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锤子与未来神话

电子工程师罗恩·莱因哈特开发的Soylent精力汤饮料，号称含有所有人体所需营养，有了它人类可以丢弃既有的饮食习惯

2008年，彼得·蒂尔资助了一个叫“海上家园研究所”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在公海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海上乌托邦，由上千个浮动的“国家”构成，居民可以不受任何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他们将这个项目称为“政治系统孵化器”——只要解决了工程挑战，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面积就可以为这些“初创国家”开放。按照他们的计划，到2050年，他们将招募1000万居民。他们欢迎一切“对当下文明不满意，并且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文明的人”，并许诺“从一个政府更换到另一个政府你只需要航行过去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离开你的房子”。

如果关于乌托邦的历史曾经教过我们什么道理，那就是人们并不欣赏它非现实的一面，即使繁华如通用汽车曾经在1939年世博会上展出的未来都市。所以，“海上家园”是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但这个浮岛乌托邦却直指硅谷精神深处的诸多矛盾——创世理想与避世欲望，嬉皮式的离经叛道与极客式的冒险开拓，宏大的社会问题与狭隘的技术方案……

当一个人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

从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孕育出来的硅谷，从一开始就天然带着一种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气质。

科技互联网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所不同之处在于，乌托邦是避世的，但硅谷的乌托邦却是一则创世神话。在这里到达权力顶峰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数字铁锤，以起义者的姿态，试图砸碎一切旧事物和旧秩序——Napster“破坏”了唱片业，亚马逊“破坏”了图书业，谷歌“破坏”了广告业，特斯拉“破坏”了汽车业，Airbnb“破坏”了旅游业，Mooc“破坏”了大学教育……但在破坏的过程中，他们迅速而高效地盘活了各种闲置资源，闲置的车、闲置的钱、闲置的劳动力，闲置的人际关系、闲置的空间、闲置的创造力……所以，这种“破坏”被美其名曰为“破坏性创造”。

硅谷式“破坏”的本质是什么？

硅谷对于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总结起来就是“黑客一切”（Hack Everything）。马克·扎克伯格说：黑客将世界视为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黑客相信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他们总想修理点什么——即使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你对现状很满意。就像叶夫根尼·莫罗佐夫那个著名的比喻——“当一个人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

有时候，硅谷的年轻创业者拿着锤子满大街找“钉子”的过程让人啼笑皆非。2012年12月，25岁的电子工程师罗恩·莱因哈特正和两个小伙伴挤在旧金山一间封闭、拥挤的公寓里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的计划是研发出低成本的手机信号发射塔，但研发走入了死胡同，眼看第一笔投资即将耗尽，于是他们冥思苦想，还有什么问题是人类还没有解决的呢？当饥肠辘辘的他们意识到自己连饭都快吃不起了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枚新的“钉子”——食物！吃饭也是一个“工程”问题，一个复杂、低效率、又烧钱的体系。于是，他们放下手中的代码，着手开发一种名为Soylent的精力汤饮料，号称含有所有人体所需营养，有了它人类可以丢弃既有的饮食习惯。2015年最新的一轮融资使得这家初创企业的投资前估值达到了1亿美元。

莫罗佐夫是当下硅谷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他在《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一书中，犀利地抨击了硅谷这种无休止的“改良世界的意愿”——即把所有复杂的社会情况重新表述，让它显得像是有明确可计算的解决方案、定义明确的问题，或是透明显见又容易优化的过程。他把这种“改良的意愿”称为“解决方案主义”（Solutionist），解决方案主义者宣称世间一切“问题”都应该有“解决方案”——无论是犯罪还是腐败，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肥胖症，都可以通过APP、传感器或者反馈回路解决——由创业公司提供。作者毫不掩饰对这个词的蔑视，因为硅谷为“解决问题”所做的最新探索，从动机、手段到最终效果都很可疑，他们一边赚钱，积累巨额财富，一边占据“让世界更美好”的道德高地，使一切质疑的声音都显得不合时宜、悲观消极或者愤世嫉俗。谁不想要硅谷承诺的效率、透明度、确定性和完美性呢？谁能反对垃圾分类、健康管理、减少犯罪、消灭腐败呢？

