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伟：我想唱戏

老师要跳黄浦江

赵永伟出生在哈尔滨，当时东北的艺术环境比较好，他开始学跳舞，当时的样板戏对赵永伟影响很大，里面都是英雄人物，一种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情结让他慢慢喜欢上京剧。他考上了哈尔滨戏校，最初他学的都是现代京剧，但慢慢传统戏恢复了，他想成为英雄人物的情结渐渐离他越来越远。

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赵永伟毕业后，分到当地京剧院，在那里他发现，当初他印象中的一批好演员，都在做传达室收发、烧锅炉、电工等工作，在恢复传统戏后，这批人才回到原来的岗位。“文革”十年，把这些演员耽误了，因此他们拼命恢复自己的表演功夫。这些人练功非常辛苦，都在偷偷地练，不让人看到。

有一次，赵永伟跟剧团去上海演出，他发现，这些前辈们到了上海也不出门玩，抓紧一切时间研究。一次赵永伟帮老师去拿东西，无意中听见老师对太太说：“这次在上海演出成功了咱们就见面，如果我真是砸那儿了，这一辈子的名誉就毁了，也许我就跳黄浦江了，你做好心理准备。”

“这件事对我影响挺大。什么事情能至于让他连生命都不惜？老师有时候练功失败，自己打自己的手，他的脾气也比较刚烈。我就看到他在上海、北京一路演出成功，60多岁演技巧性强的武戏，非常成功。他们能为一件事这么付出，让我很震撼。所以我就想跟他学。”

( 王金璐老师教授赵永伟 )

老师说：“你吃不了这苦。”“我就按照他的练功方式练，那真是挺煎熬的，训练身体、精神，挺残酷的。但是我不想做一个让他看不起的年轻人，就一直跟着他就这么学，掌握了一些东西。”后来，赵永伟在哈尔滨该拿到的奖都拿到了，老师便跟他说，“这里是地方粮票，想在京剧方面再进一步，只能去北京，北京是全国粮票”。就这样，赵永伟考到了北京戏曲学院。“在学艺路上没有比我再幸运的人了，包括在哈尔滨、沈阳，遇到好多好的老师，王金璐、张云溪、高亚樵、黄云鹏、田中玉、金桐、刘福生、李景德……都教过我，都是一字一句地教，手把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

武生演员浑身是伤

( 赵永伟的演出剧照 )

在采访时，记者发现，赵永伟的左肩看上去比右肩明显高出一块，他有时下意识地去摸左肩。后来赵永伟谈到了他的肩伤。今年1月3日，为纪念张云溪先生诞辰90周年，国家京剧院举行一场纪念演出，赵永伟从日本回到北京，准备这场纪念老师的演出。不幸的是，演出前半个月，在排练中左肩韧带不慎断裂。

“大夫说要绑三星期，但是票卖出去了，又是纪念我的老师90岁诞辰，对我来说有这个机会不容易。骨头出来了你得压回去才能动。我没听大夫的，回家我就把绷带剪开，然后打上封闭，第二天回排练厅继续排戏。只能靠打封闭麻痹这只胳膊，我不知道痛，我要知道痛动作就会变形。跟文戏不同，站那胳膊不动张嘴唱就行了，我还要翻跟斗，两个戏都得从上面翻下来……大夫说了，你这三周要是动了，那对不起，我不能保证你以后这骨头不受伤。”

京剧院已经为赵永伟找好了替补，但是赵永伟没给替补上场的机会，他咬牙坚持下来了。赵永伟讲：“我浑身都是伤。那个大夫20年前就跟我说你不可以再演戏了，包括我的心脏，都不适合再做这个。大夫说，如果你再这样不配合，以后别找我看病了。”

所有的武生身上都有伤，某种程度上，跟运动员一样。有些运动员到了25岁就算老运动员了，可以退役转行，但是京剧演员不行，要唱一辈子，直到退休。“我的老师都是很痛苦地走完自己的演艺人生，把艺术的美留给观众，换回来的是一身病痛。比如说一个晚会，文戏演员都录音，都是最好的状态，没录好再录一遍。我没有这个机会，我耍锤，掉了就不能再来一次。武戏不光要武，还要唱，尤其对一个杨派（杨小楼）武生来讲，唱念做打你都要具备。我们一场就要两三个小时，这一晚上的戏在你身上，没有一定的体力胜任不了，所以没有一个很虔诚的心爱这个东西你坚持不下来。”

