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墓”风波背后的城市考古现实

( “疑似秦桧家族墓”挖掘现场 )

2004年的建中村宋墓中没有找到墓志，考古人员只能确定墓主是秦氏家族中人，但对其具体身份依然不能给出定论，而此次清修村宋墓中发现的墓志，排除了墓主是秦桧的可能性，那么在古代史志所记载的秦桧家族墓园所在范围——江宁的古牧龙镇之内，下一座被发现宋墓，或许还将在媒体的聚焦下，继续同样“疑似秦桧墓”的论证过程。

村庄和古墓

江宁镇清修村在距离城区近40公里的南京远郊，地图上的大标识是江宁街道。清修村是明显的丘陵地貌，农田菜地依着地势在各家房前屋后起伏延伸，沿村落之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脚的地方走，清修行政村所辖的26个自然村中最西边的邵家村里，某一处微微突起的山丘之上就是古墓所在，也是村民秦朝茂家的茶园所在。

在周围菜地的包裹下，茶园看起来有些突兀。秦朝茂8年前开始把自家地头3亩左右的自由地开辟成了茶园。老两口负责采茶炒茶，儿女帮忙卖茶，算下来一亩茶田每年能有5000元的收入。剩下的2亩地租借给外地人耕种，一亩地一年租金才五六十元。古墓在当地不是秘密，村里老人回忆，60年代，村民们想取出墓里的砖头来盖房子，组织过炸古墓，不过很快就停止了。那时候延伸到古墓的路两侧分别立有石人石马，因为要开荒种地，石马被炸毁移走，剩下的一个石人“看着怪吓人的”，被村民们放倒在地头水塘边。秦朝茂分到这几亩地时，土地已经经过了农业能手们的整治，微微突起的坟头上寸草不生。因为是古墓的缘故，村民们并没有太多的忌讳，秦朝茂也就因地制宜在坟头之外一排排种上了他的茶树，每天到茶园里打理茶树，都要绕着这坟头走上好几圈。波澜不兴的日子，因为盗墓贼的出现发生了改变。

秦朝茂回忆，大约是2006年9月采白露茶时节，早上7点种去茶园，突然发现坟头上出现了几个洞和挖完土后掩埋的痕迹。第二天去茶园，发现又新添了挖洞痕迹，地里还渗出了石灰水，关于盗墓的猜测这时才在村里传播开来。秦朝茂和老伴在这样的猜测中忙完了十余天的白露茶采摘，期间当地警方迅速介入，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到现场勘测时发现，坟上已经被挖了4个盗洞，还好都不深，没有触及到墓室。

( 考古的现状依旧是“抢救性考古” )

南京市博物馆方面2005年已经知道这座古墓存在，因为南京市随大规模城市开发建筑而来的考古任务异常繁重的现实压力，本着“不动土不发掘”的原则，博物馆并不打算迅速展开发掘。盗墓贼的出现，迫使考古发掘必须迅速展开。领队王光明回忆，考古队2006年10月12日正式进驻清修接手古墓，就在第二天晚上，盗墓贼居然再次造访，所幸被警觉的村民发现。此后王光明一点也不敢大意，破土挖掘前，每天安排专人在古墓上值守。冷清了几十年的村庄，让村民兴奋的谈资突然间多起来，12月26日正式破土挖掘，来看热闹的人不少，甚至还有人从里头看到了商机，在警戒线范围之外的田埂路上，摆起了简易小地摊，卖水、卖瓜子。好在看热闹的围观者陆续减少，临时小摊点通过公安部门的协调也禁止了。

考古中的“非文物因素”

考古队全部6名队员住在古墓近旁的一户村民家中，离秦朝茂家就几步路，房间不大，也算干净整洁。这是领队王光明第二次到江宁镇进行宋墓考古挖掘。上一次就是2004年的建中村宋墓，领队是考古部副主任王志高。在媒体如此高调关注下考古挖掘，让王光明觉得不适应，“每天5点半从工地收工回来，剩下的时间手机上都是媒体打来追问进展的电话”，“恨不得每天都把手机关了”。

最让王光明觉得困扰的，是作为领队每天“70%的精力要用在协调各种关系，30%的精力才能用在‘挖’上”。与城市中的考古工作不同，野外考古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和村民之间的土地使用以及补偿问题。城市里的地下考古，都是伴随工程开发进行的，只要开发商愿意和考古队建立合作，接下来的进展就会非常顺利，开发商负责协调处理考古之外的其他问题，并支付考古挖掘全部费用。两年前建中村的秦氏家族墓，是在江宁滨江开发区的工程建设中发现的，考古队也省去了很多协调。而这次的清修墓则不同，所有工作都必须由博物馆来负责，费用也由博物馆在预算之后先行垫付，全部工作完成后再按程序申请国家的专项资金。

