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的“山寨”歌舞喜剧

( 电影《高兴》剧照 )

导演阿甘告诉本刊记者，当初第一次听到别人称自己的作品“山寨”时，真把他吓了一跳，“我当时不确定‘山寨’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时我脑子里还只有手机才说‘山寨’呢，怎么我的电影也跟着‘山寨’了？你知道，《高兴》可是投资了1300万元，要是‘山寨’，那可真是最贵的‘山寨’了”。

影片开场就是一支以郭涛为首的进城农民工队伍，唱着RAP，跳着街舞，浩浩荡荡开进城市。接下来，每隔十几分钟，总要有不同音乐形式的表演穿插进影片，或摇滚呐喊，或情歌对唱，还有音乐剧中常见的伴舞与之配合，导演着实热热闹闹地把喜剧和似是而非的音乐剧来了个彻底的杂糅。关于这种影片形式上的“山寨”感，阿甘说，形式上的这“山寨”是误打误撞着进去的。

阿甘告诉本刊记者，他自己谈不上对歌舞片类型的偏好，选择拍摄歌舞喜剧是为了压住作品本身的悲凉，“小说本身像是一种时代记录，和现实太血肉相连，虽然有幽默的成分在，但还是叫人读后倍感酸楚。而要朝着一部商业电影的方向去改编，我只想呈现其中喜的部分，拍一部张扬快乐和幸福的电影，悲苦的部分不如都压在人物内心，而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类型也还是歌舞片。歌舞最能传达情感，也最能把某种悲伤藏在身后，可以张扬出人物内心的力量”。

而把歌舞片创作出了“山寨”感，这其中的原因，阿甘坦言，客观上，自己本身没有对歌舞片的操作概念，而主观上，也不愿意受到他人既定概念的束缚。

“要拍一部歌舞喜剧，喜剧于我还算有经验可循，但是歌舞我就没有概念了。通常，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歌舞剧莫过于百老汇的歌舞剧，《红磨坊》、《芝加哥》，都是经典范本。但我想，一群黄皮肤人，尤其是小说里那样一群社会较底层的人，唱着百老汇式样的歌曲，或许也会很美，但还是有距离，很难把感情放进去。所以我肯定了自己要的不是百老汇式样的歌舞。后来又有专业人士告诉我，歌舞片在音乐上都要有完整设计，我最后也放弃了，总觉得那会限制我的表达。于是，当我想用什么音乐，我就用什么音乐，比如需要叙事时，我就用RAP，要展现乡情，就放民歌进去，诸如此类还有情歌对唱、摇滚，全部混搭。我只在乎影片在那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音乐最能烘托气氛，满足剧情需要，之后就用最最直截了当的方法累加。”阿甘说。

渐渐的，被冠以“山寨”之名的评价越来越多，阿甘也就去思考“山寨”的深层含义。如今，他不但接受，还乐享这样的一个称谓。“‘山寨’在我看来，是一种对于主流、对于压制、对于自以为是的文化的反动。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有更加准确和确切的定义来概括它，但是至今，以‘山寨’的名义所做的种种行为，多是令人惊喜的。我觉得这是件很真诚的事情。”

阿甘承认“山寨”不可避免地粗糙，但是也时时强调“山寨”的实用，在他看来，如果说影片的形式已经体现出一种“山寨”精神，何不在内容方面，把很山寨的情感也蕴藏其中？

于是，小说里的刘高兴进了西安城，最爱数那些高楼的层数，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常常对拾荒的同伴说，总有一天，他要在这巷子口建起一座大楼来，就叫“高兴大厦”。电影里的刘高兴也是个志向高远的人，他说要用收来的废品造一架飞机，飞到西安人的头顶上，带着兄弟五福做一回“人上人”。

阿甘告诉本刊记者，影片里的人物性格设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安排，因为贾平凹老师积累了5年素材，已经把大量的情感倾注在这些人物之上，这是文艺作品最困难和最重要的基础，唯一例外的是这飞机的情节，是他自己最大胆的置换。

