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援助与人道难题

2007年12月12日，阿克苏姆的新锡安圣玛丽教堂，一名祈祷者默默念诵。阿克苏姆是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城市，阿克苏姆王国的首都。传说中，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儿子孟尼利克国王将《圣经》中的约柜从耶路撒冷运到这里。当地人相信，它依然保存在建成于16世纪的老锡安圣玛丽亚教堂中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在迪拜机场，等一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飞的飞机。窗外大雾弥漫，候机厅里，横七竖八，或坐或卧，一地疲倦得没了表情的旅客。漫长而看不清终点的等待，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对那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未来的不安——比如说，看看杂志。

我看的两本杂志是《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它们的封面标题——《廉价食物的终结》以及《贪婪能否拯救非洲》——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密切相关。200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捐献了价值25万美元的粮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因此邀请中国记者团参观当地的粮食发放和其他援助项目。

一路上，我一直试图阻止自己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一张机票等于多少非洲人一日的口粮？这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经济学家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善关注力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生活水平的正和博弈。按传统解读方式，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支转告者的队伍实际上是在日益扩增的:媒体，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商业企业，名人和明星……通过这些转告，我们看到一个破碎的非洲，一个经济凋敝、政府腐败、疾病蔓延、饥荒四起、战乱频仍的大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是童话故事式的。比如，多几个像安吉丽娜·朱莉和麦当娜那样乐于收养非洲儿童的大明星，就可以让非洲的战争和艾滋病孤儿不再流离失所。有些是结合了商业与时尚的，比如，买一个红色限量版的iPod nano或一件阿玛尼的红色T恤，就能帮助募得足够的款项解决非洲的艾滋病、结核和疟疾问题。有些是理想主义的，比如，抛弃高薪职位和优越生活去做一名志愿者，就会带给非洲新的血液和希望……

当然也有更挑战旧有观念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的封面故事说，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2007年平均比1985年多吃了30公斤肉，还因为美国人把1/3的玉米产量转化成了乙醇，全球正面临着1845年以来粮食供应最短缺、粮价最高的时刻。不过，这也许也是一个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的契机。通过减少西方国家的粮食补贴、转为资助发展中国家急需粮食的贫困人口、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从价格上涨中获益，就能够让那些农业人口占就业人数2/3以上的最贫困的国家登上经济发展的阶梯——按照这一理论，埃塞俄比亚，绝对可以是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007年12月10日，马克雷郊区的一个粮食仓库，世界粮食计划署艾滋病项目的受益者们正在等待粮食发放。马克雷项目目前的受益者包括1626名艾滋孤儿，440名艾滋病患者，100名接受母婴阻断治疗的母亲，以及68名志愿者

《商业周刊》则给出了更为大胆的方案——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文章中说，“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共识是，只有私人投资才是通往（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作者还引用了加纳总统库福尔（John Agyekum Kufuor）的话，“投资者把钱放到可以盈利的地方，生意就是生意”。

过去几年中，全球对于非洲援助项目的反思可以当做帮助理解这些激进方案的注脚。不将各国的单边援助计算在内，自1963年成立之日起，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半数以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然而，截至2004年统计数据，这里仍有2.035亿人常年处于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中。早在1978年，国际社会就曾经发出庄严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所有人的健康”，但如今的情况却是，在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外，肺结核和疟疾卷土重来并有失去控制之势，上亿穷人依然没有任何基本健康服务。在过去的50年中，非洲是所有大陆中经济和政治表现最差的，在各种国家排序上，非洲国家都位于最底层。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全球93%的绝对贫困人口集中之地，但从1981年以来，前两者的绝对贫困人口在下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却如同氢气球，一路飙升。

2007年12月11日，阿不拉哈·阿特斯巴哈学校的学生围坐在一起共进午餐。这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免费学校午餐”计划的一个项目点，免费提供一盘玉米黄豆混合粉（CSB）作为午餐，这往往成为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

