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之间：好感、观察、理解的认知史

波伏娃和萨特在巴黎（摄于1980年）

中国与法国的建交，虽然始于1964年，但是此前的文化交流之盛，超过了许多已经建交的国家。缘故来自于彼此的好感与好奇，尤其是法国的知识阶层，他们在各种情况下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探究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将法国视为精神圣地，在那里探索革命，学习艺术。

1949年之后，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仍然将中国视为革命圣地，他们从香港转道来到北京，包括著名的萨特和波伏娃，也包括从20年代就来中国寻找革命的马尔罗。马尔罗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为荣，据此写成了小说《灵薄狱之镜》。法国知识分子一直用充满诗意的眼光看待中国，并不是照实记录他们的访华历史。不过在那个信息匮乏的时代，他们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是法国社会了解当时封闭中国的一个窗口。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中国观察革命的知识分子渐渐减少，法国人将他们的餐厅、流行音乐、时装和电影明星带到中国来，瞬间让中国人重新认知了法国的复杂的流行文化。而流传到法国的中国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和小说，也逐渐让法国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个国家。

从革命到世俗生活，这是逐渐发展的两国对彼此的认知。

法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国

安德烈·马尔罗（摄于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初，法国人最早是从一批批来中国的作家书籍中看到这个帝国的面貌的，被称为“中国诗人”的谢阁兰，是早期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的一位。1909年，他以海军见习译员身份第一次来北京，就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首先，红漆大门，朝着大路。门上是飞檐瓦顶。”每晚他都骑马在城里游走，他觉得北京是他的都城。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在中国远征的过程，山西的黄土世界让他震撼：“一个黄土砌成的风景，真的全是土，全是黄，然而富有微妙的变化。”他的小说《天子》、散文集《画》和诗集《碑》全部是他对中国的印象。

这些著作，在法国重构了一个中华帝国。他来中国的时候，正逢帝国崩溃，谢阁兰有机会接近中国的上层，比如他担任过袁克定的私人医生，和袁世凯也时常打交道，但是，从一开始，法国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中国，就不是写实主义的，而是充满了幻想和诗意，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这种对中国的描绘，也使法国的普通民众，对这个神奇的古国更加迷惑。

1978年，皮尔·卡丹首次来到中国。图为他在北京机场的留影

包括印刷品的外观都是如此：拿谢阁兰的诗集《碑》来说，无论是纸张选择还是印刷样本，包括书法字体，他都做了精心设计，用中国传统的收录金石拓片的连缀册页的方式，樟木制造的封面，上面还有黄色束带。

这几乎也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的幻想基调：古老的、神秘的，也是封建的、审美的。

谢阁兰的活动不仅限于文学，他还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包括对秦皇陵的考察，也包括在四川上游的水利监测，这种考察，使他在不少中国学者心目中获得了考古学家的称号。1918年，谢阁兰最后一次来到中国，继续考古活动，不久就离开了，之后的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古老的帝国不再安宁。他觉得自己离开北京，是离开了自己的城市。“天还是那片天，看得见的天，可是，风水，那片看不见的天，或者说是对此地、自我和非我的全面占卜，北京的风水正一点点破碎，蒸发，烟消云散。”

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很快从谢阁兰那个安静停滞的帝国里走出来。20年代的法国人来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处于激烈变革中的中国，他们着力描写的是阴郁的上海、革命的失败。法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中国，始终就不是写实性的记录，他们是在自己笔下详尽地描绘一个古老的诗意的国度的变化——这种认知方式，实际一直持续到中法建交后。

马尔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西方的诱惑》到《反回忆录》，中间经过了《征服者》与《人的状况》，他无疑是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作家之一。但是，马尔罗对中国的了解足够吗？尽管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可是，他既不懂中文，一生中的三次中国之旅都时间不长，他于1925、1931和1966年很短暂地到访中国，不过很少与普通民众接触。而且，他的传记作者还都发现了他的问题：当他真正和熟悉的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保持沉默，所以，马尔罗真正关于中国的经验很有限。

但这并不妨碍马尔罗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中国革命宣传者之一，这种宣传，从他第一次来中国就开始了，而且持续到他生命的晚期。因为以中国为背景的写作，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在文学史上是奇特的现象，但是反映到社会思潮上，并不奇怪，马尔罗是凭借对中国的想象，为法国普通民众构建了一个革命中的古老国度。

