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乌托邦

开发团队负责人陈旭军和当地的孩子们在一起

摄影 / 李伯林

从广州到韶关，火车行驶2小时，从韶关到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汽车行程1小时，完全是两个世界。

广州嘈杂的市声在南岭的山水间完全消失，即使是森林公园中心的小镇也清静地近乎郊野，至于动植物种类之丰富，用在这里生活了近3年的林业专家巫云坤的话说，“光是植物，在这里就发现了20多种国内专业书没记载的新品种”。他是陈旭军所带领的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开发团队的一个成员。

这个团队在这里实施极其古怪的开发——“使孩子们不再面对一个封闭山区，我们要打开他们的窗户，使妇女们能够叙述自己的南岭史。陈旭军也从一个忙碌的广州城生意人变成了一个状态悠闲的南岭人，山居生活并没有使他与世疏离，反而是更加入世，成天忙于“社区改造加生态旅游”项目。

他穿Paul Smith昂贵的深紫色帆布鞋，在破旧的办公室后面的林间草地上行走，对于他，南岭项目早就从开始的生意，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更是他的未来。“什么都在里面了，改造、观察和研究，享受和体味。”

因为无法形容他所做的事情，广东媒体给了他一个古怪的称号，“有良心的开发商”，而陈旭军自己显然不喜欢这项桂冠，他说:“我仅是个建设者。”在他看来，“开发”和“良心”都是别人对他的误读。

一个衰落社区的变化

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属于当地的乳阳林场主管，在陈旭军他们来之前，这个林场已经从最盛时的3万多人衰落成了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社区，“社会上的每次变革，都使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更加丧失自信”。封山育林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近在咫尺的繁华的珠三角裹挟走了大批年轻劳动力，而考上大学的人没有肯回来的。留在这里的，只有中老年人和孩子。

橙屋

与陈旭军他们接触的当地林业局局长是个有孩子般笑容的中年人，他很希望陈旭军和他的公司能来这里开发，“至少可以挽救日益萎缩的当地人的收入”。当这个项目签订下来时，局长兴奋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日常生活的困顿，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也显得灰暗，刚来这里工作时，巫云坤发现，“他们特别容易受伤害，和他们说话得字斟句酌”。虽然同在广东，珠三角的说话方式在这里就行不通，这里的精神病发病率也高于别的地区。

南岭的开发引来外界众多的名人，孩子们见到生人也不再拘谨了

陈旭军给他的来自广州的团队订立规章，让他们的穿衣风格和日常行为都要注意尊重当地习俗，“特别是对当地一些招收进来的员工，不能用我们在广州奉行的纪律去管理他们”，代之以“感情化的管理方式”。

可是这些细微处的注意，并没让当地人满意，他们期待的是陈旭军能带来大量资金，带来大量的游客，能使衰败的小镇灯红酒绿起来。尤其期待的，是在镇中心耸立起一个豪华的宾馆。“他们会觉得那就是小镇都市化的标志。”他们觉得开发商就应该有开发商的架势，“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漫画般的开发商形象”。

可是，陈旭军的方案让所有当地人都很失望，这个期待中的豪华宾馆，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从前废弃的招待所上开始简单的改造。当地人最普遍的看法是，这个开发商没钱，所以这么没气派。

“事实上，整个改造工程投资300万元，比在当地新盖一幢豪华宾馆的价格还要高。”宾馆改造完成后，陈旭军才开始算账。他从香港请了建筑师，在昔日招待所的格局里，建立起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舒适空间，这就是后来上了若干建筑杂志的实验建筑——橙屋，也是他在南岭的第一个项目。橙屋的很多空间都花了心思:外墙的鲜明橙色，庭院的大片空白，屋里和五星级宾馆一模一样的寝具。而且，按照国外Boutique酒店模式，房间不提供一次性卫生用品。

当地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他们本来都觉得那种玻璃幕墙是豪华的，现在他们觉得，原来自己的旧屋子就很漂亮”。林业局局长站在橙屋的露台上看林场那些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瓦房顶说：“原来我们这里的房子这么漂亮。”橙屋后面的林舍是第二项工程，整个设计更简捷:完全采用修补的方式进行改造，原来的瓦顶，原来的地砖，“我们发现，那些生产于60年代的地砖，比起现在的地砖更结实，防滑功能也好”。而最让陈旭军兴奋的，是改变了当地人的心理，他们不再觉得，自己的东西就样样不如外面的世界。

