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人”秦裕前传

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其做出二审亦即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秦裕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判决书显示，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韩国璋、吴明烈、张荣坤等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682万余元。

学者

“勤奋、聪明、低调”，是早年秦裕留给他的同学和师长们最为一致的印象。出生在上海黄浦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秦裕于1981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时年17岁。“大学期间，他的成绩算得上是班里拔尖的，但并不骄傲，平日里行事低调，从不张扬。”当年一位同班同学如此评价。

1985年，本科毕业后，秦裕成为当时班里唯一一名保送本校读研的学生，师从我国伦理学泰斗周原冰先生，研究西方伦理学史。时年已经70高龄的周原冰已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哲学研究破坏严重，当年在周老先生帮助下，华东师大建立了伦理学硕士点，秦裕因其表现被周先生选中”。原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何应灿告诉记者。

3年后，秦裕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最满意的归宿。”他当年的一位同学评价，“我们都以为他将来肯定就是做学者了。”当初的秦裕性格也符合常人心中的学者印象，不善交际，更谈不上钻营，“甚至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还有些腼腆”。何应灿回忆道。

也有同学评价其“虽然沉静，但并非书呆子，当时就做事有分寸、有主张，甚至能感觉有深藏不露的谋略”。据何应灿回忆，秦裕当时对行政工作并不感兴趣，“领导曾有意培养年轻人做一点行政工作，但他似乎更热心于学术”。直到后来，1993年陈卫平担任哲学系主任时，秦裕做过一年多的系主任助理，这也是他在离开校园前担任过的唯一行政职务，“比较成熟稳重，做事礼数周到”。陈卫平回忆道。

6年的教师生涯，秦裕不仅发表论文数篇，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并有多部译著。其中，由他翻译的美国女哲学家、伦理学家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于1993年出版，成为当时国内较早译介爱因·兰德的年轻学者。

在何应灿老师的记忆中，秦裕的终身大事在当时也曾引起过一番议论。留校任教后，秦裕跟化学系一位女孩恋爱，由于女方并非上海本地人，依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同事们看来多少有些不匹配。但很快两人便步入婚姻殿堂，让很多同事纷纷感叹秦裕“不愧是伦理学出身，重感情”。但多年后，这也成为不期然的讽刺——由上海官方制作的警示教育片《贪欲之害》显示，秦裕除收受贿赂外，亦牵扯到生活作风问题。

入仕

6年的教师生活相对平稳，直到一次提拔副教授的机遇到来。1994年9月，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启动，除正规的考核晋升渠道外，华东师大当时还采取了一种类似于破格提拔的方式，名曰“打擂台”，即申请者发表现场演讲，由评审委员会评判。这年，秦裕已经通过了博士考试，归入著名的中国哲学教授冯契先生门下。“当时他的条件不错，大家以为提副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时任哲学系主任陈卫平回忆。

据当时与秦裕一同参加“打擂台”的童世骏回忆，申请提拔教授的演讲在上午举行，童世骏顺利过关，但当天下午举行的副教授演讲中，秦裕却意外落选了，“有可能是他并不善在公众面前演讲，有些紧张，也有可能是学校考虑到一下子给一个系两个破格提拔的名额不合适”。

为此，陈卫平还专门找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陆炳炎理论了一番，为秦裕的落选“鸣不平”。多年后，陈卫平认为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冲突”，让秦裕进入了校领导的视野，为其后来成为市领导秘书候选人埋下了伏笔。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回忆，落选后秦裕的情绪一度比较消沉，“但并未动摇做学问的念头”。不曾想，又一次机遇不期而至。当年11月，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有意在高校选拔秘书，“市领导选拔高学历的年轻人担任秘书，在当时颇为流行，但陈良宇在当时的市级领导排序中并不显赫，所以这次选拔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当时华师大一位组织部门负责人回忆。

