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难奥巴马

2014年11月4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共和党支持者们在得知该党赢得州参议院控制权后欢呼庆祝

消失的中间派

在最新上线的美剧《纸牌屋》中，凯文·史佩西扮演的民主党总统安德伍德尽失两党支持，内政外交举步维艰。而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真实境遇或许比安德伍德更令人唏嘘。

3月9日，47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也许你们还不太了解我们的政体。如果你们与美国政府签署的核协议不经过国会的批准，该协议将只是一种行政性协议。因此，你们要搞清楚，谁有权力签署国际协议，各联邦部门间有何不同。”参议员们明确表示：“下一任总统有权推翻此前的行政性协议，并且国会也有权对协议的内容进行修改。”

按照伊朗核谈的时间表，3月31日是美、德、英、法、中、俄六国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份协议将是奥巴马最重要的外交遗产。共和党人决定死磕到底。上周，在众议院，共和党绕过白宫，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表了反伊朗核谈的强硬演讲。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50多名民主党议员以缺席的方式表示抗议。

这一次，两党博弈的游戏界限被突破了。国务卿克里愤怒谴责公开信违背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惯例。伊朗外交部则揶揄说：“有趣的是，现在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政治势力就在担忧协议达成后恐怕形成的后果，这在外交历史上也算前所未有了。”

3月4日，汤姆·科顿将自己撰写的这封信带到了共和党的午餐会上。汤姆·科顿，37岁，来自阿肯色州，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刚刚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拿到参议员席位。

公开信并不是科顿的第一次惊人之举。他批评与伊朗谈判相当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公开号召在伊朗实现政权颠覆。2013年，在众议院，科顿甚至曾提议，任何违反对伊朗制裁规定的人都应该被处以最多20年的监禁，包括其配偶、“父母、孩子、叔叔、姑母、侄子、侄女、祖父母、曾祖父母、孙辈、曾孙辈”在内的亲属都应当受到惩罚。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电视节目上呼吁美国直接派兵攻打“伊斯兰国”：“在他们杀死我们之前，我们必须杀死他们，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对他们实施的轰炸越多，我们就越安全。”

反对者咒骂科顿是疯子。为回击公开信，他们援引1799年签署的《罗根法案》指控他“叛国”。根据该法案规定，美国的任何公民，在未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外国政府、政要和机构举行任何外交活动。这项法律在过去200多年里从未有机会被使用。

支持者则视科顿为英雄。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说汤姆·科顿是共和党最有前途的新面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瑞巴斯称赞科顿是共和党招募的最佳新兵。一个事实是，参议院54名共和党议员中居然有47人在这位“一年级新生”大胆的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中包括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的潜在热门候选人兰德·保罗。

汤姆·科顿公开信所引爆的尖锐对立再次提醒人们，国会山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说，政治家本应学会妥协、凝聚民众共识，这是民主精神的核心。上世纪70年代，当纽约市濒临破产时，民主党人、时任纽约州州长的休·凯里（Hugh Carey）减少了纽约州与纽约市的税收，砍掉了纽约市十余万份工作岗位。通常，这是任何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都不应该采取的做法。同样是在1970年，共和党议员马克·海特菲尔德提出修正案，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兵，冻结一项核武器计划，他还经常投票支持将部分军事支出转拨给社会项目的提案。凯里和海特菲尔德是美国政治中典型的“交易撮合者”——民主党内的右派，共和党内的左派，必要时始终愿意进行跨党合作。

赢得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汤姆·科顿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向他的支持者们致意

但在今天的国会山，妥协已经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投票团结分”用于反映两党议员投票与所属政党的一致程度。这个指标已经从第92届国会时的0.75上升到了第112届国会时的0.9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表决中，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全部投反对票。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一个曾经对法案表示过支持的共和党参议员奥利匹亚·斯诺也由于受到党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而放弃了个人观点。在此之前，美国重大的国内政策立法投票中还从未表现出如此极端的党派对立。

皮尤公司一项基于对1.0013万名受访者的调查表明，99%的共和党受访者的立场较民主党中温和派更为保守，98%的民主党受访者的立场较共和党中温和派更为自由，换言之，不只是伊朗核问题，两党在所有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成员皆已极为罕见。