为什么？在注入这么多的援助之后？

如果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人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事情或许会变得简单得多。但是，有一种情绪，比冷漠无知更为可怕，那便是怀疑:如果非洲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危机陷阱呢？《华盛顿邮报》一项调查显示，从80年代开始，非洲悲观主义在从事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和人员中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想象。非洲背上了“腐败的大陆”的坏名声，人们开始认为，面对一双双永远掌心向上的乞讨的手，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OSSA项目的受益者米赞·吉赫尔与5个孩子和母亲生活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7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足10美元。没有土地，没有工作，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兄弟汇来的钱是她唯一生活来源。疾病是令许多埃塞俄比亚人陷入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因，而极端贫困又助长了疾病的蔓延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因提出“休克疗法”而享誉全球的发展问题专家，是第一批向非洲悲观主义发起挑战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新作《贫穷的终结》中，萨克斯尖锐地将当前的援助形势比成苏联工人讲过的一个笑话:“我们假装工作，而你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他说，“很多穷国通过了改革的行动计划，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少，预期得到的收益就更少。而援助机构着力于一些标志性的项目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提供援助，这些标志性项目正好可以使它们登上新闻头条”。

经历过“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轰动性成功与在俄罗斯令人沮丧的失败，萨克斯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不”，也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是”。非洲是如此复杂的一个大陆，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脱离对它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解读。身为一名儿科医生的丈夫，萨克斯指出，一种像高烧这样的具体症状，可能反映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病因，医生需要一系列的诊断才能最终做出判断，开出药方，传统的援助和发展实践，也应当经历一个多维化、个体化、临床化的转变。

2007年12月10日，等待领取援助粮食的吉姆·卡姆塞展示他的球衣。曼联的C.罗纳尔多是这个14岁男孩子最崇拜的偶像。足球在埃塞俄比亚的流行程度让人惊奇，孩子们光着脚追逐破布卷成的“球”。小镇街边，隔几步就有一个的桌上足球是最受追捧的游戏

以我的水准，不足以判断《经济学家》、《商业周刊》和萨克斯哪一个更有道理。我只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同时存在着善良与邪恶，成就与失败。爆炸的火光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范围的注意，而炊饭的炉火常常只在厨房的一角默默闪亮。接连发生的爆炸，未必意味着希望和未来的全部毁灭，扑灭了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一场大火，也不代表宣告了未来的胜利。

在我读完两本杂志之前，飞机终于在延误了7个多小时后飞往亚的斯亚贝巴。雾会散，飞行员可以调换，油箱可以重新加满，破损的零件可以替代……旅程总要继续。飞机餐端上来的时候，餐盘上照例摆着红色小信封，一个仅以餐盘蔽体的黑人女孩从照片里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是阿联酋航空基金会为非洲饥饿儿童募捐的广告。我知道，在未来的几天中，我会无数次遭遇同样的眼神，但我也清楚，对于这样的眼神，除了一颗慈悲的心和几张钞票，我们也许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予。

阿拉玛塔地区医院内，医生古德姆为13岁的肺炎患者所罗门诊断。所罗门是被他的父亲和叔叔从40公里外的地方用担架抬到医院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数据，在埃塞俄比亚，平均每4万人拥有1名医生，每67.2万人才拥有1家医院

埃塞俄比亚的三个瞬间

像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从未被殖民、政府相对高效廉洁的非洲大国，为什么一直处于持久的贫困中？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他说，现代经济活动依赖低成本的交通和与其他经济实体的密切联系，因此，港口城市处于优越地位，而偏远闭塞的地区是经济发展最迟滞的地区。

2007年12月11日，阿不拉哈·阿特斯巴哈学校中一名因为迟到而不敢进入教室的学生跪坐在砾石地上，开始做当天的功课。教育被认为是非洲复兴的希望，然而，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却是让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儿童和青年，不因疾病、饥饿和战乱而夭折

2007年12月10日

马克雷

通往阿拉玛塔的中国援建公路。便利的交通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传统有规则的农业社会，是否真的做好了应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准备？

38岁的玛斯莱特（Mesret Tadderse）曾经拥有过很多:

“漂亮的金耳环和金项链，至少3个金戒指，好多裙子……”

2007年12月11日，哈维兹地区的另一处粮食发放点，营养不良的孕妇、哺乳期母亲和婴儿签字领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在过去的20年中，埃塞俄比亚经历了5次大饥荒。这个有7700万人口的国家，是全球国民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国家

