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要严肃，不要犬儒

去除两极化思维方式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夹叙夹论的方式详细介绍现代欧洲文学中几部被忽略的杰作，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的通信；第二部分是关于“9·11”和反恐战争的时事评论；第三部分是演说稿。全书以她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同时》为书名，“以纪念本书多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第一部分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对俄罗斯文学及其主题的颂扬。第三部分所收演说的题目分别为《文字的良心》、《世界作为印度》、《论勇气和抵抗》、《文学就是自由》、《同时：小说家与道德依据》。全书反映了桑塔格对欧洲高雅文化的怀恋和对美国文化中顽强的商业主义的批判。

在第一篇文章《关于美的辩论》中，桑塔格批评用“有趣”一词代替“美”的做法：“把某东西称作有趣，恰恰是为了不对美（或对善）做出任何判断。现在，有趣主要是一个消费主义概念，致力于扩大其版图：事物愈是变得有趣，就愈是有市场。沉闷——被理解为一种缺席，一种空洞。”“要严肃，永不要犬儒，而这并不排斥有趣。”她就称赞罗兰·巴特的所有作品都很有趣。

在接受德国图书交易会授予的“和平奖”时，桑塔格在获奖演说中回顾了她早年阅读德奥文学的经历：“即使是在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之前，我便已读了一些德奥书。……不久，在我童年的阅读狂欢中，我有机会读到其他德奥书，包括卡夫卡的《在苦役营》，在该书中我发现恐惧和不公正。几年后，当我在洛杉矶读中学时，我在一本德奥小说中发现整个欧洲。我生命中没有比《魔山》更重要的书——它的主题恰恰是欧洲文明核心的不同理念的冲突。如此等等，一生都浸淫于德国高级文化。”

在评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的通信时，她说，德语文学和俄语文学有强烈的道德严肃性的传统，“今天，当所有人都溺死在伪善里时，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拗给人的感觉就像木筏、灯塔、沙滩”。

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在“前言”中说：“我认为，这本书收录的随笔和演说，颇能代表母亲最关注的很多问题——政治的、文学的、知识的、道德的——尽管绝非所有问题。

“她对一切都感兴趣。确实，如果让我只用一个词来形容她，那将是热忱。她想体验一切，品尝一切，去一切地方，做一切事情。就连旅行，她曾经写道，也被她视作一种积累。她的寓所可以说是她头脑的内容的具体化，里面充满着几乎迫爆的、品类令人吃惊的繁多的物件、艺术复制品、照片，当然还有书籍，无穷尽的书籍。她的兴趣范围可以说是难以（至少对我来说）测度，无可比拟的。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中，她写道：‘二十年来我答应自己死前要做的三件事：爬马特洪恩山、学会演奏羽管键琴、学中文。’”

桑塔格感叹，她的美国同胞总是赞美新而不是颂扬旧。“过去”是欧洲，而美国则建立在与过去决裂的理念上，“过去”被视为阻碍、呆滞和不民主。按美国的标准，欧洲也依然是一个退步的大陆，冥顽地依附旧标准。

桑塔格呼吁跳出这一死板的对立。“我一生把不少时间和精力用于试图去除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对立的思维方式的神话。旧与新是世上一切情感和方向感的两个长期存在的极，我们不能没有旧，因为在旧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悲伤，我们所有的现实感；我们不能不相信新，因为在新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活力、我们所有的乐观的容量，我们所有的盲目的生物渴望，我们所有的遗忘的能力——治疗的能力，它使和解成为可能。

“旧对新，自然对文化——我们文化生活的一个个伟大神话被演绎成地理而不只是历史，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毕竟是神话，是陈规，是滥调，如此而已，现实要复杂得多。”

为不属于我们的人哭泣

2003年，以色列士兵“选择性拒绝在占领区服役”组织耶什格武尔（意为“要有限度”）主席伊斯亥·梅纽钦荣获“奥斯卡罗·梅罗奖”。在颁奖仪式上，桑塔格发表了定调演说《论勇气和抵抗》：“我们应向由伊斯亥·梅纽钦在此代表的勇敢的以色列士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拒绝在1967年的边界以外服役。这些士兵都明白，所有移居点最终会被撤离。这些身为犹太人的士兵，恪守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设立的原则：也即，士兵没有义务遵守不公正的命令，那些违犯战争规则的命令——确切地说，士兵有义务不遵守那些命令。”

桑塔格认为，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是因为这些拒绝在占领区服役的以色列士兵是在拒绝进入不合法的命令一定会被滥用的空间——即是说，他们在那里很可能会被命令去采取继续压迫和羞辱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拆毁房屋、拔光果林、用推土机铲掉乡村市场摊档、洗劫文化中心。

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是因为他们敢于与自己的部族步调不一致，踏出自己的部族、走进一个精神上更大但数目上更小的世界，而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重重的过程。“藐视部族的见识是困难的，这种见识把部族成员的生命的价值，置于所有其他人之上。指出另一个部族的成员的生命与自己部族的成员的生命一样有价值，将永远是不受欢迎的——将永远被认为是不爱国的。效忠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看到的人、我们与之牢牢相连的人、我们与之共同承受——就像我们会的那样——某种恐惧气氛的人，总是更容易的。”

抵抗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和吞并除了需要道德勇气，还需要道德想象，而文学可以训练和强化我们的道德想象能力，“使我们为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哭泣”。

桑塔格说：“任何文化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可以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我认为，作家是一个注意世界的人，意思是试图理解、吸收、联系人类有能力做的邪恶，且不被这种理解所腐蚀——被变得犬儒、肤浅。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同情那些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至少有时候忘记？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宽恕？成为我们以外的其他东西？”

（文 / 薛巍） 桑塔格严肃犬儒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