部落化生存

前白宫预算主任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相信，两极化是美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长期结构性转变。这场转变是从70年代开始的。

“‘二战’结束以后的30年里，国会一度非常平静。”马里兰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李说。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60年代初期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旧的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不再占统治地位——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取而代之的是对福利国家、混合经济、权力分散和政治多元主义的近乎一致的期望。在“冷战”背景下，两党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而在国内政策上，用尼克松的话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凯恩斯派了。”

弗朗西斯·李指出，70年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在于许多新议题的诞生：除了医疗救助制度、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金的扩张，环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等社会文化和道德议题也被引入了政治议题的核心。“这些新的领域使得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6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今天还在不断激化的党派冲突实际是因为政府在美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2014年，共和党保守分子在美国地方和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将汤姆·科顿们引入国会山的，并不是颠覆伊朗这样的外交话题。《右派国家》一书的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观察他们的支持阵营：“那是一幅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民主党的依靠是：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不像支持共和党的老白人们一样反对同性恋）。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在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支持同性婚姻的判决后，有45%的民众在民调中支持这一裁决，而反对者也高达40%。

面对移民、堕胎、同性恋等文化和道德议题，两党在价值观上的分裂从里根时代就开始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将民主党又向左狠狠推了一把。但在那个时候，议员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表达极端观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一个选区内的选民群体对某一议题存在巨大分歧时，从选票出发，政客必须巧妙协调折中。

那么，极化是如何被激化的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美国的政治竞争并没有像当初那样激烈了。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双方总统候选人及各自的竞选伙伴露面的竞选活动，有近三分之二发生在佛罗里达、俄亥俄和弗吉尼亚三个州，而这三个州只占美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坎塔媒体竞选分析集团的伊丽莎白·维尔纳表示，与2008年相较，总统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电视广告时段上的“角逐的战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专栏作家比尔·毕绍普与社会学家罗伯特·库什研究了1976和2004年的两次总统大选。这两次大选都以竞争激烈著称。但在1976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选区出现两党得票率相差20%以上的压倒性优势；到了2004年，这样的情况已经接近半数。2008年和2012年，趋势更为明显：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胜负已经分明到无需浪费竞选资源了。

2004年美国大选，布什以多出对手几百张选票的微弱多数险胜。剧作家阿瑟·米勒感慨地说：“投票结果咬得如此之紧，可是我身边为何连一个布什的支持者都没有？”比尔·毕绍普与罗伯特·库什在《大归类》一书中回答了他的疑问：以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为首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对美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风习造成了严重冲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人在不断地迁居之中。这种迁居的主要动力不再是谋生就业，而是寻求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自我归类。

毕绍普与库什收集了选举记录、收入指数等数据，探寻美国人自我归类的方式。他们指出：美国人越来越严格地选择着自己习惯的便利店、有机食品超市、宗教活动场所。同时按照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关注点、政治立场等订阅博客、关注网络新闻，选择有线电视频道，定制出属于自己的私人文化世界。志趣相投者自发地聚集到各州、各市，甚至是各个邻里街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小圈子，彼此间的生活方式、信仰和政治态度都极为接近。与外界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这种同类相聚的大趋势愈演愈烈。

《大西洋周刊》指出，美国的教育大潮助推了这股迁徙大潮。从1960到2008年，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学历的比例翻了5倍。研究显示，教育的溢出效应之一是极化：受过越高教育的自由派越自由，保守派越保守。教育还加快了人口的流动。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有45%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5年内重新选择了居住地。

“越是混合的团体越温和，越是思想相近的团体越极化。”而对立双方实力相当时，达成妥协就变得无比困难。毕绍普与库什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与隔绝，国家被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思维群体。

里根时代，一到晚上6点半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转向CBS、NBC和ABC三大电视网播出的晚间新闻。但现在，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有自己的电视网和网络媒体。“矛盾的是，正是多种频道的存在……才导致许多人躲在狭小的空间逃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凝聚力中心主任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说，“超连接生活”的问题在于，“我们会逐渐决定与我们类似的人交谈，只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互动”。