1925年，马尔罗以西方探险家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他在印度支那地区，那个时代，像他那样厌倦自身、对西方文化反感，而去东方游历的西方游客并不算少。这里是他的象征性地带，养育着众多古老的智慧，可是以年轻冒险为己任的马尔罗很快陷入窘迫境地：他为了在吴哥窟取得那些雕刻几乎被判刑，接着又因为创办内容激进的报纸而与殖民地当局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的，当时处于革命风暴中的中国，成为拯救他心灵的新的话题。有评论家认为，正是这个话题，使马尔罗重新构造了他在法国读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

被认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成为书写的主体，他一连写作了几本著作，最早是以书信形式刊登的《西方的诱惑》，里面充满了关于古老中国的印象碎片。紫色的宫殿里，皇帝正在审视从各地找来的化石；屋外，被冻死的蝉从树上掉下，发出了如石子般掉在地上的坚硬声音。女人的三寸金莲，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和遗骨，马尔罗漂亮的语言系统，使中国呈现出一片遥远的、奇异的、带有各种神秘色彩的形象，它的文明是古老而凝固的，略微显现出东方的怪异。

但是马尔罗绝对不是凝固的，在他描写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征服者》和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描写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的上海武装起义和后来的国共分裂的《人的状况》，都是中国现代的大事件，中国人读起来也许觉得陌生，因为马尔罗未必能像中国人那样熟练地了解这个国家，但是他还是尽到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上海街道角落里的阴暗气氛，还是舞厅里的氛围和规则，都充满了法国评论家所说的“异域的命运挣扎感”。他所写的是超越文化种族的人类的困境和挣扎，中国在这里是一种哲学化的元素了，不再是具体环境。这部小说不算描写中国历史的小说，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持续激动法国普通民众关于中国的想象。

1936年3月21日，中国诗人卞之琳在巴黎的卡特街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大会，在一位法国诗人朋友的帮助下，他挤进了主会场，正见到台上作为进步作家代表的马尔罗在讲话。马尔罗慷慨激昂的演说，引起了阵阵欢呼。卞之琳也是这次见到马尔罗的风采，他觉得他具备作家的非凡才能，但是他笔下那个充满肮脏气息和死亡味道的上海，却不是中国革命者心目中的上海。“他没有理解中国革命精神。”卞之琳给朋友的信件上写道，马尔罗属于个人知识分子，他们对无产阶级完全不理解，只是以个人的情感依附革命，希望革命能成为摆脱个人处境的方式。

卞之琳当然没有说错。法国的知识分子，要想彻底理解中国革命非常之难。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有天然的好感，但是，因为这个国度太过于陌生了，相关的知识也是极度匮乏，所以，即使是他们来到这里，也仍然对这里摸不清楚头脑，即使是萨特和波伏娃那样一流的知识分子。

波伏娃的中国游记

1955年，新中国虽然尚未与法国建交，但还是邀请了许多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来中国旅行，波伏娃满怀激情地开始筹备，她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资料，对中国充满了幻想。她想融入那种变化的历史中去，尤其是“冷战”中站在另一个方向的国家的历史。

当她于1955年9月6日终于到达北京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兴奋之情，很多人觉得自己嗅到正在变化的历史的味道。波伏娃尤甚。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看到了游行的队伍，在不懂当地语言、不了解中国文化，也没有办法沟通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革命群众当成一个群体。“像鲟鱼。”萨特看着一个个攒动的人头，因为外国访客们都习惯把这个民族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群众，而不是一个个不同个体的集合。

波伏娃和一些作家见面，但是因为她不懂中文，完全不了解这些作家，她甚至要求当场就翻看他们作品的英文译本。有几个法国研究学者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也不是很了解，在波伏娃看来，这种兴趣只是彬彬有礼。之后，他们就开始聊美食，这是她旅行途中第一次遭遇这种互不了解的情况。中国邀请他们来，是为了让他们体会新中国的进步。因为不懂语言，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国向导的陪同下，去了沈阳、上海和北京的大街，波伏娃觉得这种漫步的方式，比阅读更能理解中国。她开始明白了什么叫不发达国家，也明白了6亿人口的贫困意味着什么，不久前，中国还在忍受的长期的营养不良、流行病、婴儿的高死亡率带来的困扰，但是现在，他们有了干净的衣服，也有吃有穿了。

