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改革的平衡

重返稳增长

对于本届政府，2015年可能是任期以来稳增长力度最大的一年。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确立了稳增长的基调，会议提出2015年的五项工作任务，其中头两条都和稳增长有关，一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二是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以如此力度提出稳增长，在历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上都较为罕见，从最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头条任务基本上都和农业相关，而今年有关农业的任务则退居第三。

对比今年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难看出政府工作重心的变化，年度工作重点正在从促改革过渡到稳增长。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年的重点工作，第一条是改革，“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是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区别情况，分类推进，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抓好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等具体改革措施。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年度工作重点，第一条是“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重点阐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居于第二位。

尽管《政府工作报告》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左右，但这依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目标，仍然需要相当程度的宽松和刺激，才可能使得最终增长不至于偏离目标太远。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描述：“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推动增长、增加就业、调整结构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2015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2014年还要大。”2015年前两个月的各项经济数据继续恶化，开局不利也基本预示了全年的经济压力。

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年度增长目标定为7.5%左右，最终实现为7.4%，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今年继续维持7.5%的目标已经不太现实，2015年的目标最终下调为7%。这一目标也回到了10年之前，在2005至2011年，我国增长目标连续7年都是8%，2012至2014下调至7.5%，今年下调至7%，这和1999至2004年的增长目标一致。

2014年，可能是为了避免给外界形成中国经济再度强刺激的影响，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已经开始放松，但宽松的力度和范围仍是较为克制，“保持定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去年的政策尺度。但从去年底以来，“保持定力”已经开始从官方文件中悄然消失，政策发力明显更加坚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今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做出了详尽规划。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5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如果按照财政部长楼继伟答记者问提供的数据，今年的实际财政支出可能更加宽松，按照预算收支的口径，全国赤字率是2.3%，但按当年实际收支差额口径看，赤字率约为2.7%。这意味着我国的赤字率距离3%的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

今年货币政策的口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具体目标是：“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进入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宣布了一次降息和一次降准，预计这还只是开始，年内应该还有更多的降息和降准。如果说2014年的货币政策是定向宽松，2015年则将转向全面宽松。

2015年的改革期待

在政策全面宽松的同时，2015年的改革又将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悬念。

2014年，中国经济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基本上保持了平衡，经济增长实现了预期目标，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其中包括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存款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金融体制改革也有所突破，数家民营银行获准成立，打破长期以来银行垄断的坚冰，以中石化为首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开始启动等等，这些都算得上2014年经济领域改革的亮点所在。除此之外，“沪港通”试点启动，自贸区扩容，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内地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列出了一长串改革清单，其中很多内容延续过去多年未竟的改革任务，比如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以及简政放权等等，今年会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深化；除此之外，2015年的改革清单中也有突破，比如重点提及了要不失时机加快价格改革，这在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较少提及，可以预见，今年的价格改革将会成为改革的重头戏。

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实行了市场化定价，但是还有少部分关键商品始终实施价格管制，比如油价、电价、气价、药价以及农产品价格等等，政府行政之手在这些领域依然拥有很大的定价权，这显然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大方向不符。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价格改革方案，“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某种意义上看，市场化定价可以视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我国经济改革始终回避价格改革的难关，也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化经济。政府在关键领域的定价权过大，最终势必会干扰市场信号，无法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一直在稳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平衡，既要守住经济增长的下限，又要不超出通货膨胀的上限，对于价格改革尤为慎重，加之历史上也有过物价闯关的教训，因此，关键领域的价格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不过，由于今年国内物价压力相对较轻，2014年全年CPI同比上涨2%，远远低于年度3.5%的预期目标，也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今年1月份，CPI同比增长更是只有0.8%，通货膨胀离中国经济已经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潜在的通缩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算是迎来了价格改革的时间窗口，2015年可能会是价格改革的攻坚之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通胀目标定为3%，以今年的潜在通缩背景来看，3%的物价目标应该是一个较为轻松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价格改革预留了空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幅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具备竞争条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原则上都要放开。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收费定价权。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健全节能环保价格政策。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全面实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

在价格改革之后，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商品价格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比如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之后，部分药价可能会出现上涨，但从长期来看，取消行政之手的干预之后，更为合理的定价机制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利大于弊。

去杠杆还是加杠杆？

无论是财税改革、金融改革还是价格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和稳增长的宽松政策虽有一定冲突，但基本上还是可以同时推进，真正形成重大挑战的，在于稳增长的同时，如何确保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还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会因为稳增长而让路。稳增长需要中国经济持续加杠杆，而调结构则需要中国经济去杠杆，某种意义上看，二者具有天然的矛盾。

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向消费拉动型模式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4年全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个百分点，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8.5个百分点，表面上看，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已经大大超出了投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已见成效。但事实上，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上升，主要原因并非消费增长有多快，更多是由于投资下降所致。由于房地产支柱产业的投资增速大幅下滑，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10.5%，和2013年19.8%的增速相比大幅下滑近10个百分点，这使得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快速下滑，2014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7%，增速比去年放缓4个百分点。正是由于投资增速的大幅放缓，才使得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下降，此消彼长之下，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也随之上升。如果仅从消费自身增长来看，增长率其实也在放缓，只不过放缓的程度不及投资，去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万亿元，同比增长12.0%，比上年放缓1.1个百分点。所以，虽然从表面来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但实际上增长动力并没有那么强劲。

中国经济的真实消费状况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一方面，体现在统计数据上，消费对于经济的整体拉动始终难以令人满意，尤其是和发达国家高达七成以上的消费贡献度相比，中国的消费贡献度仍然太低，但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当中，国人在网络以及海外购物上又表现出惊人的消费能力。

形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在网络购物以及海外购物展现出巨大消费能力的，占中国全部消费人群的比重终究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更多的农村人口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后者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过八成。如果从拉动消费的边际效应来看，撬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刺激消费。以此来看，政府在民生投入更多，也就更能刺激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进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消费水平。在政府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中，多切分一块投向投资领域，民生领域可以享受的蛋糕自然也就少了一份。

另一方面，国人在海外表现出惊人的购买力，国内不合理的税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据悉，去年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超过了1万亿元。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商务部长高虎城对此总结出三条原因：一是国内在税费上有着比较高的税率，特别是某些产品的消费税，这是形成比较悬殊价格的因素之一；二是国内的流通成本过高、环节过多，市场仍然存在着在物流方面和管理方面进一步减少成本的空间；三是国外品牌商对华的定价政策。

中国经济的税负过高早已不是秘密，国内关于减税的呼声一直很高，政府也在近年来做出一些减税的努力，但从源头来看，政府想要保持稳增长的能力，其实和减税具有天然的冲突。政府想要通过投资促进增长，就必须要保证财政收入实现一定的增长，这就决定了减税的空间相当有限。近年来政府提及结构性减税，而始终没有全面减税的提法，所谓“结构性减税”，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某些领域减免税负的同时，其他一些领域则时不时加税，比如前不久连续三次上调的成品油消费税，就一度引发很大的争议。

中国经济在经过2009年的强刺激之后，杠杆率过高已经成为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想要实现转型升级，逐步去杠杆化是必经之路，在过去一两年里，中国经济其实也在尝试去杠杆，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失速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去杠杆的进程，2015年政策的全面放松，再次对中国经济的去杠杆之路形成挑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非没有认识：“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改革经济宏观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定价目标稳增长国内宏观赤字率平衡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