第一位被推荐上去的人选是时任华东师大团委书记，他跟秦裕同岁，“社会经验要丰富得多，社会活动能力强得多”。但这位书记并未被选中，学校领导不愿放弃这次推荐秘书的机会，又提名了秦裕。秦裕被选中后，有人分析说，是因为“他一直攻读西方哲学，英语水平高出许多，而陈良宇在担任黄浦区区长时候曾去英国进修过，比较看重这个”。但也有人认为，秦裕被选中原因，更大程度是上因为“他的性格非常适合做秘书，内敛，能办事，但嘴巴很严”。

与此相呼应的事实是，在童世骏记忆中，秦裕“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就在“打擂台”报名截止的前一天傍晚，担任系主任助理的秦裕遇到童世骏，劝其报名参加，理由是“通过打擂台的方式提拔，不占用系里的名额。这样做既是为了个人，也是为系里着想”。

得知自己被选中后，秦裕并未显示出兴奋之情，“相反，刚开始他还有些犹豫，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学术，不舍得扔。但或许是他正处在失意阶段，这样的机会太有诱惑力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校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他的好友说。两个月试用期过后，秦裕于1995年1月正式进市委办公厅工作。临行前，哲学系专为他召开了座谈会话别，学校也“突击式地”提拔他为副教授，并挂了个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的称号，“都是为了希望他将来能给母校争光，”何应灿老师感叹，“没想到，最后竟落得这等下场”。

堕落

据上海当地一位曾担任过高级领导秘书的人士分析，以副处级秘书进入市委办公厅的秦裕，在当时的市级领导秘书群体中算不上显赫，“一方面他刚从学校出来，社会经验还比较缺乏，官场运作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当时陈良宇在市领导班子中的排序也并不靠前”。陈卫平也记得，入仕不久后，秦裕曾流露过对官场的不适感，“毕竟跟以前在学校里差别很大，但过了两三年再见面，感觉他已经习惯了，整个人都变了”。

判决书显示，秦裕受贿的时间起点是1998年4月，直到2006年6月上海社保案发方才止步。谁是他的第一个行贿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结识张荣坤是秦裕的又一个转折点。

据知情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苏州到上海滩闯荡的商人张荣坤选择了一条“非常高效”的崛起路径——通过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结交本地高官之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为其日后的大肆行贿建立通道。正是在这背景下，秦裕与张荣坤相识，两人交往日渐密切的佐证流传广泛。

很快，两人纷纷迎来了各自的“亨通之年”——2002年，陈良宇连升两级，2月升任市长，11月又加冕市委书记，秘书秦裕同时升任上海市委、市府办公厅副主任。也是在这一年，张荣坤刚刚注册不久的福禧投资便以32.07亿元的“大手笔”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公路大王”称号即由此发端。

针对张荣坤的起诉材料显示，在这一系列运作背后，秦裕扮演了引线人的角色，并为此收受张荣坤行贿款39.92万元。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界人士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秦裕并非最关键的中间人，单从受贿额度上看，跟王维工没法相提并论”。起诉材料称，张荣坤向王维工先后行贿共933万元，“由王维工出面，向时任上海市长陈良宇请托，为张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经营权争取政策支持和融资渠道”。而当时的王维工亦担任上海市某主要负责人秘书一职，后在上海申能集团副总经理位置上落马。

但秦裕的能量并不仅限于此。判决书显示，除了张荣坤，秦裕的行贿人还包括韩国璋与吴明烈，前者是原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因帮助张荣坤入股上海电气受贿600余万元而获无期徒刑。后者是原上海新黄埔集团董事长，因在华闻控股收购新黄浦集团一案中受贿千万而获无期徒刑。像韩国璋、吴明烈这样的国企高管要想违规运作，对“黄埔帮心腹”秦裕自然是少不了巴结攀附。

现时，上海社保案审判工作已接近尾声，在众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受贿数字中，秦裕略有不同，在其收受的682万元贿赂款物中，绝大部分是由其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三处房产折合而成，或以小换大，或以差换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称:“跟原‘河北第一秘’李真比起来，秦裕并没有控制更有分量的人事权，而是充当一个隐形的中间人角色，在官商之间搭桥牵线。” 故事生活秦裕张荣坤陈良宇隐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