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长大

( 《我在伊朗长大》海报  )

《我在伊朗长大》是一部简洁迷人、富有诗意的黑白动画电影。它根据伊朗女插画家玛赞·萨塔比的同名自传绘本改编，讲述一个小女孩在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的成长故事。动画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幼稚浅薄的媒体，不足以承担宏大叙事与严肃的主题，但《我在伊朗长大》却讲述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故事。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新闻界在报道中东问题时刻意忽略的微妙和复杂性，在一部动画片中得到体现，这是一种诡异的反讽。有人把玛赞·萨塔比的漫画比作鲍勃·迪伦的民谣，鲍勃·迪伦用吉他呼吁民权与反战，而玛赞·萨塔比用漫画和动画谈战争、谈政治、谈宗教、谈共产主义，而且谈得妙趣横生，催人泪下，荒诞中有幽默，戏谑处有悲哀，悲哀处又有温暖。

同样的故事，如果拍成真人电影，无非是又一个异国情调的“第三世界”温情片。但黑白动画抽象简洁的特质，使这个成长故事更具有一种普世的味道。正如玛赞所说，她讲述的不是政治，而是爱、家庭、放逐与青春期。

玛赞1969年出生于伊朗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工程师，信奉马克思主义；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参加过反对伊朗国王的游行。若追溯血缘，她的曾祖父是伊朗的末代皇帝，有后宫三千，子孙无数。虽然她并不以血统为荣，但西方媒体因此称她为“黑暗公主”。她与该片另一位导演文森特·帕兰德是好友，同为漫画家，同样擅长黑色幽默，都是第一次拍动画片。片中600多个角色几乎都由她亲自设计与表演，连那只形容猥琐到处撒尿的狗，都是她演出的。法国影星凯瑟琳·德纳芙则为她的母亲配音。

在这部动画片中，玛赞追求一种“风格化的真实”，而不是卡通的过分夸张。所以，人物线条朴素简约，抽象的背景图案衬以凝重的阴影，渲染出一种油画的质感，其中不难看出查尔斯·舒尔兹、亚特·史比克曼、波斯细密画、中国皮影戏的影响。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伊朗一个官方基金会致函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抗议戛纳放映这部“扭曲事实”的影片。法国方面则拒绝伊朗撤销影片的要求，法国外交部称戛纳选择《我在伊朗长大》作为参赛单元电影“与政治无关”，为艺术挑选影片是电影节的职责，不受政府制约。玛赞则拒绝了一切伊朗媒体的采访。此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我在伊朗长大》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世上大部分人而言，伊朗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家。玛赞从一个伊朗小女孩的视角，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伊朗，还是另一个被偏见遮蔽的伊朗？

(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

38岁的玛赞如今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伊朗女人。她在巴黎定居已有14年，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丈夫是瑞典人。她激进、强势，精通四国语言，言辞尖刻粗鲁，常带脏字，烟抽得很厉害。她热爱巴黎，就因为随处可以抽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她，她客气地说：“如果你有哮喘，告诉我一声，我到厕所去抽，我们可以隔着门聊。”

她的漫画在美国被100多所大学，包括西点军校列为政治学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必读书目，但她自称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不觉得女人比男人好多少，女人白痴起来比男人更恐怖。她将世人分为两种人：一种人聪明，有幽默感，信仰人性与和平；另一种愚蠢、贪婪而好战。这与东方西方、男人女人无关。

(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

以这样强悍的气质，不难将她与漫画中那个天真叛逆的小姑娘对应起来。1979年那场革命给伊朗带来的变化，从9岁小女孩的眼中看出来，是一段苦乐参半、笑中带泪的历史。在革命之前，伊朗的生活方式是美国化的。玛赞的童年，跟一个幸福家庭长大的西方小孩没什么不同。父母是左翼知识分子，热心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她从小便会玩保龄球，听朋克音乐，看美国电影，崇拜李小龙（为了李小龙，她在成年后学过3年的空手道），吃汉堡包和比萨饼，最爱的男人是《星球大战》中的黑武士。11岁那年父亲就教会她如何开车。