他在书里举了一个肥胖症的例子。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肥胖症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设计了各种软件、各种新奇的小玩意来帮助人控制自己的体重、饮食量、提醒人锻炼身体等。但是，肥胖症不光是个人的事，也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连锁食品公司推广垃圾食品，社会收入不平等，穷苦大众迫于生计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保持良好的身形等等。

在同样的逻辑之下，恐怖主义的问题从一个涉及历史、政治、外交政策的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如何通过严密实时的监控识别恐怖主义威胁”的命题。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无意追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宣称只有在监控技术上不断创新，胜过敌人，方能最终清除威胁。而公众必须在隐私与安全之间做出零和的选择，放弃一定程度的隐私方能获取相应程度的安全。

Airbnb联合创始人乔·吉比亚

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的宏伟蓝图。萨克斯教授曾直接参与联合国千年计划等重大社会改革项目，对世界的贫困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在深入分析了贫困的诸多根源（包括地理因素、财政陷阱、政府失灵、文化障碍、地缘政治和人口问题）之后才做出这个乐观的预估，“新科技将协助政治系统，促进和平、理性与人类福祉”。即使如此，他还被列入“乌托邦主义者”的名单。如今，硅谷的创业家们却宣称绕开政治，无视系统或者体制的问题，单靠技术和个人之力就解决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利用技术解决一个人类并不真正理解的问题，会发生什么？

在《技术至死》中，莫罗佐夫这样写道：“不完美，模糊，不透明，加上出错、犯错、做错事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由的构成要素，一心铲除它们，也就铲除了自由。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摆脱硅谷心态（后者大大激发了当前技术完美主义的追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毫无价值的政治活动中，人们丧失了道德推理的基本能力，毫无生气的（如果不是垂死的）文化机构拒绝冒险，只在乎自己的财务底线。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置身于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环境中，这不仅会使异议不复存在，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软件正在鲸吞世界？

硅谷的创业者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他们真心相信创业是关于自由，关于民主，关于造福人类。他们相信自己是贪婪的华尔街和无能的华盛顿的反抗者，是贫穷和弱势群体的救世主，是“阿拉伯之春”的福音传播者。在他们改造世界的计划中，战争、贫穷、饥饿、甚至死亡都是可以消灭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行动派。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干了再说，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场。问题是，实验的界限在哪里？以什么为代价？

2013年，美国作家大卫·里夫（David Reiff）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到硅谷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创业者乐观的程度。这种冒着傻气的乐观主义从当下技术乌托邦的经典著作的标题中就可以感受到——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的《未来比你想象的更美好》、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精神机器的时代》、伊多尔·高克兰尼（Indur Goklany）的《世界的改良状态：为什么我们正在一个更清洁的星球上变得更长寿，更健康，更舒适》，还有拜伦·里斯（Byron Reese）的《无尽的进步：为什么互联网和技术将终结无知、疾病、贫困和战争》。

Airbnb位于美国波特兰的办公室

里夫认为，硅谷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逻辑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摩尔定律”——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半个世纪前提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意味着硅谷财富聚敛的速度——仅仅是谷歌的公司账户上每年就增加600亿美元的现金流。在近10年来全球经济与科技陷入停滞的大背景之下（彼得·蒂尔认为，科技停滞从40年前就开始了），摩尔定律更使硅谷显得卓尔不群，仿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在进步的力量。

正是基于摩尔定律，雷·库兹韦尔才会提出“奇点临近”的未来假说——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类正在接近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时刻，届时人类（身体、头脑、文明）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他认为，这一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根据他的计算，纯粹的人类文明（“人类纯文明”）的终结是在2045年。“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真正第一次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受衰老、疾病、贫穷以及死亡的困扰。”

彼得·蒂尔并不欣赏奇点理论中宿命论的意味，他认为，未来不可能像放电影一样，你抱着爆米花看电影开幕就行了，而是要靠人去创造出来，要制定详尽的计划。但他确实相信，死亡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他投资了15个公司都与长寿有关，包括奥布里·格雷的玛士撒拉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宣扬一种“工程化抗衰老策略”，简称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即找出所有引起人类组织器官衰老的“垃圾”，而后一一为它们设计清理方案。