波伏娃尝试着对照历史和社会主义。她觉得，中国上下都很朴实，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的工人。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她明确地说：大臣和帝王们的生活，和她没有关系。在她看来，那是一种上层的、官方的系统。但她喜欢京剧，喜欢一招一式的美丽，也喜欢那悲壮的音乐。她还喜欢秋天的金黄色的北京，但是，她对这个世界无法深入下去。她甚至还说，为了改善北京的污水处理系统，不再让狭窄的下水道造成胡同里的泥泞，简直可以拆毁整个北京，重新建设。这种语言，也显示她和中国多么遥远。

她第一次接触远东，第一次理解了不发达国家，第一次目睹了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她看来，中国政权的严厉，很大程度是因为要战胜贫困，几年之间压在中国人身上的灾难少多了，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吃苦耐劳建设自己的未来，这让她觉得已经够了。从北京回国，经过莫斯科，那个城市的繁华和中国的贫穷，形成了鲜明对比。苏联政府准备了斯卡亚宫招待这些法国作家，有美食和美酒，波伏娃觉得，她们开始远离儒家中国，那个清贫的国度。

从中国回来后，波伏娃坚定了一个信念，被剥削者最终会取得胜利。

她开始写作自己名为《长征》的随笔，她觉得自己理解了中国的本来面貌：这个国家不是天堂，也不是恐怖的蚂蚁窝，是一块同样世俗的国土。在那里，人们刚刚走出了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在为建立新的人类世界而奋斗。她开始为自己所熟悉的西方文明的繁荣感到震动，这并不是一种唯一的状态，而是特权，中国人民动摇了她的世界观。中国之行颠覆了她以往的很多标准，城市、乡村、劳动、文化和家庭，在不同的文明里都有了新的含义。她对周围环境的看法也完全变化了。萨特也计划写作一篇关于中国的长篇论著，但是后来没有完成，在他们的杂志《现代》里出版了一期关于中国的特刊。这对情侣对西方读者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论著，重新在法国塑造了中国的形象，也包括毛泽东的形象：波伏娃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对毛泽东齐整地转过头颅，并不是被迫，而是真正切切实实的爱戴，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于毛本人，“他并不比罗斯福这样的专制主义者拥有更多的权力”。

革命的高潮

中法建交，对于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是美好的愿望达成。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到中国来，能够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马尔罗，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1965年6月22日至8月12日，当时担任法国国务部长的马尔罗做了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外交旅行，这段旅程成为他1967年问世的《反回忆录》一书的最主要的部分。

中国的内容成为新书的高潮部分，尤其是受毛泽东接见的那部分。毛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传奇式的英雄，也是浪漫主义的革命领袖。这次有机会见面，使这个神秘人物的一面为西方所认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尔罗是西方高层人士中唯一有机会和毛谈话的人，包括尼克松在访问中国前都向马尔罗请教过，这一经历，也确实让马尔罗非常兴奋，在各种场合都兴奋地谈起他和毛的对话，并且说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一般谈话，是关系到今后人类命运的谈话。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内容有85页，关于这次见面的就有38页，属于重点突出。

在马尔罗的文字中，中国仍然是华丽的异乡。他运用蒙太奇的笔法描绘了他对古老中国的印象：城墙下行走的骆驼，白雪公主般的蒙古女人，龙门石窟里武则天的面首的塑像，在他的笔下，这些和新中国的很多景象是穿插出现的。

马尔罗与毛泽东的见面谈话，是他混合了文学语言的记录。与中方和法方的记录都不太一样，这场发生在1965年8月3日的见面，其实并不太成功。马尔罗首先向毛致意，说他非常感动，因为坐在了我们这个时代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革命家的身边，但是，之后的对话没有那么多。马尔罗杜撰了一些内容，比如毛说：我一个人和大众在一起。还有些毛的独白，在两份记录中都没有出现，显然，马尔罗为这个场景所激动，他改写了对话，而且他也确实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但是，马尔罗书中对毛泽东的若干段文学语言的描绘，却还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窥看中国的最好的方式。他描写了毛与死亡对抗，说毛的头脑里萦绕着一种宏伟的思想，他希望整个第三世界崛起，对抗富有的西方国家。但是他知道他看不到全球革命的那一天的到来。