政客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毕绍普是民主党人，他在《大归类》一书中提到，自己唯一的共和党邻居从奥斯汀的一头搬到了另一头，他怀念与这位邻居之间的谈话和争论。而这位共和党邻居之所以要搬家，是因为周围的民主党邻居让他感到不自在。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在过去20年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今天，两党成员只愿意与本党人士社交、为邻，甚至希望他们的孩子与持本党观点的人士结婚。

约翰·丁格尔出生在民主党政治世家，在众议院任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回忆说：过去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家人都住在华府周边，这为政客之间的社交和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国会的健身中心，他和老布什一起打板球，和共和党人一起抽烟、打牌、闲聊。记者科基·罗伯茨的父母都是民主党议员，她从小住在华盛顿，童年的好玩伴是共和党众议员比尔·米勒的女儿。那时候，“夫人们彼此熟识，有专门的议员夫人俱乐部，我和尼克松的女儿一起去舞蹈学校学习。不少夫人一起加入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和一些慈善组织……如今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现在呢，大家谁也不认识谁。”约翰·丁格尔抱怨说。如今大多数议员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周二至周四”。一到周末，他们就会返回选区，和选民见面，争取保住席位。

对于拿到选票，他们比前辈们更有办法了。共和党会研究教堂的通讯录，查阅基督教刊物的订阅名单，以了解选民的宗教倾向。通过直邮广告和用户调查，政客们能知道选民们开什么车、有何种媒体消费习惯，曾经支持过什么利益团体。“今天的科技让候选人可以准确了解到每个街区乃至每个住户的投票偏好，通过对这类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选民分析专家能识别出更加稳妥、更加同质化的选区，结合每10年一次的联邦人口统计，这些数据是立法者竞选时的重要参考。”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戴维斯告诉《宾州大道》的作者约翰·哈尔伍德和杰拉德·塞伯，“现在不是选民选议员了，而是议员在挑选选民。”

于是，保守派议员为了连任，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找到保守派选民宣传竞选纲领。对于自由派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国会议员只需照顾好自己的地盘。了解对方、寻求政治妥协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需。

“少数派”政治

奥巴马上台以来，核心议题从反恐战争转向国内。从经济议题上的财政预算案、税收和债务上限，到福利和社会议题上的医改法案、移民法案，再到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议题上的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几乎都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事实上，尽管美国社会呈现出“大归类”的趋势，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以意识形态自居。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21%的具有选民资格的美国人明确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3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混合的。

很显然，政治精英们的表现比大众要极化得多。一个解释是：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最激进的选民。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初选中，民主党左翼人士克里斯·墨菲击败了民主党温和派人士苏珊·比斯维克。表面上看，墨菲获得了67%的选票，但如果考虑到极低投票率，在该州具有选民资格的公民中，实际只有3%的人是墨菲的支持者。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左翼人士将墨菲送入国会山。

在当选参议员、写出那封公开信以前，汤姆·科顿已经在国会干了3年。他是唯一一名两次对农业法案投反对票、5次反对灾害援助基金法案的阿肯色州议员。这两项政治观点在阿肯色州的普遍民意中并不受欢迎。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不讨好选民的举动时，汤姆·科顿说：“告诉你一个真相：人们不再想让那些传统政治家继续坐镇了。”

但更为接近真相的是，汤姆·科顿是茶党的人。根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10年4月对茶党运动进行的一次广泛调查，茶党支持者大多为共和党人、白人、男性、已婚，其中四分之三的支持者年龄在45岁以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定期去教堂，而且多属于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教会。大多数为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一般教育程度偏高，7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主要焦虑在于社会“失序”。在他们看来，政府在面对外部敌人时不应该软弱；累进税率、房地产遗产税、各种扶持基金以及类似的财富重新分配机制等同于共产主义；性问题以及道德滑坡必须被纠正；开放性的移民政策更是本土主义所不能允许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18%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茶党。但实际上，这些人中大约只有200万的人会参加茶党的会议、购买其书籍资料、参加地方或全国性的茶党抗议，而运动最核心的群体其实是六大茶党网站的注册成员，大约只有25万。但这一“少数派”足以让科顿脱颖而出。