奥布里·格雷是一位自学生物学的计算机博士，他认为，衰老与其相关的病理并非不可避免，一旦我们排除了人必有一死的宿命观，科学就能向我们展示如何重新组织自己的身体，将我们的新陈代谢系统永远维持在一个年轻的、具有良好自我修复能力的状态。他煽动性地提出，第一个能活到1000岁的人类已经诞生；而且，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地多活几十年没有意思，他的目标是以25岁的健康状况活上1000年。

彼得·蒂尔曾写过一篇《关于死亡的问题》：“所谓人生的终结感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迷思罢了。现代人不再相信过去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也无法再将死亡当作生命的事实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新的世界。”

他这样解释返老还童的可能性：“计算机科学与生物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计算机涉及比特，是可逆的过程，生物学则涉及原子，是看似不可逆的过程。但计算的力量正在被迅速带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生物学领域，包括遗传学、蛋白质折叠、对生命更深的理解等等，以至于最终能逆转人类所有的疾病，就像我们修理计算机Bug一样。与物理世界不同，比特世界的时间之箭是可逆的，最终可以把一个神秘莫测的过程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命可以达到新层面的自由和意识。”

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分野，最早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来的，他说构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正在从原子变为比特。他告诉我们：要移动比特，而不是原子。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失去重量的经济：交换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而不是有形的物品。

过去几十年，比特世界大多独立于物理世界运行，随着比特世界的壮大，与原子世界正趋于融合，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2009年，硅谷明星投资人马克·安迪森认为，软件正在鲸吞一切。这句话很快成为硅谷创业家的新口号，背后的意思是软件工程师要转战原子世界，着手改造“社会操作系统”。

什么是“社会操作系统”？

就像计算机操作系统通过组织计算机的硬件资源，执行功能性任务一样，社会操作系统通过重构人类社会的各种硬件，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人和物，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甚至重构道德、伦理、公共事务。

硅谷的“锤子”在捣鼓机器（电路板、代码）时固然得心应手，效率惊人，但一旦硅谷的锤子被用来改造“社会操作系统”，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交荣誉系统可以代替基于法律的消费者保护协议吗？游戏激励机制能重燃政治信仰吗？算法能帮我们做出道德决断吗？在硅谷的软件工程师们重构社会现实的比特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当一个人真的活到150岁，甚至1000岁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本应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没有了终结感，永生是否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停滞？它会如何影响你的工作、事业、婚姻？宗教会终结吗？科学会失去前行的动力吗？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资源能维持如此多的人口吗？但是，这些不是硅谷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硅谷的超人们不仅相信自己能永远活下去，而且青春永驻，精力充沛（未来人类的生理年龄也许会永远在20至25岁之间波动），甚至想好了如何解决生之厌倦的问题——人类可以通过大脑改造，改变自我、删除记忆（比如只保留最近几十年的记忆），以及对好奇心、兴趣与渴望的人工扩展。

原发性震颤患者希林瓦拉在使用防抖汤匙（Liftware Spoon）进餐。这种汤匙由旧金山Lift实验室研制

2013年5月，《纽约客》发表了乔治·派克的文章《改变世界》，作者深入探讨了硅谷技术万能主义背后的政治冷漠症。他认为，作为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整个硅谷在智识上却是狭隘的，这些硅谷大科技公司的文化是以内部为指向的，对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

“谷歌园区里到处是Google自行车和正在充电的电动车随时待用……在Facebook，员工吃寿司或墨西哥卷饼，练举重，剪头发，干洗衣服，看牙医，全都在公司内搞定。苹果计划花50亿美元在库布奇诺建造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环形总部。这些内部指向的科技园区使得员工们根本无需与外部世界有任何接触。这样的异类空间，再加上青春期的穿衣风格，使他们既不在公共空间之内，也不在公共空间之外。”

硅谷的科技领袖声称，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和技术，就能绕开政治、道德或社会行动，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很难说这是出于傲慢，还是无知，也许无知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他们的目的并非公众利益或社会正义，而且自身利益。比如Facebook为非洲提供免费网络，Twitter对中东民主的关心，根本动机是拓展自身的用户群，而非他们所宣称的理想主义。“与已有的行业一样，硅谷集中了一群悉心护卫着自身利益的强大企业和有钱人。”所以，就像一位哲学家曾问操作大型粒子对撞机的科学家：“谁给你冒险制造黑洞的权力？”当面对硅谷改造世界的铁锤时，我们至少也应该问一问：谁给你改造世界的权力？世界愿意被改造吗？再者，改造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算法统治世界