更多的法国人，缺乏马尔罗那种不懈的激情，也缺乏波伏娃的诗意情怀，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更理性。以法国政治家佩雷菲特为例，1960年8月，他从香港出发，对中国内地进行第一次探索，结果发现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简直同100年前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1971年，佩雷菲特再次带领一个考察团进入中国，这是“文革”5年来首次被准许进入中国的西方考察团。他们并不被信任，走到哪里都有陪伴。在闷热的夏天夜晚，街头吃饭的人群是他们能看到的普通中国人的代表，简单的米饭、烧白菜，同样的棉布服装，解放了的农民，崇拜着毛。但是佩雷菲特并没有被这些表象所困扰，他本来就对中国有深刻的兴趣，100年来许多传教士到中国的旅行记录他都读过，他和澳门的历史学家戴拉西主教也是好友，1966年的时候，这里还有100多位中国学生。他还找到了中国档案馆民国年间出版的一些著作，他既重视史料，也重视中国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看法，设身处地为中国人着想，不像许多西方学者用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的一切。这也是他的著作与众不同的原因。1973年，根据他获得的资料和他对中国的意见，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当中国觉醒了，世界为之颤抖》，取自于拿破仑的名言，这本书出版的正是时候，因为此时此刻，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正引发全世界的好奇，而人们的思想也成熟到不仅仅是对中国猎奇，而是产生真正的兴趣。这本书销售了200万册，引得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大大增加。之后他来中国18次，又写了《中国已经觉醒》等著作，成为法国的中国专家。

从革命到饮食男女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整个法国的通俗文化开始系统进入中国的机会，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开始进入中国，这次，他们不再是仅仅在中国参观革命，吸收浪漫，以及漫游这个古老的国度，而是把自己的经验输送到中国。

在法国的1968年5月风暴之后，实际上法国本身的文化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开始从古老的精英群落中走出，急速地自我化，业余爱好者参与的文化越来越多，这种参与既是文化，也是运动，最明显的是音乐，法国人的音乐感受力，甚至让本国的从业者都感到吃惊。400多个音乐厅演出频繁，几万专业音乐从业人员在各地忙碌。另一明显变化，就是时尚行业，创新的浪潮被大张旗鼓地宣传，并且被需要。

所以，法国的流行音乐和时尚首先进入中国并不离奇。1981年，法国的电子激光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来到中国，用他的一场彩色音乐会让所有人目眩神迷。雅尔是法国音乐家莫里斯·雅尔的儿子，他是电子音乐的先锋，他的第一张专辑《氧气》在1976年发行的时候，销量超过了1500万张，一直到现在，还是法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唱片，这也是他能在1981年代表法国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

尽管票价高达5元人民币一张，但是还是有15万观众在北京、上海两地观看了雅尔的演出，北京的演出在首都体育馆。现场的激光效果让多数人吃惊，随着音乐节奏和旋律的变化，光束会发生种种颤抖，然后变化出各种图案，这在1981年的中国，实在是了不得的享受。不过仅仅音乐本身也是截然不同的，有人写纪念文章，说感受难以描绘，但是可以用终身难忘来记录，后来很多人买了磁带，一直听到磁带坏掉。

现在还能从雅尔当时随队拍摄的纪录片上看到当时朴素的中国观众们吃惊的面容。来看雅尔演出的中国人大多穿着简单，很多人穿着军装，也有很多人穿着他们最好的礼服，但也就是中山装和普通的春秋装，这还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的服装色彩还是蓝、灰为主，穿着红夹克的雅尔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围观也并不奇怪。2004年，雅尔再来中国，这次是在午门外进行音乐表演，同样效果良好，可是这时候的中国观众，已经没有那么吃惊了。

