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我是个职业演员

（文 / 孟静）

( 杨立新 )

杨立新对人艺的感情几乎没有强调的必要，从1975年，以一个未毕业的高中生身份进入“北京话剧团”（人艺在“文革”期间的名字），他经历了30年、40年、50年院庆，当了十几年演员队副队长、队长。在纪念50周年院庆的文章中，他写道：“30年院庆、40年院庆我都参加了，那时候心里是无忧的轻松，反正有老同志们在前边呢，我们怎样都无伤大雅也都不会影响戏的质量。现而今不成了，责任重了，担子重了，心事也重了。就像家里，老辈奔不动了，该小辈顶门立户了。站直喽别趴下。”

去年杨立新演了三四十场话剧，他说自己的量在剧院演员中算一般的，最多的时候他连演过75场《茶馆》。对于有单位的演员，话剧和影视必然形成矛盾，“国家体制也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演员成了相对挣钱的职业，剧院很想用的也是外面想用的，剧院不想用的，外面也不想用”。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人艺演员的平均工资1800元，零七八碎加起来2000多元。按照规定，演员出去拍戏，要交给剧院4倍工资，约8000元，这对于影视剧几万元一集的片酬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杨立新谦虚地表示：“我们剧院的演员片酬没那么高，何冰说了，人家专业影视演员一门心思拍影视。”在人艺演员的潜意识里，他们永远把自己归在话剧那堆里。

杨立新告诉我：“17岁来到剧院，退休也在这儿了吧！我是随剧院长起来的，我在自己家还没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长。这儿的大部分演员都有归属感。”人艺演员牛星丽的女儿就他的这种归属感开过玩笑：“杨立新最可爱的一面就是看不得北京人艺有什么不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民进中央的领导来北京人艺支部调研，当时人艺的一、二把手都到场了，这时只见杨立新按捺不住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慷慨激昂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指出剧院问题的根源，字字句句在理。”杨立新偏离了这个有点尖锐的话题，他笑着说：“现在看不得也得看了。我是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我还提出过要在北京市建立文化演出区域的议案。”然后哗啦啦讲一大通关于北京文化区域建设的必然性、可能性。

他总是“跑题”，一说到个人经历，不由自主地就转到业务性、知识性的答案。演员总是有点自恋，但杨立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他表扬起自己来也是相当含蓄的。例如在提到一些报道中称赞他“多才多艺”，会京韵大鼓、二人转、京剧、越剧，他说：“有人耸人听闻，把这事儿说神了。演员多一点其他表现手段没坏处，我确实觉得话剧、影视演员太依赖生活化表演，你毕竟高于生活。我看北京京剧院的《赤壁》，李胜素在台上真美，你话剧演小乔怎么也美不过她，她有舞蹈、唱腔，唯美到那种程度，比我们更加凝练。”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背诵《大西厢》唱词：“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红缎子花鞋底儿愣当帮。”“就是美，惊人的笔触！我在长春火车站对面天池茶园听二人转，正经大出戏《马前泼水》、《秦香莲》，俩人把所有角色扮下来，不让你有一分钟跑神，真佩服那些演员的能力。京剧《乌盆记》，话剧舞台上怎么能像它那么演一个人服毒后的痛苦状态，很难演。越剧《宝玉哭灵》，你在镜头前哭死观众也不信，观众相信戏曲舞台的假定性，‘金玉良缘将我骗，害妹妹魂归离恨天……想当初你是孤苦伶仃到我家来，只以为暧巢可栖孤零燕，我和你，情深犹如亲兄妹，那时候两小无猜共枕眠’，几句唱词就解决问题了。”

言谈中可以听出杨立新对工作的热爱，可当年他又不是做文艺梦的少年，当时没有恢复高考，他为了不去插队，只好考文艺团体。一个17岁的小孩，除了样板戏，心中的偶像是于洋、王心刚、赵丹那些银幕上的大英雄。“我怎么没赶上炮火连天的年代？”是杨立新经常思索的问题。直到现在他还若有憾焉：“舞台上很难出现战争戏，一定是运筹帷幄，不能决胜千里。”

( 电视剧《漕运码头》剧照 )

来到北京人艺之前，杨立新只看过一次话剧，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作品，讲述印刷厂工人“文革”中怎样赶印文件，“特别难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戏剧观是在人艺建立起来的。“看着那些大演员的戏熏陶起来的，演群众的时候，远远看着台中间的他们，我甚至惧怕站在台中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走到中心都不行。所以，当发现对有的演员不满意了，就是我进步了。”