但赵永伟从来没动摇过，即便在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我感觉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这么一批人来继承。如果都是考虑到自己，这门艺术明天可能就没了。其实就是你被需要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幸福感，往往战胜退路。我在日本，可以说衣食无忧，我想去搞点研究，我也可以不受这个苦。当剧院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需要恢复老师的戏，需要我回来带一带年轻人，就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如果我受伤就放弃了，这出戏再拿出来演指不定是什么时候了。那种错过的痛真的比我身上的伤痛要痛苦很多倍，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当我看到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了，当我每次回来都听说这个老师去世、那个老师去世，我就感觉他们身上的那些技艺、剧目都断了，这个损失太可怕了”。

赵永伟说：“这门艺术挺考验人的，你生活上不注意不行，吃多了不行。比如一场演出你都准备半年了，你没注意就感冒了，观众买了票他不管你。干这行精神压力比较大，所以过去有些演员为什么要吸鸦片，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比如过去要唱3个堂子，你都不能不去，那你的体力怎么解决，那就靠药物。有时候一演就是一个月，没法保证每天状态都好。过去不像现在，真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演，你想想这个体力支出要多少？过去我认为他们吸鸦片是不好的习惯，其实不是，他是用药物来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减轻身体的痛苦，保证一个状态，是在牺牲自己的身体让观众满意。这行很残酷。”

去日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赵永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演出机会还不少，基本学的戏都能实践。到90年代以后，所掌握的这些剧目、学的这些戏就感觉实践机会越来越少。就像一个搞科学的没有实验室。因为武生的特点就是，你再练也是百练不如一演，舞台实践特别重要。所以学完了以后就感觉浑身的劲没有地方使。没有机会演，没有机会在舞台上要这个经验，就比较苦恼。”

大环境变了，赵永伟不得不想办法，只要能有演出就行。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到大学演出，一边讲一边演，效果不错。但是后来机会也越来越少，最后他不得不去日本。

“在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我们失传的东西，包括唐朝的一些雅乐，一些舞蹈，在日本保留下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日本很痛心，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没保护好，将来要恢复这些东西还要到国外找。包括现在京剧武生行，很多剧目都面临失传。大家都一味在创新上下工夫，但在继承方面做得不够，这东西丢了就没有了。它不像一个文物，你保护好了几代都能传下去。这种艺术都在人身上，一个艺术家、一个老艺人，他身上可能有几百部戏，我们连人家十分之一都没有，学的看的环境都没有了。如果不花大力气把这些继承下来，这种损失无法挽回。所以这让我感觉一种坐立不安。”

赵永伟发现日本观众很多，演出场次比国内多。今年东京还要举办京剧节，最多能有80场演出，而且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我在那儿，大学、中学、社团，我都去讲京剧，前面介绍，后面表演一段。我认为应该让更多人通过京剧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审美，包括传统戏里的生活习惯。我在日本讲课，他们的教育部长从学校走的时候学生都没在门口迎送，但我离开时候，学生都在马路旁送我。当地的一些华人老师说，这种情况他们在日本教了十几年书从来没遇到过。所以往往你得到这种尊重，就觉得你付出的汗水是有回报的。”

赵永伟还举了一个例子，“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走红前，没有多少人学二胡，红了之后，日本有将近100万人学二胡。“我在东京找一个京剧演员，普通的京剧演员一场戏我付给他5万日元的工资，我要请一个二胡演员可能要在20万日元以上。有很多日本人学二胡，这些教二胡的人就很忙，费用也就上去了。有一次小泽征尔现场听闵惠芬演奏《二泉映月》，感动得像个孩子一样趴在那哭。二胡近年来在日本是最有影响力的乐器，这情况会影响国内，学习二胡的人也多了，这就是过去说的‘墙外开花墙内香’。京剧将来会不会也这样？不好说。当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走进剧场去欣赏这门艺术的时候，也许在国外倒形成了观众群”。

赵永伟这种“曲线救国”的理想主义背后是一种无奈，如果国内有他演出的空间，他何必去扮演一个文化传播大使的形象到日本去普及京剧呢？

“我在日本需要练功房，租了一个武道馆，每星期去3次，我自己把地毯放在那儿。我穿上戏装，放着录音，心里在流泪，为什么我在这片天空下练京剧？很多学生从武道馆过的时候一看，突然吓一跳，他们从来没听过这种声音，穿上这种衣服在练什么呢。我心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练习这个，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才对啊。京剧能震撼外国人，我在日本，穿上这身服装，戴上这帽子，在痛苦的情况下表演，他们都会感动，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感动呢？在日本，有时候有学费，有时候没学费，我都去，因为那是一个让人家了解你文化的机会，所以你就不能以金钱得失来衡量。”