另一个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的人物，是设计师皮尔·卡丹。据说皮尔·卡丹是在一幅中国丝绸挂毯上看到中国长城的面貌，进而迷恋上中国的，但实际上，商业的驱动力加上强大的对中国的想象，是他来中国的动力。他有句话现在还在流传，10亿中国人每个人买10粒扣子，就是100亿。1978年他首次来到中国，这也是皮尔·卡丹在法国的全盛年代，他在中国受到礼遇也是理所当然，1979和1980年，连续两届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时装博览会在中国举办，他自己开始都以为不可能，但是终于搞成了。当时的时装博览会上的模特展示还是内部售票制度，男女模特的同台表演还要遭受非议，甚至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后台被扯起白布，不允许男女同在一个空间更衣，结果引起了皮尔·卡丹的大怒，在他的坚持下，才把白布拿掉。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其实是皮尔·卡丹与中国合作开办的第一家中法合资餐厅。1983年9月26日，北京这家马克西姆开张的消息上了“新闻联播”，成为一件大事件。一个世纪前，法国的马克西姆还是家开在协和广场的小冰淇淋店，经历了漫长的改造后，终于成为法国知名的餐厅，以华丽的皮革装饰和棕红基调而闻名，不过到了1981年，它已经难以为继。也就是这一年，皮尔·卡丹用9位数的支票买下了它，对整个餐厅进行了吸尘与装修，但是没有改变其格局，营业额迅速翻番。为了让普通人也进入，他在旁边还开设了“美尼姆斯”餐厅，价格低廉，虽然等级不一，但是质量有保证，结果一年时间，这两家餐厅的鱼子酱就消耗了500公斤。

北京的餐厅实际上是“马克西姆”和“美尼姆斯”同时开放。开设在崇文门的一幢楼房中的餐厅完全和马克西姆的巴黎中心店装修一样，既有厚重的丝绒挂毯，也有漂亮的油画。当时餐厅的裸体人物画甚至还引起了风波，需要有关领导批准才能对外。400多个座位，并且有乐队佐餐，以在法国培训过的礼节接待客人。这样的餐厅，咖啡卖5元的价格也并不奇怪了。

要是吃顿饭，怎么都需要一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

这当然是多数中国人所无法消费的。可是皮尔·卡丹更看重的是文化影响力，他丝毫不觉得这是一场对中国餐饮业的挑衅。他的助手宋怀桂也是这种胆大而时尚的人物，事实上，两个人在中国制造了某种先锋的、豪华的俱乐部，并不仅仅是一家餐厅。开业之初，这里就引进了许多走台的模特，他们在这里先进行排练，之后再踏上西方舞台，而中国的摇滚乐也开始在这里出现。崔健在这里第一次演唱《一无所有》，他后来还娶了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

在摇滚乐走上地面之前，这里成为摇滚青年的舞台。当时这里的账单难以承受，但是宋怀桂经常在这里举办免费的派对，邀请了当时还不出名的崔健、何勇、艾静来这里跳舞唱歌。餐厅的地毯掀起来就是舞台，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宋还被崔健他们称呼为宋夫人，在她的帮助下，中国摇滚乐最早为外界所知道。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西餐厅和小酒吧在北京广泛出现才结束。

这里更是外国人来北京的必来所在，因为在这里，他们常常忘怀了自己是在哪里。而北京的文艺界也把这里当作有趣的所在。姜文的好几个生日都在这里度过；张国荣来北京，经常来窗边坐着喝酒；贝托鲁奇来北京拍摄《末代皇帝》，也泡在这里，还邀请宋怀桂在电影里面扮演了隆裕太后。很显然，这里充满了奇闻和欢乐，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俱乐部。1998年，马克西姆合约期满，交给中方经营，之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餐厅，在北京已经太多，不能够再独领风骚了。

从“解放军占领巴黎”到“佐罗”

1974年，在中法建交10年的时候，法国导演让·雅南导演了一部喜剧《解放军占领巴黎》，描写因为西方的经济危机，中国解放军占领了巴黎，法国总统逃亡美国，欧洲的劳动人民和解放军开始改造城市，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斗争资本家，排演红色歌舞剧卡门，呈现出一片积极进取的局面。

不过这部电影归根到底是喜剧，充满了法国人对中国的幻想，也有批判和解构。影片的后半部分，就描写解放军中的部分人因为糖衣炮弹而丧失警惕，最终离开巴黎的情形——这完全是两国在文化交流缺乏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奇特想象。

在大众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来到的时代，法国电影和他们的电影明星，率先进入了中国，成为与好莱坞文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象征。改革开放之后早期引进中国的电影，是有计划和政治含义的，最早是南斯拉夫的，然后是罗马尼亚的和日本的，最后是法国电影。

早先的时代，人们看电影的记忆是共性的，很多中国人觉得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法国电影进入的时代，中国的变革已经发生，人们的视野开始呈现多样性，法国电影代表了不同于美国电影的模式，让中国人看到不同的世界。最早人们看到的法国电影，是两部喜剧片：《佐罗》和《虎口脱险》。本来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喜剧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这两部电影长驱直入，中国的文化学者归因为法国戏剧演员的出色表演，还有哑剧非语言表达系统。