1987年之前，人艺的学员班拿的是北京艺校的中专文凭，学制两年，杨立新属于75级。有位演员告诉我：“‘文革’期间特别缺年轻演员，72级、75级毕业了一大批人，而这时复出的老演员们要在舞台上重新焕发青春，1978年的《雷雨》主角用的就是1954版的原班人马。”剧院办了学习班，讨论年轻人的去留，有个班的9个男生只留下了1个，其他的被分配到通州服装厂、大兴铝制品厂等处。当然没有人去，一些人改行了，一些人考了其他艺术院校，还有些人再次通过考试回到剧院。杨立新是留下的幸运儿，他也设想过继续深造。“但有一个问题总是缠绕着我：毕业以后还能不能回到剧院来？这对我确实很重要。为此我找到了当时任副院长的苏民老师，苏民老师首先表态很支持继续学习的想法，但4年以后能不能回到剧院来他说他不好承诺，因为4年以后戏剧学院怎样分配就不得而知了。他还开玩笑地说，4年以后谁当院长也不知道啊。”

( 话剧《天下第一楼》剧照 )

为了在人艺待着，他没有去考学，而是在实践中深造。1980年，他演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舞台角色——《日出》中的方达生，“那个戏演得比较砸”。他当年23岁，演陈白露的严敏求比他大17岁，除了年龄上找不到感觉，方达生这个角色没有行为、没有个性，“非常难演，到今天我也挺怕这个角色”。在看完别人演的新版《日出》，杨立新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总结自己的失败和别人的成功。

基本上他会为每个话剧角色写角色分析，这种分析又不仅限于人物本身，还有对时代背景的猜想。“1925年55岁的周朴园，应该出生在1870年。1872年周朴园2岁的时候，12岁的詹天佑作为第一批中国官派的留学生已经远渡重洋，开始了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涯；1873年盛宣怀开始为清政府筹办轮船招商局，80年代周朴园10多岁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已渐成气候，先后有了盛宣怀筹办的电报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以及张謇开办的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南通博物馆；1888年周朴园18岁的时候，詹天佑已经修通了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也就是在这一两年，十八九岁的周朴园也应该打点行装到德意志‘念书’去了。如果大家同意我设想的周朴园生于1870年，他20岁到德国留学时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才刚刚只有1岁，191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那个右翼党派（纳粹党的前身）的时候，周萍都已经21岁了。这样推断，曹禺先生给周朴园设计的德国留学背景，应该是给他增加了刻板严格守时准确的色彩。”杨立新又加上一句：“说句不敬的话，我与老辈演员的解释不一样。”这些构成了杨立新表演中特殊的蕴含。

( 电视剧《漕运码头》剧照 )

你能感受到人艺演员每一小步的改变并不容易，因为有过于辉煌的历史，过于响亮的名声。复排《茶馆》时，有观众说：“重排什么，让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中吧！”杨立新不爱听这种说法：“文学作品就停留在纸上吗？永远让后辈看做标本的大熊猫吗？”说到复排经典，他说：“我排一个戏尽量不看原来的演出，懒惰是人的天性，你会抄近道，还是索性从头来。如果开始准星定在那儿，在你身上就是壳，化不到你身上。”

在没有珠玉在前的戏里，演员的发挥可能会伸展。杨立新的第一个电视剧叫《半边楼》，他演一位被学生孺慕的老师，有记者采访他时说：“您作为一个业余演员、一个知识分子，演成这样真不容易！”他说：“我是专业演员，没上过大学。”至今他还给人传授演大近视眼的经验：戴上眼镜炯炯有神，摘下眼镜时的一刻眼睛翻上去，表现出视物的模糊感。他觉得角色对学生的追求反应过于天真，不符合生活逻辑。他去找导演，导演让他找台长。杨立新和台长汇报完，自己动手捋了一遍，加写了4场戏。

( 话剧《茶馆》剧照 )

他很喜欢干这样的事。拍摄电影《定军山》时，导演安战军说有场戏没意思，内容是杨立新演的放映员进宫给慈禧放电影《婴儿喝汤》和《水浇园丁》。杨立新考虑到慈禧作为女人，肯定对婴儿比较关注，当时的照相匣子反映的影像是头朝下、脚朝上，慈禧以为电影也是这样拍的，就给她加了一句词：“头朝下，脚朝上，汤不得撒了？”太监回：“电影机和照相匣子不一样，撒不了，那孩子烫不着。”这段问答剧本里本来属于杨立新，但他觉得放映员不可能直接与慈禧对话，建议由太监应答。此后，不管谁的词，开机之前，导演都要求支上一张桌子，由杨立新现场修改，结果他拍完自己的戏也不能走。杨立新的妻子说他：“管那么多干吗？”他还是改不了这习惯。

1988年，为庆祝中美建交，北京人艺请了白宫的艺术顾问，排演话剧《哗变》。杨立新在其中扮演精神病科大夫，在法庭上被律师戏耍，把证词作反了。只有八九分钟的戏，但他非常得意：“八九分钟观众鼓了三次掌，我一退庭观众又鼓掌，后台说这掌是给演员鼓的，是我演得很精彩的人物之一。”他为此去安定医院体验了两天生活。剧本是英若诚翻译的，英达自然会看到，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找从没演过喜剧的杨立新参与《我爱我家》的原因。

