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景泰蓝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多穆壶 )

西班牙的胡安·乔斯（Juan Jose Amezaga）家族收藏着一批精美的珐琅器，有些甚至是孤品，极为难得。巴黎佳士得曾为这个家族旧藏的珐琅器做过多场专拍。业界将2007年6月13日巴黎佳士得推出的“Juan Jose Amezaga家族首场拍卖”，看成是中国铜胎珐琅器拍卖的分界点。不仅是因为此场专拍数件拍品的成交价创造了新的拍卖纪录，更重要的是此场拍卖是全球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珐琅器专拍——43件拍品全部由中国珐琅器组成。

“认识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对我的收藏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胡安说，“古董店、博物馆、拍卖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一开始，我收藏的种类很多，但随着对珐琅器的了解逐步加深，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类艺术品的收集中去了。”胡安所说的哈里·加纳爵士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20世纪50年代他就出版了代表作——《东方的青花瓷器》。跟随着哈里·加纳爵士，胡安的收藏日渐壮大。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是胡安在80年代初期购买自英国的Spink&Son和伦敦佳士得等拍卖公司。这些珐琅器几乎都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流散到欧洲的。

不管什么文化、什么物品，进了中国，一定会给它起个入乡随俗的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它的中国名字叫景泰蓝。景泰蓝并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的，早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中国，只是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帝的喜爱，于是它声名鹊起。其实“景泰蓝”这个名字，并不是在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这么叫。在雍正六年（1728）的《造办处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条记载：“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花瓶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晚清陈浏的《陶雅》中，写道：“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添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虽然陈浏说反了，应该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不过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已被广泛使用。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乾隆中期，对景泰蓝的创新改造一直不断。乾隆以后，景泰蓝的工艺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做得也最精细。

晚清到民国时期形成较大规模的收藏热潮，大量西方人来中国搜集文物。对于景泰蓝，西方人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之所以认为景泰蓝重要，是因为他们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看到，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放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堆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餐具。同时在中国古代的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唯独这景泰蓝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完全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胡人像一对 )

在胡安的收藏中，一对胡人像和鸟笼为不可多得的精品。以铜胎珐琅所制作的人物立件数量极少，目前所知国内的博物馆藏品里都没有类似的实物，故宫藏有的珐琅器物里，仅发现以人物像作为装饰部件的。珐琅鸟笼摆件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外博物馆都没有类似实物。一对“大清乾隆年制”款铜胎掐丝珐琅鸭尊摆件也非常少见，原来应该是宫廷的陈设物。虽然故宫藏品中与此完全一样的没有，但是其他动物造型的实物有，比如明代晚期的鸭子、狮子、大象摆件。乾隆时期的珐琅器器型丰富多彩，玩赏品的种类很多，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以珐琅掐丝工艺制作的狗窝，应该是当时乾隆帝的玩物。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有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玩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

大食是中国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比较平和，轮廓没有阿拉伯人突出。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第二是技术进入中国。

中国人聪明，对于外来物品，只要是喜欢，一定会琢磨出它的技术，自己烧制。元代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期，与农耕民族重视手工业生产，以满足自给自足所不同的是，游牧民族更多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或者换来钱去购买其他需要的生活物品，因此对于贸易以及手工业人员尤为重视。早在蒙古伐金时，就有许多汉族工匠去到和林（在今蒙古国），他们精湛的工艺令当时在和林的欧洲人为之倾倒。尚刚在《元代工艺美术史》中写道：“元代的工艺美术品并不是粗糙草率的，而是颇为精美的，其水平是很高的。蒙古贵族对于手工艺品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因此，他们征战所到之处，都要掠走大批工匠，聚敛众多的工艺美术品。在元代，政府集中使用着大批来自欧亚的优秀工匠，垄断着精良的生产原料，在各地设置许多官府作坊，进行着大规模的生产。”

( 哈里·加纳爵士 )

元朝定都北京后，对社会等级划分得很明确，不过，由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很多工匠为其服务，因此对于手工业者的态度还算不错，对他们高看一等。郑思肖的《铁函心史》以及谢枋的《叠山集》，分别指出了当时元人对职业的分等——“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各有所统。”

景泰蓝虽然是一个外来艺术，但经过元、明、清三朝皇家的推崇，再加上工匠的不懈努力，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但由于中国文人不推崇这种繁缛华丽的艺术，导致后人不大重视，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浅薄。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曹昭就说它俗，“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鸭尊摆件 )

曾有拍卖公司的专家说，与明清官窑瓷器市场所不同的是，珐琅器的买家都是国际性的。如果是官窑瓷器，可能亚洲市场会更好一些。“Juan Jose Amezaga家族首场拍卖”中的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胡人像，以652.8万欧元被Eskenazi收入囊中，这一价格成为迄今所知中国铜胎珐琅器拍卖的最高价格。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鸟笼摆件 )

（文 / 李晶晶） 景泰蓝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