人们渴望着革命，但革命真的来了，却吞噬了他们的生活，以及玛赞的童年。战争中，玛赞隔壁家被炸毁了，她在废墟中发现邻居小孩的手镯，还套在一只雪白的手腕上。诡谲的政治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上百万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并不了解的东西付出了生命。两伊战争期间，政府发给每个被征入伍的年轻人一把塑料钥匙，只要为国捐躯就能凭这把钥匙进入天堂，有吃有喝，有女人，有房子，有钻石。一颗颗人头落地，如同大白菜一般。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在黑白动画的表现下，更具震撼力。

(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

少女玛赞穿着自己制作的印着“朋克未死”的衣服，别着迈克·杰克逊的徽章，踏着耐克球鞋在大马路上偷偷买Iron Maiden的磁带。两个身披黑色长袍、蒙黑色头巾的妇女监察员如幽灵一般对她的“不端庄”和“腐化”教训呵斥。这样的场面，在玛赞的生活中一次次重复。在门外，警察沿街巡逻，男人女人握个手都属犯法，聚众喝酒会被抄家；在门内，他们恋爱、喝酒、疯狂地跳舞。严苛的教义陈规之下，人们以异常严肃的态度享受世俗的快乐，因为这是反抗专制的唯一方式。玛赞有冷面笑匠的才华。片中最搞笑的元素往往来自最黑暗的瞬间。她说，当你经历过革命与战争，经历过人生的荒谬与绝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笑。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你能让一个人笑，必然是碰触到了他的灵魂，没有比这更强大的武器。这是我一直寻找的。”

14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往维也纳读书，在那里，她独自面对青春期的躁动和漂泊异乡的孤独。朋克摇滚、嬉皮文化、西方哲学都无法给她安慰，她不断搬家，不断流浪，与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物打交道，跟8个同性恋住在同一屋檐下。她与西方文化之间始终隔着猜疑，格格不入。在一场失败的恋爱之后，她回到伊朗，并结了婚，但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在她的婚礼上，母亲悲从中来说：“我一直希望你独立、自信有教养，你却在德黑兰结婚。我希望你离开这里，我希望你自由。”

(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24岁那年，玛赞终于付出她的代价，离婚，再次离开伊朗，前往巴黎，从此再没有回过伊朗，再没见过最爱的祖母。她成了一个成功的漫画家，但思乡与流亡，东方与西方，在文化的夹缝之间，她仍然迷惘。她深爱故土，却无法在那里生活；她在欧洲成名，却无法真正归属。这种落寞与无奈，即使对伊朗局势与历史一无所知的外人，也能感同身受。玛赞的经历和回忆，未必是历史的全部真相，但却讲述得如此富有感染力。辛辣与温情，戏谑与庄重、荒诞与幽默，沉重与轻灵，正如对比强烈的黑白影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始终纠缠着的是一个异乡人难以自遣的乡愁与失落。

她用中国墨水、老式羽毛笔画画。对她来说，画画是生命中最自然的一件事情，是唯一能与寂寞对抗的习惯。一张纸、一盒烟、一瓶墨水、一桌一椅，对她来说，就是一切。而写作会让她丧失一切幽默感。她说，没有幽默感的人都是蠢人。她当然不是蠢人。她不会打字。

( 《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

在谈到为什么要画《我在伊朗长大》时，她说：“从14岁那年第一次到欧洲，听了太多关于伊朗的蠢话。西方人对伊朗一无所知，却喜欢横加指责，以为那里住着的都是一群未开化的宗教疯子，时刻准备着做人肉炸弹，毁灭整个西方文明。他们以为每个伊朗女人都穿得跟黑乌鸦一样，甚至以为伊朗人还在骑骆驼。”

“人们总想为复杂的问题找一个简单的答案，所以如此轻易地就将这个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与穆斯林、正义与邪恶。但这个世界并非蝙蝠侠和罗宾大战小丑，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真相要复杂得多。我无法评判对错，只能尽量诚实地描述我看到的、经历过的。我想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伊朗。伊朗人与西方人一样，有悲伤，有喜悦，有恐惧。当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理解我的漫画里的人物时，就不会那么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扔到我们头上。”（本书中译本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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