她嫁得不错，自己又有经商的天分，开过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她和3个孩子曾经住在一座美丽的大房子中，有很多家具，甚至需要请人来帮忙打扫。

“后来……一点一点，都没有了。”她有点神经质地盯着墙上一幅圣乔治屠龙的圣像画。在埃塞俄比亚，这是家庭中最常见的装饰。她贴了两幅，一张是新的，另一张泛着黄。那是她现在租住的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与旧日的家的唯一联系。

从安巴阿拉杰山上俯瞰罗雅谷地。几十年前，这里曾全部被森林覆盖，但现在，却变成一块块裸露的田地。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在这里进行重新恢复植被的工作，引进了速生的澳大利亚桉树。然而，回顾性的研究却发现，桉树会加速地下水的挥发，反而令干旱问题更加严重。

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当地合作伙伴蒂格雷地区艾滋病社会服务组织（OSSA）的名单上，玛斯莱特是一名“受益者”。这是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的委婉称呼。他们还有一个代号:PLWHA（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他们有几乎一样的遭遇:背着耻辱的记号，为亲人和邻里所弃，随着病情发展，逐渐丧失所拥有的一切，陷入极端贫困。

“因为疾病，我们失去了一代人。”OSSA蒂格雷办公室的负责人耶尔迦（Yirga）说。肆虐非洲的三大疾病杀手是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除此之外，还有黄热病、锥虫病、霍乱和肝炎。

2007年12月11日，蒂格雷山区的一口水井旁，两名带着孩子的家庭妇女在打水、洗衣。缺乏安全的饮用水至今仍是困扰非洲的难题，这不仅导致疾病，也让救治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习惯于将非洲的疾病问题归结于政府管理不良或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但事实上，一系列新的研究显示，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人和类人生物在非洲度过的时间比他们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生活过的时间都更长，在几百万年里，非洲的微生物演变出了令人吃惊的各种方式来危害人类。以疟疾为例，传播疟疾需要按蚊两次叮咬人类，一次从感染者的血液中获得疟原虫，另一次则是在两周后将完成孢子增殖的疟原虫传染给另外的一个人。但是，不是所有按蚊都喜欢叮咬人类。对于生活在美洲的按蚊，牛血更具吸引力，在印度，大多数按蚊只在1/3的时间中叮咬人类，而在非洲，绝大多数蚊虫100%偏爱人的血液。排除其他因素，仅因为蚊虫类型不同，非洲疟疾传播的强度便是印度的9倍。

另一个经常为我们所忽略的事实是，疾病问题的解决，从来都不能只依赖药物。缺乏基础医疗设施配套的免费药物，甚至会令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遏制疟疾，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洲政府从60年代起，大范围派发当时最有效、采购价格也非常低廉的抗疟药物氯喹。然而，缺医少药的人把它当成治疗一切有发烧症状的疾病的万用药，这使得疟原虫迅速对氯喹产生抗药性，促成疟疾的疯狂反扑。目前，抑制艾滋病毒的鸡尾酒疗法还未降价到足以满足所有患者需要的程度，但已经有专家发出警报，如果滥用，刚刚取得一点成绩的艾滋病控制，又将付诸流水。

一个好消息是，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行动。医学界和制药业在兜兜转转几十年后，终于明白，对于非洲的病，必须要用非洲而非美国和欧洲的方式来解决。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和总统基金也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入到非洲本地化医疗体系的建设，而不是单纯派驻操作成本昂贵的外来医疗队。

与这些大动作相比，OSSA为玛斯莱特所做的事情显得琐碎而微不足道:帮她在没人知道她是艾滋病人、也因此没有歧视的村子安个新家，提醒她什么时候该去卫生中心进行检测，在她服用鸡尾酒药物——由政府免费提供给CD4数目低于200的艾滋病人——时提供满足营养需求的粮食，帮她痴迷于阿森纳足球队的儿子找一张2007?2008赛季的海报，当她身体足够强壮的时候介绍她出去工作——每小时两三个比尔（Birr）的收入当然不能和以前相比，但却是通向新生活的一个开始。