《我爱我家》是杨立新每次都无法绕过去的问题。在那段时间，他们每周从背剧本、对台词、联排到正式开拍，一周进度是4集，相当于排演一部话剧。“不得了的量，还要记住对方台词、机位、调度。在台上是分裂的，要想着台词，演着现在的戏，想着后边谁上，记着脚下的调度，脸上不能看出来。”梁左的剧本太符合生活逻辑，让杨立新改戏的癖好无法发挥，他在这部戏里只加过一个包袱：有一集老爷子装病，家里人想找个词代替“死”字，杨立新建议：“就说咱爸那个了。”“那个”说了三次，观众就乐了。“观众特别敏感，有时荧屏上演员哭得稀里哗啦，观众无动于衷，一定是演员的问题。”

贾志国比起老爷子、和平、贾志新，性格是不够突出的，“我有很多方法，作者顾不上的人物，来不及给他色彩，如果对手是红颜色，你演绿颜色。《我爱我家》老头局级干部退休，处级儿子不能提做官的事；媳妇面前甭提家庭贡献；弟弟老吹牛，甭提家庭支柱。他们把戏演出来，我就踏实地往后走。演员不但是棋子，也是下棋的人，俯视棋盘，明确向前冲还是后退”。

《我爱我家》是剧中大多数演员无法横越的标杆，杨立新也遇到同样的困扰，他没再遇到更轰动的角色。“我是个职业演员，没有所谓让所有观众都认识我。”导演丁荫楠把《海瑞》本子递给他，请他演张居正，当得知海瑞不是由内地演员出演，杨立新拒绝了。戏开拍后，制片人找他救场，这次是演海瑞。杨立新问丁荫楠，为什么一开始没想到他？丁荫楠说怕你把这个角色演乐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蹩脚的喜剧来找他，就像他演完《半边楼》，找他的全是知识分子戏，“用北京话说就是，演好一个茄子，所有带紫色的戏就都来找你。后来遇到的净是那种本子，人家说是喜剧，我说这不是喜剧，对方说找几个喜剧演员演就是喜剧了”。他接过一个电影叫《愁眉笑脸》，下岗工人题材，就是这种情况。在杨立新的坚持下，剧本进行了修改，“如我所愿，长影老同志审查时，在我们估计的5个地方都掉眼泪了”。“喜剧有特别大的麻烦，最难演，它需要节奏特别准，分寸把握特别巧。就像开晚会，你去朗诵贺敬之的诗，大家都会鼓掌，你去说段相声，如果下面没乐，你没法收场。一旦宣布是喜剧，等于脖子上架了一刀。演喜剧之后，悲剧、英雄人物就不找你了，因为悲剧、英雄人物，观众是仰视，喜剧观众俯视。而喜剧人物性格有问题，不停犯错误，展示人物的愚蠢，绝不能让观众看破你在装。”

杨立新的喜剧烙印当然没有宋丹丹刻得深，他认为自己后来唯一算喜剧的电视剧是《中国餐馆》，另一部仍旧是英达拍摄的《心理诊所》，也想走喜剧路子，但拿精神病人开玩笑又太残酷了，那部戏就不太成功。因此杨立新还能演溥仪、海瑞，他的溥仪扮相根本看不出是杨立新，非常接近溥仪本人。还有正在播出的《漕运码头》里严肃的铁大人。杨立新有一些副业，《漕运码头》是3年前他在电台播讲的小说，之前他还讲过《那金枝》、《我的祖父马连良》。有一个副业让人津津乐道至今，为了报选电影节，《霸王别姬》没有署上张国荣的配音——杨立新。张国荣练了3个月普通话，对于他本人是进步很大了，但制片人冷耳朵一听，这哪行？少年小豆子是京片子，成年后一口广东普通话。张国荣在剧组里有个外号“87年”，有一段他骂巩俐的台词：“她是花满楼的妓女，她是臭婊子！潘金莲！”他把“潘金莲”念成“87年”。满北京找配音演员，没有合适的。“我这人招儿比较多，当时难在哪儿？有三段戏，戒大烟那段，巩俐和张国荣吵闹的声音拆不开了，还有葛优和张国荣的对手戏。”为了做成同期录音效果，杨立新一是要模仿张国荣的声音，二要以旦角的腔调说话。前者他用技术方法解决了，他发现歌剧演员唱歌时，如果仰着头，声音会不经过头腔，高音上不去，更沙哑，他叫人调高话筒；后者更好解决，“我听过梅兰芳、张君秋的录音讲话，无形中贮存在脑子里某个角落”。配完后，只有杨立新的媳妇听出是他的声音，他问：“你能听出哪段是张国荣自己的，哪段是我的？”媳妇说：“呦，还有他自己的哪？”

最后，杨立新说：“甭老提这事了，就配个音，吹什么牛呀？”他总是很谨慎认真，采访时他要不断地停下，回到舞台参加排练，一旦坐下来，他都会紧紧攥着我的录音笔：“这样说话声音可以小点。”临走时他嘱咐我：“尽量把文章写得平淡点。”■ 杨立新漕运码头职业我爱我家演员中国电视剧剧院戏剧爱情电影喜剧片智利电影茶馆张国荣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