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广州余震

文 / 崔峤

( :查普曼兄弟《:超 级人物》 )

很多艺术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媒体明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查普曼兄弟用阳具取代了鼻子，嘴巴变成肛门模样的小孩人体模型，将低下阶层的粗言秽语转化成具体的身体形象。而赫斯特的2004年标志性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一条用甲醛保存在玻璃柜里面的18英尺长的虎鲨。正是这个作品使得著名亿万富翁收藏家萨其成为这些年轻先锋的头号决定性支持者。1988年，萨其乘坐一辆绿色劳斯莱斯去参观这些年轻艺术家在仓库举办的无名展览，被震撼得张大嘴巴站在现场，之后陆续开始大手笔的扶持赞助和收藏，更以各种主流或非主流方式拓宽这些年轻人的商业价值和媒体公众的热潮，在1992年首创YBA这个单词大打系列品牌，并第一次把他们引入到主流的大美术馆。1997年，最负盛名的守旧主义城堡——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他们的展览“感觉”。80位院士中有大约1/4的人警告大众这场匪夷所思的展览具有煽动性，BBC也形容很多“血淋淋的残肢和赤裸裸的色情”，但还是吸引了30万观众和媒体追捧。YBA们的地位由此第一次得到巩固，还令很多原本关门的画廊和本土艺术市场得以焕发新生。

英国媒体和艺术评论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两极化:衷心热爱或者猛烈抨击“这些犯罪感的艺术不是艺术”。10多年来，他们获得过多次特纳奖和威尼斯双年展奖项，几乎每次得奖都伴随着巨大争议和讨论。英国评论家曾经调侃他们:“一边躲避着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一边蹲在狭小的空间里创作着。他们的作品是简陋的而又充满了愤怒的呐喊。它们并不属于那些干净洁白的画廊，而是属于伦敦东部那些简陋的仓库。事实上，他们毫无疑问也是久经世故的形式主义者，拼命地又相当合乎情理地追求着让作品能在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沃克艺术中心展示。”柏林爱乐首席指挥西蒙·拉特以推崇当代先锋作曲家而著名，却在2002年猛烈抨击这些“过度”的艺术。西蒙同时也被指责“不知道什么是概念和视觉艺术”。

艺术标准是什么？是否有一个或者一些标准？视觉刺激的想象力和爆炸性到底有多重要？思想和作秀的比重到底如何?是不是完全矛盾?艺术的边界和局限在哪里?没有人能总结出这些概念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的立场，他们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伦敦葛德史密斯学院的亲密战友，很多人之间还伴随着交错的情感关系。他们认为真正的创新艺术是来自于概念的，并不是来自于制作之上。其中最著名的赫斯特说:“艺术就在你的脑子里发展，如果你说出一些有趣的话，这些话可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主题，我会把它写下来。艺术可以随时随地产生，它是你对周边事物的反应。有很多的想法我这些年都一直在努力，希望能最终实现，例如怎样在一家画廊里面制作出一道彩虹。我总是拿着一张长长的作品主题单，也总有很多关于展出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同时，我也有很多还没有想好题目的作品。”

广州12月开幕的“余震”展览的中方策展人和工作队伍非常专业，布展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英国来的人员也是完美主义的精益求精。这次选中的12位艺术家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特色。有的作品明显和个人生活深刻感触有关:英国国家画廊前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大理石雕塑“怀孕的艾莉森·拉帕”让奎安闻名天下，艾莉森·拉帕是一位天生残疾的艺术家，雕塑中的人物有一种超越尘世的美和力量。奎安还创作了一系列的天生四肢残疾或受到截肢的人物雕塑。“天真科学”中被安置在冰冷和生硬的地板上的是艺术家对牛奶过敏的小儿子。整个作品由养育儿子用的牛奶代替品和蜡制成。小婴儿的睡姿看起来很是安静和舒适，通过使用替奶品——一种使他儿子能够存活的物质——来铸造成雕像，其中透露出人类生命的脆弱，和为了生存而不断发展的对科学的依赖。而艾敏的出名作品《帐篷——1963年至1995年间曾经和我睡过的每一个人》则非常出格:蓝色帐篷里面缝满了曾经和艾敏睡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包括她的性伴侣，她的双胞胎哥哥，以及她的两个流产掉的孩子。虽然这件作品经常被看做是她在不知羞耻地展现她在床上的战利品，其实它从广义来说只是一件关于亲密关系的艺术作品。1999年，艾敏进入了特纳奖的候选者名单，她价值1万多英镑的作品《我的床》也被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选中展出:起床后脏兮兮的床单上斑驳的黄色污点，地上是用过的避孕套、沾了月经污迹的短裤、一对拖鞋等很多零零碎碎的物件。当时她经历了感情挫折，还曾在床上动过自杀的念头，这个作品呈现的就是艾敏窝在床上度过了好几天后的情景。曾经有一位参观展览的女士带着洗洁用具想去把这件作品收拾整齐而被及时制止，有两名居住在英国的中国行为艺术家蔡元和奚建君赤裸着上身跳上这张床，希望能借此改进这件作品，因为他们觉得它还不够彻底。而苏格兰的道格拉斯·戈登大部分作品都与个人记忆有关，运用不同形式的重复来表现他的作品:“1990年至今的名单”上写满了戈登所遇到过的也还能记住的人的名字的清单。他还曾经把希区柯克的电影《惊魂记》拉长到24小时的慢速播放版本。

