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91岁老妇回忆了什么？

（文 / 李孟苏）

( 戴安娜·阿西尔 )

91岁老太太写的回忆录能获得英国重要的科斯达文学大奖（Costa Book Awards，2006年以前该奖名称是惠特笔图书奖），想必书中内容也像消息本身，有不同凡响之处。

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大概是英国文学史上年纪最大的获奖者，91岁才拿到平生第一个文学奖。她做了50多年的文学编辑，并不缺乏领奖的经验，不过都是陪着她的作者，开奖前说些宽心的话，很理解地看着他们脸上努力绽出淡定的微笑，最后再吃点难以下咽的宴会菜。她对颁奖典礼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怀疑搞个颁奖典礼就是主办方想看到候选者们流露情绪。她获得提名后多次表示，不会让自己激动的。

阿西尔快90岁时开始写《尽头前某处》（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这是她的第6本自传。活成了人精，她不再介意别人的看法——其实她这辈子基本上做到了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坚定、不畏缩、不妥协”（评论家的评语）地写下了70岁性欲消退后对性爱的思考，而性爱又是和衰老、伴侣、婚姻、死亡等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毫不自怜自恋，没有多愁善感的小情绪，颇多刺人的想法与语言，因此读起来并不轻松。但这本书去年出版后在英国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共鸣，诸多读者俱乐部、读书会热情讨论书中提及的种种问题，还有60岁以上的女性集会探讨老年人性爱问题，销售成绩颇为不俗。

有资格写传记的人精会写出传奇，但阿西尔没有。她的回忆录由一篇篇独立又连续的短文组成，没有成形的故事，只有事件的碎片。想知道她和多少个男人上过床？书中找不到答案。问她，她说，我也不知道，我早不再统计这个数字了。

阿西尔生于1917年一个上流阶层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家中接受教育，18岁进牛津大学，“二战”期间在BBC工作，战争结束前夕协助出版家安德勒·迪乌齐（Andre Deutsch）创办出版社，1993年以76岁高龄退休，半个多世纪里她一直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编辑。20世纪40年代成立出版社最少需要1.5万英镑资金，她和朋友、一度的情人迪乌齐只有3000英镑，却吸引来最出色的作者，波伏娃、菲利普·罗斯、凯鲁亚克、诺曼·梅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劳里·李、英国女诗人斯蒂夫·史密斯、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伦奇等人早期的作品都是由Andre Deutsch出版社出版的。阿西尔打过交道的作家中，最喜欢的是爱尔兰女作家茉莉·基恩，最好的男人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奈保尔最没有个人魅力——她需要鼓励振奋自己的时候，往往对自己说：“至少我不用嫁给奈保尔。”奈保尔曾向她求婚，一次吃晚餐时亲吻了她。和他短兵相接几个回合，阿西尔看到奈保尔严重自大的那一面，拒绝了他。

( 《尽头前某处》 )

阿西尔终生未婚，只短暂地订过婚。在《尽头前某处》中，她写了15岁的恋情。她爱上了哥哥的老师、牛津大学学生托尼·欧文，追随他考入牛津。战争爆发，欧文加入皇家空军，派驻埃及前他们订了婚。就在她期待着前往埃及与欧文结婚之际，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有母性的人，她不愿为了丈夫和婚姻而生孩子。欧文不再回她的信，沉默两年后提出解除婚约，以便和别的女人结婚。她曾“坚信自己一旦和我爱的男人结婚，会一生都忠实于他”，孰知为了排除战争、空袭带来的恐惧，她和驻扎在家里的盟军军官产生了短暂的感情。不久，欧文战死。痛苦中，她开始思考“占有欲”：“有人以为那表明对一个人的爱，并非要控制对方，但对有些人来说，（不控制对方）根本是不可能的。”

时代和阶层要求她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健康快乐地受教育，缔结一门好婚姻，再生养几个孩子，阿西尔认为婚姻对当事人提出了“占有和忠诚”的要求，“我的天性不喜欢占有”。出身上流阶层给她的自信让她有资格傲视、奚落人性中的嫉妒、占有欲、过分迷恋等等狭隘的方面。她还发现忠诚不是她的优点。以童年生活为主题的自传《昨天早晨》里她写道，她母亲有了外遇，想不出谁还会做这种丢人的事，深以为耻，以致精神崩溃，终生都在赎罪，也给阿西尔的内心投下了阴影。她说，配偶之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友善和体谅，而非忠诚，性出轨也不该以毁灭婚姻为代价。她尊重别人的忠诚，但以为忠诚很是“无聊，将人死死地和性捆在了一起”。她父母那个阶级遵守“保持缄默的密约”，她竭力要摆脱这一游戏规则的束缚，所以主动放弃了婚姻。她在自传中冰冷地写“做第三者非常适合我”。有三个男人愿意和她结婚，面对他们，阿西尔体会到名演员格劳乔·马克斯被高级俱乐部接纳时的感受：那是带着不屑和傲慢的恩赐。

( 因为看到奈保尔严重自大的那一面,阿西尔拒绝了他的求婚 )

欧文之后，阿西尔生命中最重要的情人是牙买加裔剧作家巴里·雷克德（Barry Reckord）。他们相识之时，阿西尔43岁，而雷克德是有妇之夫。她和雷克德的关系“比友情多一点”，后来雷克德离开了妻子，“但不是为了我”，和阿西尔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了性关系之后才同居的，虽然合住一套房子，却各有各的卧室，各有各的情人。阿西尔很喜欢雷克德年轻的女友萨丽，同意萨丽搬进来。她说，恰恰是她和雷克德之间没有了肉体关系，才不会为这种三角关系所困扰。他们和睦相处几十年，阿西尔视萨丽如女儿，萨丽对她照顾得也很精心，前几年久病的雷克德才被家人接回了牙买加。