“一方面，飞机昂扬向上的姿态，隆隆轰鸣的声响，有非常优秀的视听效果；另一方面，这样的理想本身就带着‘山寨’的味道，和影片那个误打误撞的主题不谋而合。造飞机可不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所能想到的理想，造飞机本身就是一种向权威和精英的挑战，是带着‘山寨’色彩的美丽梦想。”

阿甘笑言，电影《高兴》对这些小人物所呈现的态度，用如今自己理解的那种“山寨”概念来衡量，也是一种反抗固有偏见的“山寨”。

阿甘回忆说，开始改编时，对小人物的呈现态度很叫他踌躇，他试着进入这样的人群中，体会剧中人的感受，但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即便真的去街上拾荒了，受生活所迫去拾荒和为了拾荒而拾荒也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他只好反复阅读和揣摩小说里的描写，又把自己放在大街上去观察，慢慢地，他发现自己远离了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脑子里那种“这群小人物多么辛苦，多么悲惨”之类先行的概念也渐渐消失了。他发觉，每个人都是所谓大人物眼中可笑的小人物，没有必要把自己放高。

阿甘说：“其实，作为更强势的社会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所谓人文关怀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一种酸涩在其中，因为这种关怀，往往还是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去俯视的结果。在我的观察中，很多在社会下层生活的人，也许物质上确实相对贫乏，但是生活乐趣不比我们少。很多我们麻木不仁的事情，他们能笑上大半天，他们有自己的快乐，甚至在人生的某些方面比我们富有。我们这些所谓城里人，很忙碌，但掰着手指头数数忙的事情，无非是挣钱、升迁、买房子、买车子，说到理想，谈到感情，最后什么也剩不下。相反，刘高兴就敢造一架飞机，敢把那些能换成钱的废旧钢铁攒起来实现一个看似可笑的梦想。当然这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但是这样的人物张扬了一股力量，叫人激动，如果说这是‘山寨’的立场和态度，那我愿意在这电影里‘山寨’到底。”

《高兴》已经是阿甘的第22部电影。之前的那21部，类型繁杂，动作、爱情、惊悚、喜剧，无所不包，这些影片商业上普遍成功，有过投资300万元、票房2000万元的惊喜，同时，也留下不少烂片的骂名。

谈到那些骂名，阿甘自己也说，他完全不喜欢自己拍这些电影，甚至家里没有存下任何一张自己的DVD，“都是些充满匠气的闭门造车，无法触碰到自己真正想要的表达”。

阿甘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国产电影之所以被骂，一个很无奈的原因就是，大片力求稳妥，永远都在讲述古代。大片之外，为了故事或审查上的便捷，对于现实也都还是回避，这几乎成了一种惯性。《高兴》之所以能叫我至今觉得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找到了些面对现实的表达方式，这影片的喜剧形式既刺痛了现实，又让人可以忍受，嬉笑怒骂间反而和现实挨得更近些。如果说这种改变就叫做‘山寨’的话，那么，真希望这‘山寨’的星星之火，终有一天可以燎原，也许能让我在内的更多作者，寻得些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阿甘说，从1995年便开始从事独立制片的那一批电影人中，坚持到今天的，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也是真正被票房养活的导演。在他看来，中国电影市场肯定是商业片支撑的，并且商业片的走势是非常可喜的，“这种可喜不是说我们的商业片已经怎样的成熟，而是我们的观众还是那么热情地愿意捧国产电影的场。虽然我们的国产电影是如此幼稚，有如此多的问题，大家看完也还是诸多不满，但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有率仍旧超过总票房的六成，所以，哪怕作为一种回报，我们国产片作者也总应多想些办法去改变现实”。

（文 / 李东然） 阿甘精神阿甘喜剧高兴山寨中国电影电影喜剧片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