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历史的跳蚤市场

我从来对收藏没什么兴趣，家里有两件老笔筒、胭脂盒子，也都不小心打碎了。但我上海有个朋友老黄喜欢收藏，更确切地说，他喜欢那些买卖古董而发财的故事，每次来北京，都要去古玩市场转一圈。这次，他拉我去转：“现在玩收藏的人太多了，前清的老玩意儿都被人收藏了，前朝的老玩意儿也快被收干净了，我们上海60年代生产的收音机、手表都开始有人收了，我也打算收1949年以后的东西。”

按老黄的意思，古玩市场已经没什么可转的，要去就去郊外的跳蚤市场。我们俩起了个大早，跑到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上，那里卖什么的都有。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在一个摊儿前停下，老黄拿起一个红卫兵袖章。摊主一看就是位北京大爷，穿着个军大衣，两手拢在袖口里，看那架势，肚子里憋着好多话，只要一张嘴就奔涌而出。老黄端详那袖章，发现上面的污渍，摊主说了：“那是血，这是沾过血的袖章。当年红卫兵批斗老师，用皮带真抽真打啊。”老黄喜欢听北京人瞎侃，就接过话茬儿：“您当过红卫兵？”摊主点上根烟：“我当过红小兵，戴红领巾，你们小时候也戴过吧？我那时候傻，老师教育我们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一想，把白布搁在血里染，那得多少血啊？那时候我哪儿懂这叫比喻啊，后来我明白了，咱们这儿流的血可真多，都是血染的风采啊。这红卫兵袖章，现在可是稀罕物了，您想找到带血的可不容易。我们当年干革命，我都是去那儿劝架的，可也不小心溅过一身血。”

老黄问：“那这袖章是您自己的？”

摊主说：“这可不好说，您买了就是您的。”他用手指点着摊儿上的一口铁锅：“不过，这口锅是我们家的，您别小看这口锅，这是大炼钢铁那年我奶奶偷偷藏的，整个北京城您打听一下，这么大的铁锅没几个能保住的。我爸爸那时候是积极分子，非要把这锅献给国家去炼钢，我奶奶死活不同意，埋在地底下才保下来。这是传家宝啊，什么东西经过那番磨难就成了宝。”

老黄说：“这是传家宝，您还舍得卖？得把这口锅继续传下去啊。”

“砸锅卖铁的事咱不能干，但现在这锅是文物啊。”

老黄对红卫兵袖章和这口黑色的大铁锅都没什么兴趣，又从摊儿上拿起一顶鸭舌帽，那帽子磨出了许多毛边儿，看着就经过了好些年头了。摊主说：“您可真识货，这东西好啊！这是‘右派’帽子，当年好多右派都戴过这样的帽子。您知道全国多少个右派分子？50多万啊。后来都摘帽儿了，据说到现在就有5个右派分子没摘帽儿。都说反右扩大化，这也扩大得太多了，扩了10万多倍。”

老黄拿着这帽子忍不住潸然泪下，他爷爷当年就被划成右派，发配到云南待了二十来年，老黄就在云南出生的，80年代初才和爷爷返回上海。摊主看老黄情绪波动，忍不住劝了几句：“我觉得右派挺好，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怎么就容不得右派呢？要我看，右派也不该摘帽儿，现在多少右派啊！您拿这帽子往脑袋上一带，就是有历史感的右派了。”

老黄擦了擦眼泪，说：“我爷爷当年好像也有这样一顶帽子。”

“那他老人家也是右派？那您赶紧回家找找，看他还有多少东西留下，棉袄啊裤头啊这些东西都不好卖，关键是看有没有帽子。”

老黄点点头，情绪稳定下来：“这些东西都附着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情感记忆啊。我前几天刚去了俄罗斯，也逛了那边的跳蚤市场，好多老年妇女都在卖干尸，那些都是卫国战争中的烈士啊。”

摊主可没被唬住：“卖干尸？您别忽悠我了。那是故事。那是尤利娅·基辛娜的小说，叫《立陶宛的手》。您以为苏联那儿什么人都能制成木乃伊呢？得看级别，真能保护下来的就那么一两个。咱们这里死的人忒多，弄干尸卖不动。”

北京冬天的早上是又干又冷，但老黄和这位摊主越聊越热乎，最终，他从这摊儿上挑选了许多收藏品——“英雄牌”钢笔一支，据说1976年某位诗人用这支钢笔写下了伟大的诗歌；树皮一块，据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农民没有粮食，啃树皮啃剩下的一块；草鞋一双，据说是北京学生当年到四川搞“四清”运动时穿过的；老收音机一台，据说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偷听敌台用过的。这几样收藏品，摊主开价100元，老黄还价200元，他说：“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伟大人物创造的，但我看，历史就是由这些琐碎的物件构成的，它们的价值应该翻一倍！”

摊主用一黑色垃圾袋把老黄的收藏品都装好递过来：“托马斯·卡莱尔我不熟，可我知道顾准，也是右派吧？他说过，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历史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要我看，历史也没什么可反省的，历史就是拿来卖的。”

（文 / 苗炜） 历史文物跳蚤市场贩卖右派右派分子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