《虎口脱险》是法国演员德·菲尔斯在1966年的作品。这位非常有趣的喜剧演员与他的朋友们花费巨大，在法国多个地点取景拍摄，创造了1000多万的观影人次，直到1998年才被《泰坦尼克号》超过，而它在电视上播放的观众数，也每年创造1000万左右的纪录。1982年，在它诞生16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中国，很快风靡一时，里面的一首歌《鸳鸯茶》也成为街头巷尾的流行小调。

另一部电影《佐罗》其实是轻喜剧。在他的主角阿兰·德隆的演员生涯中，这部电影无疑不那么重要，因为阿兰·德隆是法国新老导演的宠儿，几乎与所有的重要导演合作过，这部描绘殖民地的奇情故事的影片，显然只能在他的作品里排上二三流的地位。但是没有人能想到，正是这部电影使他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英俊的外表和几个击剑的动作，让他成为与中国电影明星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偶像。以至于他1987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为了控制疯狂的人群，警察不得不封锁了街道。他去长城或者天安门，警察也要实行专门的保护措施。

2004年10月9日，法国电子激光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故宫午门广场为第二天在这里举行的音乐会排练

另一件事还是和马克西姆餐厅有关。1987年，是阿兰·德隆50岁的生日，他提出既然50岁，那餐厅就只放进来50个人。可是宋怀桂不听。她说中国人的习惯，是放进来多少人，主人就能活到多少岁，结果那晚的餐厅被挤爆了。

另外一个法国女明星也随着电影画报的普及而进入了中国。那就是苏菲·玛索。因为长相的清纯，她很快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情人，不少大学老师公开写文章赞美她，表示对她的迷恋。在法国采访中法建交50周年庆典活动法方代表马克·毕栋的时候，他说，之所以将苏菲请到中国参加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和刘欢一起唱歌，也是因为她是中国人记忆里最灿烂的法国女明星。

毕栋说：创造一个节目，很困难。因为需要双方文化的认同，也需要双方文化的理解。“有好的例子，比如说大型机械装置龙马，在中国就受到欢迎，中国也有很多当代的展览、雕塑和电影，在法国受到了欢迎。法国人喜欢看当代中国的东西，尤其是近10年来，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但是，仍然要找一个中国观众都认可的法国偶像，所以我们最后找到了苏菲·玛索。”

尽管她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并不多，但是不妨碍她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国女明星。而法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女明星，则是巩俐。1993年，由她和张国荣、张丰毅主演的《霸王别姬》在法国戛纳得奖，之后她的面孔就频繁出现在法国的杂志上，至今在法国的中餐厅吃饭，都可以看到巩俐的照片张贴在那里。

语言的交流，文化的回归

在巴黎的一幢老公寓里，我们拜访了汉学家汪德迈。走进房间，恍惚是进入了中国学者的书斋，各种陈设均为中国的工艺品，书籍多为汉语著作，包括汉字书写的对联，而他的慢悠悠的普通话，更让我们觉得是在和一位中国的老先生谈天。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法国学习中文的，老师是位中国华侨，名叫陈永生，是位学者。当时学习中文的人非常少，他那时候也是出于对古老中国的兴趣而学习的。这位老师“二战”结束后离开法国，临别把他介绍给另一位后来翻译过《红楼梦》的汉学家李志华。汪德迈的汉语起步学习就比较高。

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曹慧中

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机会来中国。他在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后，拿到了越南语的结业证书，于是带着对古老东方的兴趣，去了越南，在那里教授法语文学。但是他心里的渴望还是中国，在他看来，如同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一样，东亚的文明源头是中国。“现在很多人了解东亚都是日本，事实上，这个文明的传递次序是先中国后日本，就像希腊和罗马，不能混淆。”

但是在不能进入中国的时候，只能去日本。在越南教授法语合同期满的时候，他立刻去了日本继续中国研究，后来又去香港，饶宗颐和法国教授戴明伟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他有机会从甲骨文开始学习，在中法建交后，他立刻找到了去中国学习和教书的机会，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外滩的和平饭店。“看刚到中国的法国记者写的报道，说他晚上要上街，可是被人劝阻，可是我上街没人管我啊。我发现，仅仅凭借新闻报道去了解中国太不够了。”他是天生对中国有好感，即使是“文革”时紧张的状态也没有让他退却。