给当地人找回自信，是陈旭军刚来这里时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而这样的寻找自信，在他看来，比简单发展当地经济更可贵。他说，“给人钱，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没有效果的”。他知道国外有很多到贫困社区去改变当地情况的艺术家，而艺术是沟通的最有效方式，于是开始了自己看似不可行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改变南岭的试验。以往艺术家到乡村，是为自己寻找自由空间，而现在，他们是为当地人寻找自信。“他们和当地人真正融合在一起。”

乳阳剧场是社区重建后最成功的公共空间，孩子们喜欢在这里的彩色麻布前玩耍

乳阳剧场是当地已经废弃不用的老剧院，他请德国的装置艺术家到这里，用一些波希米亚风格的彩色麻布重新装修了，墙上则挂满了当地孩子的画，下面还是当年的旧长凳——在他看来，这里的改造胜过了橙屋、林舍，“是最有乌托邦色彩的公共空间”。

这里经常上演各种奇异的节目，英国来的理查德·托马斯夫妇和这里的孩子们待了一个夏天，和他们一起实施艺术和生态的课程，“汇报演出”在剧院进行，孩子们的父母亲、祖父母都来了，他们看着自己熟悉的孩子，在台上以完全不一样的动作舒展身体，很多是模仿自然界的树木和草的姿态，这些在中国的学校里是无法学到的。

当时还是陈旭军员工的黄海珊看见孩子们的表演，不由自主地哭了，她说，“当时哭泣的不止我一个人”。有些表演，看似与社区无关，例如广州的民谣歌手，美国的尺八演奏家，但是“外面的人”不顾路途遥远，频频来小镇演出的这一事实，就足够当地人骄傲的了。陈旭军观察到，刚来这里时，这里的孩子和很多山乡的孩子一样，看见陌生人只会畏缩不前，而现在，他们能和陌生的外国人主动打招呼，“充满了自信”。

理想主义者的生意

老冯是林场的退休职工，可他也是陈旭军社区建设计划的一部分，他退休后在陈旭军的帮助下，和老婆开办了一个小餐馆，专为游客服务。“说服老冯开店可费劲啦。”退休工人和农民不一样，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加上没有强烈的发财欲望，所以被动员了很多次。陈的基本打算是，不仅要让自己的公司发财，也要让当地人因为自己在这里的开发而受益。

老冯不懂得陈旭军的理论，在他看来，这个城里来的人很麻烦，总是叫他去讨论，连自己餐馆做什么菜都要不断设计。自己菜园子浇不浇化肥，用不用农药，也都要受到监督。尽管生意很好，住在橙屋的游客们都要提前预订才能光顾，可是老冯还是会经常关门，找朋友玩去，或者回老家休息几天。

老冯的小店由陈旭军他们给予了不少支持，当时就已经说好，这些钱等老冯赚钱后要归还的，可是老冯这种“不专业”，让陈旭军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公司有专门的社区发展部门，就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开发，目前又在找周围的农民，动员他们种完全有机的蔬菜，可是也不很顺利，农民们已经不习惯这样的种植方式。

陈旭军总习惯说自己是一个“实用的理想主义者”，他强调自己是把南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开发当做生意的。2004年，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了南岭项目，最早时，是想作为一个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的，“什么叫生态旅游，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说他的生态旅游的老师，是澳大利亚的一只鸟，“去澳大利亚旅游时，住的旅馆是那种朴素的酒店，踏着木走廊出来时，发现距离自己1米远地方，有一只小鸟在酣睡。五六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还在睡觉，完全没有意识到人有多危险。要是在广东，这只鸟早就被抓去煲汤了”。他入迷地看着这只鸟，发现原来即使旅游也可以是不破坏生态的，原来人和自然可以这么舒服地相处。

生态旅游尽管在国内开始慢热，可是观念还很不统一，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广东沿海的一个叫梅园的被废弃的小镇去参观，“满是大梅树，那些荒废的房屋上面长满了野花，让人惊艳”。同去参观的生态旅游专家立刻拿出意见，“这地方要围起来，里面要挖个水池，让游客可以游泳”。陈旭军当时就和这专家争执起来，“我觉得，生态旅游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能破坏当地生态”。

陈旭军生长在绍兴上虞，那种小城市的舒缓、充满田园风味的生活深入骨子里吸引着他，“这也是我喜欢南岭的另一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是绍兴某银行支行行长了，因为想做些事情，来到广州，在地产业做策划商。陈旭军不满意自己的那段生活，压力之大，使他养成了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在广州的灰暗天空下，每天跑步6公里，游泳3000米，“非如此不能解脱”。

