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塔大桥的这边和那边

( 起居室，金属棍小桌名为“南瓜” )

土耳其新锐设计师赛雅·奥兹德米尔（Seyhan Ozdemir）的家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内的加拉塔（Galata）一带，她和搭档卡格拉（Sefer Caglar）共同开的室内装饰和家居用品设计公司Autoban就在不远处。

一头金发，穿着欧洲最流行款式露肩上衣、牛仔裤、平底鞋的赛雅，外形和气质更像欧洲人，或许是因为她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出生、长大，这片散布在几座小山上的城区还是她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老城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北边，在地理上位于欧洲，居民以非穆斯林为主，生活方式和欧洲人别无二致。加拉塔一带更是老城区中欧洲文化氛围最浓的地方。这儿一度是古罗马和拜占庭贵族的狩猎场，贵族们纷纷在这片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山地上修建别墅。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伊斯坦布尔，苏丹下令外国人的居所不得靠近苏丹的王宫，将他们赶到加拉塔一带居住。久而久之，这一片老城区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外国人居住区，国际贸易繁荣兴旺，尤以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最活跃。到17世纪末，老城区矗立起座座外国使馆，使馆周围圈出带殖民性质的各国社区，加拉塔周边成为伊斯坦布尔文化色彩最为多重的城区。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首都迁往安卡拉，土耳其政府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课以重税，有势力的外国人纷纷离开伊斯坦布尔，老城区逐渐萧条。上世纪90年代，它的精神和文化元气才开始复苏。

赛雅和卡格拉是米玛·熹南建筑艺术大学的同学，她学建筑，他学室内装饰设计。1998年他们毕业之际，土耳其设计界的前途并不光明。土耳其的设计师们普遍有身份认同危机，在基督教文化和无处不在的伊斯兰文化影响之间无法抉择。当然随着土耳其越来越靠近欧洲，他们现在更倾向于说自己是欧洲风格。2003年赛雅和卡格拉开创了自己的设计品牌Autoban，设计的家具深受欧洲市场的认同。

赛雅几经周折，花180万欧元买下了加拉塔的一套公寓。它是座旅馆改成的公寓，原本由欧洲人所建，有些年头了，外立面已经斑驳，居室内的壁画也褪了色，但还能看出它当年的端庄和气度。一进她家大门便能看见两幅黑白剪纸装饰画：一个女人正在用吸尘器清理走廊的地板，还有一个留唇髭、系围裙的男人手持一把斧子打量着一只鸭子。乡愁立刻涌上心头。赛雅批评政府对待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老房子只是一味拆，“他们拆光了这座城市的回忆”。赛雅想让你怀旧，让你去过更简单的生活。不管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信息都会引起共鸣。好比她设计的一把摇椅，取个名字叫“昏昏欲睡”，尽管有现代的造型，却记录了她童年生活记忆的一个片断。因为怀念学校生活，他们设计了一款只有一个扶手的靠背椅，像大教室里单扶手上有个折叠小桌板的椅子。所以，赛雅和伙伴不想被定位于“土耳其”设计师，问他们原因，他们给了一个答案：“我们是设计师。我们虽然出生在这儿，成长在这儿，但我认为设计师是没有祖国、没有身份的。”这个答案他们已经回答过很多记者了。

赛雅没有动公寓的空间格局。正对大门，横着一条走廊，跨过走廊是起居室、餐厅和厨房；沿着走廊到尽头，是卧室、主卫、衣帽间。这个格局有效地屏蔽了主人的私密空间，为什么要改呢？公寓的天花板极高，早先的内部装饰令空间充满戏剧氛围，每一间屋子都美得炫目。有浮雕图案的天花板被赛雅刷成金色，华丽夸张，有意做成一个装饰的中心。相应的，墙壁和地板就朴素得多。地板，铺上橡木板，刷了5层黑油漆。对墙壁的处理各有不同，有的刮掉墙面涂料露出被掩藏多年的壁画，再扑上一层金粉，如果墙壁前恰好有一组暖气管也刷成金色，间或地和天花板做了呼应；有的墙上的壁画没有扑金粉，但镀了树脂，既保护了墙面又多了光泽；有的墙面则铺上长方形白瓷砖；有的砌上普通的砖，刷上石灰水；有的是最普通的白色光面墙。