2007年12月14日，阿拉玛塔地区一个村庄中的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外来者。因为疟疾、艾滋病和营养不良，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死亡率一直高居全球前列。这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保万一，母亲们生育更多的子女，但有限的资源让家庭在发展的梯子上止步不前

然而，正是这琐碎的林林总总，让光亮重新闪动在玛斯莱特的眼中:

“我会好起来，我知道我有做生意的天分，只要我攒够了启动资金，就再开一家店。那时候，我就可以帮助别人而不是坐等帮助。”

2007年12月10日，玛斯莱特（中）与上门拜访的OSSA志愿者阿丽姆奈诗（左）。阿丽姆奈诗本人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7个月前，刚发现感染艾滋病的玛斯莱特以为自己不过几天就会死去，像她见过的许多人一样。但如今，强壮起来的她已经不满足于做点替别人洗衣服、收拾房间的零工，她想要重新开一家自己的店

2007年12月11日

吉特阿瓦洛

阿拉玛塔小镇上邂逅的一场葬礼。按照传统习俗，无论是否相识，遇上的人都应该陪伴死者走一段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

在WFP的“世界饥饿地图”上，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红色区域，这意味着，超过35%的埃塞俄比亚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怎样才算营养不良？WFP驻埃塞俄比亚办公室的宝琳·琼斯（Paulette Jones）挽起我的袖子，“这里，”她用一条带子绕我上臂一周，然后开始测量带子的长度，“24厘米。没问题”。

这是WFP粮食援助项目的一个简单判定标准:对于怀孕和哺乳期的女性，上臂围度小于21厘米，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上臂围度小于12厘米，即可认定为营养不良。他们有资格在6个月中获得两次食物援助，每次25公斤粮食和3升菜油。在蒂格雷地区，仅2007一年，便有52807名儿童和26009名孕妇和哺乳期母亲接受了这项援助。

饥荒，饥荒，饥荒。一年又一年的饥荒，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一个拥有全球1/7人口和1/4耕地的大陆，非洲饥荒的频发在很多人看来不可理解。根据瑞士银行的一项统计，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每英亩土地产出的农产品价值仅有178美元，在拉丁美洲，这个数字是457美元，在亚洲为1077美元。为什么？是因为懒惰吗？

去吉特阿瓦洛的阿不拉哈·阿特斯巴哈学校（Abraha Atsbaha）的路上，我们的车在中途停下，等候落在后面的同伴。这让我有机会触摸道路两旁一望无垠但却明显荒芜的土地。那么干燥，那么板硬，没有一丁点儿水汽。拔出一根枯草，抖落的黄土，迅速随风而去。田里遍布碎石，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翻整过。远处一户人家，三两个人赶着牛和毛驴，似乎在犁地，可那漫不经心的样子，更像是陪着牲口在遛弯儿。

当我对非洲的情况了解更多后，我开始发现，之前对于非洲农业的看法是多么肤浅。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有土地存在，只要耕种，就可以长出粮食。事实并非如此。

从地质学上看，非洲大陆是一块不活动区，这意味着土壤古老、过度消耗、风化严重，难以满足农耕对肥料的需要。由于非洲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十分炎热，土壤中的有机物一直在分解。与之相对应，在温带地区，有机物的分解会在冬季停止，令土壤中有机物含量较高。这便意味着，同美洲和亚洲的农民相比，非洲农民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资金，去增加土壤中的肥料。

从气候上看，非洲的降雨规律与美洲和亚洲也有很大差别。尽管年降雨量大致相同，但是，非洲的全部雨量常常集中在两三个月的雨季中，而在其他时间则可能遭遇连续的大旱。高强度的降雨并不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多少益处，反而会加速坡地的水土流失。在旱季，由于缺乏灌溉系统，农作物的产量也要完全看天的眼色。

我还了解到，即使在那些从统计数据上看农作物产量增加的丰年中，也隐藏着随时爆发的危机。在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地方，人们以砍伐树木、开垦新田、放弃休耕、耗尽土壤养分的方式获得收成。100年前，埃塞俄比亚的森林覆盖率曾高达50%，如今却不到5%。这些自然资本的折旧和耗损被短暂掩盖在虚假的繁荣之下，然而，当无林可伐、无田可种的一天到来时，当自然和人力共同造成的水土流失将旧有肥沃的田地也吞噬掉时，饥荒，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成为一场资本的博弈。萨克斯指出，当人们处于贫困而不是极端贫困状态时，他们还有能力储蓄，进行生产投资。但在极端贫困状态——往往由于疾病造成，人们需要动用全部收入或更多的投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用于未来投资。