3年前，最大的茶党政治运动委员会宣布支持科顿在阿肯色州第四国会选区参选议员。“汤姆·科顿正是我们在华盛顿需要的那种保守主义者。”该组织主席说。在那以后，科顿全力支持茶党议程。以“食物救济券”政策为例，尽管阿肯色州1/3的“食物救济券”领取者都在他的选区内，科顿还是对该政策投了反对票。这并不妨碍他青云直上。

汤姆·科顿是极化时代政治明星成长的典型样本。1977年，他出生在阿肯色州一个人口不到4000的小城。他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农场主。父亲同时为当地卫生部门工作，母亲是教师。1995年，汤姆·科顿进入哈佛学习。在哈佛，保守主义倾向的研究生会去听政治系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的课程和研讨会。曼斯菲尔德以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著称，反对多元文化。在他的引荐下，汤姆·科顿进入了保守主义智库的圈子。

在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夏天，科顿被推荐到加州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做研究员。当时，研究所的主席是拉里·安（Larry Arnn）——保守派大本营“传统基金会”现在的董事会成员。安同样来自阿肯色州。科顿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得到了拉里·安的欢心：“杰出的人总是在做杰出的准备工作。”经过10分钟交谈，拉里·安已经明白，科顿想要进入政坛，对拉里·安在阿肯色州的人际网十分感兴趣。

有了关系网，汤姆·科顿还需要知名度。2003年，科顿放弃了自己的律师工作，成为一名士兵，走上伊拉克战场。2006年，《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指责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通过设在比利时的一家国际银行信息数据中心，对全世界8000家机构的金融交易信息进行秘密调查。该报批评说，这种做法有违保护消费者隐私的法律。尚在伊拉克服役的汤姆·科顿以一位浴血士兵和法律专家的身份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件的最后说：“当我们回家的那一天，你们（《纽约时报》的编辑和记者）应当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不是普利策奖的颁奖典礼上，而是监牢里。”

2015年3月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右）在美国国会发表反伊朗核谈演讲

《纽约时报》没有在乎这封信，但科顿为它找到了出路。他将信件同时发给了由两名保守派议员开办的博客媒体Powerline。以那儿为起点，信件很快就在美国的各个保守主义网络媒体传播开来。汤姆·科顿第一次成为保守派别的互联网英雄。其热度甚至引起了自由派人士的揣测，他们怀疑汤姆·科顿是否真有其人。

2009年，科顿退役时，他已经具备了成为职业政客的条件。在拉里·安的引见下，他结识了美国贸易研究机构“增长俱乐部”主席、前议员乔科拉。“增长俱乐部”是最有势力的右翼压力团体之一，致力于“净化”共和党，在各类竞选中为右翼共和党候选人送钱卖力。作为哈佛高材生、伊拉克老兵，乔科拉立刻意识到，科顿“是国家政治的光明未来”。“增长俱乐部”成了支持汤姆·科顿参选议员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

3月3日，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共和党之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抨击伊朗核谈判时，一只紫色的爱马仕钱包从楼座上掉了下来，砸到了一位议员的脚。人们开玩笑说：“真应该打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钱包的主人是米里亚姆·阿德尔森，赌业帝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掌门人谢尔登·阿德尔森的妻子。在过去4年里，阿德尔森是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也是各类反对伊朗核协议组织的最大注资者之一。除阿德尔森，对冲基金大鳄保罗·辛格、赛斯·克莱曼，建材企业家得宝的创始人伯纳德·马库斯也持有同样立场。从2011到2013年，他们向反伊朗核协议组织注资1100多万美元。在2012年大选和2014年中期选举中，他们为共和党砸出1.1亿美元。意料之中，4位巨贾投资的政治团体都是汤姆·科顿去年11月竞选的支持者。

现在，履新9周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已经听到了更具诱惑力的呼唤。在家乡阿肯色州，右派议员们已经提出一项新法案。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在2016年，39岁的汤姆·科顿将拥有同时竞选参议员以及总统的双重资格。 会议议题美国政治奥巴马政治美国奥巴马演讲两极化奥巴马医改计划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