具体到清修墓工程，虽然“面积并不算太大”，墓室也只在秦朝茂一家的茶园里，但因发掘的需要，设立的隔离警戒线还是涉及了其他村民的土地，赔偿就成为特别现实的问题。需要费心神的，还有队员们的食宿、负责现场安全问题的特警们的用餐、对围观群众的疏散。当然，更让他担心的问题还是来自媒体，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考古队实证的消息，诸如当天的挖掘工程有了什么进展，发现了什么新文物，“报纸就那么随便一登，如果根本没有发掘出这样东西，又被上面的领导看见了，有兴趣问起来，我们说没有，那才真的说不清楚了”。

每天被追问着考古进展，也让王光明难以做答，用此次考古总负责人、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华国荣的话说，考古是要低调行事的，而且从勘测发掘到资料整理和发表，需要相当长时间。在南京市博物馆现实的人手状况下，华国荣坦言现状依旧是“抢救性考古”发掘，“先把不得不挖的东西挖回来，保护起来再说”。这一点王光明也深有感触，去年9月份，刚刚结束了沪宁高速二期的考古勘探，手头资料还没来得及整理，就被调来接手清修墓发掘。更早前，从2001年10月到2005年，3年半时间，王光明的工作重心都在南京市浦口区汤泉镇牛头岗遗址的考古工作上，这是一处从新石器晚期到西周晚期的大型文化遗址，占地5万平方米，挖掘的文化层深达5.5米，挖掘出来的陶片就有4卡车，王光明回忆，“摸陶片——挑选部分陶片出来，清洗、看质地、纹路、器形等等，并按时间做出相应的分类——就摸了一年”，这也让刚出校门的他更深刻地意识到，考古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事情。期间他还要陆续兼顾城市里的考古挖掘项目，直到现在，牛头岗遗址的最后资料汇编和发表工作还没有完成。

南京的地下考古现实

27岁的王光明200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南京博物馆考古部，正好赶上南京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带来的地下考古“好时机”，“每年的考古工程项目一下子就多了起来”。2001年，考古部一年的工程项目不过20来个，而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100个。而考古部的编制，只从11个增加到了18个。华国荣的总结报告里，2006年是迄今为止最繁忙的一年，最多的时候有12到14个考古工地同时在开工。

对于这种转变，华国荣能勾勒出更清晰的脉络，1986年他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到南京博物馆考古部的时候，1978年刚刚成立的考古部里没几个人，每年的工作量并不大，文物部门并不着急要将地下的宝藏都发掘出来，更多的是勘探性工作，“把南京地下的情况摸清楚”。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发展推动的城市建设开始让考古部面临压力，因为南京的主城区从历史上就属于“叠压式”发展，新朝代的都城就在上一朝的原址上建立，在城市开发压力下的“抢救性考古”使得考古部的工作量一下子开始翻倍。

除了大规模城市建设带来的考古压力之外，另一种压力来自盗墓。华国荣回忆，相比其他地方，南京历史上是外来盗墓状况比较少的地方，也就是这五六年以来，逐步出现了一些盗取古墓葬的情况，主要是在南京南部偏僻的区县，他记忆里，南京近年来最早的一起盗墓事件发生在江宁湖熟的一个大型汉墓，是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员协同盗墓，警方出动打击过好几次。只是这些“一开始零零碎碎”的现象，近年来增加得越来越快。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也强调了这种不容乐观的转变，“仅2006年上半年，南京市就先后发生了江宁区将军山明代沐氏家族（定边伯沐昂，黔国公沐朝弼）墓被盗、江宁区湖熟镇老鼠墩古代遗址被毁、雨花区通灵翠钻工地六朝墓群被毁、六合区明代灵岩寺文峰塔地宫被盗、栖霞区摄山星城工地六朝至明清墓群被毁，以及玄武区紫金山北麓明代开平王常遇春家族墓地被盗等一系列严重事件”。

但总的说，华国荣更愿意强调，现在的城市考古工作“大环境好，考古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更科学，设备更先进”，其实作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历史衔接的一个链环，考古工作遵循着既定的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若干年以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被放大的关注，在华国荣看来，“至少在南京已经唤起了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从这方面而言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背后考古文物风波现实城市王光明秦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