我想，同懒惰相比，这或许是对非洲粮食问题的一个更好的解释。而由此得出的解决办法，似乎不应该只是应急地捐出几千几百吨粮食那么简单。

2007年12月14日

阿拉玛塔

“中国公路。”哈利玛莱姆（Hailemariam Redda）望着远处延伸入山林深处的大路，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

“知道吗，我有种错觉，仿佛这个国家所有的公路都是中国公路。”我半开玩笑地说，因为这已经是这个早上他第三次提起这个话题。

“有点夸张，但也差不了太多。埃塞俄比亚大部分的公路、桥梁、水坝都是中国帮助修建的，所以，我们是朋友。”

哈利玛莱姆是蒂格雷地区卫生部疟疾防控项目的负责人。早上6点，我们从马克雷出发，去200公里之外，蒂格雷地区最南部的一个辖区阿拉玛塔，参观那里的基层卫生体系。这条路，和1895年孟尼利克国王挥师北上打击意大利殖民者的行军路线重合，也是“二战”期间多场激烈战役发生的所在。经过高耸的安巴阿拉杰山（Amba Alaje）时，哈利玛莱姆笑嘻嘻地说，“有一次，我在国外开会，遇到一个意大利同行。他听说我是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就说，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我知道安巴阿拉杰山。我的爷爷就战死在那里。我跟他说，谁让你爷爷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侵略我们呢？如果是帮助我们建设的，我们一定欢迎”。

像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从未被殖民、政府相对高效廉洁的非洲大国，为什么一直处于持久的贫困之中？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他说过，现代经济活动依赖低成本的交通和与其他经济实体的密切联系，因此，港口城市处于优越地位，而偏远闭塞的地区是经济发展最迟滞的地区。在厄立特里亚独立后成为一个完全内陆国家、半数国土位于高原山区的埃塞俄比亚，无疑处于先天的劣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林琳指出，1994年以来，新成立的埃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基础建设，发展援助也在这一期间大量涌入。

所谓发展援助，顾名思义，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援助。与旨在短期内解决危机的人道援助相比，发展援助指向更远大的目标，更着重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改进。从理论上，发展援助与人道援助的关系很像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人们当然更希望得到一根点金的手指。

一条通往城市和城市中的市场的公路是受到阿拉玛塔人欢迎的。位于罗雅谷地中的这片土地，是蒂格雷最肥沃的农田——它是高原地带风蚀和水蚀的受益者。即使在1984到1985年震惊世界的大饥荒中，阿拉玛塔受到的牵连也相当小。然而，由于山峦阻断，交通不便，在以往的岁月中，阿拉玛塔人收获的粮食只能被埋藏在地窖中，有需要时才取出少许，到镇上的市集换取盐、衣服和现金。

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而援助兴建的水利工程，更为这种可能锦上添花。32岁的卡塞（Kahsay）两个月前刚从阴暗逼仄的老草屋中搬出来，住进靠路边的新房子。他种的谷物收成好，又卖了个好价钱——这多亏新挖的水渠。阿拉玛塔的疟疾防治官员特维达哥（Tewedage Seyoum）提醒他，阿拉玛塔一直是疟疾高流行区，雨季到来时，这水渠可能成为蚊虫孳生的所在，增加感染风险。卡塞呵呵地笑，眼神很狡黠:“没关系，你有免费的药，不是吗？”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道路所带来的一切。“我们有了更多的钱，可是却好像变得更穷了。”正在洗衣服的卡塞的妻子带点惶惑地说。她在用一个美国主流牌子的洗衣粉——那也是公路带给她的。她只是算不清楚，为什么一包洗衣粉，两个月前值10公斤苔麸，两个月后就涨了1公斤。还有，她的老公为什么不再喜欢当地的啤酒，而迷上了红彤彤的可口可乐。 恶性疟疾人道非洲非洲大陆民生难题援助世界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