难道阿西尔从来没有想过那位蒙在鼓里的妻子？她写道：“老实说，我从来没想过。但是，我从不和我认识的女人的丈夫睡觉。”她也没有感觉内疚，因为她从未想过要破坏一个婚姻，“如果某位妻子发现了——据我所知从未发现过——那是她丈夫不小心，不是我的错儿”。她这样看待性——回忆录中她写道：“和一个男人有性爱关系令我得以洞察他表面之后的文章。”这种观察方式对作家自然有用，却难以深入发展感情。她承认和欧文的恋情深深伤害了她，让她将爱等同于伤痛。“我期待风流韵事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我就可以避免卷入真实的情感中去。我要绕开感情纠葛，我要保证对感情举重若轻。”60多岁的时候，她去格林纳达做了一周的性旅行，认识了一个英俊的当地黑皮肤男子山姆。她知道他已婚，但他们只是分享了彼此的性爱，皆大欢喜。

( 波伏娃早期的作品是阿西尔编辑出版的 )

快到70岁的时候，她感到性欲开始退潮，“这其实是减去了一项负担，是解放，我再也不用和某个男人同时上床，也给了我别的角度欣赏男人”。此时，“老”才开始，真正有老的感觉则到了80岁。没有了情欲，即达到爵士歌手乔治·梅里所说的“挣脱了疯子给套上的锁链”。这事儿像医生给病人开的禁酒令，违禁会加重病情。“有时看到龌龊描写耄耋老人性爱的文章，如果你真的照章行事，用各种药膏助兴，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事情当然也能办成，可能也比较有趣，但是如果你需要准备好一柜子的凡士林，最好罢手吧。”

阿西尔原以为回忆录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她提及最后一个情人山姆时写道，山姆喜欢她是因为她是“白人，教养好”，很大胆地评论：“山姆这个年纪的白人男性是不会和我发生恋情的。通常男人将性关系看做是战利品，一个女人到了五六十岁，又不怎么漂亮，比如长成我这样的，相貌因素就会被‘我是白人’所替代。因为我的肤色，我还是有人愿意要的。当然，这对我挺好。”书出版后，她担心这种想法对黑人太粗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有人可能会视之为种族主义，但真实的生活正是如此”。

她真实地写出了衰老和死亡。像她那个阶层的人一样，提及死亡，她从来都是自然直接地说“死”，并非委婉的“过去了”、“离开人世”。“在英国，衰老和死亡长久以来都是禁忌话题。有一次一屋子人把话题往死亡上引，我爸爸径直就走了出去。”她认为自己90多岁，心智健全，状态也不糟，可以鼓励他人，“他们会指着我说，瞧，还有人活到这把年纪，活得还不错”。

91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实际上，死亡是十分幸运的事，你老了你的心脏总想罢工，我就指着它停止跳动呢。我叔叔出去猎鹿，在讲故事的当儿从马上摔下来就死了。这样的事总是令我震惊，亲朋好友总是说死就死了。”她说死亡反映了深刻的本能，“我们怕它，总想逃避它，编造些死了上天堂的故事。总有些人，比如我，觉得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我只希望死后别人说起我，都会说我是个好人。”

再勇敢，具体到衰老的种种细节之时，下笔也是颇为踌躇犹豫的，“变老是个异常沉闷的话题”。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这么着起床，然后侍弄花园，做缝纫活，写作，阅读，有时看书至凌晨3点。有的周末她开车到诺福克郡的乡下祖宅度假，开车比走路方便多了，她现在走路要拄拐杖。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就出门，“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她承认，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正因为如此，生活中偶尔发生件稀罕事反倒更觉得回味无穷，比如一次约克之行，比如看到一种可以自动控制的轮椅，比如和楼下新搬来的小房客一起玩。

阿西尔从45岁开始写作，著作不多，除了6本自传，还有2本短篇小说集。写作之初，她一度围绕自我经验打转转，写着写着她更想搞清楚妈妈辈的人。变老的过程中，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了意识，而写作、看照片就是一个重新自我认识的过程。“一旦你不用‘I’（我）而用‘eye’（眼睛）看事物，就逃离了‘自我’。”童年接受的家庭教育，也绝对不允许她自负自夸。诚实地写作，是她保持良好精神的秘方。她始终有趣，自知之明，不招年轻人反感，至今眼睛仍然很亮，一点儿不像91岁的老太太。

有报纸嘲讽她：“年纪一大把了还能活得心满意足，自在开心，秘诀在于自私。”确实是她的原话，她还说“秘诀还有清醒的头脑”，“自私的人总是对的”。阿西尔最欣赏多米尼加女作家简·里斯的文风。里斯常常说，文字要“删，删，删”，阿西尔非常认同，“精确地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阿西尔这一生都不曾拖泥带水。40岁出头她也热切盼望有个孩子，流产后也不再勉强。她曾流产两次，其中一次还是非法进行的。她心中有些重要的事，是不该被别的事打扰的，显然儿女之事不在重要名单上。她和楼下的邻居小朋友玩耍，很高兴自己不是他的祖母。回顾一生，她对自己感到遗憾的是“冷淡和懒惰”，并不遗憾没有生儿育女。■ 欧文婚姻老妇回忆奈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