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模仿图灵

《模仿游戏》的编剧格拉汉姆·摩尔摘得第87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刚刚落幕的第8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34岁的编剧格拉汉姆·摩尔凭借《模仿游戏》擒得最佳改编剧本小金人，是颁奖礼全程为数不多的爆冷之处。站在柯达剧院舞台上的摩尔仍旧年轻得像个刚脱下帽衫的大学生，致辞更难掩激动之情：“当我16岁的时候，我企图自杀，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奇怪，很另类。而今我站在这里，是想借此机会跟那些同样也认为自己奇怪而另类的、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孩子说，请保持你的奇怪，你的另类，当你成功的时候，请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下一个这样的人。”

如这段致辞的典型美式风格，格拉汉姆·摩尔是地道的美国人。他出生成长在寒冷的芝加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史专业，而后迁居纽约，又以编剧的身份定居阳光普照终年的洛杉矶。4年之前出版的一部关于柯南·道尔的小说《福尔摩斯迷》（The Sherlockian）为他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事实上在《福尔摩斯迷》之前，摩尔还曾经写过不少有关单麦威士忌品鉴的手册，甚至在“好读”（Goodreads）网站上的读者评分要高于那本为他带来编剧界声望的《夏洛克迷》。

福尔摩斯式的图灵

“我痴迷于艾伦·图灵的人生故事，尤其在我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十几岁，艾伦·图灵的传记深深影响了我，他几乎是神圣的存在，我为他参加那些我自己并不擅长的计算机夏令营，数学夏令营，我总是想写他的故事。有趣的是后来我在派对上遇到了《模仿游戏》的制片人，他说自己手边正在进行一个人物传记的案子，‘一个没什么人知道的数学家’，我猜到那可能就是图灵，心里莫名紧张起来，而当艾伦·图灵这个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时，我两眼放光地跟他说，即便没有任何报酬，我也愿意写这样一部电影。”摩尔记忆里他和图灵之间的缘分由来已久。

所谓改编，电影的故事基础是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写于1983年的传记《艾伦·图灵：恩尼格玛》（Alan Turing：The Enigma）。作家本身是英国数学家、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而这本传记经历了战争机密封锁时期，以及一浪又一浪的同性恋维权斗争，终得以公之于世，被认为是不朽佳作。

当然传记也毫不讳言另外一面的图灵人生，在直到1967年同性恋才被合法化的英国，作为同性恋者的图灵，曾在1952年以猥亵罪入狱，并且最终被宣判化学阉割性质的荷尔蒙治疗，雌性激素类药物在图灵的身体内产生了诸如体重增长，胸部发育，以及困乏抑郁等等生理反应，并在此两年之后，42岁的图灵因为服食了浸过氰化物的苹果而死亡，他的死被广泛认为是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自杀。

摩尔的图灵故事则以“模仿游戏”为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略显生疏抽象的词组，或者相对容易的是从字面之意联想到那些比如“图灵测试”的科学概念——图灵相信机器是可以思维的，由此有著名的假说，即一个人在不接触对方的情况下，和对方进行一系列的问答，如果在相当长时间内，他无法根据这些问题判断对方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计算机具有同人相当的智力，即这台计算机是能思维的。这个假说是作为科学家的图灵一生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

然而在电影里，除狱中的图灵曾为审问他的警官极简略地口头阐释了“图灵测试”的科学意涵，再没有任何情节涉及科学角度的“图灵测试”，而更广义的“模仿游戏”却贯穿了全片。从少年时代开始，图灵和当时绝大多数的同性恋人群一样，用他们的“模仿游戏”保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被揭穿；破译恩尼格玛密码的“图灵机”，事实上是用一台机器模仿一个极端聪慧的密码破译专家进行运算；甚至直到恩尼格玛被成功攻克，这群破译了密码的高智商团队，又转而模仿整个盟军面对严密的恩尼格玛体系时阵脚大乱而又侥幸克敌的应战状态，他们试图极端审慎地利用那些截取的情报，以此保护破译胜利的果实，并使其在最恰当的时刻发挥最大限度的效果。