( 厨房 )

赛雅在厨房和卫生间用了白色大理石装饰，厨房的料理台、墙面贴着白色大理石，像个素净的白盒子；橱柜等家具用了木材，在豪华但冰冷的材质中透出温暖，空间似乎也得到缓和，可以呼吸了；浴室有传统土耳其浴室的风情，用松木做了墙裙和地板，要的是它好看的纹路；欧洲卫生洁具80%在土耳其生产，赛雅挑选了一个传统风格的洗手盆，配着黄铜支柱和黄铜毛巾架，这里大理石用得极为小心，它被用做镜框，镶面大镜子，挂在洗脸盆上方。

赛雅在卧室里用了点小心思。她在床头之后立了一面白色带浮雕的巨大壁板，转到其后，别有洞天：一个小化妆室躲在后面。化妆室不到2米宽，搭了几层隔板，上面几层放手袋、帽子，下面几格可以放鞋；中间一格最宽，镶了镜子，上面一条横竿，挂若干金属小钩，首饰的放置问题解决了。

( 走廊 )

赛雅视每一个室内设计项目为一个故事，一个个细节——它们是家具、灯具，让故事变得完整。自己就是做家具和灯具的人，家里自然成了Autoban产品的陈列室。起居室里，最醒目的是空中怒放的吊灯“玉兰花”，本色桦木板车出六边形，穿成一串，成了一朵抽象风格的花。由于每一张木板之间角度略有错开，有宽的空隙，灯光被木板反射开，金色的天花板更加辉煌，室内异常温暖。他们的设计充满了童趣，一盏红色吊灯，中央圆球周围伸出若干铁“腿”，“爪子”上装了灯泡，像在树上结网的蜘蛛。

赛雅形容自己是“观念现代的人”，视美国家具设计大师查尔斯和蕾·伊莫斯夫妇为精神导师，“我们的家具作品带着显著的现代风格造型和线条”。她尊重现代主义哲学观，但会把自己的态度和风格放入其中。她无意于探索材料使用上的技术潜能，而是要发扬现代美学，并用设计反映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变迁。

( 卧室，床后隔出一个小化妆间 )

比如起居室里的一把斜靠背扶手椅和卧室里的床，胡桃木的框架来自法国围手椅的造型，名字则与巴黎一家著名歌剧院的名字相同，从中看得出巴黎的波希米亚气息对加拉塔区、进而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再看低矮的“雪橇”双人椅，两侧的木质椅腿部各有两个半圆形，令人想起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清真寺圆顶的轮廓。“海星”长桌，桌腿汇集于中央一点，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是向导师伊莫斯的设计致敬，也是伊斯兰艺术中最常见的图案。

赛雅和卡格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意味着他们的灵感来源比欧洲同行更复杂，作品更让人一时难以理解。“你还记得和家里人待在一起、聊聊家常话的情景吗？比如说说今天我们吃什么之类的话题。”赛雅深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琐事，在伊斯坦布尔都变了样，变得混乱又复杂，让人困惑。”

公寓外，金角湾就在不远处，海风把潮湿的气息吹进了公寓；公寓里，北欧风格的木家具带来维京人闯入伊斯坦布尔的感觉，却是静悄悄的、压倒一切的静谧。探头看窗外，老城区陡峭曲折的鹅卵石小巷上人来人往，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赛雅等土耳其成功的年轻设计师多数住在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老城区里，他们在伦敦、巴黎和瑞士接受过设计教育，更认同基督教文化，却无论如何也过滤不掉血液中流淌的伊斯兰文化分子。从赛雅家出去，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加拉塔大桥。横跨欧亚大陆的加拉塔大桥连接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化。土耳其大作家萨法（Peyami Safa）在1931年出版的小说《Fatih-Harbiye》中写了一个人每天往来于代表欧洲文化的Harbiye老城区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Fatih之间，来来往往都要步行穿过加拉塔桥。这其实是萨法在思考土耳其人的方向。■

( 从厨房看餐厅和起居室 )

（文 / 陈晓帆） 家居这边伊斯坦布尔那边大桥拉塔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