另外一些艺术家的重点在社会观察和反思:赫斯特的作品“对逃亡的后天无能”里能看出来他频繁地使用日常素材，一个人造环境里具有光滑设计感的现代玻璃窗认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玻璃缸，或者动物圈养场。赫斯特所展示的是，尽管在对逃避现实进行彻底尝试，但试图想要摆脱这种白领阶层的存在圈套是不可能的。经常成为受争议的查普曼兄弟这次展出了一个对当代英国社会的反讽雕塑《超级人物》: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斯蒂芬·霍金坐着轮椅在悬崖顶上摇摇欲坠。霍金的形象被丑化了，尽管他有着“超人类”的智慧和崇高，但他那不稳定的配件正在支撑着他那孱弱的身体。不去理会科学家的表率作用，比如“无边界条件”这个理论，或者是宇宙是有限的但是在假想的时间里没有边界这样的想法，我们都被他那有限的生命所提醒。

( :道格拉斯·戈登: 《Croque Mort》 )

在1997年获得特纳奖的韦英说:“很多我的作品都是对那些所谓的真相的质问。”1994年，韦英在《Time Out》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愿意“在影片中坦白一切”的人，为这些应征者拍摄了一系列短片。这些人戴着卡通面具，站在镜头前坦白他们各自的故事，有些人忏悔他们所做过的错事，有些则承认那些他们还改不掉的缺点。1992年，他随意在大街上找些路人，请他们在白纸上随便写些什么，结果很意外:警察在纸上只写下了一个词“救命”；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写下了“我感到绝望”;身穿毛衣的一个男子写下了“我写了东西，他们应该会给我一点什么”。这件众所周知的作品《署名说你希望他们说的，不要署名说别人希望你说》后来还被一家英国广告公司照搬到德国大众汽车的电视广告宣传片中。除了围绕人物个体的作品外，韦英也创作了一些以人群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其中，就有《沉默60分钟》:主角是一群准备拍摄集体照的身穿整齐警服的人们，他们坐着一动不动长达1个小时，从最初的沉静到最后终于坐立不安。

“大明星”道格拉斯·戈登的作品探讨的主题则有一种超然性，他尤其关注伦理两分的问题，比如宗教和信仰，善良与邪恶，无罪与犯罪，生命和死亡。《Croque Mort》（2000）片中他拍摄了他新生的女儿。循环作为戈登的另一个持续爱好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个7张照片的作品系列提供了一个庞大有力的自我容纳的视觉装置。这个作品装置在一间全是看上去很美的红色房间里，就像一个铺满红地毯的电影院，或者说像一个子宫内部，主题却非常复杂:croque mort即法文里的验尸人，是传说中才会有的人物，他们会咬刚逝世的已故者的脚，以检查他们是否真的死去了，因此得名为“咬死人的人”。在这个系列里，戈登的女儿有趣地咬着自己的脚和手指，虽然只是一个新生儿天性地对自身物理存在的确定，但这种行为的极其相似和带有罪恶感的标题的结合，实际却转化成了对我们生理载体必然逝去的提醒。在作品《10m s-1》（1994）里，戈登使用了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医学胶片的元素。在片中，晃眼一看，有一个看起来受过体操训练的男人，随着情节进展，他的躯体不断地痉挛抽搐，每一次试图站立起来都以失败告终。到这时观众才开始意识到这个男人也许是一个外伤致残的受害者。通过放慢或者循环电影原版来增加悬念，戈登想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感知所呈现出的方式其情形是潜在固定的。对内容的抽离，改变了电影的含义，观众被设定在了成为偷窥者的可怜处境。本片名来源于一个物体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坠落的速度，比如一个躯体正常落下的速度，更是一个生命消逝的速度。 广州伦敦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