当时他被分配到西安外国语学校。“太幸运了，因为西北大学的图书馆非常好。”在古老的城市里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发生了兴趣，包括之后在巴黎和日本的继续学习，中国的法律制度一直是他研究的重点。一直到现在，他都觉得，中国的政治文明有自己的特点，未必需要被西方同化。

这些年来，他思考的问题一直是：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

“不过很可惜，中国对法国的影响，很多是通过通俗文化去影响，比如戏曲、电影，而不是从思想去影响。孔子那么重视文化，现在的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很多只是在经济，这非常可惜。”他觉得，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应该模仿英语文化，只是进行语言教学，或者用利益去吸引人，而应该用文学，用感人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文化，觉得中国的哲学都是文学色彩的表达。“那么就该继续发挥这个优势，像孔子的书、庄子的书，都是优美的文学语言，都应该重新翻译。中法交流，首先应该是文化交流，不该仅仅是经济交流。”

在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汉”展览上展出的中国古代文物

老先生告诉我们，1944年，那时候全法国只有13个人学习中文，现在呢，全法国有5万多人在学习中文。

去到法国才知道，现在法国不少中学生就开始选修汉语，目的是来中国发展。我们见到了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的荣誉会长白乐桑先生。他告诉我们，最早的法国汉学协会是1981年成立的，当时做汉学研究，后来法国逐渐在基础教育领域创建正规的汉语教学课程，而教授汉语的正式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经过相关的师资认证会考就可以担任，还设立了汉语教学的总督学，这是其他国家还没有的。

事实上，法国的汉语教学在中法建交前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大巴黎的郊区有一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1963年的下半年，戴高乐跟法国公使说，到时候和中国建交，法国人应该学习汉语，中国人当然也应该学法语。“后半句是玩笑，但是也可以看出戴高乐对两国文化交流的热情。”

在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汉”展览上展出的中国古代文物

中法建交后，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其实是教育方面互派留学生。白乐桑说：“我觉得除了外交这个层面，互派留学生就是重大措施。1月底建交，9月份就互派了留学生，20个中文专业的法国留学生到中国去。这20个当中还有一个是当过我的老师。第二批由于“文革”爆发，1966年3月份就返回法国了。其中一位翻译过《水浒传》的，非常有原文韵味，很快在法国出版了。”

在那个年代，白乐桑的汉语学习也近乎偶然：“我是1969年底开始主修汉语，在巴黎大学。当时主修汉语的就业价值为零，几乎没有机会。当时两国没有文化交流，没有旅游业，也很少有教书为生的。我经常说我是在学习月亮的语言，就是不能去的地方的语言。到了1973年，我正准备放弃中文，因为这个中文学习证书的学位没有任何价值，结果1973年5月15号，改变我命运的那天到来了。”

“我在学校，可能是经过秘书处，有谁告诉我，中国和法国恢复文化交流。我问，文化交流是什么？字面意思我知道，但是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不知道。他们说，当然是互派留学生啊。从来没想到。第三天我就跑到外交部拿表格，我记得他们让我们写上所谓的研究计划，我们哪儿有研究计划？直到9月份，我被通知到外交部开会，第一次看到我的同学，一共30个。当时中国优待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给了很多名额。11月18日，我们从法国出发，22个小时才到中国。在中国留学两年。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这10年来，学习中国语言的法国人越来越多，2004年后有了明显的起飞。“我现在每天在巴黎坐地铁、坐公交，按频率来讲，每天能听到好几次中文。每天五六次，是近几年的事情，现在越来越明显，是中国人对话，也有法国人和中国人用汉语对话，很多的是学生。可是，70年代的时候，学习汉语能听到的中文对话，几乎是零，一年都没有几次。听到有中文对话，这个最能衡量学习汉语的人数的多寡。”

最近汉语学习的胜利，是科西嘉岛也设立了汉语教学点。“当地的保护势力很强。他们有一个办公厅主任，希望科西嘉人多开开眼界，不要过于封闭。我看到办公厅主任支持，就马上找教师。仍然有些地方势力阻挠，但是最后还是办下来了。”

“我制定了一个‘汉字门槛’，也就是制定了400个字，一个一个挑选，作为最初级的汉字目标，这个在法国很受欢迎。很多学生复印了这400个字，躺在房间里，每天晚上观看这400个字，把已学过的字涂黄。然后等到400个字都涂黄，就会有成就感。”这个“汉字门槛”是在教育部公布了。“我觉得汉语教学和中国学习西方语言是相反的体系，这个就需要这种记忆方式。”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