电影里的“科学”已被巧妙地包裹进安全有效的情节剧模式之中。更为典型的还有图灵的“克里斯托弗”，为应对破译恩尼格玛的繁琐而庞大的运算量，作为典型好莱坞英雄存在于战争叙事线索中的图灵想到用机器代替人脑运算的想法，并且勇气惊人地建造起惊世骇俗的运算机器，这台计算机完全是应战时之需而来，坚不可摧的恩尼格玛终被“克里斯托弗”一举击破。整条故事主线是简洁高效的好莱坞模式，哪怕事实上图灵的计算机构想本身更早形成在他的博士学习期间。

《模仿游戏》剧照

获奥斯卡奖之后，摩尔的一篇《如何写出比自己聪明的角色》的文章广泛流传于网络。文章开篇，他便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些传统的科学家电影段落：“无论学科上的专家，数学家，科幻电影里的物理学家，僵尸电影里的生物学家，还是技术惊悚片里的程序员，科学家说了一个简短的，相对理性的对白，既向其他角色解释情节点，同时也将情节解释给屏幕外的观众，为了让这一幕看上去更加逼真，他会添加一些晦涩难懂的科学用语，即便他想说明白的道理并不难懂。比如‘想要通过那种大小的虫洞我们需要改装翘曲推进器’，或者是‘恐怖分子用一种无法破解的512-bit密码把钚（放射性元素，可用于核武器）的位置加密了’，甚至是‘因为你穿越到了过去，所以你创造出了一个你根本没有出生的平行世界’，于是在我们的科学家说完之后，镜头转向第二个角色，这个角色是科学家先生的‘普通人伙伴’，在剧情中充当观众的代表，他就会面露疑色地说：‘博士，请说人话。’”

在摩尔看来，这样的情节完全是一种对于科学家和观众双方都不够尊重的反智主义，同时兼具某种可怕的愤世嫉俗：“无论大银幕，电视，乃至小说里，充斥着这样的情节，它们实质上告诉观众们，其实我们这些创作者也不知道那位大学霸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只有那些又宅又不性感的书呆子才会费神关心这些疯癫的科学家说了什么。不用在乎，更不需要理解。”

《模仿游戏》剧照

于是，摩尔在120分钟的电影内几乎罕见科学术语的存在。“图灵有飞速运转着的天才的大脑，是现代计算机理论的奠基者，也是一个渊博的生物学家，一个随意的实验就得出了斑马的条纹是如何决定的数学模型，时时刻刻将世上的信息搅拌，再处理成理论、猜想和实验。我想要呈现他的智慧，但不是那种片刻不停地念叨那些繁琐晦涩的计算法则的方式。”

但摩尔并不讳言呈现图灵智慧的难度，相比图灵的天赋，他只是个普通人，幸运的是在靠着咖啡因支持反复修改剧本的那些不眠夜里，他意识到如果想要描写一个天才，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看那部创造出有史以来最典型的天才角色的作品：“有一个人曾经用56篇短文和4本小说，创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才，而且在100多年里，不断地被搬上荧幕，翻拍成电视，改编成戏剧。换言之，我的灵感来源于阿瑟·柯南·道尔的大作。”

甚至具体而言仅是柯南·道尔曾经写过的一则略有自嘲与玩笑意味的短篇，小说名为《华生学推理》（How Watson Learned the Trick）。故事以华生和福尔摩斯一起坐下吃早餐为开头，突然华生看了福尔摩斯一眼，说：“我在想你的这些推理把戏是多么的肤浅”，“大众仍继续对此保持兴趣是多么绝妙的一件事情”。福尔摩斯对华生的评价表示赞同。“你的方法，”华生说，“实在是很容易被掌握。”于是福尔摩斯让华生来试一试。

华生上钩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福尔摩斯，并从福尔摩斯没有修理的胡子，一封早餐桌上的信件和早晨的报纸上，分别得出了一番对福尔摩斯近况的推测：福尔摩斯起床时心事重重，最近的案子不是很顺利，以及他最近开始投资金融市场了等等。甚至包含一些读者通常会遗漏的小细节，整个推理不乏精彩。而福尔摩斯却向华生解释他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可以包含着怎样不同的意义，比如福尔摩斯没有刮胡子只是丢了刮胡刀而已，同样的一个普通的细节可以有无数种解释。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随机的。柯南·道尔可说是在为福尔摩斯设下一个局。站在福尔摩斯的角度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无数类似的推理，并且都有同等机会是正确的。柯南·道尔需要做的只是在虚构的世界中，以上帝的视角，将福尔摩斯带到正确的入口。柯南·道尔自嘲中的道理已经非常直白了：提供观众所有的信息，不隐瞒一丝一毫。”在那篇《如何写出比自己聪明的角色》中摩尔如是写道。