因为偶然机会碰见了林业部门的人，知道了乳阳林业局有这样的项目在等待外界开发，劳毅波说:“他是个有行动力的人，用自己关于生态旅游的观念，说服当地林业局，也说服了自己的房地产老板来这里投资。”要知道，生态旅游的收益和房地产的收益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近几年。

劳毅波觉得，陈旭军关于旅游的观念是“出类拔萃”的——例如陈旭军总说，国内的很多旅游开发是“化神奇为腐朽”，好好的风景，非要破坏性地造宾馆、大搞景区建设，他想做的是“化平凡为神奇”。南岭的风景与名山大川相比肯定很一般，但是，如果真的保持山林原来的面貌，让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乐园，“未必没有自己的特定的游客群”。

他的开发原则是，最小化地影响自然环境，照他的意思，山林里修好多年的水泥路也要慢慢换成可以长草的石子路，山林外的大树全部编了号，每棵树有什么故事都被挖掘出来，“宾馆前面的这棵大枫树，就是当年进山的第一批林业工人生火做饭的地方”。而不远处的苦楝树，则是当年土匪活动区域的标志——因为给社区不少老人做过口述历史的工作，陈旭军很能讲出这些大树的故事。这些在别的地方肯定会被忽视的资源，在这里却能给旅游者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乐趣，他们可以顺着宾馆每个房间都有的“大树地图”去看社区的历史。

不过，这样的生态旅游毕竟在国内刚起步，经济效果不明显。在陈旭军的团队成员看来，陈太不像个生意人了，巫云坤说:“他太喜欢谈自己的种种观念了。”他所做的社区建设、社区的口述历史工作等，都和经济收入不相干。

目前南岭的投资还远没收回，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薪水刚刚能靠游客收入来维持，而陈自己的收入，则往往要看投资公司的运转情况。运转不好时，他的收入大受影响。“连一般水平都没有”。

但是在陈旭军的世界里，这些都不成问题，南岭国家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尚未出来，在他心中，这个规划一定要找最好的设计师来做，终于，他找到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王澍，原因是，王澍是最没有商业性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王澍说，是陈旭军照片上南岭人简单的笑容感动了他，他对陈旭军说:“你有一个乌托邦，我也有一个乌托邦，我们一起建设南岭吧。”

社区精英，还是边缘者

非必要时，陈旭军不离开南岭，他太喜欢自己的山居生活了，他的房子在橙屋旁的职工宿舍里，一幢灰色的瓦顶楼房里的一间，晚上在房间里持续几小时地看书，“有时候，听雨声看书的感觉非常好”。

他确实喜欢谈理论，在他看来，南岭项目的有意义，在于它的多重性，既是一个生态项目，又是一个社区发展项目，“即使在国际上，也没有同类的项目”。所以他能说服法国总领事馆，将中法文化年的150个项目中唯一的一个乡村项目放在他这里。在他看来，这个深山里的社区能有今天，和他的这些观念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他一手缔造了这个社区。“他有非常强烈的社区精英意识。”黄海珊说。

这看起来和他提倡的简单生活、自信的社区精神建设都很矛盾，可是按照团队成员的看法，其实并不矛盾，“他是个很封闭、很骄傲的人，从来不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也不参与我们的日常活动”。他们并不以这个领导人自豪，甚至有时有些讨厌他，觉得他做事很没有人情味。一起吃饭时候，“他只喜欢清淡极了的菜，不会注意到桌上别的客人，甚至去教训宾馆餐厅的厨师，说他做的菜不清淡”。在他们看来，这对一个旅游业的从业人员而言，是低级错误。“你要面对的是各种口味的大众啊。”

他和员工最接近的行为，巫云坤印象中，就是谈南岭的植物，“他进山几小时慢慢地自己逛，有时候喊我们把他放在乡村公路上不管他，过几个小时再去接他”。而他在闲逛的过程中，会把自己看见的一些奇特的植物特征详细地记下来，回去后和巫云坤探讨，“他能很专业地描绘植物的特征”。他喜欢植物甚于喜欢人，日常更喜欢在办公室后面的树林里转悠，而不是去小镇的中心街道上走走，尽管在这里生活已经多年，而且，是团队最核心的人物，但是认识他的当地百姓并不那么多。

他的朋友刘清觉得，也许一开始，陈旭军只是把南岭当做一个项目在操作，可是时间久了，“这项目已经成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和这里已经无法分开了”。 心灵生态一个人儿童乌托邦陈旭生态旅游社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