两年前，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智能叉子，内置了传感器和芯片。当你吃得太快的时候，叉子就会震动一下，提醒你慢点儿吃。

据设计师说，这个叉子的灵感来自他妻子的抱怨——他平常吃饭总是狼吞虎咽，另外，也是为了帮助很多肥胖症患者，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暴饮暴食。

这个叉子起码传达了两个让人不怎么安心的信息：1.人类并不是那么擅长思考和自我控制的物种；2.算法通过分析我们的行为，可以监督我们选择，甚至帮我们做出决断。

从某种角度而言，硅谷的成功是财富、权力以及计算性思维的合谋。所以，当我们迅速进入一个经软件设计重构的世界时，人类糟糕的判断力就成了硅谷铁锤下最大的假想敌。人会犯错，包括事实的错误和判断的错误。我们的视野之中有盲点。我们的注意力之间有鸿沟。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上周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的膝盖疼了多久了？我一天大概花多少钱？因为人的脑力有限，而且我们只能根据残缺的信息做判断。即使信息全面了，我们的判断仍然受到各种认知偏见的影响。而算法的判断力则建立在计算机海量的存储能力与迅捷无比的数据挖掘能力之上——“机器不会说谎，它们是中立的，客观的，理性的。”

一个由算法所规定的美丽新世界已经初具雏形——搜索引擎引导我们在庞杂的信息之间穿梭，告诉我们哪些信息更重要，更有用，更值得关注；推荐算法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品位，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听什么歌；社交网站上各种热门查询算法告诉我们应该跟踪什么潮流与八卦；算法比任何保险公司或银行都了解你的风险状况，比如你发生意外或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算法是会出错的。任何一个懂编程的人都会告诉你：“很简单，算法是人写的。而人会犯错误。”作为趋利避害的生物体，犯错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尤其当算法被应用在社会科学与金融交易领域，关于模型与输出的理解较少，环境也更加动态，潜在的问题也会更多。

算法也从来不是中立的。任何一种决定过程，无论人或者算法，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有可能引入偏见或误差。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怎么费心去想一个搜索引擎的“偏见”。问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答案，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就跟查字典一样，不是吗？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算法之一，谷歌的Pagerank号称“由5亿个变量和20亿个词汇构成”，这么巨大的数字本身似乎就代表一种科学上的客观性。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Pagerank对搜索结果的重要性的判断，本质上是基于流行度（链接的数量）以及别人对其重要性的理解——“被越多优质的网页所指的网页，它是优质的概率就越大。”除了Pagerank之外，谷歌的搜索引擎还要通过200多个信号来排列搜索结果——包括地址、个性化、时间表、质量（e.g.垃圾信息/内容农场）等，每一个信号都代表一种信息之相对价值的判断。

随着谷歌的重点从关键词搜索过渡到语义搜索，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言辞分析必然涉及道德判断、甚至政治判断。比如“独裁者”，一个搜索引擎要如何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否是独裁者？如果你要搜索“人生的意义”呢？……当越来越多的诸如“独裁者”之类的概念知识被融入我们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系列隐含的假定。搜索引擎不再只是信息重要与否的裁决者，他们还是真相的仲裁者。会不会有一天，它也成为道德的仲裁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机器的力量与人类的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一书中，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乔瑟夫·魏泽保认为，人类永远不应该允许计算机为我们做出重要的决定，因为它们缺乏某些至关重要的人类特质，比如同情心与智慧。他还认为选择与决定是两回事——决定是一种计算行为，可以最终被编程；选择则是判断的产物，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复杂的人类判断包含非数学的因素，如情感、道德。任何算法都不应该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

但今天，这条界限早已模糊。大数据的采集不再仅限于文本性质，而是扩展到从神经生理学指标（我们燃烧的卡路里太少了吗？）到情绪指标（我们感觉焦虑还是兴奋？）等非语言数据。这意味着我们的喜好、思想、行为、价值观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的内容，并最终被用来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以及如何行动，甚至如何参与社会。