中国在法国的形象，正在越来越深入，我们去法国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这里正在展出的“汉”，似乎就能说明这点。这个展览作为中方建交50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这里的研究员曹慧中告诉我们，吉美的收藏，最早来自于上世纪法国收藏家的东方收藏，包括从吴哥窟运回来的大量雕塑，也包括日本的莳绘漆器，还包括早年从西藏运回来的唐卡，之后又从卢浮宫的东方收藏中获得了大量藏品，但是多年以来，很少有收藏能做到2014年的“汉”这么辉煌。巴黎的博物馆众多，要想获得广泛的注意，并不容易，但是“汉”开幕的那天，就来了100多家媒体，也让曹慧中很是高兴。

其实展览在吉美举办比较偶然。最初中国的文物交流部门希望放在更大的博物馆，比如大王宫，可是法国许多场馆安排紧密，至少要提前几年预约，结果吉美博物馆的馆长正好听到了这个消息，在没有文物清单的情况下，决定可以放在吉美举办。

“我们寻找展览品来法国，很多珍贵的文物都对我们开了绿灯。1973年，中国文物第一次来法国展览，里面有几匹甘肃出土的马的雕像，这次我们又借来一些，最让人惊奇的是，很多上次看过展览的观众这次又看到了，他们在那里议论，我们得意死了。”

中国汉代的考古挖掘很多，但是许多珍贵文物不能出国，这次对吉美有所破例。比如徐州汉墓和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徐州汉墓出土的大壶，三个中拿去了两个。

还有许多以往边疆地区的文物，也被借来展览。“我们理解的汉，更广阔，所以把边疆地区的很多文物也集中在这里展出，比如古滇国的文物，还有三星堆的文物，战国的中山王陵墓，长沙的马王堆就更不用说了，最后这里集中了153组、300多件文物。国家一级文物占了45%左右，大大超过了以往的20%的标准，太让人喜出望外了。”

因为文物珍贵，所以运输来的检查也很精心。“很多一开箱看到震动得松开了，都是立刻找到最好的专家来修复。丝绸制品特别担心，因为这种文物太脆弱了。”中国最好的汉文物收藏的博物馆，他们几乎都搜罗了一遍，唯一的遗憾，是画像砖出于运输重量问题，最后舍弃了。再就是按照文物规定，有些不能短期内重复出国的文物没有拿来，比如河北定县出土的西王母玉瓶，西汉的一些帛画等。“但是已经够满足了，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几乎把关于汉的整体文物类型都展览出来了。”

大厅的进口，是汉阳陵的女俑雕像，展示的是汉朝人的坐姿。他们的展览观念，是展现汉作为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的各种文物，他们觉得其实并不弱于西方文明源头——罗马帝国的文物遗存。汉代的各种文物一一陈设开来，包括纸张、酒、食物、弩机、刀剪和漆器，还有一双美丽的漆筷，也包括笔墨纸砚。许多法国人完全是被这里的展览迷住了，巴黎人本来就喜欢看展览，看到我们几个中国人的面孔，立刻冲上来询问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这也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心生喜悦。

最近10年，两国的文化理解逐渐回归常态，不再是古怪的幻想，惊奇的撞击和一见钟情的喜悦，而是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多元。这是马尔罗无法想象的局面，也许谢阁兰会满意，北京，他的城市，正逐渐成为普通法国人越来越熟悉的城市。

尽管这城市也许不太理想，正好翻开法国作家文森特·海因的中国日记《云之冬》，里面提到的北京某种常见的东西，让人发出了会心的笑：北京的颜色，土黄色；气味，煤烟味；味道，茶的味道；表达方式，没关系；一种常见的职业，保安；优点，热情好客；动物，蛐蛐；小说，《四世同堂》。这些与我们相去不远的发现，证明着两个国家的文化障碍越来越少，我们拥有同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实习生祝童对本文有所帮助。参考书籍：《马尔罗与中国》、《波伏娃回忆录》、《波伏娃，激荡的一生》、《谢阁兰与中国百年》、《法国文化史》） 中法上海展览法国文化中国法国中法建交名人马克西姆炎黄文化文化交流文化