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批判

大卫·格雷伯

官僚制的吸引力

大卫·格雷伯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2011年，他帮助制定了“占领华尔街”的计划，提出了“我们是99%”这一口号。也是在那一年，他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他的新著《规则乌托邦》并不是广泛考察官僚制历史的一部著作，而是一组结构较为松散的论文，是“左派对官僚制的批判”。

官僚制是什么呢？格雷伯说，民主的意思成了市场，官僚制就成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自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制度，往往成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借口，然而格雷伯认为，事实不然。维持市场经济绝对比一个专制政府更加有“填表”的需要。私有制下也有官僚，在私有企业，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作办公室。所以，美国也是一个很官僚的社会，只不过美国大部分官僚习惯都出现于私有部门。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在科层制中，一切行为皆以明确的分工及章程规定。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科层制例子就是填表、填文件。下级向上级汇报，要填表；上级向再上级汇报，要再填表，如此类推。

“没有人很喜欢科层制，然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却越来越常见。人们不难发现，它无处不在。”格雷伯说，在当今世界，科层制已经像水一样遍布我们的生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全面的科层化”。

大卫·格雷伯的著作《规则乌托邦》

古往今来，总有人批评科层制的繁复与无聊。没人喜欢填表，既然如此，为什么科层制依然深入民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如此巨大？格雷伯指出，首先是因为科层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它会自我膨胀。如果你创造一个科层制去解决一个问题，那在创造这个科层制的时候必然会衍生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创造科层制去解决。另外，科层制为了强化高层人员的权威，往往会选择掩盖起一部分信息与知识，不与部下分享，这导致下层无法对上层展开批评。

格雷伯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科层制一旦生成，几乎无法清除。现在已知最早的科层制度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制度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不幸的是，“把人抽离于科层制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们杀光”。

科层制不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不仅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连被统治者也觉得它很有吸引力。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它的非人性化。冷漠、非人性化，官僚制下的人际关系就像现金交易：一方面它们没有灵魂；另一方面它们简单、可预测，差不多同等对待所有的人。谁又真的想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关乎灵魂的世界上呢？官僚制使你在跟人打交道时，不用忙于各种复杂、累人的劳作。就像你只需把钱放在柜台上，不用担心收银员怎么看你的着装；你只需掏出带照片的有效证件，无需向图书管理员解释你为什么想看关于18世纪英国同性恋诗歌的书。“科层制提供的不只是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理性、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基础。”

“二战”后，韦伯和福柯这两位大陆思想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特别出名，他们都在美国获得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实现的知识霸权。他们为什么对美国学术界那么有吸引力呢？吸引美国学者的主要是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在20世纪，只有这两个聪明的人真诚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韦伯认为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是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体现，它明显优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以致有可能吞没一切，把人性关进无趣的铁笼，消灭灵性和魅力。福柯更具颠覆性，但他的颠覆反而强化了官僚制的力量。在他关于精神病院、诊所、监狱等机构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健康、性、工作、道德、真理观——都不是自己了，都只是某种职业或行政话语的形式，行政官僚制决定了人类存在的范围。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知识都成了权力的形式，通过行政手段决定了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科分支中，韦伯较为乐观的一面在改造后，以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训练官僚，他较为悲观的一面被归入福柯的理论。

格雷伯认为，韦伯之所以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的体现，是因为那时德国的科层制真的很有效。其旗舰式的机构就是德国邮政。德国邮政是第一次尝试把自上而下、军队式的组织形式用于公共产品。邮政源于军队和帝国的组织，本来它们是长途传递战场报告和命令的。纽约中央邮局的大门上仍刻着希罗多德描述波斯帝国传令官的话：“下雪、下雨、高温、暗夜都阻止不了信使飞速地通过他们的指定路线。”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国家一半的预算花在了邮政上。列宁在俄国革命爆发前不久写道：“上个世纪一位风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典范，这话很对。按照邮政组织全国经济，让技师、工头、会计以及官员领取不高于工人工资的薪水，一切都在武装了的无产阶级的控制和领导下，这是我们当下的目标。”

官僚制与暴力

在格雷伯看来，官僚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认为可以按照某种理想改进人们的行为，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人就会受到指责。这样官僚制就会导致谎言。制定出的规则应该公平地实施。但人们都知道规则的实施是不公平的。当我们用规则取代非正式的、随心所欲的体系后，随心所欲上升了一个等级，随心所欲地决定谁该遵守规则，谁不用遵守规则。

格雷伯分析说，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实行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管制，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管制只有得到暴力威胁的支持才能运行。官僚的基础是暴力，官僚结构的权威来自政府实施的暴力的威胁。所以，“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从警官变成社会学家的吉姆·库珀注意到，许多遭到警察殴打的人都是无辜的。他说警察不打小偷。原因很简单：肯定会激起警察的暴力反应的行为是，挑战他们解释某个情境的权力，说这不是犯罪情境，而是公民付了你的薪水给他遛狗的情境，所以你让开。或者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把某个无辜的人铐起来，这意味着挑战一位警官经过自由裁量，施用某个行政规定。官僚机构的暴力首先就包括攻击那些提出别的解释的人”。

格雷伯说，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是官僚制下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英雄人物。

詹姆斯·邦德显然是一位神话式的人物。跟他相对的是谁呢？邦德是福尔摩斯的逆转。他们都是置身于伦敦的犯罪克星，他们都各自永久地处于青春期，甚至有些反社会，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相反。福尔摩斯是个性冷淡，但喜欢可卡因和鸦片；邦德则风流成性，但是对毒品没兴趣，只爱喝酒。邦德很职业，他好像在工作之外没有生活；福尔摩斯是业余的，但特别训练有素、干练，比苏格兰场的间谍要职业得多。邦德是一个总是走神、穿帮、被俘、不服从上司命令的职业间谍。最关键的逆转是，福尔摩斯寻找的是关于国内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信息，邦德则是获取关于境外将要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信息。 机构科层制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