一个叉子能计算你的吃饭速度，牙刷就能监控你的刷牙时间，鞋子就能纠正你的走路姿势……去年4月，苹果的一项专利技术利用智能手机的内置传感器，分析一辆车是否在移动以及手机使用者是否在移动，如果两项条件都符合就会自动屏蔽手机的短信功能。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菲律宾的一些公众厕所里新添的一种智能洗手液，一旦内置传感器感知到有人开门离厕，就会发出警报，你必须按下洗手液按钮才能关闭警报。感谢物联网，连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用品都拥有了规范我们行为的能力。

这种“算法式说服”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以“产品工程设计”（Product Engineering）的表象掩盖“社会工程设计”（Social Engineering）的本质，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数据和正确的算法，就能对人的行为进行精确分析、判断、预测，并做出引导。人类不再被视为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民，而是在一个个痴迷于自我优化的系统中被当作螺丝钉，对系统本身的构成毫无怀疑，甚至根本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随着“物联网”的兴起，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充斥着各种“会思考的机器”——它们能感知周围的环境，从经验中学习，并自动做出决定，而且其速度与准确率往往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它们不会质疑自己的行动，也无法理解行为的后果，所以，伴随其强大力量的，是加诸人类的巨大风险。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所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控制危机，而且，危机不在某个反乌托邦的未来，而是现在。”

“座架”与万物的命运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对我们今天的现状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他死于互联网正在构建成型的时候，但他对技术的批判已经预见到了互联网的到来，以及社会操作系统可能造成的后果。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硅谷的黑客之道应用于社会现实，反映的是一种异化的世界观，即“技术座架”（Technological Enframing），德语叫Gestell——在德语中，ge表示把许多具有相同属性的东西聚集起来，stellen表示“构设、限定、摆置、安置”等意思，因此Gestell的意思就是“聚集着的摆置”。“摆置”意味着所有事物只在技术层面上有意义，“座架”则意味着技术对人的强行控制和逼迫，它使人以订造方式将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来对待，使事物失去本真状态。

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最主要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人是“揭示世界”的主体。人揭示世界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参与人与物。如果我们让事物自成其是，尊重它们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概念与关心之外的权利，则现实呈现出无尽的深度和神秘性。但如果我们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利用精确的计算、规划、调查和研究促逼自然，要求自然满足我们的需求，适应我们的概念和系统，世界就会变成我们自身行为的镜像，充满可以任由我们处置的有用或无用之物。这就是“技术座架”。

从“座架”的角度看，所有现实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在内，都是抽象的，可任意操纵的资源——以河流为例，一条河流流淌了千万年，滋养了无数鱼虾，维系过数以亿万计的生态系统，但一旦人类在河流上建了大坝，河流就变成了电网的供给者，电能的源头，它成了一种资源，在人类创造的技术系统内运行。这是技术时代世间万物的命运——自然、世界，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变成原料，人则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之人的材料。

他回顾“技术座架”是如何统治现代社会的——在古代，农夫种植葡萄只是守护着植物从自身中结出果实，他们的耕作包含着对土地和作物的关心与照料；猎人捕猎要观察虫鱼鸟兽的自然迁徙；工匠根据木头或者石头的原型原貌天然去雕饰。但是，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在技术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已经过时了——科学概念使得人们可以对世界进行范畴化，而机器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工具。这种“座架”延续至今天，人类不再将自身融入现实，而是攻击和挑战世界，以揭示它隐藏的财富——“空气为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原子能而被摆置，原子能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摆置，就连莱茵河也是为了水力发电而被摆置……”

当我们将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应用到硅谷的黑客文化，它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实用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是将现实“座架”为一种可操控的资源。如果软件正在鲸吞世界，那是因为世界被技术之光照亮，被重新想象成一堆阀门、电线、二极管，正可怜兮兮地等着被修理。一切都是可操纵的，也是可抛弃的，没有什么东西有其内在的价值。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现代技术呢？

海德格尔的答案是：“对物的泰然处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斥它们对我们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 美国硅谷硅谷创业公司未来硅谷科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