京剧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赵永伟很羡慕他的老师王金璐，一出《挑滑车》，演了1000多场。“我的老师，他什么时候演出，只要一登出他名字都是观众排队买票。”谈到现在京剧出现的问题，赵永伟说：“现在剧目不够丰富，没有真正让观众去感动，你没有这个艺术魅力，观众自然不会来看。你也不能老怨观众跟这社会，还是我们本身有问题。”

在日本，赵永伟曾经问过一些年轻人对歌舞伎、能乐的看法，他们说：“我现在学习还没有接触，将来我有机会一定研究学习，这是我们的传统。”“日本人很尊重自己的传统艺术，但是我们现在许多年轻人，他自己在这方面缺乏知识，他完全在批评，说这个东西节奏太慢，这个社会老人喜欢这个，我们年轻人不喜欢这个。”

其实国家一直很重视京剧，甚至小学课本里面都有京剧教学内容，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赵永伟讲了自己另一个经历，也许能说明现在人们对待京剧的态度。“我来北京20多年了，感觉长城就在我旁边，我也没意识到要去看看。我第一次去是一个日本的戏迷来北京，特别想去看看。我带她去，才感觉到长城的雄伟，因为它在你身边你才能感觉有关系。我出国后，才对中国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要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

赵永伟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虽然很重视京剧，但重视的方式不对，不了解京剧的人，以为京剧仅仅是演出市场不好，其实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比如道具，如果传统戏不多，道具师傅的生存就会面临问题，做了几代，就不能再继续传给下一代，因为这种工艺一旦失传恢复起来就会很难。同样，音乐、技师、服装、化妆、作曲都面临失传的危险。赵永伟说：“我们有这么多宝贝，没有很多人在这上面真正投入，恰恰我们不如别人的东西，在拼命去跟。这些现在可能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当你重视了，才会体现出价值。比方说文物，以前大家对它没什么感觉，当它跟利益、回报联系在一起，就不单纯了。你看现在电视里好多这样的节目，都是讨论价格、升值空间。”

还有，目前京剧界对创新剧目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传统剧目的重视，投入成本也比较高，其实这些新剧目，往往演出一两场就刀枪入库了，很难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没有公众反馈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赵永伟认为：“对传统的继承、挖掘，因为有很多可比性，就比较困难。前面有一个标准，你达到那个标准需要很多时间，于是人们都喜欢绕着走，演一个大家没有比较的戏，容易出来，这也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这也许跟现在的一些风气有关，就是为了获奖。这不像体育比赛，你跑得快就是冠军，艺术没有这样的标准。如果能够踏踏实实看到跟自己前辈的差距，去缩短这个距离，才是正确的。搞艺术，尤其搞传统艺术，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沿着前人留下的路踏踏实实地走。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跟前人没法比，但是走捷径只能骗自己，只能让这个行业损失更大，失去更多观众。因为观众也是找一种寄托，包括一些老观众，如果看过我老师的戏，再一看我的，比老师差多了，还不如回家看我老师的录像，为什么要进剧场呢？如果我非常努力，他们一看，虽然他没有老师好，但是非常努力想跟老师接近，可能还有一份感动，想进剧场来支持我。买一张票，虽然不能帮到我什么，但是对京剧有好处。”

武戏占的资源比较多，人也多。比起其他文戏，武戏面临的窘境更多。

“我跟文化主管部门沟通过。”赵永伟说，“关于对武戏方面的特殊政策，比方说我们很年轻的演员，武戏带来的伤病没有保险，这就很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

赵永伟也想过自己离开体制单干，但是环境还没有到能支持他的那一步。“作为一个搞艺术的，我当然希望能演戏，我有生之年的想法就是在舞台上实践，但剧院不能满足我这种要求，因为剧院是演员排班制，不像过去以班主为中心。年初排我了，春节就不会是我了。那么这时候我干什么去呢？如果我自己承担一个剧团，要养很多人。我很羡慕郭德纲，他穿一个大褂站在哪儿都能表演，但京剧不行，需要很严格的舞台、合作的人、服装、音乐，这些你都承担不了。我早就有这种想法，可能北京演出场所会越来越多，当我没有地方发挥，有人愿意请我，我愿意去。当条件允许，比如国家有政策支持你，或者有企业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我当然愿意出来搞一个剧团，把自己的劲儿发挥出来。”■

（实习生李媛、温馨对本文以有贡献）

（文 / 王小峰） 唱戏京剧赵永伟京剧演出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