精英阶层的争议

不可否认，将一个人的整整一生凝缩成连贯动人的两个小时的电影时间，难以避免那些虚构桥段和夸张的情绪，何况是图灵这般专业建树之影响力深广的历史性人物，甚至至今人们视他的死亡为政治化的历史命题而争论不休。好莱坞用小金人充分肯定了年轻编剧格拉汉姆·摩尔的演绎，而对于那些乐于深思熟虑的观众来说，传记片本身仍旧像是个迷宫游戏。何况这部电影的观众中，不乏相当比重的相关领域的权威和专家。连学界著名的英国《自然》杂志也破例刊发名为《赢家：并非科学》的影评文章，为被电影“扭曲”的科学家主持公道：“这两部电影（《模仿游戏》、《万物理论》）在英国制作完成，并非好莱坞，但是他们各自都跌入了那些陈词滥调的窠臼，古怪科学家和真爱至上的搭配，早已是从好莱坞黄金时代就滥俗流行的套子。你也许觉得这样显得要求过高，但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有权得到以事实为基础的故事来描述他们的人生，以及个体生命和科学探索之间的关联和回响，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世界不容虚构。”

《模仿游戏》中迄今不断被争议的“虚构科学”，不仅包括比如“图灵机”以及“丘奇图灵论题”的诞生先后之类的科学原则性问题，也有关于《模仿游戏》里图灵为了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庇护苏联间谍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争议，历史上这个人确实是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苏联间谍，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认识图灵，而图灵与他的彼此守密约定就更类似异想天开；何况事实上的布莱切利比电影里那七八个人组成的精英小团队要大太多，在短短几年里，破译者、语言学家、速记员以及外交官都在为这个接近工业规模的项目工作，直至战争末期，有大约9000人在为这个项目工作，每天阻拦成千上万的情报。甚至也有争议直指图灵的性格塑造。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饰演的图灵遵循我们熟悉的超智而自闭的书呆子模式，甚至不能明白同事共进午餐的邀请，他跟别的破译者争执不休，时时刻刻将自己处于自然的对抗者的地位，而真正的图灵却是相当慵懒的人，甚至经常忽略个人卫生问题，“完全不是时刻抖擞迷人的康伯巴奇，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走出巴宝莉专卖店的人”。

尤其令科学界不满的是，《模仿游戏》如此决绝地将图灵描述为同性恋的牺牲品。与很多传记片一样，电影以这样的字幕信息结尾：在接受了一年的官方授权荷尔蒙疗法后，1954年，艾伦·图灵自杀。可是至今没有人能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这场因同性恋而起的非人劫难和自杀之间的必然联系，图灵的确接受了极不人道的化学激素疗法，但早在1953年治疗已彻底结束，那是“自杀”发生前一年。

挪威籍导演莫滕·泰杜姆曾解释自己的图灵电影更是一部描写“外来者”（Outsider）的电影：“故事的主角图灵和琼·克拉克（Joan Clarke）都是那种不那么适应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的人，但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努力融入，琼做到了这点，图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显然泰杜姆和摩尔都想要在他们悲惨的局外人以及社会大机器之间产生最大的戏剧张力，电影中最突出这个“外来者”主旨的情节，莫过于图灵用自己青年时代的已故同性恋人的名字命名了那台发明建造在战争中的图灵机，他自然而然地用提起老朋友一般的口吻在众人面前激动地讲述自己对“克里斯托弗”的设想；面对自己的“克里斯托弗”将被军方彻底否定时，他绝望痛诉：“你永远不会了解我在这里创造的东西的重要性。”战后，1952年琼来看望因接受激素治疗而身心备受摧残的图灵，颤抖虚脱的他几乎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抽噎着倾诉出心底的恐惧也还是：“那股力量会夺走‘克里斯托弗’。”正如《纽约客》影评《〈模仿游戏〉中丢失了什么》所写：“动人之外也令人毛骨悚然，银幕上的图灵终成为有如弗兰肯斯坦式的人物。” 福尔摩斯华生好莱坞计算机科学同性恋图灵图灵测试模仿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