知道，然后她看到从前面讲台走过来一个中等个头的男老师。事后经李丰的回忆，李振香才反应过来这个代班老师就是当时陪同刘丽一起去医院的团委书记栾老师。

“他问我找谁，我说找李丰，他立刻态度很差地说‘从我接这个班就不知道谁叫李丰！’我又问那找谁，‘找刘丽老师！’然后就开始喊，‘你这个人懂不懂礼貌不敲门就进教室’、‘你三番五次到学校闹什么闹’，一连串的质问，话里还有难听的字眼，旁边是一屋子的学生。”然后他喊着“滚出去”，招呼学生一起把李振香推出了教室。

李振香下到三楼，碰到姚主任，被带到会议室，说话的工夫栾老师进来了，“说我先骂人，然后又开始骂我，姚主任也跟着他一起骂，我站起来用手指着栾老师说‘你这样配当老师么’，话没说完他一脚就踹我小肚子上了”。李振香一下子被踹倒在地，一边疼得捂着肚子哭一边报了警。经过了一些争执和等待后，由姚主任陪同，李振香被送到医院，“下面流了很多鲜红的血”。

李振香在回忆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都止不住地遗憾，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接下来的悲剧都不会上演。

悲剧升级

李传才接到电话赶往医院，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一把刀，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也没人能说清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只有李传才、李丰和姚主任3个人。

在李振香的回忆中，她当时正在病床上等着医生诊断，“躺的地方已经都是血了，脑子也是迷糊的”，虽然发生在一个楼里，但是后面的事情她什么也不知道。事后她听朋友说，当时李丰很大声地跟姚主任喊“我要找我妈妈”，姚主任声音也很大，李传才听到声音，赶来向姚主任头上举起了刀。

“医生一直说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让李丰发泄出来，也许李丰当时冲老师大声喊就是一种发泄，但是李传才能做出这种事谁也想不到。”李振香告诉本刊记者。大家暗地里分析，李传才很可能一起急，把姚主任当成了踢自己老婆的老师。姚主任头上挨了好几刀，昏迷不醒。

父子俩离开医院不久，李丰被警方带到派出所，因为抽搐又被送回了医院，而李传才失踪了一夜。李振香发动所有亲戚朋友一起打电话发短信，到能想到的任何地方去找，“就是没想到他往家跑了”。“有事情咱们一起担，我陪你自首”、“咱们还要一起给儿子看病呢”、“只要你人在家就在”，发了一整夜短信，李传才一条都没回。

李家住在甘子井区704路终点站西山宿舍这一站，不远处是一座荒凉的小山，当地人称水塔山，山下有工厂，还有层叠的几排民房。当天晚上21点多，山下煤气站的一个工人锁门时碰到李传才，问他是不是来换气的，这是李传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之后，住在山下的人有人听到山上有男人的哭声，“很凄惨，很恐怖”，当时还下着小雨，人们关紧了门。

没人知道李传才的最后时刻是在怎样的煎熬、孤独、憋屈和自责中度过的，他没有留下一言半句，在半山腰的一棵老枫树上，用一根尼龙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李振香后来听到有位办案的民警说，“李传才是爷们儿，他这是以死来为老婆孩子讨说法”。

李传才的尸体被发现6个多小时后，李振香和李丰才得到消息赶到现场，人们按住李振香不让上去看，而李丰则“疯了一样，一边尖叫着‘爸爸我爱你’，一边在山上和山下不断地跑上跑下”。

“我太了解他了，他从来做了错事不连累任何人。”李振香说，“我们家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3个人都胆小。李传才就是因为太老实，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事儿，冲动之下做了这样的事情才会让自己受罪。”李传才死后，“李丰彻底崩溃了”。

李家的生活

本刊记者看到，李传才的小鱼摊就在家门口不远的西山市场大棚外面。以往，每天晚上10点钟，李传才去海边收货，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有时五六点，回来吃了早饭歇一会儿就去摊上卖货，直到晚上五六点钟回来吃晚饭，吃完全家人就早早休息了，几小时后李传才就又要起床去收货了。十几年来，除了淡季，李传才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作息。李振香平时接点家政的活，没活的时候就到摊上去换李传才，一家人维持着一年两三万元的收入，“虽然不富裕，但是过得也挺开心的，我们感情很好，从没打过架”。

李振香的母亲有两儿两女，“4个孩子就这个操心操得多，也就这个经济条件差点”。因为李传才家里条件不好，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母亲曾心疼女儿要过苦日子，但是毕竟“李传才人好，老人就图两个人平安就行了”。李传才退伍后，两人结婚从吉林来到大连，只想着做小买卖过小日子，那是1994年，李振香已经怀李丰5个月了。

“李传才在部队当过兵，做饭、缝补家务什么的都会，我都不会，都是跟他学的。”李振香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他这个人很热心，左邻右舍的都认识，看到谁正劈柴就过去帮着劈，扛东西就一起扛，从没跟任何人红过脸。”李传才对面鱼摊的夫妇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天天面对面，有说有笑，左右谁有点儿什么事儿他都过去帮忙。绝对想不到他会发生这个事”。

这么多年的辛苦，李传才没有抱怨过，在李振香的记忆里，他仅有的几次发脾气都是因为李丰的学习或者调皮，而李丰其实是一个懂事、让人省心的孩子。家里条件差，从小他的衣服都是表哥穿剩的，李丰从不跟别人攀比，不吃零食，也不跟家里抱怨。李传才夫妻俩忙活计，李丰的学习更是没有管过，每天李丰都在学校把作业做完，回到家把米饭焖好，给鸡喂食，然后自己先垫一点，无论如何也会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家里一直没有电脑，李丰想要一台电脑，跟母亲提了一次后没有同意就再也没提，他自己也不会出去上网。

5年前，李家搬到现在的西山宿舍，开始攒钱想把房子买下来，在亲戚朋友帮助下，终于在今年付清了9万元，有了自己的家，好日子刚要开始。现在，李振香顾不上收拾家里的东西，带着李丰回到了吉林桦甸，和姥姥住在一起，想起以后的日子，李振香一阵阵绝望，“大连没法儿回，在桦甸又没有一房一瓦”。给儿子看好病，是支持李振香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和希望。但是从相关部门拿到的一次性40万元的赔偿，无论怎样也不能和一个孩子的未来画等号。

在李振香向本刊记者回忆发生在学校的事情时，李丰在屋里一下一下地敲墙发泄心中的愤怒。李振香说，李丰现在整宿不睡觉，但是夜里有时还会给妈妈盖一下被子，可是“不明白的时候，怎么说话都不理你”。

说到这儿，李振香走进屋，蹲下来，抬头看着李丰说：“儿子咱们去北京好不好？”李丰还是低着头，盯着爸爸的手机，从床沿挪到最里面，一个字也不说。■（文 / 陆晴） 发生不该悲剧儿子一个刘丽社会万象之后家庭李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